传奇女子——林徽因

柳已青

    ①林徽因（1904年～1955年），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才华横溢，光彩照人。林徽因写过诗、小说、散文、剧本等，还为一些刊物画过封面，但她致力于建筑事业，作为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激起我们永恒的钦佩。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林徽因以一个文化精英与热情大方的沙龙女主人的凝聚力，聚集起同样富有才情与热情的学者和作家。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梁思成，金岳霖，徐志摩……

    ②为林徽因作传的人不少，她太吸引人了，尽管我们不是梁思成，也不是金岳霖，更不是徐志摩，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喜欢她、欣赏她、深爱她，不能减少一丝一毫对她的爱慕。的确，林是20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有那么多文化名人为她倾倒，使她身上多了一些传奇色彩。如果褪去这些传奇的成分，也不失为中国女性的偶像。

    ③林徽因的生命，不论是波澜起伏，还是风和日丽，她不是伟大和崇高的符号，不是降到人间的仙女，也不是供后人崇拜和议论的偶像，她是一个女人，一个追求着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幸的是，一提及林徽因，总是把她和别人捆绑在一起。《林徽因》的价值，在于廓清了浮荡在主人公身上的尘埃，将她的真实面目彰显出来，在历史背景中将林徽因凸显出来，同时还生动地勾勒出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高雅的志趣品格、多彩的生活经历，从而折射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精神。

    ④我们不妨看看林徽因走过的路。少女时代的林徽因曾随父亲到了欧洲，她芳华绝代，才华横溢，她像一弯新月，而周围是一群文化名人围绕着她。“当女人成了母亲，花便成了树。”作为母亲的林徽因娴静温柔，端庄慈爱，以多病之身操持着一个大家庭的事务。走出沙龙的林徽因，踩泥泞，乘驴车，和梁思成一起辗转各地，为古建筑测绘，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中国古建筑，为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奔波，此时她是一位执著的艺术家。在抗战8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林徽因一家颠沛流离，从云南到四川，困居在偏远的李庄。他们贫病交加，靠典当度日，却坚毅地开始了撰写《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巨大工程。1945年美国专家给她检查身体，说她不会活过五年了，她能够支撑下来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可是她又活了10年，支撑她的其实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激情、是一种灵魂在飞扬。

    ⑤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张爱玲，我觉得林徽因可爱得多。不论是生命的境界，还是生活的足迹，林徽因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为人妇，为人母，为人友，她的才华和境界，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完美的。如果说没有林徽因家的沙龙的培育，中国的现代文学星系中璀璨群星的光芒将暗淡几分。如果没有林徽因的辅助，梁思成很难完成《中国建筑史》。张清平用林徽因和梁思成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们的结合：梁思成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美丽的栏杆。他们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林徽因和梁思成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夫妻楷模，另一对我认为是傅雷和他的夫人。相比较，张爱玲尽管有才气，但她终是一个异数，带着一种偏执、阴冷之气，连爱情、生活都有一种决绝，而林徽因始终有一种光辉，温暖人心。

    ⑥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对林徽因来说只是一个称谓，或者后人对她的某一方面才华敬佩，但很难道出林徽因的精神境界。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让人敬慕的，不仅是她的美貌与才华，更是她外柔内韧顽强不屈的精神和爱能爱到至深至纯、诚又诚到如痴如醉的人生境界。张清平这样评价林徽因：“她的生命中有病痛，但没有阴暗；有贫困，但没有卑微；有悲怆，但没有鄙俗。”

真率自然的画笔人生

徐   锐

    1898年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崇德县。丰子恺9岁在云芝私塾求学的时候，按《芥子园画谱》勾描人物，被塾师发现，塾师遂令他画一幅孔子像以供同学朝夕礼拜，从此，丰子恺便有了“小画家”的名声。1914年秋，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期间，在李叔同的指点与鼓励下，丰子恺一方面努力写生，一方面观摩西洋名画，学习绘画理论，画艺进步很快；而时任国文老师的夏丏尊则教导严厉，要求习作“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对丰子恺影响很大。

    1919年丰子恺赴日学习绘画。留学期间，他与著名画家竹久梦二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竹久梦二那里，他得到了更多漫画的灵感，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和自己对个体生命与艺术的感受融会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漫画风格。

    回国后，迫于生计的丰子恺在春晖中学授课讲学，并开始了漫画创作。好友朱自清把其中一幅拿去，刊登在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上。此后，丰子恺在《文学周刊》上多次发表作品，并冠以“漫画”的标题，于是中国才开始有了“漫画”这个名称。

