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

【英】赫哥黎

    查理·哈斯克尔去世时，留下了妻子和9个孩子，他们靠一小块土地为生，住在一所有4间屋的房子里。约翰是家里的长子，所以他的母亲告诉他，他必须承担起照顾全家的责任。那年他16岁。

    约翰到镇里最有钱的人、法官多恩那儿去要一美元，那是法官买约翰父亲的玉米时欠的钱。法官多恩把钱给了他。然后，法官说约翰的父亲欠他40美元。“你打算什么时候还给我？”法官问。“我希望你不要像你的父亲那样，”他说，“他是个懒汉，从不卖力气干活。”

    那一年的夏天，除了星期天，约翰天天都到别人的田里干活；每天晚上和星期天全天在自己家的地里干活。到了夏天结束的时候，约翰积攒了5美元交给法官。

    冬季天气太冷，不能耕种，约翰的朋友、印第安人塞夫给他提供了一个在冬季挣钱的机会。塞夫说教约翰诱捕动物，获取兽皮，这样能够挣很多钱，但是需要75美元买一杆枪和捕猎用的绳、网，以及在树林里过冬的食物。约翰去见法官多恩，说明了他的打算，法官同意借给他那笔钱。

    约翰吻别了母亲，和塞夫一起来到林子深处的塞夫几年前搭建的一间小木屋前。这年冬天，约翰学会了追捕野兽和怎样在树林里生存。大森林考验了他的毅力，使他变得勇敢，也使他的体格更加健壮；同时捕到了很多猎物，得到的兽皮至少可以挣200美元。塞夫想继续打猎直到4月份，约翰决定自己一个人回家。塞夫帮约翰捆扎好兽皮和捕猎用的东西，让他能够背在背上。

    这一天，当约翰快步走在树林中时，他开始考虑起他的将来。他要去读书和学写字，他要给家里买一块大一些的农田。也许有朝一日，他也会像镇里的法官一样有权势，并受人尊敬。背上沉甸甸的东西使他考虑起到家后要做的事情：给他母亲买一身新衣服，给弟弟妹妹们买些玩具，他还要去见法官。约翰恨不得马上就把法官说的他父亲借的钱全部还清。

    到了下午晚些时候，约翰的腿疼了起来，背上的东西也更加沉重。当他终于到达河边时，他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他就要到家了。他看到河边长着一棵笔直的大树，它的高度足以达到河的对岸。约翰取出斧头砍倒大树。树倒下来，在河面上形成一座独木桥。

    约翰身背兽皮、怀抱猎枪，跨到放倒的树上。树在他脚下稳如磐石。就在他快要走到河中央时，树干突然动了起来，约翰从树上掉到冰上。沉到水里，他的枪掉了，兽皮和捕猎用具也从他的背上滑了下来，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约翰破冰而行，挣扎到河岸。他在雪地上躺了一会儿。然后，他爬了起来，找来一根长树枝，沿着河边来回走着。一连几个小时他戳着冰块，寻找那些东西。最后，他放弃了。

    他径直来到法官家。天已很晚，但是法官仍在他的办公室里。约翰敲门进去，他浑身冰冷，衣服潮湿。他向法官讲述了所发生的事情。等他把话讲完。多恩说：“这对你和我都很不幸。回家去吧，孩子。”

    到了夏天，约翰拼命干活。他又攒够了5美元付给法官。但是他还欠法官30美元——那是他父亲欠的债，还有用来买捕猎工具和枪的75美元。

    10月份的时候，法官派人叫来约翰说，“你欠了我很多钱，我想我能够要回这些钱的最好方法，就是今年冬天再给你一次狩猎的机会。如果我再借给你75美元，你愿意再去打猎吗？”约翰羞愧难当，好半天才开口说：“愿意。”

    这一次，他必须独自一人进森林，因为塞夫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在那个漫长而孤独的冬天，约翰每天出去打猎。一直到4月底。回家后，法官帮他把兽皮卖了300美元。约翰付给法官150美元，那是他借来买打猎用具的钱。然后他又慢慢地、把他父亲借的那部分钱一张一张地交到法官的手里。

    又到了夏天，约翰除了在自己家的田里干活，还去读书和学写字。这以后的十年里，他每年冬天都到森林里去打猎，他把卖兽皮挣来的钱全部攒了下来。最后他用这些钱买了一个大农场。

    约翰30岁的时候，成了本镇的头面人物之一。那一年法官去世了，他把他的那所大房子和大部分财产留给了约翰，他还给约翰留下了一封信。信的日期是法官在约翰第一次外出找猎向他借钱的那天。

