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之痛

——悼念钱钟书先生

黄永玉

    钟书先生活了八十八岁。

    他生于一九一○年，大我十四岁。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①有了交往。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刚才，周扬②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么多菜，就我们三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罢？”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二十多年来，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锺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先生没有出门。

    八十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

    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市，派我去了一趟该城市，向市长征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槃”的寓意大幅国画，是不是合适？市长懂得凤凰火里再生的意思，表示欢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这幅作品。

    眼看代表团就要出发了。团长是王震老人。他关照我写一个简要的“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以便到时候派用场。我说这事情简单，回家就办。

    没想到一动手问题出来了，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这就严重了。

    三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可真是有点茶饭不进的意思。晚上，忽然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救星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

    “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师傅下山。‘凤凰涅槃’我查遍问遍北京城，原以为容易的事，这一趟难倒了我，一点根据也查不出……”

    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我马上找到了。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有一回，不知道怎么说到一位也写理论文章的杂文家：

    “……他骂从文，也骂我，以前捧周扬，后来对周扬又不怎么样。看起来，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了，他们才有新材料好骂，我们不为他设想，以后他怎么过日子……”

    跟钱先生的交往不多，我珍惜这些点滴。他的逝世我想得开，再高级、再高级的人物总是要死的，不过，我以为钱先生这位人物真不平常，读那么多书都记得住，作了大发挥，认认真真地不虚度时光地劳作，像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祖国的文化像森林，钱先生是林中巨树。人要懂得爱护森林，它能清鲜空气，调节水土。摧残森林，图一时之快的教训太严峻了。我写了首诗悼念钱先生，并问候季康夫人。

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夜于香港山之半居

（选自《比我老的老头》，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有删改）

【注】①季康夫人：即钱钟书的妻子杨绛。②周扬：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他的学生钱理群说：“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就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他的学生张鸣说。

    但老人的隐居生活却似乎自得其乐。一次，张鸣去拜访他，请教学问。两人正高谈阔论，忽然屋里响起一阵响亮的鸡叫，随后锣鼓声大响。张鸣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林庚见了，在一旁得意地拍起手，哈哈大笑。原来那是儿孙们送给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一件玩具，只要说话声音过大，就会自动发出声响。这是林庚十分喜爱的玩具。林庚还酷爱放风筝，常到学校围墙外空地放风筝。他在床头挂了一只花蝴蝶的风筝，这只花蝴蝶一直陪他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纯真、率真、赤诚，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而这是做一个大师最大的特点。”钱理群说。

    这位九旬老人脸上孩子般的笑容，让为他制作遗像的照相馆师傅感到惊讶：“这么精神的老人，从来没见到过。”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

    在他那间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

    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北大毕业生余杰曾撰文回忆读书时他与林庚的一次接触。林庚站在料峭的寒风中迎接他，主动与他握手，说话总带着“歉意的微笑”，告别时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仍“站在门外望着”。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卑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相关链接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等职。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北大国学院院长。

加夫列尔•马尔克斯：百年，并不孤独

张爽

    作品比作者本人闻名的例子挺多，《百年孤独》的作者加夫列尔•马尔克斯就是其中一个。巨作《百年孤独》这部小说自1967年问世以来，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影响遍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马尔克斯在获诺贝尔奖演说——《拉丁美洲的孤独》中的表白提出 “以真正繁荣的理想，来改变貌似繁荣的现实”。可见他跟福克纳一样，对未来都是乐观主义者。这样的人应该越来越多。在马尔克斯所臆想的那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甚至“命中注定处于一百年孤独的世家终将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马尔克斯不仅因其丰富的文学创作在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还以其深刻独到的文学创作观和美学追求著称于世。马尔克斯的创作立足于拉美大地，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鞭挞各种各样的邪恶势力，同情弱小，反对强暴，表达人民对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的渴望，揭示重要的社会问题，暴露形形色色的社会流弊等，从不同的方面反映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展示当代拉美的社会面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时代的代表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人们提起加夫列尔•马尔克斯的小说，便自然联想到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马尔克斯的小说创作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是因马尔克斯的小说而闻名于世的。《百年孤独》无疑是二十世纪留给后世的一尊金鼎，它的保守保证了它的沉积与留传。

    他打破的不仅是个人的孤独、他的祖国哥伦比亚的孤独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孤独，还有世界的孤独。人类集体的孤独感，造就出勇于反抗孤独的作家——他们在孤独的挤压下，成为一股与孤独敌对（而不是妥协）的势力。