    丰子恺尤其喜欢画儿童漫画。丰子恺认为，儿童是最能保全人的本性的，他们彻底的真实，纯洁而不虚饰。他的儿童画往往从日常生活中捕捉童趣，显示出一个漫画家对童心的珍视和呵护。

    丰子恺也是一位大胆创新的艺术家。他的作品题的是古诗词句，画的却往往是现代的人物，他称之为“古诗新画”。“古诗新画”是对传统山水画的创新，意在捕捉现代生活中的古诗意趣，其“取材少而精，立意深而长”的创作原则使之具有鲜明的写意性。

    为祝贺弘一法师50岁生日，丰子恺与法师合作，创作了《护生画集》。丰子恺作画，精通佛法的弘一法师撰文，珠联璧合。这套画集不仅融入了师恩和情谊，也融入了丰子恺一生所倡导的“和平、仁爱、悲悯”。丰子恺从小就受到祖父母不杀生的影响，认为杀生是一件残忍的事，出于这种心情，他以画为径，劝人戒杀、放生。丰子恺强调，“护生”就是为了“护心”——这也是画护生画的真正目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丰子恺已近40岁。国难当头之际，丰子恺、叶浅予等漫画家以自己的方式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抗战队伍——“救亡漫画宣传队”，去当时的抗日中心城市武汉，用画笔作枪，展开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文化运动。1938年5月，漫画家们将大量的抗战题材作品运上了两架开往日本的飞机。两架飞机飞抵日本本土后进行投掷，各种反战宣传物品就像一枚枚真正的炸弹，深深震撼了那些有良知的日本人民的心，强烈地动摇了日军的后方阵地。丰子恺由此深感漫画抗战的力量，写下了《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一文，发出“最后的胜利已经在望了，全国漫画家齐冲锋”的号召。

    除了声名远播的漫画作品，丰子恺的散文也备受读者的关注和肯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他的以“闲适”为特征的随笔散文蔚为风行。丰子恺的首部散文《缘缘堂随笔集》里的文章写的多是些平凡生活中的琐事，表达出作者的人生哲学，读起来轻松自在，毫无牵强做作之感，却足以引人深思。他的散文带有淡淡的“禅味”，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丰子恺散文的禅味不仅是参禅顿悟，还有对人生、现实深切至诚的关怀。他始终关怀着人间苦难，戒惧罪恶，对生命充满爱惜，从不放弃用爱与美来拯救世道人心的努力。丰子恺以佛家的慈悲和他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关爱这个世界，他的文章始终充溢着一种人性的光辉。

    丰子恺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佛教徒，他始终以清醒的头脑关注社会人生，不屑于与那些自以为信佛就可免灾的人为伍，入佛道却不为佛道淹没。与其说丰子恺信佛，倒不如说是佛家给了他一种思维方法，为他营建了一个乱世中的心灵栖息地。

    热衷于现世又不被生活磨难所击垮，丰子恺颇有苏轼的随意与旷达，也有海明威那般的“硬汉”风度。丰子恺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但他创作与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不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选编自《传记文学》2012年第6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我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艺术文化，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

②听说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集》又将出版，而且听说那里面还收有好多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据丰一吟同志说，丰先生白天坐“牛棚”挨批斗，这些文章是丰先生在清晨灯光下悄悄地写出来的。丰先生本来是一位慈祥恺悌的君子，可是他这种韧性的战斗，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及，更不必拿那些随风而倒的小丈夫来对比了。（林放《丰子恺先生一事》）

冯其庸：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1924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儿时因战乱失学，于放羊种地之余不忘读书，“书读得很杂但却读了不少”。后来由中学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也是因为他有喜欢读书的习惯，以及在无锡读国专时听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的课。

    对冯其庸先生来说，读书就是生活。冯其庸表示：“这一辈子读书有个特点，就是白天都没机会读书。只有到了晚上关起门来，自己拼命地补课，总是要读到两三点才睡觉。”冯其庸的生活就是被一本本书摞起来的，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书架，读过的书中有着他的记忆。

    在众多研究和爱好中，冯其庸于红学用力最深。1954年，冯其庸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任教，从那时起，认真读起了《红楼梦》，这一读就再没有放下。在近50年的研究中，冯先生著有《解梦集》《梦边集》《漱石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30余种红学专著，从曹氏家族的谱系研究到《红楼梦》版本和脂砚斋评本的研究以及对《红楼梦》时代背景、艺术思想的研究，都自成体系，为后人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参照系，成就最大。