    “亲爱的约翰，”法官写道，“我从未借给你父亲一分钱，因为我从未相信过他。但是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就喜欢上了你。我想确定你和你的父亲不一样，所以我考验了你。 这就是我说你父亲欠我40美元的原因。祝你好运，约翰！”信封里有40美元。

（摘自《小小说选刊》）

写字

毕飞宇

    当父亲的做决定往往是心血来潮的，这是父性的特征之一。一清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面前，用下巴命令我坐下来。父亲说：“从今天起，你开始学写字。”这个决定让我吃惊。

    我才七岁，离“上学”这种严肃正确的活法还有一段日子。更关键的是，现在刚刚是暑假，父亲的决定在这个时刻显得空前残酷。他是学校里仅有的两个教师之一，而另一位教师恰恰就是我的母亲。我坐在小凳子上，拿眼睛找我的母亲。母亲不看我，只给我一块背。我知道她和父亲已经商量好了，有了默契，就像宰猪的两个屠夫，一个拿刀，一个端盆。过去母亲可不是这样的。过去父亲一对我瞪眼，我就把脸侧到母亲那边去，而母亲一定会用两眼斜视我的父亲。①那样的目光就像电影上的无声手枪，静悄悄地就把事情全办掉了。

    父亲是教识字的老师，母亲教的是识数。识字和识数构成了这所乡村小学的全部内容与终极目标。可关键是我才七岁，而刚刚又放了暑假。这段日子里我忙于观察我的南瓜，是我亲手种的。我用我的小便哺育了它。即使在很远的地方我也会把小便保留在体内，到家之后幸福地奉献给我的南瓜。可是我的南瓜长得很慢，就像我的个子，一连四五天都不见起色。成长实在是一种烦恼。

    现在，一切都停下来了。成长现在放在了写字之外，成了副业。

    ……

    学校总是有一块操场的，而这块操场在暑期里头就是我家的天井了。操场不算大，但是相对于天井来说它又显得辽阔了。因为写字，我整天被关在这个天井里头。我望着操场上的太阳光，它们锐利而又凶猛，泥土被晒得又白又亮。写字的日子里我被汉字与大太阳弄得很郁闷，在父亲午睡的时候我望着太阳光，能做的事情只有叹息和流汗。我的暑期分外寂寞。

    这样的时刻陪伴我的是我的南瓜。乡村故事和乡村传说大部分缠绕在南瓜身上，被遗忘的南瓜往往会成精，而另一种说法更迷人，当狐狸在遭受追捕时它们会扑向南瓜藤，在千钧一发之际狐狸会十分奇妙地结到瓜藤上，变成瓜。这样的事情我都没有见过，但是，我向往南瓜身上的鬼狐气息，基于这种心情，我主动向父亲询问了“南瓜”、“瓜藤”这一组汉字的写法。但是父亲拒绝了“狐狸”这两个字。由于没有“狐狸”这两个汉字做约束，狐狸的样子在我的想象里头越发活蹦乱跳了，水一样的不能成形。

    我的功课完成得相当顺畅，在专制下面我才华横溢，会写的字越来越多。我甚至主动要求写字，以积极巴结的心情去迎合奉承专制。我在下课的时候十分讨好地说：“再写几个吧。”父亲便拉下脸来，说：“按我说的做。我说什么，你做什么，说多少，做多少。”②专制不领巴结的情，只有服从。这是专制的凌厉处，也是巴结的无用处。然而，我写字的瘾是吊上来了。在父亲给我放风的时候，我拿起一把锋利的小尖刀走上了操场。操场上热浪滚滚。我蹲在操场上，开始了书写。一上来我就不由自主地写下了这样的一行：

    我是爸爸。

    接下来就是批判。我用“坏”、“狗屁”等词汇向我的敌人进行了疯狂攻击。“打倒小刚坏吃狗屁”。我一定要用粉笔把这句狗屁不通的话写到他家的土基墙上去。我的字越写越大，越写越放肆。我甚至用跑步这种方式来完成我的笔画了。整个夏季空无一人，我站在空旷的操场上，一地的汉字淹没了我。那些字大小不一，丑陋不堪，伴随了土地的伤痕和新翻的泥土，但是我痛快。我望着满地的疯话，它们难于解读，除了天空和我，谁都辨不清楚。我的心中充盈了夏日里的成就感，充盈了夏日黄昏里痛苦的喜悦。我是爸爸。

