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演员生涯

梁晓声

    父亲去世已经十二年了。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谁见了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大概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2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卖菜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①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依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地，他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这些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一些个“群众”、一些个中国人。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和我一块儿睡在办公室。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听见黑暗之中父亲叹了口气，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两千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不关心？”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父亲东找西找。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他自言自语：“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要发急吗？”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父亲还在朝鲜选景于中国的一个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那位朝鲜导演对父亲表示了很大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地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吗？”

    父亲参演过的电影，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父亲所“演”，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

    在我写这篇文字之间，又有人打来了电话—— 

    “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啊！”

    “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对不起……”

    ②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对方的歉意。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父亲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

    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改）

鞋

刘庆邦

    有个姑娘叫守明，十八岁那年就定了亲。定亲的彩礼送来了，是几块做衣服的布料。

媒人一走，母亲眼睛弯弯的，说：“给，你婆家给你的东西。”

    “谁要他的东西，我不要!”

    “不要好呀，我留着给你妹妹作嫁妆。”

    妹妹跟过来，要看看是什么好东西。守明像是捍卫什么似的，坚决不让妹妹看，她把包被放进箱子，啪嗒就锁上了。

    家里只有自己时，守明才关了门，把彩礼包儿拿出来。她把那块石榴红的方巾顶在头上，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她的脸红通通的，很像刚下花轿的新娘子。想到新娘子，不知为何，她叹了一口气，鼻子也酸酸的。

    按当地的规矩，守明该给那个人做一双鞋了。她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她把那个人的鞋样子放在床上，张开指头拃了拃，心中不免吃惊，天哪，那个人人不算大，脚怎么这样大。脚大走四方，不知这个人能不能走四方。她想让他走四方，又不想让他走四方。要是他四处乱走，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可怎么办？她想有了，把鞋做得稍小些，给他一双小鞋穿，让他的脚疼，走不成四方。想到这里，她仿佛已看见那人穿上了她做的新鞋，由于用力提鞋，脸都憋得红了。

    “合适吗？”

    那个人说合适是合适，就是有点紧。

    “穿的次数多了就合适了。”

    那个人把新鞋穿了一遭，回来说脚疼。

    “你疼我也疼。”

    那个人问她哪里疼。

    “我心疼。”

    那个人就笑了，说：“那我给你揉揉吧!”

    她赶紧把胸口抱住了。她抱的动作大了些，把自己从幻想中抱了出来。摸摸脸，脸还火辣辣的。

    瞎想归瞎想，在动剪子剪袼褙时，她还是照原样儿一丝不差地剪下来了。

    第一次看见那个人是在社员大会上，那个人在黑压压的会场中念一篇稿子。她不记得稿子里说的是什么，旁边的人打听那个人是哪庄的，叫什么名字，她却记住了。她当时想，这个男孩子，年纪不大，胆子可够大的，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念那么长一大篇话。她这个年龄正是心里乱想的年龄，想着想着，就把自己和那个人联系到一块儿去了。不知道那人有没有对象，要是没对象的话，不知道喜欢什么样的……

    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媒人，守明正要表示心烦，一听介绍的不是别人，正是让她做梦的那个人，一时浑身冰凉，小脸发白，泪珠子一串串往下掉，母亲以为她对这门亲事不乐意，守明说：“妈，我是舍不得离开您！”

    媒人递来消息，说那个人要外出当工人，守明一听有些犯愣，这真应了那句脚大走四方的话。此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还，她一定得送给那人一点东西，让那个人念着地，记住她，她没有别的可送，只有这一双鞋。

    那个外出的日期定下来了，托媒人传话，向她约会。她正好亲手把鞋交给那个人。约会的地点是村边那座高桥，时间是吃过晚饭，母亲要送她到桥头去，她不让。守明把一切都想好了，那个人若说正好，她就让他穿这双鞋上路——人是你的，鞋就是你的，还脱下来干什么。临出门，她又改了主意，觉得只让那个人把鞋穿上诚试新就行了，还得让他脱下来，等他回来完婚那一天才能穿。