    “孤独”思想一直贯穿于马尔克斯的整个创作过程中，他用自己的文字刻画了人类心灵中最深刻、最本质的“孤独”。马尔克斯不止一次地向人们指出“孤独”的症结——用他人的模式来解释我们的生活现实，只能使我们显得更加陌生，只能使我们越发感到孤独。

    从某种意义上讲，“孤独”思想的原因是马尔克斯的创作理念在于向读者揭示二十世纪上半叶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所处的封闭、落后、腐败和独裁的社会氛围。

    与其说马尔克斯是一位因孤独而出名的作家，莫如说他是因谴责孤独而出名的。马尔克斯在努力地提醒人类，孤独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现实，一种每一分钟都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实验。无知会造成孤独，自私会造成孤独，竞争与比较同样会造成孤独，而贫穷更是一种孤独，是孤独中最刻骨铭心的一种——甚至可能使一个落后的民族沉沦或枯萎。孤独是文明真正的敌人，不管它是来自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但孤独究竟为何物，仅靠马尔克斯一人，无法解释清楚。马尔克斯的意义在于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关注自身的命运以及别人（哪怕发生在另一个国度、地区或另一半地球）的命运。

    马尔克斯所谓孤独，主要是建立在贫穷的基础上的。其实，物质上有限的孤独，导致的是精神上无限的孤独——孤独这个概念比马尔克斯所理解的还要广大。

    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并任法国西班牙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同年，哥伦比亚发生地震，他回到祖国。1985年，《霍乱时期的爱情》发表，被加夫列尔•马尔克斯称为“一个老式的幸福的爱情故事”。1986年，他的报告文学《里丁智利历险记》第一版被智利政府在圣地亚哥公开销毁，不过这一事件保证了它后来几版的畅销。小说描述一个流亡国外的著名电影导演，秘密地回到他的祖国智利，拍摄一部皮诺切特政府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纪录片的经历。

2014年4月17日，这位以孤独闻名于世的老人，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岁。

（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一代史学大家朱希祖的痛与梦

    朱希祖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五四”前后的北大，“卯字号”的诸位名教授，可谓北大的台柱子。所谓”卯字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两只”大兔子”是陈独秀和朱希祖。四只”小兔子”分别是胡适、刘半农、刘文典以及林公铎。其实，陈独秀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还有一只”老兔”蔡元培。

    “中兔”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小兔”胡适。胡适初进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对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谈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叫好声一片，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朱希祖，而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当然，朱希祖这番话是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的。但另一位章门弟子黄侃就不同了，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黄侃公开讽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下部没有了。”引得学生大笑不止。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了中册，下册果然无疾而终。但这个小插曲，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

    对于学者来说，爱书、读书、购书、藏书、著书，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不与人物接，不为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可谓朱希祖为书而奔走一生的写照。

    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朱希祖那一代学人的头上。藏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几经颠沛流离，在飘摇的旅途不知何处可安身。自从1935年开始，朱希祖为他的藏书免遭兵燹而忧心奔走，寻觅安稳的、理想的藏书之所。从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一文可知朱希祖为藏书东奔西走的情形：”9月16日开始运书至徽州，暂存徽州师范学校。19日，先生返回南京处理事务，途中遭遇轰炸。20日，连夜抵宣城，督运书籍。10月2日，运书完毕，先生返回徽州。时上海战事，日趋危急，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决计迁屯溪，并由水路运书前往，存三门呈洪宅。后，先生又觉不妥，乃于18日至隆阜，与学生戴伯瑚商议，最后决定将书藏于戴震藏书楼，托戴伯瑚保管。”从朱元曙的记录来看，我们仿佛看到朱希祖先生冒着敌寇的飞机轰炸，风尘仆仆地穿行于皖南山区，忧心如焚地看护在路上的书籍，多次转移，直到认为绝对安全为止。

    1934年8月13日，朱希祖看报纸得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在陆军省被刺死，他在日记中写道：”永田为稳健派中心人物，激进派恨之入骨，故有是难。日本军人不服从命令，不守法纪，亦为中日将来之大祸，而吾国华北风云恐又将为彼激进派所掀动矣。”后来局势的发展，正如朱希祖日记中的预料。

    正是在中日战争的阴云下，朱希祖朱偰父子，开始对南京六朝陵墓进行调查。为何要调查六朝古墓？”杜外人之觊觎，扬先哲之耿光”。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六朝遗迹、石刻等，却湮没在荒草之中，无人问津。”爱国之情”加上”亡国之痛”，促使朱希祖、朱偰父子挑起调查六朝古墓的大梁。

