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倒计时

搅拌机像一个巨大的蜗牛突突啦啦旋转着，民工三元认真而自然地扳动着离合器，把黏糊糊混凝土倒在了伙伴们的小车里。

三元已经彻底地喜欢上了这个巨大的蜗牛一样的搅拌机，尽管搅拌机的声音尖厉刺耳，尽管搅拌机还常常会把星星点点的灰浆喷溅到三元黑红色的脸膛儿和敞开衣扣的肚皮上，三元还是觉得，搅拌机就像自家喂熟的大黄牛一样听话，让它吃料它就吃料，让它旋转它就旋转，让它停下它就停下。

每天上班的时候，三元总是比伙伴们早到一会儿，看看搅拌机的线路是不是有问题，给轴承和齿轮加些油什么的；每天下班的时候，三元总是晚走一会儿，冲刷一下搅拌机的里里外外，或者是紧一紧螺丝。三元越发觉得，搅拌机就是自家喂养的那头牛，你只要好好侍候它，它就听你的使唤，卖力的干活。

搅拌机的左侧，有一根柳木柱子。说它是柱子，其实是不对的，春天工地开工的时候，大家安装搅拌机，随意插了一根柳木，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柳木的梢头居然抽出了几根枝条，生出了翠绿的嫩芽来，应该算是一棵柳树了吧。柳木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字：工程离竣工还有120天。 

在黑板的最下面，还有一行用粉笔写的小字：离三元结婚还有30天。这行小字，除了三元之外，工地上其他人可能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在意也看不清楚。这是三元的秘密，也是三元无法掩饰的幸福，看着这行字，三元常常会无端地发出嘿嘿的笑声，他觉得那个不断变化的数字，像一根根火柴，一次又一次地擦亮了自己的眼睛，映红了自己的脸膛，这样的时候，三元的心里也会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幸福。

三元的对象叫柳琴，是过年的时候村里的媒人介绍的。有时候，三元使劲地想柳琴的模样，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其实，这也不是三元的错，三元和柳琴，总共才见了三次面，头一回，是三元和柳琴相亲，第一眼，三元就相中了柳琴，他觉得柳琴好看，越是好看，三元越不敢多看，三元越是不敢多看，好看在哪里，三元也说不上来。第二回，三元去柳琴家送彩礼，带去了一台大彩电，和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记得当时柳琴说，这么多衣服，啥时候才穿得完啊，三元直搓手，不知道说啥好。第三回，三元来城里打工，柳琴送他去车站，那天是正月十六，天冷得厉害，柳琴的手冻得通红，有几回，三元都想拉住柳琴的手，这样一是给她暖暖手，二就是两人牵牵手。三元只是这样想，却没有拉住柳琴的手，现在三元想起来多后悔呀，他真的想不出拉住柳琴的手是什么样的滋味，他想等结婚以后，天天都要拉住柳琴的手……

工地的对面有一个超市，休息的时候，三元常到里面看，三元看中了超市里的一条毛巾被，粉红色，带点暗花，上面有鸳鸯戏水的图案。三元不止一次地看那条毛巾被，他想柳琴一定会喜欢的，想着想着，三元的脸就红了。三元还想，城里的东西就是好，城里的东西也很贵，一条毛巾被二百多块钱，顶两只山羊呢，顶好几袋玉米呢。但是，三元还是拿定了主意，等到回家结婚那一天，一定要带回这条毛巾被。

工地上，每天都要用一袋又一袋的水泥，这些水泥，是三元一袋又一袋从仓库搬到搅拌机前的，用过了水泥，三元就把一条又一条的水泥袋收藏起来，隔上三五天，就有收废品的小贩上门收一次，三元计算着，到了临走的时候，卖水泥袋的钱差不多也能买一条毛巾被了。

黑板下方的数字在三元的期盼中一天比一天变小了，三元结婚的日子也来临了。

那天，三元怀揣着水泥袋换来的二百块钱，一阵风催着一阵雨地朝对面的超市赶去，就要推开超市的玻璃门时，三元禁不住回头望了一眼，三元看见，搅拌机还在像蜗牛一样旋转着，伙伴们还像过年一样装着石子推着沙子；三元听见，搅拌机还呼呼啦啦地响着，伙伴们还嘿嘿呀呀地喊着号子……

从超市走出来的时候，三元左手拎着一只烧鸡两只板鸭三条炸鱼，右手拎着四瓶高梁酒。其实三元是在看到超市门前那个巨大的酒瓶才改变主意的，三元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涨红了脸，他在想，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请兄弟们喝杯酒呢？

