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

                                                                                                                   孙海龙

这天，因为写大字的事厂办高主任犯了愁。

干了多年厂办主任，敢说没有多少事能难住高主任的。要说发怵的就是要他自己动手写大字儿，一拿带毛的笔，手就直哆嗦。但他并没有因此误过事，因为他可以找小季写，只要打个招呼，小季就会把写大字的事给他办的妥妥帖帖。

小季是会计，不属于高主任管。但小季毕竟还是本厂职工。更主要的是小季会写大字，且蝎子巴巴，全厂独一份，人戏称“书圣”。有了他，高主任不会写大字儿又怕甚。厂办主任也不是要个个会写大字儿。

说小季的大字儿是全厂独一份并不确切，确切的是厂里会写大字的还有一人。谁？老季。老季是业务主任。但老季很谦虚，任谁去求字均不写，说些写不好，拿不出手，惭愧呀惭愧之类的话。但有人见过老季的字，在厂长家高主任也见过。字咋样叫好？高主任不大懂，但看起似乎比小季的更顺眼。然而别人顺眼没用，老季自己瞧不顺眼。老季怕人见笑，死活不拿毛笔，别人终是说不出个啥。日子久了，也就再没人去找老季提写字儿的事了。

小季则与老季大相径庭，到底人年轻，年轻有时就不大会谦虚，就有着极强的表现欲。有人找小季写字，叫声“书圣”，小季瞅着你手中纸的双眸就会炯炯发光，会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两手去接那纸。铺开，润笔，倒墨，问所写内容，开写，一气呵成。之后，就会执着笔从头至尾仔仔细细一番过目，很陶醉，很自得的样儿。

可是，小季休假了。

小季没上班，是因为媳妇要生孩子。你说他媳妇也真会添乱，干嘛非赶这时候生孩子！高主任正眉头紧锁，厂长见了，笑：“咋的啦，一副苦瓜相？”

高主任说：“厂长，你笑，我可笑不出。今儿个这任务我是抓了瞎。”随即，高主任把事儿一二三四讲了一番。

厂长不笑了，也皱起了眉：“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还真叫这点小事难住了哈。检查组说话就到，你这该写的字还没着没落，叫人看着咱厂没人是不！这小季……他媳妇不是还没生么，你没再找找他，让他先别休假？”

“找过。”高主任摊开两手，一脸无奈，“人家说，媳妇生孩子跟检查组要到一个样，都是说话就来的事，没个准头。万一，要是……谁负责!所以……”

“自负有两把刷子，要架口呐！”厂长挺气，“现在的年轻人……好，不说他。没那个鸡蛋，还真做不成蛋糕了？我就不信！你，去找老季。”

“老季？”高主任瞪大眼，“厂长，老季你又不是不知道……”

“嗨，我说你这个当主任的，你没去，咋知……”厂长一下子打住话头。原来，老季不知啥时已站在一边。老季说：“厂长，你们是在商量写大字的事吧？我来试试怎么样？我的字虽然不大行，但这节骨眼上……得为领导，为咱们厂分忧不是？！”

厂长上前握住老季的手，先对高主任说：“瞧着没，关键时候，还是老同志……”又对老季道：“那就辛苦你啦！”

“哎，那里那里。”老季脑袋摇的拨郎鼓儿似的。

检查组走后，恰逢年底评先，厂长很自然的讲起了老季“应急”这件事，老季成了先进。也有人提到小季，却被厂长一句关键时刻方能看出英雄本色所驳回。这一切，小季当然并不知晓。小季一如既往地工作，为找他写字的人写字。又有人去找老季，说老季才是真正的书圣，那字实实在在胜似小季。

老季笑道：“言过其实，言过其实。咱那字只是能应个急，跟猪急了能上树，狗急了会跳墙差不多。小季后生可畏，不能比。”

说这话时，老季两只手一齐在胸前轻轻摇动，一脸的真诚。

 （选自《天池小小说》）

角神

    中国古典方形木构建筑檐下四角，或室内神佛造像的台座腰部，往往设置力士、神兽负重的形象，谓之“角神”或“扛坐神”。角神姿态多作奋力托举状，有双臂并举者，有以肩扛顶者，仿佛千钧之重集于一身。它既有支撑屋宇或台座结构的作用，又是传统建筑中少见的具象写实构件之一，兼具功能性与审美性，殊有意趣。

    角神表现千钧之力聚集于四隅的设计手法，反映了中国传统建筑以四柱支起屋顶的最基本的结构特点，正所谓“四隅之阿，四柱复屋”。同时，角神的产生又与中国古典神话不无关系。《全后汉文》言：“四岳阿鲧，绩用不成。”“岳阿”即四极之山，战国铜镜多有四山的形象，可能描绘了四山对天盖的支撑。又如临淄齐墓出土漆盘与长沙楚墓出土帛书图形的四角都绘有四颗树，当代表古代神话中的神树。对角隅支撑物的特别关注，是促成建筑“角神”出现的重要因素。