    守明的设想未能实现．她把鞋递给那个人时，让那个人穿上试试．那个人只笑了笑，说声谢谢，就把鞋竖着插进上衣口袋里去了。直到那个人说再见，鞋也没试一下。那个人说再见时，猛地向守明伸出了手，意思要把手握一握。

    这是守明没有料到的。他们虽然见过几次面，但从来没有碰过手。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低着头把手交出去了。那个人的手温热有力，握得她的手忽地出了一层汗，接着她身上也出汗了。那个人大概怕她害臊，就把她的手松开了。

    守明下了桥往回走时，见夹道的高庄稼中间拦着一个黑人影，她大吃一惊，正要折回身去追那个人，扑进那个人怀里，让她的那个人救她，人影说话了，原来是她母亲。怎么会是母亲呢!在回家的路上，守明一直没跟母亲说话。

后记：我在农村老家时，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个姑娘很精心地给我做了一双鞋。参加工作后，我把那双鞋带进了城里，先是舍不得穿，后来想穿也穿不出去了。第一次回家探亲，我把那双鞋退给了那位姑娘。那姑娘接过鞋后，眼里一直泪汪汪的。后来我想到，我一定伤害了那位农村姑娘的心，我辜负了她，一辈子都对不起她。（有删改）

一碗羊肉汤

金光

    就在县里准备树立脱贫致富的典型时，长岭乡建起了一个大牧场。刘乡长说，这个大牧场完全采用孟加拉式的养殖办法，从新疆、内蒙古和西藏各地购进优质绵羊2000只。虽然乡里在农发行贷了100万元的款，但望着潮水般的羊群，大家心里很踏实：这钱不出两年就可赚回来。

    县委张书记亲自到牧场察看，拍着刘乡长的肩膀说：“不错不错，因地制宜，这才是真正的脱贫项目。”回到县城，张书记当即打电话召集开会，谈了到长岭乡察看天然牧场的感受，他要求从县委班子开始，轮流到长岭乡牧场去参观。

    县委办的同志不敢怠慢，连夜排出参观者的顺序：从6月8日起，当天是常委班子成员，9日是县政府领导，10日扶贫办，11日县委办，12日县委组织部……一直排到了第二年的3月19日，把县直各单位、各乡镇、村组都排上了，要求所有参观单位要认真了解长岭乡的经验，学习他们敢想敢干的工作思路，结合实际提出自己乡、村的脱贫办法，力争在两年之内摘掉全国贫困县的帽子。

    接到县委办的通知，刘乡长说，这次县里对长岭乡牧场如此重视，要把长岭乡树为脱贫致富的典型，我们一定不辜负上级的期望，一要把牧场建设得更好，二要搞好接待工作，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乡政府办的同志冷不丁地提出一个问题：一天要接待二十多个人，生活咋安排？这一下难住了刘乡长，牧场远在离乡政府二十多公里的荒山上，参观的人在乡里吃饭不合适，到山上又没有好东西招待，怎么办？刘乡长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他说：“我说个办法，人家领导来参观牧场，这牧场就是养羊，咱们这里啥都缺就是不缺羊，明天领导们来，我们在山上垒两口大铁锅，拣两只大肥羊宰杀，在山上熬两锅羊肉汤，经济又实惠。”大伙一听，不禁拍手叫绝。第二天县委的小车一字型排开，足有二十多辆停在了离长岭牧场五六里的山下路旁，领导们一路风尘来到牧场，大家看到荒岭上建成如此规模的牧场，无不咋舌称赞。中午12点，每人一大碗鲜羊肉汤配上两个脆香的烧饼，更让领导们赞不绝口。县委张书记端着羊肉汤喝了一口说：“香，这比吃几百几千块的宴席有滋味多了，你们勤俭节约的精神更值得发扬。”张书记号召，今后无论谁来牧场参观，都只准喝羊肉汤，不准吃酒宴。