    “文革”期间，因曾多次被中宣部、作协借调写作理论文章，冯其庸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多次，多种版本的《红楼梦》也都被抄走。于是他悄悄托人借来一部庚辰本，“我白天挨批斗，深夜却秘密抄写庚辰本《石头记》，抄了将近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但却使我对《红楼梦》开始有了些理解，这就是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一点点基础。”后来，冯其庸在研究中发现了庚辰本照抄己卯本，在己卯本早已散失一半的遗憾下，庚辰本的珍贵价值得以被世人了解。

    总在读万卷书，总在行万里路。

    在众多的实地考察中，冯其庸先生十次进新疆的经历早已传为佳话。晚年的冯先生致力于西域学研究，数次踏访西部，并力主在国学院设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的视野。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王炳华回忆说，“1986年，先生第一次到新疆大学讲学，就去了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结果一发不可收”。20年间，他先后十赴新疆，涉瀚海，访楼兰，追寻玄奘西行东归的古道。

    1998年8月，年过古稀的冯其庸第二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为玄奘东归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2005年，冯其庸先生第三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为玄奘立东归碑记。谈起艰辛的高原沙漠之旅，冯其庸先生说：“对我来说，乐大于苦。有些苦，我根本没在意。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同行的年轻人有的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眼花气 喘，有些撑不住，我则基本如常，所以我戏称自己是‘高山族’．尤其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有收获，那种喜悦，不可名状，足以抵消一切辛苦！”

    也就在这一年，耄耋之年的冯其庸先生毅然擎起重振国学的大旗。并以走万里路的感念生发出“大国学”的理念。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81岁的冯其庸先生受邀出任新中国第一所国学院第一任院长。冯其庸先生对国学的定位既“新”且“大”，他认为国学是民族思想、精神、智慧、文化的总汇，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共同财富。先生尤重课程建设和师资聘请，并倡导将游学纳入教学体系。课程设定及授课教师的安排多是在他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在这期间，人民大学每月给他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而在离职三年之后，他悉数将其还给了国学院，为学生设立奖学金。他还把自己的一部分重要图书也捐扶给了国学院，希望学生认真研究国学，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现在国学院开设了明清小说的课程，红学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对于红学，他一直像保护眼睛一样珍视，而他在大家心中，也被视作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冯先生说：“红学的研究没有止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真正的学者永远是一个跋涉者，一个求索者，正像杜甫诗中所说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这也可以看作冯其庸先生的夫子自道。2011年，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冯其庸先生深情地描述着大漠之上的朗朗星空，“做学问一定要看到宇宙之大之久，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

    书破万卷，所涉浩瀚。冯其庸先生扬名于外，却很难用一个词语描述其身份。对于 “ 大师” 的称号，先生说：“要是将‘大师’理解为‘大学教师’，我倒很符合。”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为人宽厚，以“宽堂”为号可能就是表达这种人格上的追求。而这种人格力量反映到他的书画上，其宽厚的气局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人格精神。冯其庸还擅长书法和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所作书画为国内外所推重，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

（摘自百度百科）

②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 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

（摘自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马寅初：风雨人生一百年

    马寅初十几岁时，维新之风吹到家乡。他受维新思潮的影响渴望外出读书。1901年秋，20岁的马寅初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1906年秋，他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矿冶系学习，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改学经济学专业。

    当时，留美的中国学生获取学位的“窍门”是写论文时选择导师不熟悉的有关中国问题。马寅初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却把“纽约市财政”作为题目。他对纽约进行了详实的调查后，高质量地完成了论文，此文还被哥伦比亚大学选为教材。

    马寅初回国后，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30年代前期，他又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为了显示“礼贤下士”，蒋介石请马寅初担任立法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就是南京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

    面对千疮百孔的民族经济，马寅初一直在寻求救国良策。抗战初期，马寅初满怀救国激情在重庆参与整顿经济。然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马寅初见此怒不可遏，在立法院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此论一出，各界轰动。他还在演讲中直斥蒋介石：“有人说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只能说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家族亲戚，危害国家民族啊！”马寅初切身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认识到自己的强国理想不可能在这样黑暗的政权下实现。

    面对民族的灾难，马寅初开始关注共产党。1939年，他同周恩来、王若飞会面，听到他们对抗战形势和中国前途的介绍，让他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周恩来的一席谈话，改变了马寅初的人生轨迹。后来，他回忆说：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