那天晚上，高梁酒的香味在整个工地上荡漾着，伙伴们呼天喊地的猜拳声也响彻了整个工地，大家都说喜酒不醉人，实际上大家都喝醉了。喝醉了伙伴们说就稠了，有人问三元你媳妇好看不好看，三元说好看，有人说三元你媳妇好看带过来让大伙也看看呀，三元说这回俺请了半个月的假，结婚后，就把媳妇带到工地上来，让大家好好地看两天……

第二天，三元在伙伴们的簇拥下乘上了火车。三元还不知道，自己的行李包里，多了一条粉红色暗花的毛巾被；三元更不知道，工地上黑板下面的那行小字，此刻已经变成了醒目的大字：离三元回工地还有15天。

（选自《百花园》）

乌镇的修辞

    茅盾、木心这两个乌镇之子，应对乌镇熟稔于心并萦回于异乡的梦中。

    茅盾，1896年生于乌镇东栅，本名沈雁冰，后外出求学、从文、投身社会变革运动，先后用过几十个笔名，最终以“茅盾”和《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确立其在中国文坛的位置。“茅盾”这一笔名，显影出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左翼文人的苦闷、犹豫和矛盾——人生困境表现为语言的困境。正因这双重困境，他在1949年之后处于一种微妙、尴尬的位置，反复检讨其内心与行动的革命坚定性，站在了那些表面上从来没有苦闷、犹豫和矛盾的文人的偏远处。而正是这种“偏远”赢得我的敬意，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小人物的敬意，分量不大。

    在乌镇上可以找到茅盾笔下林家铺子的原型——一家老杂货店，现改成专营字画古玩的商铺，在观前街茅盾故居对面。当然，眼前的老板并不姓林，却按《林家铺子》里的描写来打扮自己，着长袍马褂，表情灿烂像乌镇上的晴空，没有一丝面临破产的忧愤。我伏在柜台上问他，那林老板的后人还在乌镇上否？他说，都去了国外。因茅盾小说，一个普通店铺有望永远保持其格局而不被拆迁，显现出了修辞的力量。

    木心，本名孙牧心，1927年生于茅盾故居附近一富裕人家，入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求学，师从于刘海粟、林风眠学习油画。1971年蒙冤入狱，三根手指被折断，仍坚持写作，在纸上画出白键黑键“弹钢琴”，后获释。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以作画、讲学谋生，后尝试写作，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十多部，像文坛突然出现的一个新人，语言充满汉语言的诗意、别致，例如：“公园石栏上伏着两个男人，毫无作为地容光焕发。”“昨夜有人送我归来，前面的持火把，后面的吹笛。”“秋天的风都是从往年秋天吹来的。”——这风，也都是从乌镇吹来的吧？晚年，木心乘风还乡，2011年辞世。

    木心家的“孙家花园”，是乌镇最美的私宅。花园应该有鲜花和如花的女人。当时乌镇码头上搬运的麻袋，都印着一个“孙”字。仆人打扫房间，把花瓶抱出抱进重新摆在案头时出错，会遭到主人责备：“怎么把明代的花瓶搬出来了——去，摆宋朝的，要记住样式的不同。”一个富贵华丽之家，1949年后相继改造成为农具厂、铁器社、五金轴承厂，乃至成为野草高过围墙的废园。九十年代，木心声名大动于华语文学界，乌镇政府开始在画家陈丹青指导下，于孙家花园原址重建“晚晴小筑”。2006年，木心回乌镇在此居住五年，去世，晚晴小筑改为“木心纪念馆”，展有各种版本的木心著作、手稿、乐谱，及其用过的写字台、礼帽、皮鞋、手杖等遗物。依然是修辞的力量，在挽留一个人的余温和气息。

    木心不是游客，大概不会喜欢乌镇的面目一新。在剧变中的故乡，一个人，反而会加重异乡感吧。孙家花园转化而成晚晴小筑，木心如落叶转化成树根处的泥土，大约会想：乌镇还在乌镇吗？我还是我吗？“从前的那个我如果来找现在的我，会得到很好的款待。”木心这样说，充满对“从前”的留恋和对“现在”的谅解。从前的玉勒雕鞍、锦帽貂裘，现在的霜天断雁、淡茶清酒。

    留恋和谅解，我大抵上也是如此态度，对乌镇，对青春。

（选自2017年第3期《散文选刊》，有删改）

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水下六米的凝望

苏沧桑

    一只飞鸟俯瞰南中国，看见一条江从杭州穿城而过，江的北面有一个湖，是它熟悉的西湖；江的南岸也有一个湖，是它从未去过的湘湖。它想了想，飞向了那片陌生的水域，轻轻落在水中央一棵清瘦的柳树上，看见了湖中自己同样清瘦的倒影。

