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与汉长安

    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汉帝国崛起于亚洲东部，而古罗马也在欧洲逐渐走向繁荣。但是长安和罗马有着很不相同的城市发展脉络。长安是平地起城，其选址经过缜密论证，考虑的是管辖辽阔疆域的安全需要，代表的是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先政治军事，后经济文化”的脉络十分清楚。对比之下，罗马城是自然形成的都城，早在公元前753年就已建城，早已有相当的经济文化基础，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终于变成了古罗马之都，并在帝国之初达到全盛，其发展脉络刚好与长安相反。

    因为城市发展脉络的不同，他们的文化发展脉络也不同。长安文化在很短的时间里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快速崛起，而罗马文化则是继承了希腊文化甚至埃及文化发展而来，发展过程有几百年之久。

    长安文化带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这是由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决定的。但是长安文化又有包容和吸纳的一面，其他思想流派只要和最高统治者意愿相合，就能得到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长安文化以周秦文化为基础，广泛吸取了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甚至少数民族文化及域外文化的成分，从而形成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特色。它既代表了本国甚至本大洲文化的最高水平，又带动了周围广大区域内的文明进程，而且它还促成了世界最大的单一民族——汉族正式形成。

    长安文化作为一种集大成的新兴文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愿意探求和吸纳其他文化来充实自己。张骞在西方人之前最早开通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中国人对自己以外世界的一次大探求。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博望”二字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长安文化的探求性。

    罗马文化中没有一支像儒家思想那样独大的至尊核心，奥古斯都称帝，但共和思想和法则依然深入人心，即使是逐渐兴起的基督教文化也没有改变罗马文化多元的特质。罗马帝国广阔疆域内，大大小小的诸多城市都被允许按照首都的模式去建设和发展，而在中国，地方城市的建设是不能同首都平起平坐的，同时罗马城中众多的公共活动场所也是长安城中不可能有的。只是到公元392年，基督教才发展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成为至尊一元的宗教文化，但这时距罗马帝国的解体已只有几年时间了。

    长安文化和罗马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宗教性。长安文化中有多神信仰的倾向，但是按照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理念，长安文化中的宗教元素始终没有上升到主导地位，而儒家的“仁爱”思想使长安文化洋溢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在这种人文精神的推动下诞生的《史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罗马文化继承了古希腊开明而松散的多神信仰，充满科学探索精神和人文精神。这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在蛰伏数百年后又成为文艺复兴能在意大利发端的历史渊源。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逐渐强大，罗马甚至成为基督教教廷所在地，这与宽容而多元的罗马文化背道而驰。

中国建筑艺术

李泽厚

    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等处来看，方形或长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那时便已出现，它最终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在《诗经》等古代文献中，有“如晕斯飞”，“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可见当时木建筑已颇具规模，并且具有审美功能。对建筑的审美要求达到真正高峰，则要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进入新阶段，一股追求华美的建筑热潮蔓延开来，大概到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大修阿房宫时达到最高点，从记载两千年前秦代宫殿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的独立个别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

    中国主要建筑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是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在这里，建筑的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使人在慢慢游历一个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过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环境的和谐。

    中国建筑讲究建筑物的严格对称，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理性）。所以，就单个建筑来说，它确实相对平淡，但就整体建筑群而言，它却结构方正、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却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这种本质上是时间进程的流动美，在个体建筑物的空间形式上，也同样能表现出来，这方面又显出线的艺术特征，因为它是通过线来做到这一点的。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屋顶形状和装饰，在视觉上占有重要地位，屋顶的曲线，向上微翘的飞檐（汉以后），使这个本应是异常沉重的往下压的大帽，反而随着线的曲折，显出向上挺举的飞动轻快，配以宽厚的正身和阔大的台基，使整个建筑安定踏实而毫无头重脚轻之感，呈现出一种情理协调、舒适实用、有鲜明节奏感的特点，而不同于欧洲或印度的建筑。就是由印度传来的带有宗教性质的宝塔，也终于中国化了。它不再是体积的任意堆积，也不是垂直一线上下同大，而是表现出中国式的节奏美。也由于是世间生活的宫殿建筑，供享受游乐而不只供崇拜顶礼之用，从先秦起，中国建筑便充满了各种供人自由玩赏的精致的美术作品（绘画、雕塑）。