    夜里下了场雷暴雨。我听到了，睡得很凉快。

    这个上午令我最为愉快的是操场。一夜的暴雨把操场洗刷得又平整又熨帖，干干净净，发出宁和的光。所有的字都让雨水冲走了。我守望着操场，舍不得从上面走。我在等太阳。太阳一出来操场就会晒硬的，到那时，平展熨帖的操场没有负担，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写最新最美的文字。

    我决定在这一天从父亲那里把“狐狸”两个字学过来，把我知道的狐狸的故事都写下来，写满整个操场。……

    但是父亲没有告诉我“狐狸”的写法，而操场也面目全非了。

    操场的毁坏关系到一个人，王国强。一夜的雷暴雨冲坏了他们家的猪圈。为了修理猪舍，王国强，这个狗屁东西，居然把他家的老母猪和十六只小猪崽赶到学校的操场上来了。我的光滑平整的操场表面被一群猪弄得满目疮痍。我自己都舍不得下脚，居然让猪糟蹋了，我对这群猪怒目而视，可它们不理我。我回到家，对母亲大声说：“你看，操场全弄破了!”

    夏日里的阳光说刺眼就刺眼了。太阳照在操场上，那些丑陋的、纷乱的猪爪印全让太阳烤硬了，成了泥土表面的浮雕。这些猪爪印像用烙铁烙在了我的心坎上，让我感受到疼痛与折皱，成为一种疤，抚不平了。

（节选自《写字》，有删改）

收字纸的老人

汪曾祺

    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宽肩的篓子，竹蔑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这个收字纸的姓白，大人小孩都叫他老白。他上岁数了，身体却很好。满腮的白胡子茬，衬得他的脸色异常红润。眼不花，耳不聋。走起路来，腿脚还很轻快。他背着一个大竹筐，推门走进相熟的人家，到堂屋里把字纸倒在竹筐里，转身就走，并不惊动主人。有时遇见主人正在堂屋里，也说说话，问问老太爷的病好些了没有，小少爷快该上学了吧……

    他把这些字纸背到文昌阁去，烧掉。

    文昌阁的地点很偏僻，在东郊，一条小河的旁边，一座比较大的灰黑色的四合院。正面三间朝北的平房，砖墙瓦顶，北墙上挂了一幅大立轴，上书“文昌帝君之神位”。这文昌帝君不知算是什么神，只知道他原先也是人，读书人，曾经连续做过十七世士大夫，不知道怎么又变成了“帝君”。他是司文运的。更具体地说，是掌握读书人的功名的。谁该有什么功名，都由他决定。因此，读书人对他很崇敬。过去，每逢初一、十五，总有一些秀才或候补秀才到阁里来磕头。要是得了较高的功名，中了举，中了进士，就更得到文昌阁来拈香上供，感谢帝君恩德。科举时期，文昌阁在一县的士人心目中是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的，后来，就冷落下来了。

    正房两侧，各有两间厢房。西厢房是老白住的。他是看文昌阁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庙祝。东厢房存着一副《文昌帝君阴骘文》的书版。当中是一个颇大的院子，种着两棵柿子树。柿树之前，有一座一人多高的砖砌的方亭子，亭子的四壁各有一个脸盆大的圆洞。这便是烧化字纸的化纸炉。化纸炉设在文昌阁，顺理成章。老白收了字纸，便投在化纸炉里，点火焚烧。化纸炉四面通风，不大一会，就烧尽了。

    老白孤身一人，日子好过。早先有人拈香上供，他可以得到赏钱。有时有人家拿几刀纸让老白代印《阴骘文》（印了送人，是一种积德的善举），也会送老白一点工钱。老白印了多次《阴骘文》，几乎能背下来了（他是识字的）。后来，也没有人来印《阴骘文》了，这副版子就闲在那里，落满了灰尘。不过老白还是饿不着的。他挨家收字纸，逢年过节，大家小户都会送他一点钱。端午节，有人家送他几个粽子；八月节，几个月饼；年下，给他二升米，一方咸肉。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他有时也会想想县里的几个举人、进士到阁里来上供谢神的盛况。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老白收了字纸，有时要抹平了看看（他怕万一有人家把房地契当字纸扔了，这种事曾经发生过）。近几年他收了一些字纸，却一个字都不认得。字横行如蚯蚓，还有些三角、圆圈、四方块。那是中学生的英文和几何的习题。他摇摇头，把这些练习本和别的字纸一同填进化纸炉烧了。孔夫子和欧几里德、纳斯菲尔于是同归于尽。

