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眼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沈从文一家居住在昆明呈贡的乡下，被敲响的搪瓷盆子震醒，加拿大老人彼得满村子奔跑，把喜悦传递给饱受战争灾难的乡村。一声声撼耳的敲击声，撕裂夜的安宁。破碎的瓷盆震动沈从文的心灵，他永远不会忘记。

    放下笔，抬头向窗外望去，天色放亮，新的一天如期降临。在澄澈的空气中推开门，沈从文离开了家，向着滇池的方向走去。

    清晨的大地，风播送让人抑制不住的兴奋。阳光下的野花，似乎开得和往日不同。叶脉上滚动的露珠，处子一般纯美，沈从文流泪了。这不是个人的小资的伤感，而是大爱和大恨。一个民族经历了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把侵略者赶出了家门。9月9日，是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报上刊登的消息，这天是日军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两件大喜事，像中国传统的双喜字，喜上加喜，对于情感丰富的沈从文来说，怎能在床上、在睡眠中度过不平静的夜呢？

    面对滇池，阳光在水波中欢快地跳跃，群峰在雾气中时隐时现。大自然清洗了淤积的痛苦，一缕雾岚，一朵阳光，扑面的风儿，把沈从文牵往远方。眼前流动着逃难的日子，在天津，在烟台，在济南，在武汉，在常德，在昆明，饥寒交迫的人们，在逃难的路上，生离死别。大好河山沉沦在战火硝烟的背景里，沈从文记住的情景，是不可愈合的伤口，不是文字所能录下的。想起了家乡，想起亲人，沈从文的眼泪流了出来。

    当天亮的时候，放下手中的笔，沈从文的心态和九年前相比发生了变化。时间不但改变了人的年龄，经历过的事情，也使人有了沧桑的味道。

    沈从文的眼泪复杂，他的哭声从胸中爆发出来，发出的呐喊伴着冬夜，向人生宣战，向黑夜宣战。饥饿和寒冷，贫穷和艰苦，虽然，会使人的肌体遭受磨难，但却让人坚定了信心。

     沈从文的眼泪纯粹，经受了人生的大起大伏，却没揉进一点杂质。对于沈从文来说，保持平常的心态，对人，对事物始终用善良和宽大的心胸迎接一切，不管是风，不管是雨，不管是阳光，都能在他大地似的胸膛上存留。这和他少年时留恋大自然有关系。沈从文喜欢听音乐，听肖邦，听贝多芬，听文图里尼淳朴的歌声。每次听，那音符如同家乡河水上的阳光，在情感的河流中跳跃，他露出久违的激动。沈从文在音乐的河流，驾驶文学的船，写下对家乡的思念，心灵世界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

    沈从文爱家乡的“傩堂戏”，有一次他和李辉在聊天，一说到“傩堂”两个字，平静的脸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张开嘴，笑出了声，那种开心的笑，到了沈从文这样的年龄，所有的功利都是云烟。但是家乡在他的生命中不是轻描淡写的场景，是他一生的牵挂。一句家乡话，尤其是从小就好听的“傩堂戏”，泪水涌了出来。

    沈从文的笔，触进大地的深处。他的文学和人生都带有童话的色彩，他用笔在童话的罐子中吸足了五彩的墨水，写出了淳朴的人，博大的土地，清澈的河流。沈从文关注民间，这和他从小喜欢沈从文的笔，触进大地的深处。他的文学和人生都带有童话的色彩，他用笔在童话的罐子中吸足了五彩的墨水，写出了淳朴的人，博大的土地，清澈的河流。沈从文关注民间，这和他从小喜欢“傩堂戏”有很大的渊源。民间形成了沈从文的艺术个性，在自己的思想脉络中，他选择人物，选择题材与众不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很多的作家，从大地走出来，但却没沈从文的个性鲜明，那么强烈。

    沈从文的眼泪有声音，有色彩，有记忆。

（摘自《浪漫沈从文》，有删改）

    很多人说：什么是意境？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其实这种解释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他的解释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意境的内涵大于意象，意境的外延小于意象。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得很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怕写不逼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是“工”，王维是“妙”。

    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怅。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唱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全世界听众的共鸣。

（摘编自叶朗《说意境》）

    “任务驱动型作文”源自于西方国家日常语言教学得写作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法”，这种语言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语言交际口语或书面语表达。这种教学法，根据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互相影响把任务分成五类：拼板式任务，要求学生把散乱的若干信息拼成一个整体：信息式任务，给两个或两组学生有互补作用的信息，为了完成交际任务，双方必须协商以探清对方的信息：解决问题式任务，给学生一个问题及一系列信息，让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决定式任务，给学生一个可能有几种结局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协调和讨论选择一种结果，进行论述：交换意见式任务，学生参与讨论，交换意见，但无须达成一致。

    国内一些学者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驱动”一词，用于作文教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张开明确提出了2015年高考课标全国卷作文的两道题目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并对其概念做出阐释：“试题往往是给学生创作出一个情境，出现对立性的问题，让考生通过写作，提出解决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如今年作文中‘写信’‘权衡与选择’等任务型指令，着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他认为，在材料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能“较好地解决材料作文的泛角度与阐释作文收缩性之间的矛盾”，是在承继材料作文“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自然、多元”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在避免套作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与传统的材料作文对比，“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首先，材料的内容思想紧扣“主旋律”。正如张开所说：“作文试题凸显考试对人才培养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形成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其次，材料具有真实性的特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是新闻事件、社会热点，与传统的材料作文的审议故事、名言警句、诗词歌曲、图片漫画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真实性暗含了鼓励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命题意图。第三，材料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在：材料往往具有争议性，争议性重在考查考生的思辨能力；_关涉的人物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或几类人，这就保证“任务”的指向有多种选择：命题者对材料没有鲜明的感情倾向。这样的材科，能保证考生选择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写作。同时，考生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特点和物质，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立意的主旋律，但一定注意不要“贴标签”、“穿靴戴帽”、空发议论。住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可从反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某些消极落后现象，在对比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节选自《语文周报》特邀专家：尤立增《怎样写好任务驱动型作文》）