    随着封建社会晚期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园林艺术日益发展。显示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的严格的对称性被打破，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为目标的建筑美出现了。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出人意料，可以引发更多的想象和情感。这种仍然是以整体有机布局为特点的园林建筑，却表现着封建后期文人士大夫们更为自由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思想。它们的浪漫风味更浓了。但在中国古代文艺中，浪漫主义始终没有过多地越出古典理性的范围，在建筑中，它们也仍然没有离开平面铺展的理性精神的基本原则，仍然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渲染表达的仍然是现实世间的生活意绪，而不是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

（选自《美的历程》，有删改）

    含蓄即含而不其、隐晦曲折，它是中国古典诗歌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诗歌的含蓄包括两层内涵：一是内容上的含蓄，一些题旨，诗人不愿明言、不能明言或不敢明言；另一种是手法上的含蓄，诗人采用借代、暗示或象征等手法，造成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使读者从中获得无穷之意蕴。

    含蓄的手法，早在先秦诗歌中就有运用，如《诗经·蒹葭》，那种“宛在水中央”的朦胧，“所谓伊人”的隐约，都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在先秦至六朝的典籍中，虽未具体提及“含蓄”一词，但已推许类似的手法，《文心雕龙》有《隐秀》篇，认为“情在词外曰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这为合蓄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含蓄”成为一种美学形态和诗学概念，大致起于中唐皎然的《诗式》，他在解释“辨析”十九字时，在诗学领域第一次提到 “含蓄＂。晚唐的王睿将含蓄正式尊为一种诗歌体式。含蓄风格也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创作追求，刘禹锡就深为“言不尽意”而苦恼。他说：“常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认为诗人应该在诗歌中营造“象外之象”，这样才会“言有尽而意无穷”。晚唐司空图的含蓄理论可以说是“言外之意”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具体的“象”、“景”、“味”、“韵” 是有限的，要获得无限的意蕴，就要从中超脱出去，在“象外”、“景外”、“味外”、“韵外”的更大的空间作无待的逍遥之游，以有“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到了两宋，含蓄作为一个主要的批评标准被广泛运用。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现于言外乎？”梅尧臣的话可说是对司空图的一种补充。之后，含蓄美已成为诗、文、绘画创作的一条基本准则，并推至艺术创作的最高追求之一。至南宋的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把“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含蓄之美推至极致，还提出了“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忘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说法。

    降至明清，以含蓄评诗文更成为惯则。清代“神韵”领袖人物王士禎直承了严羽“得意忘言”的含蓄说。他盛贊盛唐诗“蕴藉含蓄，意在言外”，认为“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意忘言之妙”。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认为诗要“神寄形中”，所以须“脱形写形”，说谢灵运诗就是“多取界外，不失环中”。明人胡翰认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惟有“象外““言外”才会“四表无穷”。

    以上论述，说明不同的时代都在强调含蓄所具有的笔墨寥寥、意溢千里的美学价值。崇尚深情绵邀、含蓄蕴藉，富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神韵天然之佳作，便形成丁一股文学潮流，至今天不衰。

（摘编自《中国古典诗词的显隐》）

慎终追远  清明永驻

    清明节大约起源于周代，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最初，清明只是一个提醒农民进行春耕春种的节气。《淮南子·天文训》记：“春分后十五日，北斗星柄指向乙位，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谷雨紧相连，浸种春耕莫迟延”等农谚。这种标志物候变化、敦促春耕的节气，是怎样变成以祭奠祖先为中心的综合节日的呢?

