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事业下的人和自然

楼宇烈

    当前的生态问题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视无所不能，能够征服自然。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自我膨胀，肆意向自然攫取，不尊重天地万物，非但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反而是被物质、财富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我。

    从“人和天地浑然一体”的观念，变成“人与天地相对立”，于是天地就被作为外在的研究开发、对象。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在中国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曾引进了很多西方哲学理论和思想学说，例如欧洲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然并不是存在于人类之外、与人类实践无关的自然，而是经过人类实践改造了的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自然。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要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必须与自然界持续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很多人却将其误读为：人类的根本任务是征服、改造自然。

    上世纪初，中国的学术界就开始从中国哲学里寻找改造自然的资料。但是，在中国哲学里面没有“改造自然”的提法，于是人们开始研究历史上国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学者们找到的天人关系资料大都是讲“天人合一”的，当时把“天人合一”“畏天命”“奉天”理解为天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人在天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去适应天。但后来，有人把荀子“明天人之分”的主张理解为人不能做天的奴隶，提升到“人定胜天”的高度，为征服、改造自然找到了了理论根据。但这显然不符合荀子的原意——天、地、人各有其道，能够分清天与人的职责的人是圣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思想值得借鉴。道家认为，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很渺小。人确实有伟大的一面，但人不能主宰万物，天无为，人也要学着无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个世纪，西方一些思想家提出要重建人文主义，人既不能成为神的奴隶，也不能异化为物的奴隶。人类破坏自然，源于人的贪婪，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破坏了生态环境之后再去治理，所需成本比破坏它的收益要更多，也无法再完全恢复原貌。因此，开发自然资源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而且考虑环境问题时，需要抑制人的欲望。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淡薄，推崇以消费来推动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富有人文精神。倡导不耗尽资源，让现代人可以发展，让子孙后代也可以持续发展。生态平衡是建立在生态伦理的基础上，生态伦理的核心是要相互尊重，要建立起人与自然相互尊重的观念，不去随意破坏、改造自然。另外，食品安全问题也值得关注，我们不能光吃人造的东西，还要多吃自然的东西。这里讲的“自然”是老子讲的“道法自然”，我们要把自然人文的精神和现代科技更好的结合，不是用现代科技去淹没自然人文。

    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便利，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数据化让人越来越失去主动性，人在征服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些人成了机器、信息的奴隶。“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人类要思考一下，有没有必要向自然、社会攫取那么多的财富呢？

（选自《大家》，有删改）

    商业发展与帝制体系长期并存的现象提示，商业与帝制体系可以实现长期共生关系，商业发达实现的社会财富增殖，也可以成为帝制体系强化与延续的基础。

    商业从交换关系基础上发展而来。人类社会一旦出现社会分工，交换关系就可能发生。交换关系常态化就可能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个专门化的领域，从而出现商业，从事该领域活动的人就可能成为商人。因而从逻辑上说，商业是人类文明早期就可能发生的现象，并不构成与农业基础或农业文明对立的社会成分。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古典文明形成之前就发生了商业。中国商代与周代前期，似乎商业与商人受到政府控制，所谓“工商食官”，其程度如何，是否在官府控制之外没有民间商业与商人，尚待澄清，但商业在该时代肯定已经成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门类。结合当时货币流通的大致情况，和对外部贸易的迹象看，绝不能排除商业存在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可能。基于商周时期已经存在的商业、货币流通基础，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业已经肯定地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经济系统中的重要门类，商人已经被列为上层贵族以下“士农工商”四个主要社会人群之一，不仅已经存在临淄之类较大规模的都市市场，而且各政权体系之间的贸易已经经常化、规模化，多种货币流通，并出现了陶朱公、吕不韦之类并不归属于官营资本系统的大商人。在帝制时代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然的农业“自然”经济体系。即使农本原则不断被统治者强调，但商业的必要性已经明显体现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中。

    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社会变迁，以王制变为帝制收场，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由中，应该包括商业贸易发展对更大市场体系诉求的因素。因而，秦统一之后，立即推行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与货币之类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便于实现大空间国家控制。但此类举措，在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同时，改善了全国交通系统，为大规模物流和商贸活动提供便利。帝制体系既便利了商业系统的发达，也需要商业实现懋迁有无，乃至增加财政收入，甚至需要商业来润滑文化的整体性。这种结构性需求的力量，超过地方势力为保持割据或半割据利益而维系地方壁垒而做的努力。帝制体系的突出特征是集中行使的权力。权力集中必然带来人口集中，大量集中的人口一般会带动城市形成。帝制时代的城镇，虽然常与行政设置、军事驻扎有关，但一旦人口聚集，便有商业兴起。所以帝制时代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都市的繁荣。都市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依赖乡村，也必须依赖市场，呈现城市与乡村互补、国家与社会相需的结构关系。抵至帝制时代后期，由地方集市及远近贸易推动而至繁荣的纯粹商业性城镇比例大增，但并不独立于帝制体系之外。

