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水湄

张晓风（台湾）

    那条长几就摆在廊上。

    廊在卧室之外，负责数点着有一阵没一阵的晚风。

    那是四月初次燥热起来的一个晚上，我不安地坐在廊上，十分不甘心那热，仿佛想生气，只觉得越来越不负责，就那么风风雨雨闹了一阵，东渲西染地抹了几许颜色，就打算草草了事收场了。

    这种闷气，我不知道找谁去发作。

    丈夫和孩子都睡了，碗筷睡了，家具睡了，满墙的书睡了，好象大家都认了命，只有我醒着，我不认，我还是不同意。春天不该收场的。可是我又为我的既不能同意又不能不同意而懊丧。

    我坐在深褐色的条几上，几在廊上，廊在公寓的顶楼，楼在新生南路的巷子里。似乎每件事都被什么阴谋规规矩矩地安排好了，可是我清楚知道，我并不在那条几上，正如我规规矩矩背好的身份证上长达十几个字的统一编号，背自己的邻里地址和电话，在从小到大的无数表格上填自己的身高、体重、履历、年龄、籍贯和家庭。

    可是，我一直知道，我不在那里头，我是寄身在浪头中的一片空白，在一瞬眼中消失，但我不是那浪，我是那白，我是纵身浪中而不属于浪的白。

    也许所有的女人全是这样的，象故事里的七仙女或者田螺精，守住一个男人，生儿育女，执一柄扫把日复一日地扫那四十二坪地（算来一年竟可以扫五甲地），象吴刚或薛西佛那样擦抹永远擦不完的灰尘，煮那象“宗教”也象“道统”不得绝祠的三餐。可是，所有的女人仍然有一件羽衣，锁在箱底。她并不要羽化而去，相信自己曾是有羽的，那就够了。

    如此，那夜，我就坐在几上而又不在几上，兀自怔怔地发呆。

    报纸和茶绕着我的膝成半圆形，那报纸因为刚分了类，看来竟象一垛垛的砌砖，我恍惚成了俯身城墙凭高而望的人，柬埔寨在下，越南在下，孟加拉在下，乌干达在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故土在下……

    夜忽然凉了，我起身去寻找披肩把自己裹住。

    一钵青藤在廊角执意地绿着，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不肯好好看它，我一直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委屈的还是悲壮的。

    我决定还要坐下去。

    是为了跟夜僵持？跟风僵持？抑是跟不明不白就要消失了的暮春僵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要去睡，而且，既不举杯，也不邀月，不跟山对弈，不跟水把臂，只想那样半认真半不认真地坐着，只想感觉到山在，水在，鸟在，林在，就好了，只想让冥漠大化万里江山知道有个我在就好了。

    我就那样坐着，把长椅坐成了小舟。而四层高的公寓下是连云公园，园中有你纠我缠的榕树，榕树正在涨潮，我被举在绿色的柔波上，听绿波绿涛拍舷的声音。

    于是，渐渐地，我坚持自己听到了“流水绕孤村”的潺缓的声音，真的，你不必告诉我那是巷子外面新生南路上的隆隆车声，车子何尝不可以“车如流水”呢？一切的音乐岂不是在一侧耳之间温柔，一顾首之间庄严吗？于无弦处听古琴，于无水处赏清音，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何况，新生南路的前身原是两条美丽的夹堤，柳枝曾在这里垂烟，杜鹃花曾把它开成一条“丝路”，五彩的丝，而我们房子的地基便掘在当年的稻香里。

    我固执地相信，那古老的水声仍在，而我，是泊船水湄的舟子。

    新生南路，车或南，车或北，轮辙不管是回家，或是出发，深夜行车不论是为名是为利，那也算得是一种足音了。其中某个车子里的某一把青蔬，明天会在某家的餐桌上出现，某个车子里的鸡蛋又会在某个孩子的便当里躺着，某个车中的夜归人明天会写一首诗，让我们流泪，人间的扯牵是如此庸俗而又如此深情，我要好好地听听这种水声。

    如果照古文学学者的意思，“湄”字就是“水草交”的意思，是水跟岸之间的亦水亦岸亦草的地方，是那一注横如眼波的水上浅浅青青温温柔柔如一带眉毛的地方。这个字太秀丽， 我有时简直不敢轻易出口。

