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时代，学校的教育映射了工业化集中物流的经济批量模式：铃声、班级、标准化的课堂、统一的教材、按照时间编排的流水线场景。这种教育为工业时代标准化地“制造”了可用的人才。而大数据教育将呈现另外的特征：弹性学制、个性化辅导、社区和家庭学习、每个人的成功。世界也许会因此安静许多，而数据将火热地穿梭其中，人与人（师生、生生）的关系将通过人与技术的关系来实现，正如现在过春节拜年，不通过短信、电话、视频、微信，还能像20年前那样骑自行车挨家挨户拜年吗？大数据时代，无论你是否认同技术丰富了人类的情感，技术的出现，都让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一个学生考试得了78分，这只是一个“数字”；如果把背后的因素——家庭背景、努力程度、学习态度、智力水平等，与78分联系在一起，就成了“数据”。大数据与传统的数据相比，有非结构化、数据量巨大、数据分析由专家层变化为用户层、大量采用可视化展现方法等特点，这些特点正好适应了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学习变化。目前教育变革的讨论，过于集中于在线教育（远程、平板、电子、数字），这正像任何一种科技让人们最先想到的都是偷懒的哲学，自动化时代最先想到的是卓别林电影中的自动吃饭机，多媒体时代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游戏。在线教育本身很难改变学习，在这场教育革命的浪潮中，由在线教育引发的教育从数字支撑到数据支撑的变化，却是很多人没有在意的巨大金矿。

    教育环境的设计、教育实验场景的布置，教育时空的变化、学习场景的变革、教育管理数据的采集和运用，这些过去靠“拍脑袋”或者理念灵感加经验的东西，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的背景下，变成一种数据支撑的行为科学。教育将成为继经济学之后，一门不再靠理念和经验传承的社会科学，大数据时代的教育，将变成一门实实在在的实证科学。

    目前的经济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的大数据时代，人与机器的主流社会关系逐渐转向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若干年后社会的竞争将以服务和创新为核心的，然而我们今天的教育还受制于减少犯错和标准化的“魔咒”。大数据教育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标准化的教育将转向网络完成，而个性化的人才培养将主要由学校承担：越来越小的班级、越来越近的学校、越来越聚焦的教育支持、越来越个性化的培养方式。这将使教育摆脱工业化时代的模式。

    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的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儒学演变的历史特点中，找到一些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线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重要。一个是汉代，是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奠定体系的时期；再一个是宋代，是传统科学走向高峰的黄金时期。而在学术思潮发展领域，这两个时期恰恰一个是独尊儒术（汉代），再一个是儒学复兴（宋代）。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不能设想，当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时，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会是一种对科技发展完全是消极影响的思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获得高度发展，必然有其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及其思想和文化原因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汉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儒家思想正是适合并促进科技发展的思想原因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很不相同，应该对其作具体分析，而不可将其一概否定。

榨菜经济学

肖楠

    习近平与哈萨克斯坦总统面对面吃了一顿早餐，两人的餐品包括一杯果汁、一碗小米粥，还有摆在餐桌正中间的几小碟“家常榨菜”。很快，5毛钱一包的榨菜超越两位国家元首，成了席卷中国资本市场的明星。榨菜在餐桌上很难成为人们聚焦的话题，但在中国经济的舞台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个名叫“榨菜指数”的概念就曾经引起广泛的讨论。2012年年底，一家媒体报道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在起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时发现，榨菜销量的区域变化，刚好能够体现农民工的流动趋势。

    据说，政府已经在跟踪“榨菜指数”的变化，并且据此将全国分为“人口流入区”和“人口流出区”，制定不同的宏观政策。

    尽管发改委近期否认了他们曾经提出“榨菜指数”的说法，但大量数据证明，榨菜销售量与农民工的流动趋势存在巨大的相关性。从2007年到2011年，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的市场份额从49%一路跌破30%，与此对应的，正是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

    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份发布的《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也验证了这一相关性。报告称，2012年，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较快，回流趋势明显。而相比于在华南地区的惨淡经营，涪陵榨菜在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西北地区的销售额，也伴随着农民工的回流，创造了接近50%的增长率。

    从餐桌上的“小角色”，到城市发展的晴雨表，榨菜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主要还是因为它低廉的价格。