    抗战爆发，避地巴山，客居重庆，这是朱希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日寇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严重危及学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940年5月28日，朱希祖日记六：”上午8时至国史馆筹备会办公，9时半回考选委员会，半途有空袭警报，10时半放紧急警报。敌机九十八架，分三次来袭，北碚、池溪口轰炸最烈，复旦大学在北碚，其教务长孙寒冰死焉，平民死伤二百余人……”这样的日子，是抗战时期客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

    1944年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一代史学家朱希祖遽归道山，”及身未见中原定”，他没有支撑到山河重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朱希祖的丧事“极一时之哀荣”。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各界赠送挽联三百余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余人，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实属罕见。国民政府颁发《褒扬朱逖先先生令》，赞其”生平专研历史，旁搜远绍，考证精勤。著述流传，成就甚伟。

（节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生于晚清，留学日本。作为历史学家，朱希祖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制定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②“九一八”事变后，尝恨民族败类在东北、华北、南京组织伪政权，又愤于日寇沿袭金人封张邦昌、刘豫故技，因而勾稽两宋史料，撰《伪楚录辑补》六卷、《伪齐录校补》四卷、《伪齐国志长编》十六卷，揭发敌人奸谋，揭汉奸秽迹，以昭国人，以明学以致用之旨。

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冯骥才今年74了。他说：“是不是人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都特别想着明白自己？”

    问他到底看明白没有呢？他回答说，看明白了。几十年里，他一直在各个领域来回穿梭，刻意或随性。到了这时，他终于觉得，这样的自己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

    采访他时，他说起什么来都高兴，惟独讲起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和村落来，表情就变得格外严肃。

    “我想我的岁数大了，我更希望年轻人接着做下去。”他对我们这些在座的年轻人说。

    1994年、1995年前后，冯骥才在大众心目中还是一个传统的作家、艺术家。那段时间，他写出了一批“俗世奇人”的故事，共18篇，都是天津卫的奇人奇事。也是在那时，天津这座他常年居住的城市面临一场旧城改造的风波。为了“抢救”这座600年老城的文化遗产，他邀请了诸多专家进行文化栗风乖地毯式考察，编成《旧城遣韵》一书，还建议副市长建一座城市文化博物馆。

    法国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曾提出“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口号，在全法国做了一次文化普查。冯骥才觉得，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需要这么一种全面考察。他当时也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大到村落，小到荷包”。他还在两会上提议说，中国也应豫欧洲那样有自己的文化遗产日。后来提案通过，国务院确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

    2003年，61岁的冯骥才受法国文化基金会之邀去了一趟巴黎，在那里住了两个月，研究了法国大量的文化资料。回国后，就开始着手做田野调查工作。

    从木板年画、唐卡到口头文学、文化传承人名录，冯骥才和他的团队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抢救”工程。民间艺术文化的分类、使用方式、工具材料、制作方法、传承谱系等都以文字、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并梳理清楚。冯骥才把这叫做“模家底”。十多年过去，“国家级的‘非遗’是1372项。”冯骥才脱口而出。

    但他担心的是，日韩等其他画家“非遗”虽然相对少，每一项却有学者回队支持，而中国80%的“非遗”项目都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丢失了就丢失了，丢失了也不知道”。因此他希望中国的知识界能“到田野里去”。

    时隔十年，2013年，71岁的冯骥才又去了一次巴黎，给法国人作了一场演讲，回顾这十年来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的工作。但这却并没成为一个收束性的成果展示会，反而又成了一个起点。他游览了欧洲几国的乡村，惊讶地发现那里“像童话一样”。“牛在山上吃草，篱笆上编着花，人过着如诗如画的生活，几百年来没有变化。”而中国的村庄，不少已濒临瓦解和空心。

    从欧洲回来，冯骥才又发起了传统村落认定保护的工作，他认为，“世世代代居住的乡村承栽着民族精神文化的DNA”。从去年开始，他和他的团队对传统村落进行全面调查，希望能先尽快建立出档棠来。似乎，他又要忙上若干年了。

    坐在研究院敞亮的会客厅里，聊起小说来，冯骥才依然是滔滔不绝，“我现在写东西的感觉一丁点儿都没有丢。”去年，《收获》出版社交代他续写《俗世奇人》18篇，他一下子写超到21篇，只好把3篇“收回”。