    老白活到九十七岁，无疾而终。

仇恨

安勇

    袁五谷和袁丰登做了一辈子的仇敌。在我看来，这两个人都有置对方于死地的决心和勇气。

    比如说吧，一条路，如果袁五谷刚走过了，袁丰登就说啥也不肯再走，宁可绕远走另一条路。实在没有另一条路呢，袁丰登在这条路上走一步，就冲着想象中的袁五谷的背影吐一口唾沫，再走一步，又吐一口唾沫。吐完了就骂一句：袁五谷你真不是个人。当然了，袁五谷也是如此。

    我十岁那年，袁五谷从乡政府调到了县政府。转年，袁丰登从乡中学调到了县教委。没多久，上级就开始调查袁丰登的问题，查来查去发现，袁丰登这个同志是清白的，没啥问题。袁丰登也弄明白了，是袁五谷给上级写了封信揭发他的问题，意思就是想把他再弄回农村去。不久后，上级又开始调查袁五谷，查来查去，这个同志也是清白的。不用问，是袁丰登回报了一封举报信。

    某一天早晨，在县医院旁边的一座石拱桥上，袁五谷和袁丰登狭路相逢了。两个仇人一东一西，像两轮不共戴天的太阳似的，升到拱桥中间的弧顶处时，就同时停住了。袁五谷不说话，拿眼睛使劲瞪着袁丰登。袁丰登也不说话，拿眼睛使劲瞪着袁五谷。他们俩的影子投到桥下的河水里，一个伸着脖子，另一个也伸着脖子，看起来像两只斗架的公鸡。袁五谷不肯让路，袁丰登也不肯让路，都是钉子似的，在桥上钉着。后来，两个人，四只眼，都瞪得要冒血了，四条腿也不停地打哆嗦。这才同时把头转过去，冲后面“呸”地吐一声，下桥，找另一条路去了。隔着河他们又同时回过头来，冲着对方“呸”了一声。

    袁五谷和袁丰登虽然仇深似海，但他们俩对我都非常好，他们一个是我的亲二叔，另一个是我的亲三叔。而且在我心里，他们也都是挺不错的人。我一直想搞清楚，在他们这对亲兄弟之间到底理藏着什么仇恨？当然了，我更希望他们能解开心里的疙瘩，丢开仇恨。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相处，不是更好吗？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二叔和三叔是为什么成为仇人的？但每次问，他们都摇摇头说不知道，知道的就是他们俩有仇。没办法我只好去问两位当事人，在这个问题上，二叔袁五谷和三叔袁丰登的回答是相同的，他们都告诉我六个字：袁丰登（五谷）不是人。我如果接着问为什么就不是人了呢，他们就都瞪着眼睛大发雷霆，摆出一副恨不得吞了对方的架势，闭口不提。

在二叔和三叔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成了我心头最大的一个疑团。后来我又问过好多人，他们都知道二叔和三叔有仇，有大仇，但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仇恨的根源。

    我二叔袁五谷在七十岁那年得了重病，临死指名要见我最后一面。我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想不起来该对他说点什么，最后竟然又问了他和三叔的仇很。已经奄奄一息的二叔听到三叔两个字，立刻瞪圆了眼睛，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他不是人。这也是二叔临死说的最后一句话，算是他的遗言吧！

    二叔死后，三叔大笑了三天，逢人就说那个不是人的家伙袁五谷死了，第四天早晨睁开眼睛，三叔还准备接着笑时，突然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我们大家赶到时，三叔已经不行了，如果三叔也死了，那么我心头的疑团就永远也解不开了，所以一见面我就毫不犹豫地问三叔。当时，三叔的脸上还有一缕没来得及绽放的笑容，那笑容花骨朵一样在肉皮里含着。这次三叔没有告诉我袁五谷不是人。他好像仔细想了想，然后重重地摇了摇头，告诉我四个字。四个字刚说完，一歪头就走了。

    我三叔袁丰登的墓地在县城的一小山上，左边是棵老松树，右边是另一个墓地，是我二叔袁五谷的墓地。安葬了三叔后，我在两个叔叔的墓碑前哭了一整天，边哭边想着三叔说的最后四个字，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三叔说的竟然是：记不清了。

    这四个字是三叔在世上说的最后一句话，也算是他的遗言吧！

（有删改）

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川续断十钱，右手去药匣抓药，放进左手的戥子里一称，正好。继续一味味抓药，骨碎补十钱、藏红花十钱……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丢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我是中国人，不能坏了中国人的名声！”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4期，有改动）

青龙偃月刀

韩少功

何爹剃头几十年，是个远近有名的剃匠师傅。无奈村里的脑袋越来越少，包括好多脑袋打工去了，好多脑袋移居山外了，好多脑袋入土了，算一下，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他说起码要九百个脑袋，才够保证他基本的收入。