    榨菜的销量直观体现了流动人口数量的高低起伏，并且具备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地方政府部门能够据此提前做好准备，应对人口骤增后的就业、治安、医保、社保、教育等公共服务问题；而外来企业也能及时核算自己的劳动力成本，为下一步的战略布局调整提供依据。

    当然，能站上宏观经济舞台的食品，不仅是这小小的榨菜。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提出用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在全球各地的价格，来衡量各国的实际汇率。美国《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也曾经提出，拥有星巴克咖啡店越多的国家，受到金融危机伤害的程度越高。而在中国，网民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可能的指数：用茅台酒的消费量监测“三公”消费，用“大妈扎堆”现象预警有过热危险的市场。

（节选自《读者》2014年1月第2期）

    二次元是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个亚文化族群。早期的动画、漫画都是由二维图像构成的，其画面是一个平面，所以被爱好者称为“二次元世界”，简称“二次元”。广义上说，各种虚拟世界的卡通、动漫、电子游戏及其相关的核心产品与衍生产品都可以归为二次元的范畴。

    为何那么多人痴迷二次元文化？细究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不少青少年沉迷于二次元世界无法自拔，其实是不愿面对充满竞争和纷扰的真实世界。二是寻求认同的心理需求。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族群往往要通过对亚文化的集体消费，不断强化着彼此间的认同感，感知个体存在的价值。

    二次元文化的盛行，于资本市场可能是利好，但对文化领域是喜是忧，则需要时间的验证。当下二次元文化的各类活动主要是在互联网这个场域完成的。新媒体不仅为二次元作品提供了便利宽广的展示平台，还为网络一代找到了同好聚集、思想碰撞的交流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二次元逐渐跳脱了孤立的虚构故事空间，超越了动漫的艺术形式，形成涉及人群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的时尚潮流。然而，由于互联网对海量内容的筛选、监管和把控不甚严格，使二次元文化落入野蛮生长、参差不齐的窠臼。

    随着主要受众群体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破壁交融的进程将逐渐加速。为了更好地获得年轻人的认同，我们应当通过参与创作或评论引导的方式影响二次元文化，指引其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国产二次元作品，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提倡的要素。二次元这种创作传播方式，须在中华文化内涵的挖掘上有所倾斜，这样才能为青少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对接打下基础，给主流文化的发展开辟更多维度。二是从注意力经济转向情感力经济。动漫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里面的人物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产二次元作品却更多地流于肤浅的无厘头搞笑，或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堆砌俊男美女、宏大场景。试问，如是没有充分的情感张力，又怎能与观众深度互动、引导他们进行理性思考呢？三是取材于现实，靠生活质感打动观众。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二次元文化唯有回归现实，脚踏大地，才能更加震撼人心，引发共鸣，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宋磊《面对“二次元潮流”主流文化不应缺位》）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钟声”意象

    中国古人写“钟声”的诗句很多，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如杜甫的“晨钟云外湿”、张继的“夜半钟声到客船”等。在这些诗句中，“钟声”以其自身特有的存在方式，构成中国古典诗学一个饶有兴味的审美意象。

    钟声从一开始就与人类的文化活动有密切的关系。黑格尔说：“塔楼上的钟塔是专门为宗教仪式而设的，这种依稀隐约的庄严的声响，能感发人的心灵深处……”在欧洲，钟声所传达的缥缈、崇高、严静的宗教意味，是自始至终贯穿下来的。

    在中国，有关记载中，钟声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的宗教仪式中的钟声，这种宗教音乐带给人的心理感受是恐惧、松弛和宗教性迷醉。另一类是与古代庆典活动相关的钟声，多用来助兴，表达一种阔大、热烈的气氛，如《诗经·关雎》中的“钟鼓乐之”。后来这类钟声又演变成显示身份地位的象征信号，如王勃《滕王阁序》的“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后一层意义的钟声，逐渐具有了较丰富的审美属性。

    但这些都还不全是古典诗学中那种发人深省、令人超升、使人有所领悟的“钟声”意象。它的生成还有一个更为直接、也更为深层的原因，这就是：钟声昭示着时间。

    无论中西，钟声都与时间有特殊的关系，或者说，钟声常给时间一种特殊的内涵。在西方基督教的生命观里，钟声能提醒人类生命的短暂和上帝的永恒，这就是西方哲学家所感悟的钟声所暗示的“精神时间”。在中国古代，钟声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积淀成分。

