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湖南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励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人，l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出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地方的不少乡镇。途中，他们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毛泽东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疾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有删改）

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气象

杨义

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表达法，与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相关，如《唐诗纪事》卷七所载初唐四杰的轶闻：“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毛泽东诗词用数字用得多，用得圆熟流转，有的地方简直达到化境。他多用“万”“千”等大数字，顾盼生风，相当出彩。数字可以使语言凝练、声情并茂、气度恢宏地囊括大千世界，有道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又有道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沁园春・雪》）。如此苍茫的境界，使《世说新语》记述的谢道韫的“咏絮才”佳话，简直成了小儿女把戏。

    以数字写战争，战争的规模、目的、民众基础和行军速度，都写得气势淋漓。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如“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又如“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反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军区的“围剿”，既有战争氛围的渲染，又有战争气势的张扬，其强烈的审美效果多与数字相关：“万木霜天红烂漫……雾满龙岗千嶂暗……二十万军重入贛，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围剿”中那种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被一组数字表现得动人心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数字的使用，在特定战役中呈现出统计学的具体性，在大规模的战争过程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呈现出审美学的概括性，比如长征胜利，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的概括；解放战争攻克南京，取得历史性胜利时，大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由于这些数字出自大怀抱、大手笔，又与鲜丽独特的意象进行多姿多彩的组合，在运用手法中又呈现具体性和概括性、空间延展和实践飞跃的多样性及疏密有致的节奏感，因而颇有一些数字句成为全篇的警策所在，成为千古妙句。比如《七律・登庐山》在“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之后，又有数字句“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七律・答友人》在“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之后，又有数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些数字或为地理方位，或为江流走势，或点亮神话物证，或对天象进行人间剪裁，都令人联想到“李白文章，锦心绣口”，展开了一番别有情致的天上人间的精神畅游和文化对话。

（原文有删改）

谴责受害者是什么毛病

马薇薇

    ①安全是人类仅次于生理需求的基本要求。但是，为了获得安全感，我们却往往会以“谴责受害者”和“寻找替罪羊”的心态，使自己离真正的安全越来越远。

    ②什么叫“谴责受害者”？当不幸的事发生时，受害者本应得到我们无条件的同情。然而事实是，在礼貌地表示同情之后，我们往往会对他们产生一种复杂的负面情绪，觉得他们之所以受到伤害，应该也有罪有应得的一面。这种现象就叫做“谴责受害者”。

    ③最常见的就是每当爆出女生被侵犯的社会新闻，总会有人说：“唉，所以女生穿着打扮，真的要保守一点儿，不然太危险啦。”这些话，貌似苦口婆心，但是言外之意其实很明显——如果不是你穿着太暴露、晚上不回家、交友太随便，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④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拿放大镜对着受害者，非要从他们身上挑出点儿毛病才心安呢？其实，这不是因为冷血，而是因为恐惧。剑桥大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家法恩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自我剖析。本来，她的研究主题恰好就是人们对受害者的谴责心态，按理说她本人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但是这种尴尬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当时，法恩刚生完小孩不久，推着婴儿车在家周围散步。在公园的长椅上，她遇到了一位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女性，看自己孩子的眼神很是感伤。聊起来才知道，后者刚经历丧子之痛。然而，在这位女士诉说伤心往事的时候，法恩坦承，她没有感同身受的悲伤，反而心里涌现出无数恐怖的指责——你这位妈妈，当时肯定哪里疏忽了，才导致孩子夭折。

    ⑤所以，同样是母亲，本来应该感同身受，但是法恩却不可遏制地表现出一种攻击心态，这是面对恐惧时自保的本能在作祟。这种恐惧感强烈到，即使一辈子都在研究这种心理现象的专家，也会在轮到自己的时候，表现出“谴责受害者”的态度。原因很简单，这是他们唯一能感到心安的方式，因为不能允许自己想到这是自己，或者家人和朋友也可能遇到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一定要在受害者身上找出跟自己以及关心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⑥“谴责受害者”思维再上一个台阶，就会演变成“寻找替罪羊”，这在心理学上叫“替代性攻击”，也就是为了宣泄怒火，让无辜者受伤害。最常见的替代性攻击就是无缘无故乱发火，比如员工上班被老板骂，于是回家跟老婆吵架，老婆憋了火就打孩子，孩子去学校欺负比他弱小的同学，同学家长一生气就在办公室里骂自己的员工……负能量的传递，就是这样循环往复，无人幸免。

