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文化及其他

    日前，广电总局发布通知：电视节目中所用外语和缩略词“NBA”“GDP”“WTO”等等，将告别央视。

    这些年来，汉英文字混杂的确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时下，无论是书面行文还是口头语言，甚至有的报纸也公开用汉英混杂的形式做标题。到头来，弄得中国人很可能必须先学会英语才能看懂读懂自己的语言。因此，保卫我们的汉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历史传统，应该说已是刻不容缓。

     “洋泾浜（最初是十九世纪中外商人使用的混杂语言）”汉语的流行，已经到了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程度了吗？世界文化史上最古老的三种文字：古代埃及人的圣书字和古代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已经先后于公元前300—400年消亡了，眼下就只剩下汉字了。今天社会对汉语的轻视和对英语的盲目崇拜，已经到了非常麻木的状态。眼下不是英语的强势入侵，而是我们的文化传承者面对入侵自动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对西方语言的盲目崇拜，实际上表现的是对民族文化的轻视和自信力的缺失。

    我们强调保卫民族语言的纯洁与所谓的民族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部五千年文明史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强调融合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但是融合而非照搬，比如，因先辈的智慧，在引用外来语上，用音译有了我们今天惯用的“咖啡”，用意译有了汉语“电话”，音译加意译就有了今天的“芭蕾舞”。这些文字，都悄无声息地引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大大丰富了汉语的文化表达。史料考证，中国文化史上有三次吸收外来语高潮，第一次汉唐通西域，佛教传入中国，外来语“葡萄”“骆驼”“圆满”等从西域语言和佛语中引入汉语，此后被我们用了数千年。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是舶来品。第二次外来语高潮是鸦片战争以后，从英语中引进了“坦克”“沙发”“吉普车”等，从日语中引进了“组织”“纪律”“政府”“党”“政策”等等一类词汇，至今这些词汇已融入我们的主流语言。这些机智巧妙的引用，表现的是先辈们的大智慧，重要的是把外来语化为了我们的血肉。第三次高潮是近些年的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对外交往的扩大，外来语似大潮汹涌，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盛举。其实，在面对外来语强势到来时，汉语言的应对办法还是很多的，改造也罢，融合也罢，有先辈经验可资借鉴。关键是重视不够。

     “洋泾浜”的拥趸者，有一种悖论，认为中国方块文字字义多，太难学，不如26个拼音字母易懂易记，随便几个字母组合就是词组，含义深广。其实，这大大误读了中国汉字。据中西方文字学家共同研究考察的结果，以独立单字为单位的中国汉字，无论表情达意还是承载信息、字义储存的容量上，都大大优于西方其它文字。特别是汉字还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成为书写艺术的文字。它在文字与艺术，象形与表意的绝妙结合上，堪称世界一绝。曾有人为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表示过担心，认为方块字束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融合的手脚。岂料，随着聪明智慧的中国人对输入法的研究开掘，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中国文字昂首进入计算机时代，现在汉字已经成为世界上输入电脑最快的文字了。同时，联合国有关部门统计，在如今联合国常用的6种文字的文件和书籍中，汉字版是最薄的版本。

    文字之争说穿了是国家软实力之争，是话语权之争。近年来，世界主要大国都在用法律形式维护本国语言，法国把每年3月20日定为“国际法语日”，总统在这一天要出来讲话，号召保卫法语。德国人坚决反对德英语言混杂，提倡在德国要讲德语。美国近年也颁布法律，坚决维护其强势英语的地位。在这场文化角逐中，中国既要有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和博大胸怀，同时也要坚决捍卫我们的汉语言文化传统，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命根子，是祖宗留给我们的万世基业。

不必对新版《红楼梦》太较真

苑广阔

    6月27日晚，顶着世界杯的压力，顶着英德大战的叫喊声，新版《红楼梦》终于和四川观众见面。与新版《三国》对名著进行肆意颠覆不同，新版《红楼梦》严格按照原著拍摄。前三集播出后，观众对新版《红楼梦》的争议不断，观众的争论还是集中在演员造型、文言文台词等方面。

    小说《红楼梦》是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之作，旧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又是古装影视剧中的经典之作，所以后人再翻拍这样的文学经典和影视经典，换了谁来拍、谁来演，都会引来争议。在先入为主的心理影响下，原著小说和旧版电视剧中的故事、人物等等，都已经在读者和观众心目中有了一个印象，形成了某种固定的认识，后来人无论拍得多好、演得多好，都会和观众原有的印象有冲突、有距离，所以引来争议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几年影视界翻拍成风，几乎所有的古典文学名著和影视经典作品都被翻拍了个遍，甚至出现过一部电视剧有三四个版本的事情。这些翻拍作品，往往都在公众中引起极大的争议，引起各方大打口水仗。以笔者的看法，其实对于这些影视剧作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认真，更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动辄以糟蹋经典、制造精神垃圾来批判它们。

