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两个精品展，一个是南昌汉代汉昏侯考古成果展，一个是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展览甫一开始，便引来热切关注，预约名额很快告罄。文物曾“无人问津”，只为少数专家学者所识，如今竟备受大众青睐。这反映了大众对文物价值的渴求，也提醒我们，要合理利用文物，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沉睡的古老文物“活”起来，发挥它们在公众知史爱国、鉴物审美，以及技艺传承、文化养心等方面的作用。

    文物是人类触摸历史的“活化石”，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故事的讲述者。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个个考古故事，足以让每个观展者沉浸在千年历史之中——无论是拿着放大镜对着一枚玉器细细观察的老人，还是那些被罕见金饼“亮瞎眼”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工匠，如何将一块玉石切割成型，又琢磨成高8.1厘米，厚只有0.3厘米、憨态可掬的对尾鹦鹉。那一套套大气而不失华丽的西汉编钟，虽静默无声，却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古老的宫商角徽羽……那些走向博物馆的热切步伐，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现代人对“精品文化”消费的需求，更看到了现代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追问。

    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和智慧，不仅代表了当时高超的技艺水平，而且有助于现代技术发展。古代不少青铜器都是用失蜡法制造的。20世纪初，德国人曾用失蜡法铸造工业用齿轮；1929年，又对失蜡法进行改造，以硅酸乙酯为耐火涂料，用熔点达1500℃的铬钨钴合金制成假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奥斯汀在云南保山见到用失蜡法铸成的青铜器，大受启发，铸成了喷气发动机叶片和涡轮盘。之后，失蜡法技艺发展成为现代精密铸造技术。

（取材于杨雪梅、黄洋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文物与大众亲密接触才能实现其价值，可是与海量文物库藏相比，目前展出的文物只是九牛一毛。由于展出空间有限、担心损毁等原因，很多文物都“藏在深闺人未识”。感谢数字技术，打破了层层壁垒，盘活了很多被“雪藏”的文物，使之在线上“活”起来。大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在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数字技术不断将今人的创造融入传统文物，使之获得了新生。文物不再仅仅是摆在展柜里的静态展品，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走进大众，真正“活”了起来。

    动漫技术在文物的文化创意中越来越受重视。三星堆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了数字动漫《神树的传说》，以新近发掘的海昏侯墓为素材的动画作品《海昏魔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借助动漫，专业的学术介绍变成了幽默的旁白和“萌萌哒”的漫画，“高冷”的文物也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实现了学术性、趣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实，早在1981年，我国已有让文物“活”起来的动画作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创作了《九色鹿》。无数人通过这部动画片知道了莫高窟，看到了敦煌壁画。

    移动应用程序（APP）以新鲜时尚的方式提供给观众审美与求知、娱乐与鉴赏的多元文化体验。过去，由于保存和展出的特殊要求，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机会十分有限。故宫博物院推出的《韩熙载夜宴图》APP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观众随时随地可以欣赏这幅传世经典的精妙之处，在鲜活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非凡魅力。此APP独创了三层立体赏析模式——总览层、鉴赏层和体验层，使这幅“数字画卷”可远观、可近赏，全方位向观众解读画作中的每个细节。点开APP，琵琶声起，拨动江南寂静的月色，观众仿佛随着画家顾闳中一起，走进韩府。画卷中的墨痕笔意、人物的衣纹表情都纤毫毕现。轻轻触动屏幕，指尖所至之处，似有烛光追随；移动“烛光”，人物、用品的名称、典故一一呈现，如同“秉烛夜读”，在静夜里与千古佳作“对话”……忽然之间，画中人“活”了起来，乐伎轻扫琵琶，舞伎翩翩起舞，画与真实的界限瞬间模糊起来，观众沉浸在画卷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

    虚拟现实技术（VR）借助计算机图形系统、传感器技术等生成三维环境，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人机交互状态，通过调动用户的多种感官，带来沉浸感觉。以前，游客只能在兵马俑坑外观看，有了VR技术，戴上特制的眼镜，你会发现自己置身坑内，变身成了一个兵马俑，低头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残破却依然威严。抬起抬头来，你会发现博物馆的穹顶慢慢向两边散开，建筑逐渐退去，转化成荒野，风沙弥漫，你的身体同时下沉，身处地表起伏的俑坑之中，周围是千军万马……

（取材于胡克非、张英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有的博物馆认为保护好文物不出事情是头等大事，将文物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不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些文物同样如此。2010年浙江省博物馆利用馆藏的“彩凤鸣岐”和“来凰”，举办了唐代雷琴演奏会。古琴属于漆器，很难保存。这两把古琴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保存下来还能使用，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人使用它。古琴在安装上琴弦以后，才能保持力学上的平衡，不至于散架。