    马寅初的言行，使蒋介石恼怒万分。1940年12月，马寅初被强令“外出考察”，实际上是先后被送往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的集中营关押。马寅初被捕引起了各界愤慨，共产党人也组织力量进行营救。1944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大溃败，在各界一片指责之声，蒋介石被迫恢复马寅初的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年近古稀的马寅初焕发了青春。1951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一上任就马上倡导北大教师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对中国建设的长远规划，他也进行了深入思考。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已有6亿人，增长率又达每年2.2%。马寅初忧心忡忡地认为这将会“影响工业化”，应当实行计划生育。他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写成提案。1957年，他把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后来，这篇提案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对于控制人口的主张，周恩来曾表示赞成。毛泽东开始也认为有可取之处。然而翌年，国内开始搞“大跃进”，人多是大好事等错误观念一度泛滥。在康生、陈伯达的煽动下，从1958年到1959年，全国各大报刊掀起了批判马寅初的风潮，《新人口论》被说成是“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好心的人劝他公开认个错，但马寅初坚定地说：“为了坚持真理，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文革”期间，周恩来起草的保护名单中包括马寅初，得到毛泽东批准，这使他免遭劫难。1972年，马寅初患直肠癌后，周恩来又亲自批准为他进行手术。

    1982年5月，马寅初安详长逝时，距他的百年诞辰只差一个月零十四天。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风风雨雨一百年。

（摘自徐焰《红色记忆：70位名人的故事》）

相关链接：①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康生、陈伯达积极主张把马寅初划为“右派”。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周恩来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摘自《马寅初力主计划生育遭批判》）②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摘自1982年《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丁西林：君子不器

    丁西林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出色的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8部独幕剧、9部多幕剧，其独幕剧的创作堪称典范。他出现在中国现代喜剧的肇始期，初试戏剧之笔，就表现出了一种艺术上的成熟，显出“凤毛麟角一般的可贵”。

    1914年负笈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1919年获理科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学教授兼任理预科主任。后多次被选为物理系主任，他极力延聘优秀人才，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成为一时之盛。他大力提倡实验工作，以树立理论与实验结合的优良学风。他讲授物理课，首倡采用中文编写讲义，并从事整理和订正物理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以利于国人吸收西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十年间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尊敬，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

    1927年丁西林出任设于上海的物理研究所所长。白手起家，经费很少，所需各种器材、设备和书刊均必须从国外购进。他毫无惧色，精心规划，刻苦经营，至抗战前，已建立一批实验室和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任所长期间，坚持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功绩斐然，深得中研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器重和所内人员的尊敬。

    丁西林自幼喜爱文艺，留英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名著。归国后业余从事戏剧创作，成为“五四”以来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作于1923年的处女作《一只马蜂》主旨在于批判守旧思想、宣扬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但和当时流行的注重作品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剧”不同的是，没有常见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容的敌我，而是以一种轻松、幽默、含蓄的风格表现主题，让人物在一连串的反话与谎话中表现自己，使剧情变得轻松活泼。丁西林对人物的态度也较温和，他用一种既嘲弄但又不乏爱护的态度描写每一个人，表现出一种温和轻松的幽默品格。

    作为常年从事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科学家，丁西林的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都不可能不为自然科学所要求的理性逻辑所渗透。而用这套思维去观察、思考、表现出来的生活，自然也具有一种别样的色彩。

    物理学对研究者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使丁西林在从事戏剧创作时形成了优越的“喜剧审美定势”。正是这种发现与挖掘能力，使丁西林像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从“找房子”“偷烟”“赔花瓶钱”这些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作为以严密逻辑推理为基本工作要素的科学家，他对逻辑关系的掌握是熟练的，而当作为一位戏剧作家，他便在作品中自如玩弄与破坏着生活中正常的承接与因果，从而使偶然性出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被自然化解，产生独特的喜剧效果。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喜剧的笑也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是“会心的微笑”。丁西林一般不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夸张，更不求助于外加的笑料。他的独幕喜剧大都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也没有大的矛盾，但能把握住剧中的喜剧性“种子”，形成核心情节。在剧情展开上，也是波澜起伏，妙趣横生，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他很重视喜剧的结尾艺术，每每在全剧矛盾冲突已经结束之后，又出人意料地添上一笔，进一步强化喜剧效果。他的语言，幽默俏皮，挥洒自如，毫无斧凿痕迹。

    建国后，丁西林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多种职务。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对于戏剧的创作与发展仍做出坚持不懈的探索，创作出多部话剧、舞剧、新编戏曲等。他的独幕喜剧久演不衰，北京人艺多次把他的《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搬上舞台。

    1974年4月4日，丁西林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他在独幕剧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为中国现代话剧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相关链接：①丁西林在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话剧史，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代表作大多是多幕剧，而他却执著于独幕剧创作的艺术实验。（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②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丁西林通常面对的是抽象宏观的物质世界、超越人类之上的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而培养了客观冷静的处世态度，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郑以然《行走在物理与戏剧之间》）