    较早的角神实例见于洛阳金村东周天子陵出土的器物中，将器脚设计为神人、神兽托举造型。秦雍城遗址出土的一件钱瓦当上描绘了当时屋宇的简化图形，屋檐下有一托举屋盖的人形，双臂上举，可谓建筑角神的直接实例。由此可知，作为承重功能的艺术化表达，神兽或力士形象的角神已出现在战国建筑之上。另外，角神的设置还与汉代流行的以神兽“坐镇”空间四角的习俗意蕴相通。彼时人尚席居，室中铺筵席以坐，为避免滑动，席的四角往往以重物压住，今谓之“席镇”。

    汉代建筑不但角部铺作设置角神，柱上或柱脚亦设有托举状的神人、神兽形象。汉末三国时期，建筑角隅设置神兽的做法可见于南京上坊、安徽当涂两处东吴大墓。南北朝时期表现“托举”功能的力士、神兽造型也有若干实例留存至今。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石棺床床脚部雕刻有力士形象。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件北朝石椁则以浮雕形式表现了屋形石椁四角侍立的武士，浮雕武士本身虽游离于建筑结构之外，却表现了建筑空间功能上的镇守意义，虽无角神之形体，却有角神之意蕴。

    隋唐时期，角神逐渐定型为力士形象，其实例首推陕西唐乾陵“述圣纪碑”上所存石雕角神。宋辽以降，木构建筑角神存留的实例逐渐增多。宋金以降’角神仍流行于山陕一带的庙宇建筑中，并且出现了一些造型奇特的作品。有以角神骑坐于昂上者，形象多为裸身力士，宋青莲寺正殿与藏经阁即属此类。青莲寺角神已为泥塑，头顶与角梁接触面积减小，淡化承重受力之感。明清时期的神像台座或陵墓棺床，形制以束莲居多，扛坐神的使用已不普遍。然而在古风犹存的晋东南一带，仍继续存在着优秀的扛坐神作品。

（选自《力擎桁梧辨角神》，有删节）

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 ）

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戌：早期王权的象征

    王者，一国之主。其形三横一竖，为何这样的构形？汉字早期在表达这个王字时，以器具“戉”的象形来指代“王”，表明了“戉”即“王”的含义。不过这个原初的字义，似乎很快就被淡忘了。两周到西汉时期对“王”字的解释，臆断成分很重。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董仲舒曰：“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孔子和董仲舒都没有将这个字解释准确。

    甲骨文的发现，为推定“王”字的本初意义提供了证据。文史学家吴其昌说，戊、戉、戍、成、咸诸字皆由石斧的形状演化而来，其锋刃左右旁向者衍为上述各字，其锋刃向下时则衍为工、士、壬、王诸字。这个斧头的形状，居然造就了如此多的字形，斧头的方向判定了字的意义，让我们见识了古人造字的意趣。考古学家林沄有专文《说王》，论“王”字本像无柄且刃缘向下的斧钺之形，本表示军事统率权，后来这军事统率权的象征演变为王的权杖。

    “戉”的象形，是王字定形的基础，这已经成为古文字学家的共识。历史学家徐中舒也说戉的写法，“像刃部下向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甲骨文存在的商代，钺已经是青铜质，而戉字的出现却是更早时代的事，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画就是证据。良渚文化玉戉的背后，也许已经有了王权的定义吧。

    戉这个字，可以给相关的字形字义更多的提示。有研究者论“辛”，说最早的甲骨文“辛”，是一把执行最严厉刑法的割人肉用的锋利小刀，三面有刃，字的下尖或左偏或右偏，表示刀锋歪斜，类似雕刻刀。这样解释其实并不到位，“辛”的字形其实是一柄刃部向上的戉，下面那个尖尖其实是柄，刃在上方，那些学者显然是将它认倒了。

    再看看带有“辛”字根的“辟”，甲骨文写成用戉砍掉了一个人的头的样子，所以这是一种极重的刑罚，砍头，古代谓之“大辟”。王是下达或者执行“大辟”的主体，所以王又有了“辟”这样奇怪的代称，这与用戉代称王的意义是一样的。《诗经》中有辟王，如《大雅·棫朴》有“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这里说的“辟王”，就是周天子。汉代贾谊《新书·审微》说到这样一个故事：卫侯要朝见于周天子，掌管接见事务的周行人问他的名号，说是叫“卫侯辟疆”。周行人郑重地对卫侯说，辟为天子之号，诸侯是用不得的。卫侯不得已临时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如此天子才接受了他的朝见。