    第一批来了，第二批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都对长岭乡牧场特别是那碗羊肉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市扶贫办的领导得知长岭牧场的事，决定到牧场看看。这下可慌了刘乡长，他电话与县委张书记商量了好长时间，询问接待的事宜，张书记最后在电话中毫不犹豫地指示：仍然用羊肉汤招待。

    市领导来了，他们转圈看了看牧场后表示满意，就是不见大羊群，便问羊呢？刘乡长心慌慌的，说正在联系贷款购买。现在资金是个大问题，希望市里能给扶持点。中午他们端起羊肉汤时，一位老领导提了个问题：这羊肉是从山下买的，还是在山上杀的？刘乡长忙回话：“这是咱牧场的羊，现宰现熬，鲜得很，鲜得很!”这位领导盯着碗里羊肉和漂在汤里厚厚的一层油，皱起眉头问：“一天能宰几只？”刘乡长忙竖起两根手指：“两只，两只!”领导没有再说话，放下羊肉汤就走了。

    刘乡长等着市扶贫办的答复，但眼看牧场的优质绵羊宰完了，还不见上面的精神。于是他沉不住气了，去找县委张书记。张书记正在低着头看一份《内参》，一行醒目的标题在张书记和刘乡长眼前晃着：《参观者一年吃掉一个牧场》。张书记沮丧地说：“刚才市里来了电话……牧场暂时关闭。”

（选自《最好的小小说》）

匠人之心

余显斌

    “泥人曾”是我爹的外号。

    我爹捏泥人，将土筛净，加上些棉绒，然后和泥，揉醒。再然后，捏出头、身子和腿。接着，又捏出鼻子、耳朵，嘴唇，再倒腾出一双眼睛。哎，一个人就出来了，咧着一张嘴。

    那是谁啊？大家望着，觉得认识，可一时又说不出来。

    等到我爹再给那人脸上安一颗痣，大家都呵呵笑了，是张旺。对，没错，就是张旺。可是，张旺是酒鬼啊，那神态咋能捏出来啊？

    我爹拿了小竹刀，在泥人身上刮刮抹抹的，张旺的身上，就斜披着一件衫子，身子歪歪斜斜的，一副要倒不倒的样子，醉态可掬。

    大家见了，都嘎嘎嘎的，前俯后仰。

    张旺见了，吐着酒气扔下一句：“比吴六强多了。”然后，歪歪斜斜走了，喝酒去了。

    吴六是谁？我爹的师弟。吴六小时，和我爹一块儿，跟着我爷爷学习捏泥人：我家八代都是捏泥人的，属于捏泥人的世家。

    那时，我爷爷是挑了泥人，四处去卖的。

    我爷爷死后，不久，小镇就成了旅游之地，大家都来看山，看水，坐船，吃八大件。当然，也要买上一些东西，提着高高兴兴离开。

    我爹开了一个店，名叫“泥人世家”，货架上摆着的，全是泥人，有八仙过海，有西天取经，有桃园三结义……一个个泥人，活的一样。

    我爹的生意呜呜的，火箭一样向上冲。有老外也来买，摸着八戒的肚皮，对我爹翘着拇指道：“very good！”

    我爹问我：“他说啥？”

    我说：“夸你呢。”

    我爹就眯着眼，乐得如弥勒佛一样。

    吴六呢，也开着个店面，名“圣手真传”。他把我爷称为“圣手”，自己属于嫡系弟子。可是，嫡系弟子生意并不好，一直不死不活的。

    有一天，我爹的生意也如吴六的一般，呼一下跌到谷底。

    那天，张旺来了，说要买一个泥人。我爹准备去拿，他说他自己挑。最终，他在一堆泥人里，挑出一个“赵子龙冲阵”的泥人：赵子龙白盔白甲，双手持着一杆枪，骑着快马，冲向曹军。

