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影大有可为

娄雪

    微电影是指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时”放映、“微周期”制作和“微规模投资”的视频短片。其内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公益教育、商业定制等元素，可以单独成篇，也可系列成剧。

    微电影兴起于草根。各种参差不齐的“小短片”，来自于各种相机、DV、手机。后来，类似天堂鸟影像这样的专业机构，使微电影从个人自拍的随性表达，渐渐上升到电影的层次。

    近两年，我国各种类型的微电影呈“井喷式”增长。从电影类型来看，在草根网民的原创作品层出不穷的同时，专业团队为一些品牌量身打造的商业微电影也开始盛行；从制作规模来看，越来越多的专业团队跻身微电影的制作，甚至一些知名导演也加入了微电影的制作行列。微电影的制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品质、格调也得以提升，实现了华丽转身。微电影的影响力也在日渐增强，由其催生的短片大赛、微电影大赛、微电影节等活动雨后春笋般涌现。

    微电影的篇幅虽小，却并不影响其主题的深远立意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一些微电影在实现艺术追求的同时，也主动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以“7·21大雨”为背景创作的系列微电影《大雨》的主要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面对大雨造成的各种困境，他们团结互助、共抗灾难，共同演绎了充满温情与关怀、责任与坚守的感人故事。影片融入纪实的风格，片尾对人物原型的采访，使得“微”中有内涵，“微”中有新意。在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公益微电影中，《天堂忘记了》镌刻下自闭症少年的心灵界碑；《交易》中的小女孩儿主动找到人贩子，一句“叔叔，你把我卖了吧!我还差1800块钱给妈妈治病”，让观众为之动容；《亲爱的小孩》喊出“温暖2012”，呼吁对于弱势儿童群体的关注一刻都不该停止……这些微电影关注社会事件，从帮扶贫弱、关爱孤儿到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等多个方面，予以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以艺术的力量担当起社会责任，发出正义之声，温暖人心。

    微电影的播放渠道正日趋多元化。微电影不仅通过网络、移动电话等新媒体呈现，传统的电视播放平台也为它大开“绿灯”。微电影传播平台的增加，微电影制作团队的日渐专业化都让微电影从“非主流”向主流过渡。未来，微电影还可能打包进入主流院线，进入电影发行体系，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面向观众。

（选自《光明日报》有增删）

    民间文化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散发着清新的泥土芳香，闪烁着朴素的哲理光辉，它的巨大艺术魅力经久不衰。千百年来，从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学到民间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民间艺术，已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民间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和群众性，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亮丽多彩。

    民间文化又是传统文化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恰是中华文化最丰厚的土壤。尽管厚植文化的土壤肥沃，但从一部电影《百鸟朝凤》中，仍能看到传统民间艺术在现代化浪潮中受到的巨大冲击。这并不是个例，由于近些年来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民间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环境也在改变，许多民间艺术、民间技艺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遭遇“边缘化”危机，甚至一些珍责的民间文化遗产随着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去而失传。“文 化土壤”被蚕食，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将面临严峻挑战，守护民间文化刻不容缓。

    民间文化活动生于民间、兴于民间、藏于民间，是群众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传承和振兴民间文化，意味着整理一个民族文化生活的历史。实施民间典籍搜集、抢救濒危民间文艺、民间历史文化纪录创作等工程须深入民间生活；振兴传统民间技艺，做好现有的民间文化传承保护工作需行走在民间。在此过程中，还应坚持辩证取舍、扬弃继承，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鉴别和梳理，汲取优秀民间文化的精髓精华。总而言之，生活是民间文化的沃土，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发展。只有深入民间，扎根生活，去粗取精，才能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提供丰厚滋养。

    民间文化薪火相传，人才是决定因素。而推动民间文化的现代化转化，首先要做好青少年一代传承人的培养和扶持，创新传统师徒承袭模式，让民间文化事业后继有人。还需善于运用市场机制和科技手段，推动民间文艺资源与文化创意、生态旅游等有机结合，把民间文化元素融入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乡村，打造一批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审美风范的优秀传统文化符号。

    传承民间文化就是延续我们的血脉，坚守民间文文化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振兴民间文化，关系中华文化根脉，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摘编自孙金行《传承创新，守护民族民间文化》）

    日本、印度茶业虽然在制度的构建主体、组织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但有着根本的共同之处，即实现全体茶业参与者的利益均衡而非仅仅一部分茶业参与者的既得利益，构建有利于整个茶业发展的有效秩序，即他们的整个社会能够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生产、销售、组织制度体系，这是其成功的关键。

    反观中国情形，正如1891年湖北盐茶牙厘局针对华茶为何衰落进行的调查所指出的那样：华茶在生产、收集以及加工过程中，都普遍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而资金短缺的部分原因是体制的松散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导致了产品质量的下降，而且还由于茶叶运抵汉口出售之前要换好几手，层层加码使其价格抬升，其标价就比其竞争对手高得多。总之，数百年来在国内贸易中运行得很好的由收集代理人与中间人组成的精致的网络，一旦面对新的体制外竞争形势，却被证明是笨拙的、无能为力的了。

    为什么中国不能构建印度、日本等国有效的茶业制度呢？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相当弱，也不可能为市场的运作提供具体的规则，同时由于单个企业力量是有限的，那么市场交易规则的构建主体由谁来承担？杜恂诚教授认为：“商会和同业公会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市场操作层面的创建和完善制度秩序的责任。”如果我们将问题的视角放大到中外贸易领域，市场制度的构建不仅需要商会和同业公会肩负其责，而且我们也不能忽略洋商的作用。问题在于，他们构建的制度对利益各方有着怎样的“好处”，以及对经济有着怎样的效果，更值得我们关注。