    ⑦当然，直接发火，还只是替代性攻击最低阶的表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也知道自己是鸡蛋里挑骨头，是因为在别的地方受了气，才会看什么都不顺眼。而更高级的替代性攻击，表面上更温和理性，实质上则更为可怕——因为它是通过貌似理性的方式彻底把无辜者妖魔化了。比如说，每当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美国右翼政客总喜欢在外国人身上找理由——为什么美国失业率那么高？一定是外国人把就业机会给抢走了。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外国人非法跑到我们这里来。只要稍有常识就能知道，一个国家出现经济和社会问题，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原因。归咎于外国人，这个判断本身就很幼稚。但是，很多投票的美国公民就是愿意为这种说辞买账。因为只要找到凶手，只要知道该向谁生气，他们的痛苦就会下降。

    ⑧总之，人是一种需要找理由的生物。小孩在刚开始懂事时，不是总爱问“为什么”吗？他们可不接受“我不知道”这种严谨的说法。即使给他们一个非常胡扯的答案，也总比没有答案要好。事实上，大多数人问“为什么”不是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求安心。而在面对不幸和痛苦的时候，我们对原因的渴求就会更加强烈，特别需要有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不幸的人会是自己。

    ⑨所以，心理辅导师在为患者解除心理痛苦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坦然接受这个不幸运的事实。如果不能放下“寻找凶手”的心态，你的脑子里就会一直开启替代性攻击的雷达，就算找到一个可以宣泄情绪的对象，看似出了气，其实这个心结还是没解开。

    ⑩总之，人们需要安全感，远胜于需要事实。悲剧越严重，越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越是容易去谴责受害者，寻找替罪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这种倾向，才能公平地对待受害者，并且不受情绪干扰地去思考——究竟怎么做，才会使我们更安全。

（有删改）

    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才能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

材料一

回望70年来的国民阅读，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纸质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大众化，网络阅读铺天盖地闯入人们的生活。技术改变了阅读的面貌和形态。如今，阅读已不再仅仅是打开一本书，“一屏万卷”的数字阅读时代已经到来。

2019年4月召开的第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截至2018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32亿，人均数字阅读量达到12.4本。我国数宇阅读整体市场规模已达到254.5亿元，同比增长19. 6%，大众阅读市场规模占比逾九成，是产业发展主导力量。

专家预测，5G时代的来临，为全民阅读的数字化带来新机遇——戴上虚拟增强现实设备，读者马上“置身”于中国历史的影像现场；翻开一本秦兵马俑画册，屏幕上立即展示各种秦俑立体造型……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说，随着对新技术的广泛使用，“传播+阅读+沉浸式”的智能化出版将为人们提供更美好的阅读体验。

70年，中国人的阅读从“有没有"升级到“好不好”，不仅阅读书目走在百花齐放的路上，阅读场所从家庭、阅览室换到兼具“颜值”和“内涵”的新型阅读空间。书从纸质变为电子，而且阅读与各个领域跨界，衍生出“阅读+行走”“阅读+话剧"“阅读+科技""阅读+互联网”“阅读+公益”"阅读+摄影"“阅读+音乐”“阅读+电影”“阅读+社交”……阅读，让生活更加多彩。

    (摘编自《触摸国民70年间读轨迹》.2019年9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阅读情况调查

(图片来源：新华社)

材料三

从免费阅读到花钱“追更”，消费者正在读书类APP"诱导”下，逐渐接受付费阅读。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中国数字阅读市场规模已达254.5亿元，六成数字阅读用户愿意为电子书付费。

纸质载体也好，电子书也罢，本质上都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对任何一个运营机构或者运营商而言，都不可能永远“免费”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户开始愿意付费阅读，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只是还需要有关部门在规范方面做更多努力。

目前，数字阅读市场还处于崛起阶段，鱼龙混杂。在运作模式上，一些在筑“付费墙”，一些则在摸索“免费阅读+广告”模式，一些则以分享、点赞、组队等作为激励机制……这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抢占市场做法，虽没有什么不好，但客观上造成了行业无序竞争，滋生了一些乱象。更有甚者，一些新媒体为在迎合中争取读者，使出浑身解数拼碎片，置起码的原创精神、作者权益于不顾；一些营运平台，在利益驱使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变着戏法推出一些色情、暴力作品，置起码的社会责任于不顾。

这些现象显然不利于数字阅读市场健康持续发展，不利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在鼓励、扶持数字阅读市场时，及时注意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数字阅读只有在规范上下功夫，才能赢得更大更长远的发展。

(摘编自《数字阅读市场有待规范发展》，2019年8月12日《经济日报》)

材料一

古典诗词——这语言和思维的极致表达，是人类情感最为重要的传达渠道和“储存器”。李白之高蹈豪放，杜甫之沉郁顿挫，苏轼之澄明旷达，李商隐之错彩绮丽，王维之淡远蕴藉……每一个语言里的诗人，都在以自己的一人一身探索着人性情感表达的独特方式，以惊心动魄的历险精神拓宽着人类感受的疆域边界。