    这是一月的湘湖，讲述着完全不同于其他地方、其他季节的故事。一月，是一年里最深沉的月份，大地上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尚未开始。这个被雨雾笼罩的上午，万籁寂静，骨骼清奇，飞鸟的身影落在湖里，没有惊起一丝涟漪，脚尖落在柳枝上，没有惊动其他任何一只鸟。

    老人家，是我年近耄耋的父母，从老家来看我和弟弟。他们常来杭州，已经把西湖看厌了。我想起仅一桥之隔却从未去过的湘湖，便带他们来了。

    船窗前的父亲，久久凝视着上午十点冬天的湘湖，没有侧过脸来，只听得见他的声音：“我见过的景色里，最像水墨画的，甚至比水墨画更美的，就是这里了。”

    一月的湘湖，就是父亲小时候教过我的那种留白很多的写意山水和花鸟画。花格船窗将天地框进一个天然的画框，雨雾如磨墨般，将天、地、水、物磨成了浓墨、淡墨，或更淡的墨，比烟还淡。浓的，是一座拱桥，一段堤坝，一群飞鸟或一群栖息的鸟；淡的，是远处一片枯干的芦苇，三两棵垂柳，或一座亭子的倒影；白的，是天空，水，雾。寥寥的几点黑，大片的浅灰和白，在船静静的前行里，泼洒，勾勒。极静，极美。

    四个月后，当我和一群文友又一次来到湘湖，我发现，初夏的湘湖，讲述着与一月完全不同的故事。

    一月清瘦的湘湖此刻已显丰满，处处是尚未老去的绿意，明净的湖面在阳光下显得光鲜亮丽。而我的父母，早已回到老家，过了一个春节后，他们又老了一岁。当我聆听着与湘湖有关的历史文化，当我站在湘湖水下六米处与八千年前的独木舟对视，我忽然想起，我和父母来时，并没有真正进入湘湖的深处。我们不知道写《回乡偶书》的贺知章就是这里人，八千年跨湖桥文化遗址就在脚下，我们也不知道，船行走在静静的湖面上时，水下六米处正躺着一艘远古先民留下的独木舟，将古老的浙江文明史又往前推了一千年。

    独木舟与我隔着一面玻璃，我的身影与它、与灯光、与周遭的一切叠映在一起，古老先民一个个鲜活的生活场景在屏幕般的玻璃上一一闪现。我困惑八千年前的那根骨针，是用什么工具钻的针眼？半根空心的玉璜，用什么钻的孔？我们最初的祖先，到底来自哪里？但不知为什么，我想得更多的，依然是我的父母，我自己的故乡，我的根。

    故乡在海岛玉环，父母留恋家乡的小院和亲朋，偶尔来杭州或者去北京姐姐家小住。我每次回老家，都有一种越来越深的恐惧：他们百年之后，我还会踏进那个再也没有他们的院落吗？

八千年前的独木舟，静静躺在水下六米，棕黑色的原木，已没有亮光。远古的先民，曾经乘着它去过很多地方，把古老的文明带到了比我们的想象更远的地方，比如南太平洋，比如大溪地。这是真的。更让人惊奇的是，2010年夏天，有人从遥远的南太平洋，如他们的祖先一样乘着一艘独木舟，沿着五万年前祖先的原始迁移路线重返本源——中国南方海边，来寻找他们的根。6名船员，有航海家、水手，也有人类学家、动植物学家。独木舟经由阿瓦鲁阿、纽埃、汤加、斐济、瓦努阿图、圣克鲁斯群岛、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台湾，最终抵达上海。整整1.6万海里的艰苦旅途中，他们上岛添购食物、淡水、水果，也在大海里捕捞、生吃海鱼，最后两天，一点食物都没有了，每人只有一小瓶水维持生命。他们与近十米的惊涛骇浪搏斗，看海豚们在独木舟前方带路，任不知名的海鸟停在胳膊上……最后，他们来到了这里，水下六米深处——这一条独木舟前，他们的“根”之前。

    “当他们看到独木舟时，眼睛都放光了，太惊喜了。”博物馆的人说。

    真想亲眼看看这些用生命来寻根的人。他们想要寻找的，其实并不仅仅是这一艘独木舟，而是在灵魂深处，每一个人都正在失落却又拼命想要寻回的东西。

    从水下六米处出来，我在湖边遇见了一只鸟。它栖息在一块石牌坊上，是雕刻的，有着优美的体态和姿势，翅膀如飘带卷起。它是湘湖先民的图腾。我相信它就是湘湖的灵魂，这一片水域因为一直住着它，才能这么静美。在我长久的凝望中，这只鸟渐渐活了，飞离了我的视线，飞回了湘湖的一月。