    今夜，新生南路仍是圳水，今夜，我是泊舟水湄的舟子。

    忽然，我安下心平下气来，春仍在，虽然已是阴历三月的最后一夜了。正如题诗在壁，壁坏诗消，但其实诗仍在，壁仍在，因为泥仍在，曾经存在过的便不会消失。春天不曾匿迹，它只是更强烈地投身入夏，原来夏竟是更朴实更浑茂的春。正如雨是更细心更舍己的液态的云。

    今夜，系舟水湄，我发现，只要有一点情意，我可以把车声宠成水声，把公寓爱成山色的。

    就如此，今夜，我将系舟在也是水湄的地方。

刘建超

基德老汉病了，病得不轻。村里人来看望他，说，叫你清风娃回来看看吧!基德老汉轻轻地摇着头，不用了，娃要招呼好多事，忙呐。

村里人从基德老汉屋里出来也连连摇头，这个老倔头，硬说自己的娃在省城做大官呢。都这劲儿了，还嘴硬哩。

“俺清风娃在省城做大官呢”这句话不知被基德老汉唠叨过多少回了。街坊邻居遇到个啥作难的事，这句话就会从基德老汉皱巴巴缺了牙的嘴里轻溜溜地滑出来。谁都知道，基德的娃是在外地，可从没有听说他的娃当啥大官。这个穷乡僻壤的村里，当官的只有一个，就是东街的狗毛在县城啥子公司当科长。村里人都知道狗毛的官大，因为狗毛每次回村都开个铁壳子车，给村里人发长长的带把儿的烟。

基德老汉的话不是没人信过。那年县里化肥脱销，村里人眼瞅着田里的苗施不上肥，急得牙根子上火。基德老汉一句“俺清风娃在省城做大官呢”的话，惹恼了村委主任，老爹，你就别添乱子了，你娃真当的是大官就让他给批点儿化肥来。看看人家狗毛家的地，早上了肥了。基德老汉就背了个包，搭车去了省里，三五天过去还真拉回一车尿素。价钱高了可田不等人。肥用了，闲话也有了。还说娃在省里当啥官呢，连平价化肥都搞不到。基德老汉解释说，清娃说，尿素上着比化肥好呢。庄稼人不愿意听，庄稼人图的是实惠。

基德老汉每年地里活闲的时候，就背着杂粮去省城娃家里住些天。回村里也给大家带些各种各样的吃食。

村里人就问，你娃清风就不给你带点儿高级烟?基德老汉说，俺娃不吸烟，说吸烟不健康。村里人又问，你娃也不捎点儿好酒?基德老汉说，俺娃也不喝酒。娃媳妇说了，喝酒也不健康。村里人就撇嘴了，那烟酒都不健康，国家卖它做啥?基德老汉也答不上来。

纳着鞋底子的媳妇们就问，城里住得好好的，急着回来做啥?基德老汉说，城里，咱乡下人住不来。上楼下楼都关在个铁壳子里，忽悠得人头晕。地上铺着实木块，油光光的直想打跟头。进屋还要换鞋。七老八十的人喽，娃媳妇还逼着喝酸奶。

年轻人逗趣地说：吹牛吧，你娃清风要是个大官，肯定也坐那铁壳子车。叫你娃开铁壳子车送你回来。

基德老汉再进城还真是坐着铁壳子小车回村的。

基德老汉说，在城里两天就待腻了，对清风娃说俺要回村呢。娃说去打火车票，俺说火车坐着头老晕。娃说那就打汽车票。俺说汽车开不到村里。爹老了，腿脚不利索了呢。你就用你成天坐的那种小车把俺送回去，村里人都惦记着呐。娃没说二话，打个电话就要来车。瞧瞧，排场不?红颜色，娃说吉利。基德老汉脸上堆满了欣慰。

一青年围着车转了一圈，认出了车上印的字，老爹，你坐的是出租车，要花大价钱雇呢。基德老汉说，俺一个子儿也没掏。

那是你娃给掏的呗。问问师傅从省城到咱村得多少钱。

开车师傅伸出手指头比画了个八字。

恁贵，八十块钱?基德老汉瞪圆了眼睛。

八十块钱?哈哈，八十块钱只能摸摸，给了八百我还不愿跑呢，回去得赶夜路呢。

基德老汉张大了嘴巴，像一下子矮了许多，见到大人小孩都低着头，从此不再说娃在省城做大官的话了。

村里遇上了干旱，地里的庄稼都蔫了。村主任急得满嘴起泡。村主任来找基德老汉，老爹，你娃不管当啥官，能不能找找人帮咱村里打几眼井啊?