    在中国文化里，钟鸣常与桑榆之年等特定意象连用，表达对时光消逝的感觉和对生命的领悟。尤其在佛教东渡，带给中国传统思想以“空”的观念后，寺院的钟声被赋予了一切皆空的佛教思想，从而逐渐变成人们反省、忏悔、探视内心和领悟生存的象征。钟声作为一种信号，它展示出生命在时光中消耗、磨损的程度，从心灵深处提醒人们：夕阳西下或早晨到来，旧的结束或新的开始，以及“我们向何处去”或“何处是归程”等。钟声又常与年华已逝、风尘碌碌的惆怅心情联系在一起，其缥缈而又严静的音律也最易把精疲力竭的生灵，引入宗教的虚幻精神境界。

    在西方，对“钟声”意象最为关注和凝神思考的当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他晚年一直思考用“诗”去追寻在现代社会中“隐去”的上帝。他认为，对诗来说，重要的是“说出”（蕴含）“精神能量”。这蕴含的精神能量，被他比喻为“沉寂的钟声”。中国人真正悟出这“沉寂的钟声”的悠长意味的，则应首推唐代诗佛王维。他的《过香积寺》诗云：“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谷口疏钟动，渔樵唯觉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这些可以说是古典诗学中“钟声”意象的最佳表现。它充满了一种真正经心灵领悟、体验到的佛教所说的“空寂”，具有那种令人大悟的“精神能量”和很高的审美价值。与海德格尔“沉寂的钟声”不同的是，它不是召唤人们皈依上帝，而是皈依佛家宣扬的空寂的世界本原。在古典诗学中还有一种召唤，它不是召唤人们走向“空寂”，而是召唤人们回归自然，如唐人于良史云：“南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钟声借助它积淀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宗教情感，往往能一举将人从现实世界引入虚幻王国。这对那些在现实世界中遭受挫折、困顿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如常建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钟声”已部分失去佛教内容，而成为一种特定的审美意象。

    在数千年传统中，家是人伦秩序的核心，费孝通以“差序格局”所表述的秩序典范，就是以家人为中心圆、按照亲疏远近关系由内而外的层层外推。在这样的秩序典范中，家具有集政治、伦理与文化于一身的意义。家的伦理原则是孝道，而汉代以来以孝治天下是一项基本原则，其中虽然有孝（家的伦理原则）与忠（国的伦理原则）之间的张力，但更受重视的是孝悌于家的人鲜有政治上犯上作乱的可能性，故而《礼记·大学》提出这样的看法：家齐而后国治。

    从衣食住行开始，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的初始性教育、气质之熏陶，都显示了家作为人生起源与归宿地的意义，但家所承担的，既不是教堂的功能，也不是古希腊归于“家政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功能，而是在教养与熏陶、生活与教育等方面，承担代际传承、文化与传统基因更新的伦常事业。成家与立业既是人生的两大支柱，又是父子之间代际相承者。孝道的实质就是守护这份家业。传宗接代，维持家族祭祀的香火不绝，这固然是家的重要功能，但更重要的是，维持耕读传家，承传家族的文化理想于不坠——此中深含着中国人所具有的世代生成的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由于下述情况而得以巩固：家的共同体固然由在世的家庭成员构成，但通过祭祀、家谱等方式建立在世者与去世者之间的关联，由此使得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今日意义上的由生者与生者构成的小家庭，而成为生人与业已去世的先人即鬼神构成的共同体。

这种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绵延连续，使得历史过程中的文化维度得以在家中聚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传统中国出现的那些与家相关联的词语，比如，传达家作为教化一伦常共同体的“家学”、“家风”、“家教”、“家礼”、“家训”、“家道”、“家法”、“家规”、“家范”等，体现家的历史意识与宗教精神的“家谱”、“家祠”、“家世”、“家业”、“家语”、“家神”等。所有这些词语，都体现了家在传统中国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即便家被现代的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潮不断边缘化，也依然超出了古希腊的家作为私有领域的“家政学”的意义。在古希腊人那里，日常生活基本物质的满足构成家的主体功能，但即便在现代中国，家的意义也没有被限定为日常生活的生理一生物之满足，家依然被视为教化与伦理的策源地之一。樊浩领导的“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课题组发现，在人们的意识中，位居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三大策源地之首的是家庭（家庭63.2%，学校59.7%，社会32.2%）。

（摘编自陈赟《“去家化”与“再家化”：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