（有删改）

局外人

何君华

    我刚把早报扔进垃圾桶就听见有人敲门。我说：“请进。”

    “你好，我是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有人打电话向我们报告，说我们几个月前逃跑的一只大猩猩跑到了你们这里。我们是过来核实的。”来人亮明目的，并出示了一张工作证。

    我接过工作证，朝来人看了一眼，坚定地说：“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大猩猩，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不可能搞错，”来人肯定地说，“我们有举报人拍的照片。虽然照片是用手机拍的，很不清楚，但我肯定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大猩猩。”

    来人递给我一张用针式打印机打印的彩色图片。我接过来一看，发现画面中的确有一只大猩猩，它正安静地坐在一间狭小的格子间里。

    这个城市到处都是写字楼，写字楼里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格子间。来人当然不能因为这样一张毫无说服力的照片就断定他要找的大猩猩在我们这里。

    我摊开双手表示不解：“这能说明什么呢?”

    来人显然明白了我的意思，跟身后的人说了一句：“叫举报人进来。”

    只见我们楼层的一位保洁工走了进来。她看了我一眼，然后指着办公室西侧最后一个格子间说：“艾经理，它就在那里。”

    我走近一看，大吃一惊，发现果然有只大猩猩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看起来，它已经在那里呆了很久了。

    大猩猩听见我们走近的脚步声，慢慢抬起头。很快，它就认出了熟悉的动物管理员的橘黄色工作服。它低下头，挥起大掌极其愤怒地拍了两下桌子，然后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垂头丧气地跟穿橘黄色工作服的人走了。

    我对我们办公室闯进来一只大猩猩竟然无人察觉这件事感到震惊不已。我恼怒地逼问所有正在低头噼里啪啦打字的职员：“你们成天都在干什么，屋里闯进来一只大猩猩居然都不知道?”但是除了离我最近的两个职员站了起来，其他人几乎毫无反应，他们仍在低头噼里啪啦地敲击电脑键盘。

    其中一个站起来的职员跟我说：“艾经理，我正在处理一份报表。”

    另一个跟我说：“我正在打印一份重要的文件。”

    其他人似乎根本不知道我正在咆哮，就像不知道刚才市动物园来人带走了一只大猩猩，而他们已经跟它共处了很久一样。我只好气咻咻地质问保洁工：“你怎么搞的?发现了大猩猩也不向我汇报?”

    “艾经理，你总是很忙。你知道的，我去过你的办公室，但是你一直没有抬起头。”保洁工无奈地说。

    “你是怎么发现它的?”我继续问道。

    “那天我低头拖地的时候，发现一双赤脚。抬头一看，发现是一只大猩猩。我想起市动物园登的广告，便立即向你汇报，但是你根本没有理睬我。我只好打电话通知了动物园。”保洁工说，“他们记下了我的报告，但是并没有立即派人来。他们说，有太多市民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得一个一个核实。”

    “你发现它多久了?”我问道。

    “三个月了。”

    “三个月了?”我大吃一惊。

    “是的。我等了些日子，动物园一直没有联系我。我想他们恐怕一时半会儿不会派人过来。因为，就像他们说的，实在有太多市民向他们报告各种线索了。我只好拍了张照片作为证据寄给动物园。这次，他们终于派人过来了。”保洁工不紧不慢地说。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是一个紧急通知，让我立即起草一份函件。我陷进椅子里，像所有人一样头也不抬地忙了起来。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

祖巷（节选）

王剑冰

进了村子就看到了高高的牌楼，上面写着“珠玑古巷，吾家故乡”。我先见到了家乡的花，艳红艳红的，一问，洛神花。守着花的女子说，这种花富含氨基酸，剥开花瓣泡水，对人好着呢。

八百多年的驷马桥卧在彩虹里，桥下一道水，流得更久。石雕门楼框着悠长的古巷，巷道铺着石子，凸凹的感觉，透进脚心。雨和尘沙，会顺着凹痕滑走，滑走的，还有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的时光。

明清时期的老宅子，有些挺立着，有些歪了肩角。灰薄的瓦，干打垒的墙，墙上刷的白灰，掉了一半的皮。一口“九龙井”，依然清澈甘洌，酿出的酒、沏出的茶都味道醇厚，制出的豆腐也嫩滑爽口。