主任交代的事就是天大的事。基德老汉就进城找清风娃，没待两天就回来了。村主任问，打井的人来了没有?

基德老汉说，清风娃说了，这旱是全省旱，要那啥，统筹解决。村主任说，屁，等到统筹咱全村人都喝西北风了。基德老汉从布袋子里拿出一摞子钱，娃说了，让咱自己先打井干着。这是娃自己的五万块钱。你干不干?

干，全村人砸锅卖铁也得打井抗旱。

基德老汉病了，病得不轻。迷糊中的基德老汉嘴里念叨着：“井……水……”

基德老汉去了。清风娃从省里回了村。第二天村里来了一排溜大车小车，有省里、市里、县上的。村里人这才相信基德老汉的娃真是在省里当大官呢，管着全省人的吃喝拉撒。清风娃挨家挨户感谢乡亲对老爹的照顾，然后带着媳妇女儿在基德老汉的坟前跪了很久很久。

基德老汉的坟前摆放着几个大碗，碗里盛的是刚刚从机井里打出来的清凉凉的水。

（摘自《小说月刊》）

                                                                              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噪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 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 ：“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阳光路十七号

王虹莲

    新婚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出去打工了。他们山村的男人几乎全出去谋活路，山上的东西实在是不能养活他们。

    她在家里，种地、养猪、赡养老人，等待着他从远方来寄来的信和钱。

每个月，他都会给家里寄来钱，或多或少。她似孩子一样，跑到储蓄所存起来，舍不得花掉一分钱。他们文化都不高，写封家书还是够用的。他的字丑陋，可是她喜欢，那字里行间，满是对她的牵挂和惦念。她也回信，羞涩地表达着惦记。正是新婚，她的每一瓣心花里，全是那个黑黑瘦瘦的男子。

    他的地址她早就背下来了——阳光路十七号。

    阳光路，多好听的名字。在那个繁华的大城市，这条路一定是铺满了金灿灿的阳光。何况，他在来信中说，阳光路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路，绿阴蔽日，碎石铺就，这里条件相当好，住的是有露台的那种房子，虽然是打工，可并觉得不苦。

于是她的想像就更加完美，问，那阳台上有杜鹃花吗？有水仙花吗？那围墙上青藤爬满了吗？这种幻想让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感。所以，等待着阳光路十七号的来信成了她最大的快乐。

    她喜欢听他描述外面的世界，那些红白相间的房子，那些穿着漂亮衣服的女孩子，那悠扬的钢琴声；他还说起过麦当劳，说，什么时候你来，我带你去吃。

但那年的春节，他却没有回来。他说，公司组织去海南旅游，机会难得，还是明年再回去吧。她逢人便说，我们家男人去海南旅游了，公司组织的。好像公司是个很气派的词，好像海南是国外一样。

    存折上的钱越来越多了，她跟他说，明年你回来，我们一起盖个新房子吧。他们在信上的计划是那么美好，盖个新房子，买几只小猪仔，再种点玉米，生一个小孩子。想着想着，她就会甜蜜地笑。

    他离开家快两年了，她想他想得快发了疯了。于是她准备动身去找他，想给他一个惊喜。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她到达了那个城市。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大都市，她一下子就晕了，如果不是警察帮助，她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她把写着“阳光路十七号”的纸条递给警察。警察说，很远的地方，在郊区呢，离城市还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她呆住，以为听错了，他明明说是在市中心啊。

    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她又打听这个地方，有人指给她说，往前走，那边搭的简易棚子就是！

    她终于看到一块破牌子上写着——阳光路十七号。

    那是一块简陋的木牌子，上面有水泥和白灰。她也看到了那些简陋的房子，真是红白相间，红的砖，上面画着白线。而刚才路过那些漂亮的小区时，她也的确看到了带露台的房子，听到了钢琴声，可那都是别人的快乐。

    旁边的人说，这片大楼快盖完了，这片简陋的房子也快拆除了，这帮农民工也应该回家了。他们在这儿干了快两年了，为挣钱都舍不得回家，可春节时老板跑了，连路费都没给他们留。

    站在那简陋的房子前，她哭了。她没有去找他，而是又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回了家。

