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批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 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随着中国内部的改革和发展，外部崛起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从世界历史经验看，在一个国家外部崛起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一个角色，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角色，资本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今天，人们把世界视为“地球村”，而这个世界之所以变成这样，从一开始就是资本造就的，政府只是配角。从最早的“海盗”到近代航海大发现，再到最近一波的全球化，都是资本逐利驱使造就的。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功地使自身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经济体，转型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从其本质而言，中国的资本和其他所有国家的资本都是一样的，都是要通过盈利而得到生存和发展。随着中国开放政策的深入和企业在全球的扩张，资本“走出去”的速度会呈现增长的趋势。资本的“走出去”是中国外部崛起的经济基础。除非再次出现明清时期那样的闭关锁国政策，不然这个趋势不可阻挡。从现有的内外部条件来看，闭关锁国几乎已经不可能。在资本大举“走出去”的情况下，政府要维持早期“请进来”和“接轨”阶段的“韬光养晦”政策，已经变得不可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辅助资本更有效、更和平地“走出去”，而这也是多年来中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

    内部经济增长减速，也是资本“走出去”的重要因素。这也曾是西方资本“走出去”的最重要因素，即资本从国内市场扩展到国际市场。资本的国际扩张，是西方国家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因素。但西方资本的扩张，是政府以暴力军事征服的方式，对外倾销资本和商品，而使被殖民国家永远处于不发展状态。中国的资本要“走出去”，必须避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法，中国必须寻求自己“走出去”的方式。对中国来说，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资本的“走出去”，来推动资本接受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资本“走出去”并不是资本的一厢情愿，而是资本接受国的客观需要。以“一带一路”为例，沿岸沿线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贫穷的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这些国家亟须发展，摆脱贫穷状态。在所有大国中，只有中国才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发展计划，帮助它们发展。因为中国已经是资本过剩的国家，并且中国在很多方面产能过剩，也拥有了建设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能力。无论是过剩的资本还是产能，或者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走出去”是一个和资本接受国互惠的过程，是一个共同发展的过程。

    这就涉及中国“走出去”的方式。中国要避免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路线，就必须寻求自己发展国际经济的道路，那就是包容和共同发展。尽管中国也有开拓市场和购买原材料的需要，但中国已经避免了老殖民地的方式。中国“走过去”不仅仅局限于贸易，而且通过资本“走出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而这些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中国需要高度重视的是，在没有“殖民统治”的条件下，如何保障自己海外资本的利益。

(有删改)

    宋词中的帘，品种繁多，状态各异，就前者言，有珠帘、绣帘、画帘、翠帘等等；就后者言，有卷帘、开帘，低帘、高帘，下帘、上帘，疏帘、重帘，等等。帘的原始功能在于遮蔽和阻隔，但这种“遮”和“隔”又有其特殊性，它既不像“侯门一入深如海”那样遥不可及，也不像“墙里秋千墙外道”那样难以逾越。可以说，帘之妙处正在于它的隔未全隔，而通未全通，也可以说是隔犹未隔，通犹未通，只看当事人的心态和感觉如何，这便预示帘的阻隔功能具有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双重内涵。以词人常用的“隔帘看未真”一句为例，就可以产生两种感受截然相反的心理。第一，乐观的视角：虽然隔帘看未真，但毕竟是看到了，这是何等的幸福和慰藉；第二，悲观的视角：虽然隐隐约约看到了，然而毕竟得不到真切实在的接触，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和折磨。

    当人与人（通常是帘内的女子和帘外的男子）隔帘相对时，二者就入了一种微妙的情境中。帘内的世界对帘外人言，就成了一种神秘幽深的存在，但这一存在对他而言又是那样的近在咫尺却不可接近，那样地引人入胜却不可触摸。而帘外的世界对帘内人而言，则隐喻着一种美丽然而难以预测的诱惑，一种与当下生存不同的别一样的激情与热烈。在她内心深处，不管是接受还是抗拒，那样一种隐密的渴望已经被点燃。此时的帘，不仅隔开两个人的身，似乎也隔开了他们的心，至少帘外的人是这样认为的。帘内的人对这帘外人的态度是不很明朗的，道是无情又似声声呼唤，道是有情又似诸多推拒。

    有时候，帘内人虽然在场，却未出场，即她只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却未表现出任何情感的波动，这对帘外人来说，似乎更成为一种“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惆怅。如舒亶《减字木兰花·蒋园口号》，帘内的她，既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曾经装点过他春日的记忆，也不知道自己的离去触动了一份敏感的心情。她凌波微步地来，亦是行云流水地去，对于帘外的他来说，显得这转瞬间的相遇犹如一场迷离的梦。