    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方面和其他行业，国家被排除在制定规范各方之制度的权威之外。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情况就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茶业垄断货源、主导国际市场茶叶价格的优势不复存在，加之贸易不能直营，故在争夺茶叶贸易主导权方面，洋行、买办与茶栈三者之间进行了相互博弈，在此过程中，中国原有的贸易网络与洋行进行了自然的结合。在制度构建方面，洋行、买办与茶栈居于市场支配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市场运行规则的制定者，另一方面他们更是市场的参与者。在这种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身份条件下，他们之间通过“合作”构建了稳固的利益共存关系，在“妥协”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共获“好处”。这样，他们构建了另外几大产茶国都没有的组织、制度框架，这些是实现他们各自利益的一种根本保障。

    （摘编自张跃《利益共同体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衰落﹣﹣基于上海茶叶市场的考察》）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社会的架构并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作为农村中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贤人，乡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依然重要，他们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现代社会存在两种乡贤，一种是“在场”的乡贤，另一种是“不在场”的乡贤。有的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还有一种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但由于通讯和交通便利，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家乡发展，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浓浓的乡愁情怀，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工，只要出自农村，即使身在异乡、异国，对于故土就有深深的眷恋和认同。在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很大改变的当下，他们保持着精神的稳定和内心的坚守，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的乡贤文化给了他们心灵的慰藉。

    在乡村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下，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没有认同感，乡贤就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关键人物。乡贤大都对传统和现代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因而，现代乡贤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用村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让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

    在以城镇化为主要表征之一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乡贤在村子里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发展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顺，有利于农民、农村顺利融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乡贤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乡贤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格修养成为乡民维系情感联络的纽带，让村民有村落的归属感和社区的荣誉感，这样的乡贤文化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

    当代中国需要乡贤文化的复兴。这不是传统士文化的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贤达和社会体系的有机融合、现代社会治理在乡村基层的有效落实。传统社会的乡贤不仅是道德模范和价值观的引导者，而且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传统乡村，人们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并不太重视法律和契约的作用，而更加看重有威望的乡贤对于社会公正的维护。我们当然不能回到过去那种状况，但在依法治乡、完善现代乡村治理的同时，也应强调乡贤对于当下乡村稳定的重要作用，以更好地让村民行为有法度、价值有引领、操守有规范。

（《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30日07 版）

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A）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B）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宇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C）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地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D）

材料一：

    美国的GPS、俄罗斯的 GLONASS、欧洲的 Galileo和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一起被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国际委员会确认为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近年来，全球卫星导航，发展迅速，位置服务和道路应用在卫星导航市场占主导位置。未来几年，随着车辆和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取得发展，它们将成为推动面向GNSS道路应用和服务的主要驱动力。GNSS信息可提供汽车服务，包括精确导航和基于位置的信息服务(如“电子眼”定位信息、可用停车位、天气动态更新和交通预警等)。此外，随着无人机的崛起，未来无人机市场份额有望实现较快增长。

(摘编自《2018年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市场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前瞻网2019.1.2)

材料二：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是使用卫星信号来确定用户接收机位置的系统。目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提供全球定位服务的有，美国的GPS系统，俄罗斯的 GLONASS系统，处于完全运行状态。此外，中国的北斗系统(也称为 Compass)，欧盟的 Galileo系统，正在全球部署的进程中。在上述四种全球导航系统中，美国的GPS从1994年起提供全球定位服务，是历史最悠久的系统。GPS系统也在不断的升级和更新，以提供更多的信号和更精准的定位服务。GLO-NASS系统于2011年10月正式运行，提供全球定位服务。俄罗斯通过使用新型 GLONASS-K卫星，发射与GPS和 Galileo类似的信号，持续的对系统进行更新升级。

    北斗系统于2011年12月开始，提供有限的初始服务，2012年9月正式公布。公布之初，北斗的空间段包括15颗卫星，向亚太地区提供区域定位服务。据发布的规划，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建设计划于2020年完成，提供特色服务。2035年，中国还将建成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定位导航授时(PNT)体系。自2018年底，北斗三号工程建成基本系统、开通全球服务以来，北斗系统运行平稳，经全球范围测试评估，在全球区域定位精度优于10米，在亚太区城定位精度优于5米，满足指标要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今年将继续高密度全球组网，计划发射8-10颗北斗导航卫星，完成所有MEO卫星发射，进一步完善全球系统星座布局，全面提升系统服务性能和用户体验。

摘编自《四大全球导航系统，全球一体化谁更胜一筹》，搜狐网2019.3.7)

材料三：

    11月5日凌晨1点43分，随着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9颗北斗导航卫星，北斗三号导航卫星系统工程迎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刻：北斗三号系统最后一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IGSO)卫星全部发射完毕，标志着该轨道组网顺利完成，为2020年完成北斗全球组网打下坚实基础。

    北斗三号导航卫星系统由MEO卫星(地球中圆轨道卫星)、GEO卫星(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和IGSO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三种不同轨道的卫星组成，包括24颗MEO卫星，3颗GEO卫星和3颗IGSO卫星。这种由中国独创的三种不同轨道混合星座布局设计，是北斗系统独有、国际首创，既能覆盖全球，同时又能提供更高精度的定位和导航服务。其中，北斗所具备的短报文功能更是“独门绝技”，成功把导航和通信融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双向通信，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与创新。

    目前，北斗三号系统建设已进入决战决胜冲刺阶段，后续还将发射6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全面建成北斗全球系统。届时，北斗将成为覆盖全球、性能先进的卫星导航系统。今后无论到世界哪个角落，人们都可以靠中国的卫星导航服务寻找到方向。

(摘编自《第49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北斗全球组网进入冲刺期》，央视新闻客户端2019.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