    张旺说，他就看中这个了。可是，在找钱时，泥人落在地上，碎了。他低头一看，啊地叫了一声。有客人见了，低头一看，也啊地叫了一声。泥人碎后，里面竟然有砂石，有草木，还有一只死蚯蚓。

    这可是捏泥人的大忌啊。

    捏泥人前，要选土，捣碎，筛净，是为了泥质细腻，更主要是为了干净啊，如果泥人里有土粪、烂树叶、石头，是要挑出来的。更不能有死虫子、死蚯蚓什么的，不然，泥人会发臭的。

    捏泥人是一件良心活。因为，没谁买了泥人会打碎检查的。

    我爹傻了眼道：“咋……咋会啊？”

    张旺白着眼说：“我冤枉了你？”

    当然是冤枉了，几天后，工商局的老王就来了，找到吴六，罚款，让为我爹恢复名誉。原来，张旺打碎的泥人不是我爹的，是吴六的。吴六悄悄让张旺拿着，来到我爹店中，假装是在我爹店里挑选的，故意打碎，露出里面的东西，嫁祸我爹。

    我爹在张旺走后，当晚就调出店里的电子监控设备，看得一清二楚，当即找到张旺，半瓶酒下肚，张旺啥都说了。

    张旺也被罚了款。老王说，消费者有权利，可消费者也不能污蔑陷害商品经营者啊。

    吴六被罚，谈起原因道：“谁让我师傅偏心，绝招不教我，不然，我咋会不如我师兄。”

    我爹听了，找到他，告诉他，我爷爷是公正的，是你缺乏匠人之心，所以生意才不行。吴六问凭啥这样说啊。我爹问：“你筛土了吗？”

    吴六说：“筛了。”

    我爹问：“你加棉花了吗？”

    吴六说：“加了。”

    我爹问：“是棉绒吗？”

    吴六沉默一会儿，说：“不就是为了泥巴有韧性吗？我用的棉絮，不一样啊？”

    我爹说：“不一样。”

    我爹解释，棉绒能和泥均匀和在一起，棉絮不行，因此，泥巴韧性不好，而且棉絮过后发胀，泥人表面会拱出包。

    吴六不说话了。

    后来，吴六生意也渐渐好了。

    我爹知道后笑了，告诉我：“你六叔啊，有匠人心了。”

（有删改）

虚拟

毕飞宇

    深夜四点，我被手机叫醒了，是父亲打过来的。一看到父亲的号码我就知道，我的祖父，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他没了。都没有来得及悲伤，我即刻叫醒我的女儿，赶紧的，太爷爷没了。

    祖父却没有死，好好的。看见我把女儿都带过来了，祖父有点不高兴，说：“这么冷，你把孩子叫过来做什么?”祖父神情淡然，但他的手指头在动，是欲言又止的那种动，这一次我知道，祖父的大限不远了，他要对我交代什么。

    父亲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退了出去。祖父望着父亲的背影，很轻地咳嗽了两声。我了解我的祖父，祖父的咳嗽大部分不是生理性的，是他想说些什么。

    作为物理老师的儿子，父亲当年是有机会上大学的，但是，祖父把他的时间全部给了他的学生，他每天上午六点出门，夜里十一点回家，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五十七个学生的身上。父亲没有考上大学，而祖父的五十七个学生考取了三十一个。在当年，这是一个“放卫星”一般的天文数字，祖父在我们县城一下子成了传奇。省报派来的记者为祖父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整整一个版，标题很吓人，《春蚕到死丝方尽》。

    祖父在享尽殊荣的同时，突然有了愧疚。他建议他的儿子去补习，可祖父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儿子的“感受”。《春蚕到死丝方尽》是一只无坚不摧的拳头，它把父亲击倒了，附带着还把父亲的自信心给砸烂了。父亲拒绝了“春蚕” 的建议，他盯着自己的脚尖，告诉“春蚕”：“你忙你的去吧。”