    古人将天子、辟、璧相提并论。辟之名，可以是天子，也可以就是璧。金文“璧”字恰恰是借用了辟字的字形，借形亦借义，只是在字下加了个“玉”。璧是献给天子的，璧因此有了天子的称名“辟”。璧是由辟而来，辟即为戉。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中，都发现过璧形戉，也许透露出了一个信息：璧与戉之间本来是可以画等号的，都是王权的体现。

材料一：

“文化”一词起源于劳动实践中的耕种、生产、手工、技艺等。劳动作为人类发展的物质性力量，正如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所阐述的那样，“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甚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世界文化历史长河中，存在着丰富的劳动教育思想。朱熹的《童蒙须知》中将“洒扫涓洁”作为孩童启蒙教育，卢梭的《爱弥儿》高度重视手工劳动，将之视为重建身体与知识的有效中介，我国教育家陶行知曾说“不会种菜，不算学生”。劳动是实现人从自然性走向文化性的必经之路，对于人和社会的发展而言，劳动是教育、文化、精神的来源，而劳动教育更能够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形成双重引领，使人直面生产、发展的需求，注重培养人在传承知识技能的同时形成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文化知识，以此进行文化的启蒙和教化。

劳动教育促进个体沉浸在身体力行的劳动文化中，完成对个人身体机能、工艺技能、知识水平的提升，并对个体的意志品质和精神力量予以完善，从而得到更高的精神文化浸润。当前，全国大中小学开展的多种劳动教育活动和课程，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浸润和传承创设了情境、建构了场域、丰富了载体，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

劳动是人特有的发生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交互作用的活动，因此劳动不能脱离“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即文化；而劳动教育的本质是知识、价值的生产、传播和影响，即文化实践。从对象物的属性来说，劳动教育就是文化实践的本体，劳动教育通过切实的劳动实践提高人的生产劳动能力，改变人们生产劳动的组织方式和制度，推动人类物质文化的进步，进而推进了文化实践的深入与革新。同时，劳动教育又是文化实践的载体，文化融入是当前大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形式，通过劳动教育，能够将从远古一直发展到今天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不忘来时路，为文化实践提供“源头活水”，不断铸就新的文化辉煌。劳动教育巩固了人在劳动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也通过这种身心融合的教育给人带来身体、心理以及精神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人在文化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

劳动实践深化文化认同。对于文化认同，应有至少两个层次的理解，其一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文化自觉不仅是对传统和现在知识层面的数量积累，还是一种可能在未来喷薄的智能意识，“既基于内容又基于过程”。文化认同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价值感和认同感，也唯有在具体的实践中才能激发、实现。其二是“文化超越”。超越不是以鄙夷的眼光弃之不用，而是用关心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现实与传统的融合新生，以文化主体的责任去更好地传承、突破与创新，通过劳动实践与现实文化进行“交流、碰撞、新生”。如果失去了具体实践路径，文化认同只会成为一句口号，也让实践和文化都失去了主体性。劳动教育蕴含着劳动创造美的智慧，无论是田园种植、印染工艺、纸扇泥塑、裁衣织布的传统工艺，日常生活家务劳动的实践，还是科技生产技术的应用，都是对文明与智慧的追溯，也唯有通过广泛蕴藏于生产生活的劳动实践才能进一步启迪大众的文化创造力，让文化自觉与超越深入每个人的内心。

（摘编自马慧子马梅《劳动教育独具的文化价值》）

材料二：

2022年秋季学期起，劳动教育正式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

由是，各地中小学在课程体系框架内，因地制宜，开设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劳动课。种菜做饭学农活儿，木工花艺做公益，在文化知识学习和体艺社团活动之外，孩子们又有了崭新的成长体验，各具特色，不亦乐乎。

为提高劳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需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价值观塑造、生活能力养成和公共意识培育3个方面，深耕细作，久久为功。

价值观塑造方面。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应侧重于价值观塑造，主要是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劳动，感受劳动，进而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尊重劳动果实。于潜移默化之中，培养起学生的责任感，让他们明白生而为人，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是有责任的，从而树立起劳动光荣、自食其力和责任担当的价值观。

生活能力养成方面。目前，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一共设置了10个任务群，分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三个部分。相较而言，日常生活劳动部分实际意义更大一些，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烹饪与营养等任务群，和中小学生的现实生活场景结合甚为紧密。通过此类课程的有效实施，能够让孩子们打小掌握一些必要的生活常识和技能，养成自理能力。

公共意识培育方面。服务性劳动部分中，有一个公益劳动与志愿服务任务群，很有意义。课余时间或者寒暑假，让学生多参加一些社会性公益活动、一些志愿服务，一方面可以让他们从相对封闭的校园和家庭环境中走出来，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从而对真实复杂的社会提前有一些近距离的感知认知；而且，从全人教育角度来说，这也补上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关键一环。

另一方面，这还有利于培养他们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的公共意识和利他精神，帮助孩子们尤其是独生子女，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成长模式，长大后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而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摘编自陆建国《劳动教育不能简化为劳动体验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