    数字技术使文物在线上“活”起来，更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敦煌石窟集珍贵性、脆弱性于一身，历经千年的莫高窟艺术品，每一件都像岌岌可危的病人，游客的参观成为莫高窟最大的隐患。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已增长到81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左右，而黄金周的日接待量曾超过2万人次，莫高窟不堪重负。实验检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这都有可能侵蚀壁画，加速其老化。在自然和认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彩塑和壁画正在缓慢退化，千百年后人们何以领略莫高窟的神韵？

    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如何化解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敦煌数字化工程，犹如一缕明媚的科技之光，照进古老的莫高窟。有了数字化展示中心，游览模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体验搬到洞窟外面，游客先通过数字化体验艺术“做足功课”，再进个别洞窟实际体验。这种模式既能满足游客看真品的需求，同时又减少了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减少了对莫高窟的破坏。中心建成后，游客停留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因此可提高到6000人次。

    御宴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礼仪。在宴会中，皇帝要按例赏赐出席官员花朵，官员将之簪戴于头上以示荣宠，所簪之花俗称“御花”“宫花”。

    宋朝时期，男子簪花的习俗变得普遍，并逐步成为宫廷宴会的固定礼仪。《宋史·礼制》就说“凡国有大庆皆大宴……中饮更衣、赐花有差”。这些大宴包括春秋大宴、圣节大宴、闻喜宴、锡宴、曲宴、饮福宴等。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并未见到宴会簪花的记载，簪花之礼正式在宫廷宴会中流行是在宋真宗时期。宋真宗为了淡化澶渊之盟的负面影响，大搞天书封禅，努力营造太平盛世的局面，富有喜庆意味的簪花礼仪大受青睐或许也与此有关。

    南宋时期，御宴簪花依然十分流行。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御宴簪花发生了两点显著的变化：首先，皇帝在宴会中逐渐不再簪花，如嘉定四年宋宁宗就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对此南宋人的解释是显示皇恩浩荡，“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其次，簪花礼仪进一步细化，绍兴十三年宋高宗明确规定“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亲王和宰臣簪大花一十八朵、栾枝十朵，以下官员按照品级逐步递减，品级最低者仅簪两朵而已。同时规定百官用罗花，禁卫、诸色祗应人只能用绢花，规定可谓不厌其烦。

    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非常重要的礼仪，可分为赐花、簪花、谢恩三个环节。通常情况下，簪花在御宴进行至一半时进行，随着“正安之乐”的响起，整个宴会已达高潮，这时皇帝宣布赐花，内侍将事先准备好的宫花捧送于各位官员。皇帝、亲王、重臣由内侍簪戴，其他官员则自己簪花。有时皇帝还会亲自为某位官员簪花，以示恩宠。群臣簪花完毕后要向皇帝谢恩，最初官员在谢恩时不需离开自己的座位，天禧四年后，朝廷采纳直集贤院祖士衡的建议改为在殿庭中间集体跪谢，成为定制。宴会结束后，御宴官员要簪花而归，不戴归私第或由仆从持戴的行为则视为对皇帝不敬，“违者纠举”，并要受到惩罚。

    宋代宫廷宴会中所簪之花可分为鲜花与人工花两种。百花之中，宋人最爱牡丹，其中又以千叶牡丹最为珍贵，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簪戴。不过，真花在簪戴时极易受损，官员往往不免忙于收拾凋落花瓣，狼狈不堪，因此宋代宫廷宴会中的御花大多是人工制作的布花。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徽宗朝的三种人工花，最华丽的是“滴粉缕金花”，以金丝镶嵌制成，“极其珍藿”。其次是罗帛花，用于春秋大宴，“甚美丽”。再次是绢帛花，材质最为普通，只在接待辽使时使用，目的是“示之以礼俭”。南渡以后，由于财政拮据，御花多以普通的罗、绢为主，远不能与“滴粉缕金花”相媲美。

    随着簪花成为一种正式的礼仪，它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例如最初御宴官员在谢花时可以不离开座位，真宗时期改为集体于殿庭中跪谢，意图明显在于强调君恩浩荡。再如高宗对赐花数目的繁琐规定，显然是借此来强化现实权力结构。

（选白杨倩丽《御宴簪花：宋代宫廷宴会的独特礼仪》）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 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北宋时期的梅饶臣，才华横溢，却仕途失意，只好寄情山水，反而成了著名的诗人。欧阳修有感于此，得出了“诗穷而后工”的结论。这里的“穷”，不是贫穷，是指经历的坎坷、处境的艰难。而由此产生的痛苦、忧伤等情感，用心理术语来说，就是人的缺失性体验。。

    人生体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丰富性体验，即由事业成功、爱的温暖或才能的充分发挥等引起的愉快、满足；一种是缺失性体验，即因事业不顺、爱的缺失或才能无法施展等引起的痛苦、愤懣。