慢慢地发现，这些拥挤的房屋都有极高的利用价值，不唯是生活功能，还有团结功能。瞧，屋头大都贴了祠堂的名牌，这边是谢氏祠堂，那边是杨氏，旁边是冯氏，然后赵氏、钟氏、赖氏……

我随脚踏进旁边的谢氏祠堂。阳光从祠堂后面照进来，满屋亮堂。房屋设计很讲究，会在后方为太阳留下通道，中间为雨水留下位置。这样的老宅气韵祥和，舒适透爽。一侧的墙上贴着红纸，上边写着人名。一位老者从后面走出来，还没看清脸面，先见到露齿的笑，说来了，谢家的？我说是来看看。老人叫谢崇政，七十五岁了，三个孩子都在外地，自己与老伴在这里，没什么事，就帮助谢家迎迎客人。说话间我已经明白，墙上的名单，都是最近前来认祖的。

告别老谢出来，闪过诸多门口，前面出现了一座门楼，上面的石匾题为“珠玑楼”。门楼两旁，有不大的摊子，摆着细长的卷烟，竟然叫“珠玑烟”。摊后的女子笑意盈盈，介绍说，珠玑巷早就有种烟的历史，自家的烟叶收了用不完，便学着做卷烟，就地消化。巷子里还有不少卖腊鸭的，一排排腊鸭挂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彩，而且都标着是“腊巷”的腊鸭，一问，腊巷就是珠玑巷的一条街。这让我立时想起前两天遇到的老者，难道他是珠玑巷人？

我来时，火车卧铺外边走廊上一个小女孩让老人跟着她学诗，老人总是说错，小女孩就一次次地教。原来，老人是带孙女回老家。小女孩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蓄一头短发，很是可爱。爷爷说，我来说一个，你也跟着学，爷爷就一句一句地说着当地的土谣：

月光光，照地堂，

虾仔你乖乖聊落床。

听朝阿妈要赶插秧啰，

阿爷睇牛佢上山岗喔……

小女孩真学了，学的腔调也跟爷爷一样。后来知道他们也在韶关下车。这小女孩叫安安，她说爷爷家在居居。我问老人“居居”在韶关哪里，老人说在南雄。我恰巧要去南雄。老人说，欢迎你到我们村子去看看，现在外边来的人可多了，还有旅行社的。后来才知道，老人的口音被误听了，比如说村里的人“不傻”，实际上说的是“不少”。那么，老人口中的居居巷，可不就是这个珠玑巷！老人说他们那里的腊鸭誉满岭南，只有“腊巷”的人做的腊鸭才正宗。老人说他姓刘，一个村子以前有一百多个姓。当时觉得他过于自豪，现在才明白他讲的是实话。

我便有意去寻找刘氏祠堂。

这是古巷较大的一座祠堂，深而广，屋顶的天窗不止一个。阳光射进来，里面显出明明暗暗的层次，案子、条発、廊柱、匾额，使得整个祠堂器宇轩昂。我们进门的时候，一个女子从旁边跟进来，显现出友好的热情。她说祠堂是刘氏宗亲举办大事的地方。我问刘姓在珠玑巷有多少人，回答是十几户。县史办的李君祥说，珠玑巷的人渐渐迁出去，现在留下的还有三百五十多户，一千八百多人。十几户也不算少了，刘、陈、李、黄都属于大户。

巷头汪着一泓水，水边一棵古榕，铺散得惊天动地。水叫沙湖，连着沙河，水从桥下流走，顺着古巷流到很远。沙水湖北畔，有个“祖居纪念区”，区内一座座新起的祠堂，风格各异，气势雄伟。这些祠堂都是仿古建筑，有的还立了牌坊，哪一座都比原来的宏阔。转到黎氏祠堂，我看到一位老太领着一个小女孩玩，小女孩像火车上的那位小姑娘。我忽而醒悟，难道老者说的不是姓刘而是姓黎？我上去叫了一声安安。小女孩回头来看，还真的是。小女孩向我介绍说，那位老太是她奶奶。她和她奶奶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做客。

离开有些热闹的街巷，深入进去，便看到了生活的自然。那是岭南特有的乡间景象。一扇扇门内，都干净整洁，有的院里晒着辣椒，红红黄黄的，好几摊子。有的门通着后边，过去看，一间间住房都有人。见了，热情地招呼，问来自哪里，姓什么。周围是长叶子的芋头，在土里不知道有多大。开花的南瓜，一个个垂挂着，无人摘取。墙上翻下的植物，像仙人掌却不长刺。秋葵顺着高高的枝，独自爬过了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