回家后她写信给他：我想你了，回家吧。

    一个月后，他带着大包小包回了家，当然，还带着一份不再新鲜了的麦当劳。她让他吃，他说，你吃，我在外面总吃。她含着眼泪吃完那个叫汉堡的东西，然后说，不好吃，不如红薯粥好喝呢，怪不得你说吃腻了。

    整整一夜，他给她讲外面的世界，一直说阳光路十七号，她听着，在黑暗中流下眼泪。最后，她握住他的手：因为有你，那条路才叫阳光路。

她一直没有说，她去过阳光路十七号。

    那是她一个幸福而心酸的秘密。

（选自《中国青年》杂志，有删改）

不忍的句号

迟子建

    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春光注定是参差不齐的。三月，我离开故乡时，它还是一世界的白雪，可是到了广东，花间已是落英缤纷了。一个似晴非晴的日子，我来到了南海丹灶镇的苏村，拜谒康有为故居。

    一入苏村，看到的是一幅安恬的乡村生活图景：青砖的民居旁蜷着打盹的狗，荷花在水塘里静悄悄地开。挎着菜篮的妇女缓缓地通过石桥，耕牛在树下休憩，这一切，似乎都与我心目中康有为出生地的情景大相径庭，它是那么的和风细雨、欣欣向荣，没有丝毫的荒凉之气、沧桑之气。青少年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康有为，其心中日益积聚的政治“风暴”，缘何而来？

    我对康有为的了解，基本上限于历史教科书上的“定义”，至于他个人的内心经历，不甚了了。看过康有为故居，我很想走近他，了解他。

    康有为发蒙读书时，萦绕耳际的除了诵读“四书五经”的声音，还有异乡战事中兵戈相击的声音。这一“士”风与另一“仕”风的交汇，影响了康有为的人生，他日后心中积累的政治风暴，与这两股风的吹拂有关。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困，他痛恨朝野的“不作为”和软弱，痛恨洋人蚕食祖国的疆土。这不安和愤懑压迫着他，难以解脱。康有为似乎迷途了，他一度遁入风景秀丽的西樵山。康有为的西樵山静坐，其实是想把自己幻化为一支可以烛照人生的蜡烛，这样他面对沉重的黑暗时，内心会有勇气。康有为走出西樵山时，开始了更广博的读书，他的阅读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文学方面，而是扩展到自然科学上。同时，他还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学的科学民主与人道精神的渗透，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滋养，使康有为视野开阔起来，他恍然觉得“道”已在心中。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离开故乡，向着京师北行，开始了他维新变法的旅程。然而，康有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康有为活了七十岁，但他的生命，在戊戌年他四十一岁时，已然终结。尽管其后他在印度撰写了《大同书》，但他身上的勇气和锐气，在戊戌年后，已不复存在。康有为曾请人在一枚印章上刻下了这样的文字：“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可惜这些“眼界”并没有让他变得开阔和深刻，他在归来后反对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支持和参与的是张勋复辟。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他还赴天津，为溥仪祝寿。但康有为还是了不起的，“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鼻祖，成为个性解放的先驱。

    读过关于他的一些文字，我在四月份来到青岛。广东的春天过去了，但青岛的春天正在高潮，桃花点点红，樱花簇簇白。我去了康有为在福山路最后的寓所，门厅里摆放着一幅徐悲鸿先生画的康有为的肖像，他白发苍苍，目光温和，但这温和中却掩饰不住茫然。他嘴角微蹙，似在咀嚼着荣辱和苍凉。他坐在那里，坐在四月的微风中，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想，以他不羁的性情，他并不喜欢坐在画框中。在他心中，那也是一种“牢”吧。

    康有为的墓地，在浮山脚下，朝向大海。拜谒他墓地的那天，是个晴好的日子。本该是万木葱茏的时节，可墓地却衰草凄凄。他的墓是圆形的，青白色。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句号。康有为就躺在这个句号中。康有为五十六岁时，曾创办了《不忍》杂志。我想他一生最不忍的，大概就是这个句号。在广东南海的苏村，我看到的是康有为的起点，而在青岛，我看到的却是他的终点。他的起点到终点，曲曲折折，波澜壮阔。