    说白了，它们不过就是一种精神产品，既然是产品，就有质量优劣之分。我们观众作为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如果觉得这个产品合自己的口味，那就多看两集，或者是从头看到尾也无妨；如果觉得它不合自己的口味，甚至觉得这就是一假冒伪劣产品，那就不看它，反正遥控器在你自己手里，买电影票的钱也在你自己手里，一切都由你自己做主。而且，现在影视剧产品那么多，据说一年光电视剧就有上万集，这个不好看咱看其他好看的呗。

    同时，如果观众对于影视剧制作过于挑剔、过分苛责，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影视剧的创新和发展。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年香港导演刘镇伟拍摄《大话西游》系列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这完全是胡闹，是在糟蹋经典，但是后来怎么样？这两部电影偏偏就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受到无数年轻观众的推崇与膜拜。

    所以，不管是对于已经播完的新《三国》还是对于刚刚开始播的新《红楼梦》，我们都不妨宽容以待，多些理解，给影视剧制作者们更大的发挥空间，以给我们提供更丰富多样的艺术作品。

(摘自《每日新报》，略有改动)

    在亚洲的很多国家，人们发现白桦、杜仲和杨梅树皮的衍生物还具有抗癌的功效。另外，树皮也可以作为大气污染的生物指示器。最近，澳大利亚和美国组成的研究团队对90种树木的树皮特征进行了测定。研究负责人罗塞尔教授指出，他们发现树皮与木质部和叶片存在有趣的关联，如木材密度与内树皮密度成正比，树皮含水量与木质部导管直径成正比，与叶片大小也成正比；树皮厚度增大可以很明显地增大树干的结实程度与储水能力，这是人们首次较为全面地认识树皮的生理生态学意义。

    那么，关于树皮，我们到底知道它的哪些秘密呢？

    皮，生命的守护者。

    在易着火的生态系统中，较厚的树皮可以保护树干，如热带稀树大草原（易发生火灾的区域）的树种相对于热带森林树种往往拥有相对较厚的树皮。但也有例外，如易脱落树皮的桉树有较薄的树皮，但其树皮能够进行明显的光合作用，从而补偿了树皮薄带来的抗火能力较差的劣势。

    一些树的树皮长有尖刺，用来保护树皮不受动物的侵害。但树皮除了通过长刺和变硬来吓跑小动物之外，有些树还会像动物那样生有警戒色的斑纹，如笔筒树树皮上像人眼的环；紫薇树带有斑点的树皮离远看来像猎豹，猛一看还真让人有点生畏。

    树皮光合作用，关键时候才“出手”。

    那些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树皮，主要对树干起到支撑和保护的作用，而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树皮则在植物的呼吸、养分输送和碳同化吸收中发挥作用。这些生理学功能会随着树体的增大而发生明显的改变，即使对同一树种的不同部位也是这样，如山仓子和阴香从基部萌生的嫩枝树皮光滑且呈现绿色，相比于成熟的树皮光合作用的效率更高。对于成熟的红椎，树皮能够进行微弱的光合作用，但当进入一定年龄的时候，基本上丧失了光合能力，树皮的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片状脱落。有研究发现红椎树皮光合能力的终止增强了叶片的光合能力，或许这暗示着树皮与叶片生理上的协同调节。

    树皮，与环境相契共生。

    在对中国北部樟子松树皮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由于环境不同树皮也存在明显差异。如因为所处环境的差异，樟子松分为褐皮、黄皮、红皮和黑皮4种主要类型，其中黄皮的树皮率（指树皮的体积占树皮和木质部总和的比例）最小。

    随着树体的增大，几乎所有树种的树皮率都会减少。而随着树木高度的增加，一些树种的树皮率会增加。与此同时，树皮也会影响环境。通过树干光合作用或呼吸作用，树皮会改变气象微环境。

    树皮，彩虹般的美丽。

    在墨西哥热带干旱森林，罗塞尔教授发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树皮。彩虹桉，顾名思义，就是树皮如彩虹一样绚丽多彩的一种桉树。这种桉树有一个特性，当缺水或养分不足时，色彩就会变得暗淡；而当水分充足时，它就会毫不吝啬自己的姿色，向人们展示大自然的美妙。

    作为生态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树皮还在不经意间发挥其他的生物功能，如水杉的树皮可以为蚂蚁提供安乐窝。可见，树皮多姿多彩的功能和价值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值得人们不断探索和发现。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中国人民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有权威的制约因素。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剖开的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贮存水，用双手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这便是所谓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人要吃喝，以为神也离不开食物，所以要将自己的食物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中国的先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崇拜心情，而当这种纪念仪式逐渐定型化，并取得较为固定的社会意义时，原始的礼便有了自己的雏形。这里，我们将“污尊而杯饮”之类的仪式称为“原始的礼”，主要是肯定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的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喝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的一些学者也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以英国学者威廉•罗伯逊•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史密斯认为，图腾制是由一种叫“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图腾餐”是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共餐”的意思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共餐本身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世界上许多民族礼的起源大都与饮食有关，这对于理解中国礼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说，《礼记》中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与史密斯的“共餐”制的说法有相似之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关于礼的起源的认识与实践是十分类似的。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吃的是同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薄的表现，因而饮食筵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种饮食礼节也就产生了。

（选自2016年1月2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一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饯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西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摘编自何怀宏《道德情感》）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