这还没有算那些一头红发或一头绿发的脑袋。何爹不愿趋时，说年轻人要染头发，五颜六色地染下来，狗不像狗，猫不像猫，还算是个人？他不是不会染，是不愿意染。师傅没教给他的，他绝对不做。结果，好些年轻人来店里看一眼，发现这里不能焗油和染发，更不能做负离子和爆炸式，就打道去了镇上。

何爹的生意一天天更见冷清。我去找他剪头的时候，在几间房里寻了个遍，才发现他在竹床上睡觉。

“今天是初八，估算着你是该来了。”他高兴地打开炉门，乐滋滋地倒一盆热水，大张旗鼓进入第一道程序：洗脸清头。

“我这个头是要带到国外去的，你留心一点剃。”我提醒他。

“放心，放心！建伢子要到阿联酋去煮饭，不也是要出国？他也是我剃的。”

洗完脸，发现停了电。不过不要紧，他的老式推剪和剃刀都不用电——这又勾起了他对新式美发的不满和不屑：你说，他们到底是人剃头呢，还是电剃头呢？只晓得操一把电剪，一个吹筒，两个月就出了师，就开得店，那也算剃头？更好笑的是，眼下婆娘们也当剃匠，把男人的脑壳盘来拨去，耍球不是耍球，和面不是和面，成何体统？

我笑他太老腔老板，劝他不必过于固守男女之防。

好吧好吧，就算男人的脑壳不金贵了，可以由婆娘们随便来挠，但理发不用剃刀，像什么话呢？他振振有词地说，剃匠剃匠，关键是剃，是一把刀。剃匠们以前为什么都敬奉关帝爷？就因为关大将军的工夫也是在一把刀上，过五关，斩六将，杀颜良，诛文丑，于万军之阵取上将军头颅如探囊取物。要是剃匠手里没有这把刀，起码一条，光头就是刨不出来的，三十六种刀法也派不上用场。

我领教过他的微型青龙偃月。其一是“关公拖刀”：刀背在顾客后颈处长长地一刮，刮出顾客麻酥酥的一阵惊悚，让人十分享受。其二是“张飞打鼓”：刀口在顾客后颈上弹出一串花，同样让顾客特别舒服。至于“哪吒探海”更是不可错过的一绝：刀尖在顾客耳朵窝子里细剔，似有似无，若即若离，不仅净毛除垢，而且让人痒中透爽，整个耳朵顿时清新和开阔，整个面部和身体为之牵动，招来嗖嗖嗖八面来风。气脉贯通和精血踊跃之际，待剃匠从容收刀，受用者一个喷嚏天昏地暗，尽吐五脏六腑之浊气。

何师傅操一杆青龙偃月，阅人间头颅无数，开刀，合刀，清刀，弹刀，均由手腕与两三指头相配合，玩出了一朵令人眼花缭乱的花。

一套古典绝活玩下来，他只收三块钱。

尽管廉价，尽管古典，他的顾客还是越来越少。有时候，他成天只能睡觉，一天下来也等不到一个脑袋，只好招手把叫花子那流浪崽叫进门，同他说说话，或者在他头上活活手，提供免费服务。但他还是决不焗油和染发，宁可败走麦城也决不背汉降魏。

三明爹一辈子只有一个发型，就是刨光头，每次都被何师傅刨得灰里透白，白里透青，滑溜溜地毫光四射，因此多年来是何爹刀下最熟悉、最亲切、最忠实的脑袋。虽然不识几个字，三明爹也是他背诗的最好听众。有一段，三明爹好久没送脑袋来了，何爹算着日子，不免起了疑心。他翻过两个岭去看望老朋友，发现对方久病在床，已经脱了形，奄奄一息。

他含着泪回家，取来了行头，再给对方的脑袋上刨一次，包括使完了他全部的绝活。三明爹半躺着，舒服得长长吁出一口气：“贼娘养的好过呀。兄弟，我这一辈子抓泥捧土，脚吃了亏，手吃了亏，肚子也吃了亏呵。搭伴你，就是脑壳没有吃亏。我这个脑壳，来世……还是你的。”

何爹含着泪说：“你放心，放心。”

光头脸上带着笑，慢慢合上了眼皮，像睡过去了。

何爹再一次张飞打鼓：刀口在光亮亮的头皮上一弹，弹出了一串花，由强渐弱，余音袅袅，算是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他看见三明爹眼皮轻轻跳了一下。那一定是人生最后的极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