    挫折、痛苦是任何人都不愿面对的，但一定程度的挫折和痛苦对有价值的人生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就像没有大气压力，人的身体就要爆炸；没有重物压舱，船在大风大浪中就要翻覆一样，若一切都顺利、美满，生命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司马迁说“发愤著书”，韩愈说“不平则鸣”，恩格斯说“愤怒出诗人”，都说明了痛苦忧患对作家、诗人的重要意义。

    “穷”为什么能使诗人的诗更“工”呢？

    首先，“穷”是创作的动力。挫折使诗人心理失衡，从而产生宣泄的欲望。而挫折带给诗人的缺失性体验达到极限，就会产生强烈的宣泄欲望。对于诗人来说，宣泄的最好方式就是写诗。所以，“穷”是诗人之不幸，但从创作角度来讲，也是其大幸。正是“穷”，使诗人积蓄了深刻饱满的情感，把他推上了创作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穷”塑造了诗人。

    其次，“穷”造成诗人独特的感受。客观世界只有一个，可心理世界却因人而异。诗人的痛苦、哀怨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一种情结，无论他感知什么对象，都会受到这种情结的影响，从而出现感知变异。如李煜，从堂堂的一国之君突然变成囚徒，巨大的落差使他的心始终浸泡在痛苦之中，这让他眼中所有的物象都染上一层凄婉哀伤的色调。这种情绪是消极的，却也成就了他的词作。

    第三，“穷”使诗人的想象定向化。当人处于痛苦、失意中时，对其所失去的或先前所渴望的对象充满更加强烈的向往，从而无论遇到什么，都要跟这一向往联系起来。如陆游，其理想是收复中原，但恰恰这一理想无法实现。“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这种情感使他执于一念，无论做什么，都会联想到“扫胡尘”“靖国难”。如果陆游的理想得以顺利实现，那么他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将领，而不会成为诗人。然而恰恰因为“穷”，因为忧伤、痛苦，才使他产生了如此激昂的想象力，从而写出了极“工”的诗篇。

（摘编自童庆炳《“穷者而后工”的心理学内涵》）

唐代中秋文化寻绎

张之为

    中秋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时令节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君王的祭月仪典，而演变为民俗节日，据现有资料考察，是唐代的事。唐是中秋节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了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中秋文化，奠定了流衍至今的中秋节俗的文化基调。

    中·秋节的形成，唐玄宗是关键人物。开元十七年，玄宗将自己降诞之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唐会要》卷二九）。这是唐代最重要的大节，举国欢庆。庆典上，玄宗要向四品以上的官员赐金镜，群臣献寿，也要进奉宝镜。这些镜子被称为“千秋镜”。“月宫镜”就是千秋镜的一种，纹饰上或有明显的月轮图案，或刻画桂树、嫦娥、蟾蜍、玉兔等月宫神话元素。唐代月宫镜中出现的形象系统与今日所流传的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月宫世界的想象已经成熟。

    《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个玄宗游月宫的故事，约略如下：开元年间的中秋十五日夜，玄宗在宫中玩月，被一名叫罗公远的异人接引前往月宫，见到仙女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玄宗于是密记其声调，归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太平广记》卷二二）

    这则材料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它揭示了从八月五日千秋节向八月十五中秋节转换的契机。中秋玩月习俗多见于中晚唐之后，暗示了玄宗死后，千秋节自然消亡，中秋节才转而代兴。两者的民俗记忆互相勾连：盛世天子玄宗、盛大的欢宴、月神话的元素、赏月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话正在向艺术领域渗透、转移。

    中秋文化同样渗透到了文学领域中。赏月是中秋节俗的核心，唐诗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其实“月”是诗歌最古老的意象之一，《诗经·陈风·月出》就有“月出皎兮”的经典咏叹。但唐代的咏月诗有其独特之处。翻检《全唐诗》，常见八月十五“与诸公望月”“同诸客玩月”“与某某赏月”这样的题目，还有多人燕集，同题共作的。这充分说明唐代中秋的赏月活动不再是个人行为，已经群体化，形成了节俗。同时，唐咏月诗中开始非常密集地出现月宫、桂、蟾蜍、玉兔、嫦娥等神话意象。这种前所未见的现象，是唐代月神话影响力扩大的直接反映，它已经渗入了文学创作，并逐步生成固定的意象群。最值得关注的是，唐咏月诗不但吸收了月神话的元素，在主题表现上，也超越了朴素的追求长生久视的宗教情感，越来越重视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

    早在千余年前的唐代，中秋文化已经深入了中华文明的肌理。古希腊苏格拉底曾有“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宣言，实际上，无论中西，对拥有深厚积淀的灿烂文明古国，考镜源流、追溯历史，不仅是寻根、体认自我，更是为了传承、发展与未来。

（摘编自《光明日报》）

    读书其实是一种“遇见”。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菁华。

    如果说，“遇见”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那样的“遇见”，只是重复，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太不值得。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读报看到一个材料：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士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换言之，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诚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

    （摘编自赵畅《读书是一种“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