（选自《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 ，有删减）

    ①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教育。孔子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并高度重视诚信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的“信”是指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学生“主忠信”（《论语·学而》），即以诚信教育为主。

②古人的诚信教育首先是在家庭里从蒙学开始，从婴幼儿抓起，以胎教、父范母仪，生活日用及讲故事等多种形式实现诚信教化。婴幼儿善模仿，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中国古代的父范母仪，特别强调家长对儿童的示范教育。父母长辈常以讲故事的形式对儿童进行诚信教育。中国古代的诚信故事俯拾即是，如商鞅立木、季札赠剑、管鲍之谊、范式守信等等；也有不少因不守信用而败德坏身甚至亡国的故事，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颇具警戒作用。

    ③传统社会重视学校系统的诚信教育，朱熹提出了完整的德育阶段学说，从“小学”到“大学”是循序渐进的德育过程。8至15岁受“小学”教育，16，17岁受“大学”教育。两者的道德教育有不同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注重行为的训练；“大学”阶段就是“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有为忠信孝悌者”。朱熹还编辑“圣经贤传”和三代以来的“嘉言善行”为《小学》，作为“小学”德育教材；编著《四书集注》为“大学”教材，后成为元之后科考的必读书目。在不同年龄段施行不同水平层次的儒家经典教育，为学子包括诚信在内的价值观的萌发、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④学校诚信教育，不论是私塾、官学，还是书院，皆行“明人伦”，“成德为事”。明清之际书院风起、私塾涌现，为进行系统的诚信道德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基础。传统学校诚信教育注重人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生活细节、表里如一。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虽在道德教育上分歧很大，但都重视生活实践，强调对道德规范的认知和信服必须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做人做事不可脱节，朱子的“格致工夫”与王阳明的“事上磨”在一定程度上互通。

    ⑤传统社会的礼俗文化承载着社会诚信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一种乡土社会中自然的教育，礼俗作为一种得宜的规范和生活方式，与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道德，有时甚至会超越道德的权威和效力。礼俗的主要形式有三：古已有之、口耳相传的风俗；人们认同和遵循的“人情”习惯；成文或不成文的家规、族规、村规和民约。通过礼俗约束民众从而实现“礼治”是传统乡土社会维护秩序和治理的基本方式。礼俗文化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诚信心理和行为习惯。

（摘自沈永福、邹柔桑《论中国传统诚信的运行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综观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大都经历了一个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过程。一个国家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渐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这是世界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和基本规律。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我国制造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既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发挥企业在价值链构建中的主体作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大型跨国企业或者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主导形成市场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以品牌、设计、市场、营销、网络等优势，向全球供应商发出巨额采购订单；或者依靠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主导形成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目前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大多数是金融类企业，制造类企业很少。这说明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在振兴实体经济和持续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下，中国市场正在给全球企业和人才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完全可以依托本国市场的庞大需求，推动构建市场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也可以面向国际市场，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产品，推动构建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努力打通瓶颈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上，一些拥有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中间投入品供应商虽然不直接与终端消费者发生联系，但因掌握行业的关键知识和技术，享有其他企业无法替代的优势地位，在相关行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具有这类性质和能力的供应商被称为“隐形冠军企业”。目前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隐形冠军企业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中国虽然有很多产业规模做到了世界前列，但这些产业往往大而不强，还存在一些瓶颈部门。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应向上延伸产业链，专注于链上的技术知识密集环节，把技术和工艺层层往上做专、做精、做强、做大。我们不能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去扬长避短，放弃对价值链上游一些知识技术密集环节的追赶，而应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扬长补短，努力打通瓶颈部门。

    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目前，我国大部分代工企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依靠大规模、低成本、低价格进入市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低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同时，经过多年的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经验和生产能力积累，一些代工企业已走过进口零部件的装配生产阶段，处于大规模整机生产能力提升阶段，逐步提升了自己的研发设计能力，有的还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我国企业已经具备了转型升级的基础，应通过深度应用信息技术促进制造与服务融合，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利用信息化平台和工具，推动服务向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延伸，提升服务质量。建设开放包容共享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制造业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

（摘编自刘志彪《深人参与全球价值链》）

免疫系统不是天生的

    ①免疫系统的好坏到底和遗传因素有多大的关系？

    ②曾经有不少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正面的。但是，斯坦福大学免疫学教授马克·戴维斯仔细分析了那些论文，发现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小孩子，这些孩子的免疫系统尚未经受环境的考验，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

    ③到底应该怎样研究这个问题呢？戴维斯采取了一个最老套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办法：研究双胞胎。同卵双胞胎的基因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异卵双胞胎平均有50%的基因也是一样的，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实验材料。更妙的是，大部分双胞胎从母亲的子宫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一起，从受精卵到少年时期面对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这样的两个人在免疫系统成型期间所接触到的抗原是很相似的，这就又排除了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④戴维斯说服了78对同卵双胞胎和27对异卵双胞胎加入研究，分3次抽取了他们的血液，分析了其中200多项和免疫系统健康状况有关联的指标。发现有四分之三的指标受环境的影响更大，和先天遗传没有太大关系。