    康有为离开这个世界，整整八十年了。他墓地面前的大海，已不是一览无余的海了。近年来迅速兴起的海景高层住宅，正逐渐地分割着他视野中的海。大海破碎了。不过康有为见过的海多了，见过的破碎的山河也多了，他不会介意的。更何况，不管大海怎样被遮挡住，那海水在风暴来临时的惊涛拍岸之声，他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康有为最爱的，不正是这样的声音吗？

（摘编自迟子建《云烟过客》 ）

加州牛肉面

    穿过五月花广场的时候，林郁急匆匆的脚步声第一次放舒缓了一些，还仰起了脸迎着夕阳金色的余晖。恰好教堂敲响礼拜的钟声，成群的鸽子从喷泉劲射的水柱旁掠过。几位黑人摇滚乐手走过来，向他露出了好看的白牙。

    今天是个美妙的日子。林郁不禁哼着《美丽的加利福尼亚》，找了一家加州牛肉面馆，正经八百地坐在餐桌旁，接受美国女招待的服务。一年多来，他一直在这样的馆子干洗盘子的苦差，至今也没有品尝出加州牛肉面和咱们的兰州牛肉面有什么不同。

    好了，总算幸运，他设计的小童凳，终于被一家儿童用品超级商场的老板点了头。美国佬真痛快，看中了，一下就拿出5000套的订单。在加州，成功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同是武汉来的一位电脑工程师，为停车场晒太阳的小汽车设计了折叠式钢丝白布蓬，起了个俏皮的名字叫“汽车太阳镜”，从老美的荷包里掏出大把大把的钞票，如今开了两家公司呢。

    回到寓所，林郁却不敢陶醉，伏在设计图上精心修改。这是一组竹节、树兜、蘑菇形状的小童凳。一个个富有中国园林的山野情趣，又有那么一点点西方抽象艺术的现代韵味。或许，这就是美国佬乐意说OK的妙处所在？

    楼道里响起沉重的脚步声，接着响起沉重的关门声。林郁知道，这是邻居——一位著名的台湾流体力学专家回来了。他原来好风光，供职于一家高科技军火公司，年薪让大陆人想都不敢想。偏偏“冷战”降下帷幕，经济萎缩，以高科技军火工业闻名的加州倍受打击。他被炒了“鱿鱼”，这几天正被迫在街头擦皮鞋。“皮鞋，也需要流体力学吗？”林郁觉得有点开心。

    加州牛肉面真不容易吃啊！林郁为自己庆幸，不禁抓起床头的拉力器使劲拉了一下，仿佛要试试自己的力量。在用尽力气撑开最后一个回合时，他一眼瞥见床头妻子和女儿的照片，眼角一下迸出了泪花。

    一切努力都十分顺利。林郁同家乡的一家工艺品出口公司订了货，还点名挑选著名的星海钢琴厂承担油漆工艺。他要让小童凳闪烁中国国漆的古典光彩，柔和而凝重，体现东方文化的高雅与悠远，征服加利福尼亚和整个美利坚。

    样品很快送来加州，果然出色，宛如一套精致的工艺品。国漆的光泽沉静温润，又拉出了木纹、竹斑……很适合贵夫人们去娇宠她们的小宝宝。美国的童凳太没文化，不是一段粗糙笨拙的原木，就是冷冰冰的钢制组装品。

    林郁特意借了台湾流体力学家的高级轿车，去超级商场送样并确定交货期。他已胜券在握，让国内提前生产了5万套。

    “NO，NO，”一位经销主管连连摇头，“林先生，你为什么修改设计，给这么有魅力的作品穿了一件多余的外衣？”

    林郁完全出乎意料，林郁急忙托起一只“蘑菇”说：“瞧，只有中国才能制造出这么美妙的工艺品……”

    “NO，孩子们不需要工艺品。他们只需要最原始、最自然、最亲切或者能唤起好奇心而动手去组合的东西。”

    林郁懵了，只顾选择一些美丽的词语，夸耀中国的传统国漆工艺。

    “NO，在我们美国人看来，越是漂亮的东西越不可靠。顾客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怀疑：只有非常糟糕的木料，才用得着刷这么好看的油漆……尽管我个人对你们国漆工艺充满敬意。”

    ……

    林郁又找到了一家加州牛肉面洗盘子。半夜三更，饥肠辘辘扒拉牛肉面时，他依稀觉得味道与中国的牛肉面不太一样。

    抬起眼，窗外一派灯红酒绿。加州不是他的家，但加州牛肉面还得吃下去，吃出味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