    父亲是祖父一辈子的痛，像一块肿瘤，硬硬的，始终长在祖父的体内。祖父很少喝醉，但是，只要喝醉了，他都要来一次规定动作：跪在马桶前沿，对着马桶一口一个“对不起”。

    但醉后的祖父说得最多的不是父亲，而是他一届又一届的高才生，这些人是他当年的心肝宝贝。人名的后面则是长长的单位与职务，我不可能记住的。祖父却记得清清楚楚，诸如世界名牌大学、国家机关、公司名称，与之匹配的自然是院士、教授、副省长、董事长……

    祖父沉默了半天，说：“我有福，但心思还是有的。”

    我立即接过祖父的话，说：“嗨，不是就爸爸那点事嘛。那一代人不上大学的多了，爷爷，这不算事。”

    祖父说：“这件事吧，我有责任。我呢，痛苦了很长时间。突然有那么一天，我释怀了。我早就不再为这件事苦恼了。”

    祖父的话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胸口顿时松了一下，我笑了。

    祖父像孩子一样也笑了，说：“爷爷做了三十五年的教师，三十二年的班主任，九年零十个月的教导主任，六年零八个月的副校长，两年半的校长——”

    祖父无力的指头再一次抓住我的手了。因为发力，都颤抖了。他不再微笑，祖父有话要说，是欲言又止的样子，是羞于启齿的样子。

    我说：“爷爷，你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呢?”

    祖父睁开眼睛，望着我，似乎鼓足了勇气：“你说我能得到多少个花圈呢?”

    嗨!这算什么事呢。我说：“你想要多少个花圈? ”

    祖父憋了半天，他轻声却又是清晰地说：

    “当年荣校长是182个。我数过两遍。”——我对“荣爷爷”的葬礼至今还有模糊的印象：那是1982年的春天，57岁的荣校长在给同学上历史课，就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倒了下去。在80年代初期的小县城，绝大部分葬礼只有十来个花圈，182，说“铺天盖地”一点都不过分。就是在那一刻，我对死亡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又体面又庄严。那天祖父穿着他的第一身西服，领着我，在花圈之间不停地徘徊，“182”这组数字就此成了祖父的梦，成了祖父关于死亡的理想和标尺，岁岁年年都在萦绕。

    第二天中午，我的祖父，我们县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不行了。在弥留之际他似乎经历了一场大醉，说了一大堆的人名，人名的后面还附上了长长的单位和职务。祖父躺在那里自言自语，仿佛主持一场盛大却又是虚拟的会议……

    我望着我的祖父——他的弥留又瘦又小，是黑色的，像一个麦克，一把就能抓起来。我不敢弄出任何动静，我不想听麦克的回音，只是默默地转发了祖父的最后一条微博，祖父留给这个世界的微博极为洒脱：“也许是最后一条了。心绪太平。桃李满天下。来吧，无恨、无悔、无怨、无憾。”同时我也通过这条微博向这个世界通报了祖父仙逝的消息，但此后微博长久寂寞，无人回应。

    这一天特别特别冷，愿意前来参加葬礼的人算是给了天大的脸面。老实说，我不关心葬礼的人数，我唯一关心的是花圈的数量。但花圈的数量让我揪心，别说“铺天盖地”，都几乎构不成一个体面的葬礼。

    女儿问我：“爸，怎么就这么几个花圈?

    我取出钱包，来到殡仪馆的花圈出租处，要来纸，要来笔，要来墨。我努力回忆祖父酩酊大醉的那些夜晚，那些人名我不可能记得住，那些单位和职务我同样不可能记得住，但意思无非是这样的——

    剑桥大学东方语言学中心副主任  罗绍林  遥寄哀思

    斯坦福大学高能研究所研究员  茅开民  遥寄哀思

    清华大学KGR课题首席教授  石见锋  遥寄哀思

    ……

    一口气写了两个多小时，我没有数，我不想知道具体数据。世界就在这里了，我亲爱的祖父，你桃李满天下，——这从来就不是一件虚拟的事。

（选自《小说月报》2014年第3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