    首先，这与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有关。相传，寒食节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晋文公、介子推一段动人的故事。但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寒食节与古人对于自然的认识相关。他们认为世界万物都和我们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也有生老病死，需要新陈代谢。火燃久了要熄掉，重取新火。寒食之后重生新火就是一种辞旧迎新的过渡仪式。熄灭旧火与重生新火所透露的是季节交替的信息，意味着新的一年春耕生产的开始。寒食节在清明前两日，寒食禁火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踏青出游。唐代之前，寒食与清明是两个前后相继但主题不同的节日，一为怀旧悼亡。一为求新护生；一阴一阳，一息一生。二者有着内在的文化关联。

    清明节也融合了上巳节的一些习俗。上巳节俗称三月三，它形成于春秋末期。时至唐代，上巳节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人们常在此日到水边嬉戏，去郊游踏青。后来，上巳节的踏青饮宴的特点被整合到了清明节的习俗之中。清明节发展最盛的时期是宋代。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可见，宋人借祭祖扫墓的机会充分享受踏青之乐，寓嬉乐于哀痛之中。张择端绘制的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呈现出宋代清明节的盛况。到了元代，不仅上巳节退出了节日传统，寒食节也已基本消亡。春节之后的大好春季只剩下了清明节。

    清明节祭祖扫墓、追念先人功德的活动，与中国深层的祖先崇拜、孝文化传统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而这种文化传统正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得以和谐稳定发展的支柱，也是清明节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根基。随着民族精神的复兴，对祖宗的家族性私祭发展到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黄帝、炎帝的群体性公祭，以延续中华民族血脉相连、薪火相传的精神，这些都抒发了人们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的道德情怀。

    中华传统节日是民族生活的仪式，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承中华美德的重要载体。现在我们过清明节，就是一次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感悟和认同的过程，就是要通过扫墓祭祀等形式唤起后人对祖先的追思与敬慕，全面体现对祖先的感恩、对血脉责任的认同，确保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共同记忆，得以代代相传、万载永续。

(节选自李荣启《感悟清明节的文化内涵》，有删改)

    ①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②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③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④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⑤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①持续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分水岭，标志着大唐盛世的终结，也是陆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终结，自此，这条连接亚欧的商贸通道，逐渐衰落，终于湮没。

    ②“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是唐代诗人元稹《行宫》中的两句。这些宫女们，再也得不到从丝绸之路西来的香料与珠宝了。因为“安史之乱”，唐朝不得不将驻守西疆的四镇边兵东调长安，一时西北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北上占据河陇，回鹘亦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山一带，同时西边的大食亦加强了中亚河中地区的攻势，这三股力量又彼此争夺与混战，从此，唐朝政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道路梗绝，往来不通”，杜甫写诗哀叹：“乘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

    ③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著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这是一本关于唐代文化交流史的名著，他写道：“在玄宗时代，人们可以随处听到龟兹的琵琶，但到了九世纪，这一切就成了梦想。”陆上丝路的中断，直接影响了唐朝的文化和社会。爱德华·谢弗分析说，为什么唐代传奇和笔记小说中，与《山海经》所记述的珍怪一样的奇珍异物大量涌现，因为“从九世纪初期开始，唐朝的国际时代、进口时代、融合时代和黄金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的珍奇物品的渴求，都已经不可能轻易地得到满足了。”在九世纪的时候，真实的新奇物品已经无法到达唐朝境内了，唐人只能社撰虚构出怪异荒诞的贡物。

    ④到了元朝，依托强大的军事实力，陆上丝绸之路再度繁华，丝路上的重要国家花刺子模，因为劫杀蒙古商队、侮辱蒙古使臣，甚至遭遇了灭国之灾。但随着元帝国的土崩瓦解，这条路又陷入没落。河西走廊上的敦煌，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恢宏壮美的莫高窟洞窟，是当年走向远方的商旅祈求平安的精神驿站，从晋朝到南北朝，再到唐朝，都有，但是没有明朝的洞窟和壁画，因为到了明朝，这条路已经没人走了，后来被人遗忘，一直到了近代。

    ⑤事实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有一个历史兴替，安史之乱后，陆路衰落，海路开始发达，后者在宋、元时代以及明前期始终保持兴盛，遗憾的是，明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清朝的“禁海令”和“迁海令”……海上丝路也日渐衰落，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全球重心转向了西方。中国人因为丝绸之路形成的世界观、大格局，彻底倒退了。

（摘编自《丝绸之路与中华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