诗人对于独特山川风物中的情感表达，几乎形成了那“数学般精确”的唯一而又广泛共鸣的“情感表达式”。思念故乡之夜，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我们绕不开的诗句；面对冬日怀人的傍晚，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言自语式的问语，是我们心头一次次泛起的惆怅；亲人生死阴阳两隔，“不思量，自难忘”的短句，会自然在心头徘徊。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这些诗词歌赋的句子和句子之中，隐藏着文化血脉最牢靠的基因密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整体情感珍宝，被一代又一代诗人收纳珍藏在诗词歌赋的“情感储存器”中。

崔颢和李白关于黄鹤楼的题诗佳话，是一个极具阐释学意义的“中华诗词”表达范式。一个诗人，怀揣汉语之笔登陆某处，面对千古景色，秉持汉语工具，穷尽诗家才情，吟哦出的是“一曲定乾坤”的极致表达。这样的表达一旦被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定格，在同一个千年尺度传统之中的李白，便在这样的景色面前发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慨叹。这是一句欣喜莫名的慨叹，也是千载传统中“诗人同在”的相惜和温暖。

这是一个以中华汉语为传统的数千年持续涌流的记忆长河，所有的诗人都在这长河中储存最为珍贵的诗句，所有操持同一种语言的读者都在以自己的阅读，复活着千古沉浮的诗句，以每一代的阅读，擦拭、打磨、照亮着灿若星河、砥柱中流的诗篇诗句。每一个中国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文化血脉，每一个诗人在这里追寻、恢复到“无名”而又永恒的“中华诗人”的神圣而谦卑的状态。

这些璀璨闪耀的诗句诗篇，是我们借以认出自己“我是谁”的“文化身份证”。这些诗篇连接的，是那个无数人、无限时间共同汇聚起的“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储存宝库。随着全球华人的脚步拓展，无论华夏儿女散落在何处，只要凭借着“床前明月光”的诗句，都会找到汉语节奏之下的“低头思故乡”。一代代人都会在低头寻得的“故乡”，和那个巨大而深厚的民族记忆相连。

古典诗词凭借这千载汇聚的灵魂和精神，使得我们找到自己身体记忆里的文化血脉，确认我们语言镜鉴中的精神面容，从而与我们自己，以及遥远的亲人们恍如梦寐、秉烛相认。

(摘编自杨少波著《古典诗词与文化血脉》)

材料二

风骨与气韵，来自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的是文章内容和文辞方面明朗、刚健的风度。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有“风骨篇”。风骨，彰显内容的坚韧本质；气韵，反映文辞的感染力。气韵衬托风骨的劲健，风骨支撑气韵的光华。

风骨之气度，莫过于观照岁月的能量，中国古典诗词对岁月的描写是最具亲和力的。建安“三曹”之曹操慨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初唐王勃诵“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而盛唐王之涣则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宋代李清照叹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些人生，或庄或谐，或爱或恨，或疏或痴，它们在风骨之内，气度之上，演绎出中国美学精神“蕴藉隽永”的意味。南宋词人蒋捷作《虞美人，听雨》，用观雨的心境将“少年、壮年、而今”和盘托出，突出了人生——这位高明工匠一一雕刻出的岁月力量。岁月如雨，时光亦醉。痴于“醉”的，莫过于“谪仙人”李白。他的《客中作》，以酒告慰时光。李白酒入诗肠，狂歌“不知何处是他乡”。几百年后，苏轼作答“此心安处是吾乡”。在与时光对峙的人生中，诗词是唯一的安慰。这岁月的“沉著之致”积淀了风骨，凸显了气象。

风骨之韵味，莫过于古人对“物”的执着。刘勰言：“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古人写物，其旨在“物我两忘”。王国维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即便是不起眼的花草，相对诗词作者而言也仿佛具有“明心见性”的品质。南宋诗人陆游，晚年隐居山阴乡村，寒冬中偶见梅花怒放，兴之所致提笔作《卜算子•咏梅》。他虽没写一朵“梅”，没着一枝“花”，但读后却有幽咽的暗香扑鼻。“物”的淡雅之外，亦有浓郁气韵弥漫在诗词世界。“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白的牡丹如此；“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李贺的美酒如是，就连柳永的“别恨”也浓得化不开——“杨柳岸，晓风残月”。古人观照“物”、珍视“物”的思想意度，是古人对“诗性”的自解，信手而出，奇崛有致。

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与西方哲学饱满的逻辑思维相反，它始终带着深深的隐秀色彩，内力隽秀，外显圆融，这是中国哲学以“道”为核心的“言有尽意无穷”。而最终，它落实到了“意蕴无穷”的艺术气质上，其效果就是“不在场的出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风骨气韵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编自张向荣著《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