    温儒敏，他的青春时光，同自然灾害与各种运动正面相逢。年少的他千方百计地搜罗来《麦田里的守望者》《战争与和平》……享受着“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在一个果腹都困难重重的年月。

    正是在那个动荡的年月，大学时代的温儒敏嚼透了《第三帝国的灭亡》《二十四史》等书与艰深晦涩的政治经济学。

    温儒敏始终记得50年前的那堂现代汉语写作课。彼时，他还是人大语文系的新生。一个睡意阑珊的午后，众人耷拉着昏沉的脑袋，心不在焉地看老师将一篇文章抄在黑板上逐句剖析。温儒敏猛地凝神，发现那竟是自己的文章，一字一句地被批得体无完肤。那堂课上，他发誓要将文章写得最好，于是，突围回书丛，细细揣摩佳作。后来，果真成了班上第一个在《光明日报》署名发表文章的同学。

    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他一边在山东大学授课，一边指导北京大学的博士生。既要主持语文教育研究所工作，还要负责国家语文教材的编写。他拒绝应酬，不理一切嘈杂。遴选研究生时，他总要先问：每天上网能不超过一小时吗？能，再选我。

    镜春园82号，是温儒敏曾经的居所。小院离学生公寓不远，学生若想登门拜访，无须走“电话预约”之程序，直接叩响门环便是。年轻身影的频繁造访，他丝毫不觉得厌烦，倒常倾上香茗招待。师生围坐在东厢房，青砖屋顶上飘荡着热切的谈议。学生若是生着病来的，总能在这里吃到一碗热汤面。那时，温儒敏的月薪不过五六百元，除去日常开支并不宽裕。一碗面条，已是最好的招待。

    张颐武、戴锦华等年轻教师，才华横溢，发表的作品甚多。但在正统严肃的老前辈看来，过高的产量会影响学术质量，每逢职称提升必受阻。温儒敏如同老父亲替孩子求情般，挨个叩响评审委员的门：“这些孩子是作家型的学者，能活跃中文系的文气，咱们是得要厚重的底蕴，可也得有活跃的思维不是？郁达夫当年还被许多大人物视为下流堕落，但咱们依然能从他笔底咀嚼出人性真味呀！”

    温儒敏说，做学问是绕不过笨功夫的。每读到颇具启发的观点、字句，便要求自己尽数抄在卡片上，以备后用。机械的誊写，实在太容易厌烦。但他觉得，这是磨性子的过程。心性，就是靠笔尖一点点剔去了浮躁，磨砺得沉静。当年，温老为写一篇文章而抄写的卡片，竟有五百张之巨——叠摞起来，相当于五部英汉词典的厚度。它们所浓缩的，又该是多少文献？

    这份严苛，摆脱不了王瑶先生的影子。有一回师生讨论会，温儒敏谈自己关于左翼文学的思考，王先生突然岔开话题，“节外生枝”地问：《子夜》写于哪一年？温儒敏一时语塞，支支吾吾地说大约是30年代初。王先生一眼看穿了他的躲闪与犹豫，毫不留情地批评：“基本的史实是不可模糊的，这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 几乎没有一个细微的疏漏，能从王先生凌厉的目光中逃脱。从硕士到博士，温儒敏被这严厉的烟丝味熏了7年。

    他宁在枯燥中泅渡，也不满足于被浅易的讲解喂饱，永远警惕速成求知带来的“阅读”幻觉。在他看来，速成的潦草敷衍，足以轻易抹去求索过程的魅力。不亲自读过沈从文，只从后人的转述中草草记了几条生平事迹，将其“融写实、象征于一体，语言单纯而又厚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文章风格背得滚瓜烂熟，好像也懂很多，却永远不懂翠翠眼底那份澄澈的纯情，不懂湘西边陲繁密的虫声与银白的月色，无法在泥土味十足的描述中品悟世态人心。

    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后，温儒敏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即召开北京市中学骨干教师会议，助力基础教育。彼时的温儒敏，一没经费，二没立项，三没任务，全凭一腔回馈社会的诚意。十余年间，他主持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担任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总主编，还承担了教育部的“国培”计划，专门培训全国中小学语文骨干教师，至今已有20余万人从中获益。

    从课标的理论阐释，到教材编写的设计意图，从儿童文学的生态危机，到中小学教师如何备课……温儒敏博客中，几乎全部文章都为聚焦教育而作。

（摘编自2016年4月26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