    ⑤举例来说，很多人都打过流感疫苗，但每个人对疫苗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立刻就能生产出足够多的抗体，帮助他们安然度过流感高发期，有的人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抗体，质量也差，这样的人打了疫苗也没用，还是会中招。以前科学家们大都认为其中的差别源自基因，但戴维斯却发现一个人对于疫苗的反应程度和基因型关系不大，却和这个人以前曾经生过哪些病、接触过哪些病原体或有害化学物质，以及接种过哪些疫苗有关，甚至这个人的个人饮食习惯和卫生习惯也会影响到他对疫苗的反应强度。

    ⑥另外，免疫系统和环境的关联度会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加而越来越大。平均下来，成年人免疫系统的健康状况有75%都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只有25%和遗传有关。也就是说，基因检测只能检出四分之一的致病因素，另有四分之三的原因是基因检测测不出来的。

    ⑦戴维斯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5年出版的《细胞》杂志上。这篇论文特别提到了巨细胞病毒，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病毒，发达国家有超过一半的人感染了这个病毒，发展中国家甚至有90%的人都中了招。所幸这种病毒的毒性很小，只要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基本健康就不会发病。但是，戴维斯发现这种病毒会大大改变携带者免疫系统的状况，如果受试双胞胎其中一人感染了，另一人没感染的话，那么在他所测的200多项指标中有60%都会变得非常不同。

    ⑧有证据显示，感染了巨细胞病毒的人会对流感病毒缺乏免疫力，但也有一些研究显示这样的人对于某些细菌感染的抵抗力反而更强了，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下定论说感染了这种病毒一定是好或者是坏。

    ⑨总之，这项研究表明人的免疫系统弹性很大，这是符合进化论的。人类生存的环境千变万化，必须有一套能够见招拆招的防护系统，否则这个人是很难活下去的。

褶折

    对织物褶折的写生，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画室广泛采用。从达·芬奇现存的作品看，他的系列草图揣摩了“衣褶”的各种形态。《达·芬奇笔记》中曾这样论述：“一切物体都有保持静止的性质。密度和厚度均匀的服装都有伸直的倾向：因此，你若要使服装起皱或打褶，应注意在皱褶最强的地方顺从约束力的作用。离约束的地方越远，衣服越回复到本来状态，即自然平整。”

    达·芬奇的铅笔轻摩细抚，他的描绘过程始终潜伏一种替天行道的态度 ， 让人们静观其客观的魅力，体会褶折蕴藏的自然意志、封闭的内在性以及矛盾的调和：张力与放松，痉缩与膨胀，压缩与爆炸，包裹与展开。这是格物致知的通途，世界秩序的原型也许在此了然。

    达·芬奇代表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观点，他的“衣褶”素描以科学精神为背景，假想了空间中的虚实和明暗，企图复原“衣褶”在现实状态的体量感。

    东方的“衣褶”表述却完全不同。如果说西方绘画是以空间关系营造出褶折概念的话，它似乎接近于建筑；而东方绘画，习惯以时间序列编织出褶折的平面节奏，似乎更接近于音乐。唐画《八十七神仙卷》白描收卷就是一个例子，其褶折以一种程式化的模式反复排列，如同“平均律”，不断循环推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衣褶”如歌行板，舒缓协调，“吴带当风”。

    至今，东西方的美学观依然不同，尤其是在时装设计的创意方面。

    维斯特伍德把面料看成极其生动有趣的个体，用折叠和褶桐在人体和服装之间创造出空间，用不同的手法探索体积感和创作方式。近期设计中，她甚至将褶折在缝制中彰显，原本随人体运动才能显现的褶折，被毫无预兆地突兀提示，有时还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没有一个服装设计师像维斯特伍德这样，公开在外部展现内部的思考，她认为“服装可以当作一种文化外壳来看待，每一个完整的效果承载着历史的参考，浸染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被阅读的愉悦”。

    与其桀势不驯截然不同，三宅一生^①作为东方人的观点，褶折则显得内敛、韧性，平和有度，秩序井然。

    在现代时装设计史上，三宅一生几乎是褶折的代名词。与其说这是他的私性体验，倒不如说是日本传统美学的再生。瓦楞、无色折叠纸、旱山水的石纹，都可视为这种美学的原型。三宅一生的褶折循序反复，昼夜平分，以时间运行的无极形式呈现。有人说三宅一生的褶折也提示了空间，看起来似乎如此，实为一种假象。东方人习惯二维地展示幻想，倘若有立体，也是关于“盈”与“空”的问题，对空间从来没有占据，而只是意念悠游，三宅一生的时装平摊起来，可以是美术馆墙上的背景，一旦为人体所穿，则立刻盛开起来，以“空无”的名义膨胀。

（本文有删改）

【注释】①三宅一生：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