    关于“物种起源”，如果一个自然学者，对于生物的相互亲缘关系，它们的胚胎的关系、它们的地理分、地质上的连续以及其他的此类事实加以思考，就可能得到如下的结论：物种不是被独立创造出来的，而是像变种一样，是从其他物种传下来的，然而这样的结论，使很有根据，也还是不充分的，除非等到能够说明世界上无数的物种曾经是怎样变化以获得如此完，正当地引起了我们赞叹的构造和相互适应，自然学者们常常把变异的唯一可能原因归之于如气候，食物等等外界条件，从某一狭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正确的，我们以后会论述到。但是要把像啄木鸟那样的构造，它的脚、尾、嘴及舌，如此巧妙地适应于取皮下的昆主，仅仅归因于外界条件是不合理的。又如寄生的情形，它从某几种树木吸取养料，它的种子必须由某几种马为它传播，它的花雌雄分开，绝对需借某几种虫的两助，把花粉从一朵花帝到另一朵花上，如果说这种寄生物的构造，以及它与其他数种不同生物的关系，是外界条件或植物的习性导致的结果，也同样是不合理的。

新媒体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

孙玮

    ①二维码在2017年夏季的上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个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移动网络小端口，竟然成了人类两百万年浩瀚历史的未来象征，“‘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上海展”的第101件展品，是一枚由100组文物构图而成的“二维码”。上海选中二维码作为本地化且能够代表人类未来的展品，让不少人质疑：二维码这样的新媒体，只不过是个传递信息、再现现实的工具，如何可能成为未来的象征？何以能够承担保护城市文脉的功能？

    ②论及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不少人存在负面认知：在抹平疆界的全球化狂潮中，新媒体是切断文脉的助纣为虐者。有意思的是，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在新媒体研究中，人们正力图解释新媒体何以既是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一种文本呈现，同时又是一种关系处理过程。借助它，不同空间被媒体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依据这个思路，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有了重新塑造的可能。

    ③二维码在上海的另一个公共事件中也成了主角。在媒介称之为“中国第一个露天博物馆”里，梧桐树、建筑物、弄堂门口赫然悬挂了标注为“思南露天博物馆”的二维码。在这里，人们可以用手机扫描展品上的二维码，边看展品，边听手机里的语音介绍，游走于思南公馆。新媒体传播使得文字、声音和影像可以交织融合，为游览者创造了一个由地理、叙事、影像、意义等多重空间并置的世界。游览者说：“以前来这里就是拍拍照、喝喝茶。现在这种博物馆模式，为我们创设了一种全方位解读公馆的体验。” 与看电视和用电脑上网完全不同的是，游览者的身体是处在相关联的实体空间中，人的感官在实体、虚拟空间来回穿梭、反复切换，人们感受到的思南公馆不仅仅是实体空间中的，也不完全是虚拟叙事中的，它是虚实相生的“复合空间”。这个空间再现了城市历史与实物遗存，能唤起人们的认知与记忆。身体的全息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城市叙事方式，拿着手机游走于这个空间的每个人，就是城市叙事的主体。

    ④用身体感知城市，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早就用“都市漫游者”的意象，留给世人一个感性的巴黎，它与现代性城市规划中的那个法兰西首都形成鲜明对照。本雅明的理论“城市不应概念化为单一的同质的空间，而应视为依据大众使用和体验建构起来的多重场所”，为后来者开辟了理解城市的路径。信息流贯穿的思南露天博物馆，将存留在上海城市肌理之中的文化符码，通过新媒体嵌入人们的生活，促成了大众与城市文脉的接触与对话，城市文脉以另类方式延续、伸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⑤思南博物馆的“思南读书会”“纪实空间”“朗读亭”等许多项目都借助微信公众号来运作。这些公众号以思南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为核心，建基于非常深厚的“卢湾”情结、上海认同。这些项目在实体空间持续性、常态化的活动，与公众号虚拟空间的传播互相呼应、融为一体，生产出一个历史与当下互嵌的思南公馆城市空间。新媒体除了发挥报道事实、宣传观念、引发舆论等大众媒介的传统功能，其意义更在于创造一种附着记忆、强化认同的新型空间，城市文脉便是这个新型空间的灵魂。

    ⑥传播之于城市文脉保护的作用，在移动网络时代发生了颠覆性转变。传播不仅仅是虚拟空间中的文字、影像叙事，传播更生成了城市文脉的新形态，将城市文脉植入到大众的生活实践中。如果将城市看作一个由地理、信息、意义等交织而成的网络，那么城市文脉是表现在、潜藏于、渗透进这多重网络之中的。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在于，以时空重组、穿梭虚实等方式打通这些网络，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实践，促成人与人、人与城市的交往与对话。

    ⑦在新媒体研究中，二维码常常被视为一个交互界面。所谓交互界面，最简单的意义，是指打通人—机之间的隔膜。二维码联结着两个大相径庭却又彼此依赖的世界，并被不断创生出新的链接形式，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重要媒介。被二维码渗透的城市也可以视为一种交互界面，社会多重网络在此汇聚、互嵌、再生，新型社会实践将不断涌现，城市文脉得以创造性地延续。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上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家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词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艺，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