    还有一种特殊场景，即帘外人与帘内人二者之中有一个是不在场的，也就是说有一方是缺席的。一种情境是帘外人的缺席。我们从帘内女子的举动神态及她所表现出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的感触与忧思，可以看出她此时此地的寂寞、无聊、慵倦。这一切都隐秘地传达出了对未出场的帘外人的渴望，也是她对一种新的生命与生活的渴望。

    还有一种场景是帘外人在场，而帘内人缺席。也就是说，抒情主体仅看到了帘，而并未看到所想看到的对象，但仅是帘这一物件已引起了他无限的联想。由于帘内人的不在场，因此帘内的世界就不再具有吸引力，反而以它的空洞引起了抒情主体的反感。但他仍然想象着她室内的景象，回忆着曾经的甜蜜与温存。他对她的渴望因了她现时的不在场而显得更加沉重和痛苦，也因了她的不在场而显得更加纯洁和真挚。

    帘作为一种柔情而忧伤、具有强烈女性化倾向的意象在宋词中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有词作为一种文体本身的限定，另一方面与宋代士人心态也有较大关联，尤其是对这一意象的处理中，词人普遍流露出一种对现实的无奈情绪，既无力进行抗争，又无法断然舍弃，结果只能在忧郁、感伤、惆怅中自语自慰，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小的柔弱的艺术世界，“一重帘外即天涯”，词人在狭小的情感空间里默默咀嚼孤独与寂寞。

    ①乡饮酒礼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宴饮风俗，为周礼之一。西周至清朝的历代政府多将其视为倡导敬老尊贤，长幼有序，谦让不争的道德教化举措，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据《仪礼》等文献记载，乡饮酒礼正式的宴饮过程分为迎宾、献宾、乐宾、旅酬、无算爵、无算乐等环节，在升降拜答、注重行为仪式感的同时，将《诗经》音乐的演唱、演奏融入其中，使道德礼仪的思想主张在艺术层面得以充分展现。

    ②作为诗乐艺术集中展示的乐宾环节，共囊括了十八首《诗经》作品，通过多种形式的音乐演绎，以表达对宾客的尊敬和慰劳，同时在礼乐教化的层面突出厚重典雅的君子风貌，彰显人伦之道。乐宾环节，可分为升歌、笙奏、间歌、合乐四个阶段。

    ③正式的诗乐演出结束后，宾主双方进入开怀畅饮的无算爵环节。只要不酒后失仪，那么饮酒可以不限量，所以叫无算爵；其间乐工一直在演奏、歌唱诗乐，所以叫无算乐。席间，举杯连连，歌声阵阵，雅乐为伴，和乐且湛。借助诗乐艺术丰富的表现力和层层递进的互动演绎，礼仪的严肃性与宴饮的娱乐性得以有效、自然地融会贯通，使乡饮酒礼的整个宴饮过程，更像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礼乐艺术演出。酒、礼、诗、乐在此和谐满盈、交相辉映，给人以强烈的精神体验和文化熏陶。

    ④在乐宾的诗乐表演中，乐工的动作、位置、朝向等细节都体现出丰富的礼仪元素，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升歌与笙奏随着宴饮的节奏，从独立表演到呼应表演，再到合作表演，显示出礼乐艺术清晰、严谨的章节段落感，以及审美体验的完整性。

    ⑤值得一提的是，乡饮酒礼中乐工们或坐于堂上鼓瑟歌唱、或立于堂下吹笙演奏的技艺分工与表演模式，与我国古代音乐艺术的巅峰——隋唐燕乐中的，坐部伎与立部伎极为相似，只不过后者在乐队规模上更为庞大、音乐风格上更加多元。这也说明，乡饮酒礼诗乐艺术作为一种兼具雅乐与燕乐（又称宴乐）功能的演出蓝本，对古代音乐艺术向专业化发展有着积极的引领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⑥作为一种专业化的音乐表演形式，乡饮酒礼诗乐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将声乐演唱与器乐演奏有机结合，从而增强音乐语言的表现力。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有声乐语言和器乐语言之分，各有特色，互为补充。早期的诗乐艺术明显是以声乐歌唱为主，但随着礼乐表演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器乐演奏的艺术功能逐渐被放大、强化。而笙的构造与演奏方式，使其非常接近人声，加之丰富的力度变化与特殊的和声效果，奠定了笙在古代诗乐表演中的重要地位。乡饮酒礼中演奏的六首笙诗在《诗经》中有目无辞，作品原初是否有唱词，长期以来都有争议。但从音乐体裁与表现方式的层面，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作品理解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无言歌，而且这些作品都有明确的文学性主题，与今天标题音乐性质的器乐作品很类似。

（节选自何洋《乡饮酒礼中的诗乐》，《光明日报》2018年7月9日）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

（本文有删改）

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湖南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励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人，l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出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地方的不少乡镇。途中，他们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毛泽东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疾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