    冯骥才说他收集的本地奇人素材足足有一百来个，在脑袋里“闹腾”，他还说起自己最近有灵感一现，想写一个“会吃鱼”的美食家。 “不定哪天，想写的话，半天就写出来了。”

    但问题是即使“半天”也不是个容易事。《俗世奇人》的前18篇和后l8篇之间隔的20年，正是他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遗产保护的20年。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铒作时间越来越少。他已远离作家的光环，出现在媒体乖公众面前谈论的也都是古村落保护。

    然而当了许多年的作家，冯骥才不能完全放下。他有一个“苦恼”，就是“做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无法拥有小说家的纯虚构式的思维。写小说“有段时间一定要活在虚构里”，但他已经无法获得一个完全离开现实的纯虚构环境。比如几天前河北定州的一位82岁老传承人告诉他说，当地的一个民间戏快要灭绝了。“他一呼叫，我就得从虚构的世界里出来。”《俗世奇人》这样的故事很短也好写，每篇大约2000字左右，冯骥才称它为“超短篇”。

    “只能写这样超短篇的小说了。想写的太多，不知有没有时间。”冯骥才说，却是一副释然的样子。“我随缘，看上帝给我多少时间。”

（选自2016年1月22日《北京晚报》，有删改）

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

金庸

    金庸，学名查良镛。后来写小说，把“镛”字拆开，笔名“金庸”。我国香港著名报人、武侠小说家。金庸出生在以海潮出名的浙江海宁，祖父是光绪时进士，父亲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受过西洋教育。先天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书香中度过了童年时代，从而也培养了他终生爱读书的良好习惯。

    他头上戴有报业巨子、武侠小说大师、社会活动家等桂冠。鲜花和掌声把他送上了“金庸神话”的巔峰。在这诸多炫目光环的背后，他终其一生，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文人。他的小说、政论，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

    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既有香港社会高度商业化、市民化、娱乐化、通俗文学的特征，又包含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人情凤俗，具有较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文化品位。金庸小说，卷舒历史风云，感慨苍茫人生，其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基于他本人早年乱世经历的体验思考和政论家的人生感慨，又反映了世间的人生真实，充满人道关怀。他通过系列栩栩如生的侠义人物，洞察人性的幽微变化曲折，刻画人性的复杂丰富，揭示了中国传统儒家的精神价值和政治理想。不同的人看他的小说有着各不相同的视角，侠义、情爱、历史、政治等。但最终他们都能在千百个不同类型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中，读出中国文人追求真善美的传统美德、安身立命的人生哲理、浓厚强烈的家国情结、深入骨髓的人文情怀、启迪后人的历史智慧。这是他在浓郁商业化氛围中写作的武侠小说风行不衰的根本原因。

    武侠小说不是金庸的全部。《明报》和他的社评，在他生命中无疑占据更重要地位。那是他一生的事业。仅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在金庸的黄金岁月，他两手写文章。白天在渣甸山书房写小说，擒扬千古侠风；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褒贬现实政治。写武侠小说，最初只是出于商业动机，为了招徕读者，扩大报纸销路。后来报纸打开局面后，他就把兴趣集中到写社评上，评论国家大事，剖析世界风云。金庸的社评，秉承中国近代王绍、梁启超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以他锐利的“新闻眼”，谈史论政，纵横捭阖，深具见地，独步文林，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气节和远见卓识，实现了“文章报国”的初衷，为海内外识者称颂，开启了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时代。

    办了一辈子报纸，写了17年小说，年过花甲的金庸，又倾注极大的热情，参与全国政治，为香港推行“一国两制”构想尽心尽力，贡献自己的政治智慧。在此期间，金庸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实现中华民族和平统一而忙碌奔走。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而且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1981年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1984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1993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其后发表之谈话记录，无不流露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生和民族命运之情操。

    金庸是个色彩斑斓、具有多重性格的人。他身处文学、新闻、政治三大江湖，应付自如。他生在商业时代，身处商业社会，作为一个世俗中人，他属于红尘，不属于天国，无法超越尘世的网罗，无所逸于对功利和金钱的追求，使自己成为商业社会成功的报人、作家和企业家。但从更深层面看，他又出生在一个士族家庭，从小在儒家经典熏陶下成长，从遗传密码和士族的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儒家尊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情怀。他一生博览，坐拥书城，学贯中西。他对中国传统的儒学、佛学甚至琴棋书画，都有相当精深的造诣，具有浓厚的文人情结。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综观金庸先生其人其文其行及其作品折射的精神世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生命底色包裹的还是一颗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