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

埃特加·凯雷特 （以色列）

    我有个好父亲。我知道自己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好父亲的。上周，我陪他去医院做一个很常规的检查，医生告诉我，他要死了。他所患口咽癌已到晚期，无法治愈了。几年前，癌症已降临在我父亲身上。那时医生们是乐观的，而父亲的确击败了疾病。

    医生们说有几种选择：我们什么也不做，我父亲会在几周后死去；父亲可以接受化疗，如果起作用的话，能多给他几个月的生命；父亲也可以接受放疗，不过很可能它带给父亲的伤害要大于助益；或者可以通过手术，把父亲的舌头和喉咙摘除掉——那是个复杂的耗时将超过10个小时的手术，而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医生们认为这不是个可行的选择。不过父亲喜欢这个主意。“在我这个年纪，我不再需要一条舌头啦，只要头上有眼睛、心脏在跳动就行了。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不能亲口说出你有多漂亮了，而是得把它写下来。”

    医生脸红了。“如果手术成功，你不光是不能说话，还要面临手术创伤。”她说，“还要遭受痛苦和进行康复治疗。这可是对你生活质量的一次巨大打击。”

    “我热爱生活，”父亲给了她一个固执的笑容，①“如果生活质量好，那最好不过；如果不好，那就不好呗。我没那么挑剔。”

    在我们从医院回家的出租车里，父亲抓着我的手，好像我回到了5岁。我们准备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他兴奋地谈着各种治疗方案，就像一个企业家谈论各种新的商业机遇。他一边抚摸着我的手，一边十分认真地说，“我喜欢在事情到谷底时做决定。现在的情况太恶劣了，我只能向前看：做化疗，我没多久就完蛋；做放疗，我的下巴全烂光；每个人都确定我在手术中活不下来，因为我已经84岁了。”

    “我知道。”我说。我确实知道。

    我7岁的时候，我们搬家。我们的新居与旧公寓在同一条街上，我们都很爱旧公寓，但父亲坚持要我们搬去一个更宽敞的地方。“二战”期间，我父亲和他的父母，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波兰小镇的一个地洞里藏了将近600天。洞太小了，他们不能在里面站着或躺下，只能坐着。当苏联人解放了那个地方，军人们不得不把我父亲和祖父母架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动不了了，他们的肌肉已经萎缩。父亲在洞里度过的时光让他对隐私很敏感。事实上，哥哥、姐姐和我在同一个房间里长大让他抓狂。他想让我们搬去一个每人都有自己房间的公寓。我们小孩其实喜欢共住一间房，不过当父亲打定了主意时，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搬离前几周的一个周六，他带我们去看新公寓。公寓虽然已经竣工，但还没人入住。父亲带我们进了电梯，那幢楼是那个街区唯一一幢有电梯的建筑物，电梯短短的上升过程令我们震颤。到了5楼，父亲打开了新公寓坚固的大门，开始向我们展示房间。先是儿童房，再是主卧，最后是客厅和超大的阳台。视野太美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父亲，在将成为我们新家的神奇宫殿中狂喜不已。

    “你们见过这样的景色吗？”他抱着母亲，指着从客厅窗户可以望见的绿色小山。

    “没见过。”母亲勉强回答。

    “那你为什么板着一张苦瓜脸？”父亲问。

    “因为地上没铺瓷砖啊。”母亲低声咕哝着，低头看看我们脚下的尘土和裸露在外的金属管。直到这时我才和哥哥姐姐一起低头，看到母亲所看到的景象。我的意思是，在这之前我们都已发现没铺瓷砖，但是由于父亲的兴奋和热情，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实。父亲现在也朝下看了。

    “抱歉，”他说，“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

    “在我们搬过来后，我是要铺瓷砖的，”母亲用她最平常的口气说，“我知道如何擦瓷砖，而不是沙子。”

    “好了，好了，”父亲说，“如果你不再抱怨这个，让我安静一会儿的话，我就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你懂的，是吧？”母亲毫无把握地点点头。电梯下行的时候，欢乐气氛少了许多。

    当我们几周后搬进新公寓时，地面全铺上了瓷砖，每个房间一种颜色。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以色列，只有一种颜色——芝麻色的瓷砖，而我们公寓的彩色瓷砖——红色、黑色、棕色，与我们曾见过的任何瓷砖都不同。

    “看见了吗？”父亲自豪地吻着母亲的额头，“我说过我会考虑这事的。”

    只过了一个月，我们就发现了他是怎么办到的。那天当我一个人在家洗澡时，一个灰色头发、穿着领尖有纽扣的白衬衫的男人带着一对年轻情侣进了浴室。“这些是我们的‘火山红’瓷砖，直接进口自意大利。”他指着地上的瓷砖说。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这才揭开了他的秘密。由于他没钱买瓷砖，他就和瓷砖公司达成了交易：他们免费提供瓷砖给我们，而父亲让他们把我们的公寓当作样板房。

    出租车已经到了我父母现在住的大楼楼下，当我们下车时，父亲依然握着我的手。②“我就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做决定，当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时，怎样都是赚了。”他重复道。当我们打开公寓的门，扑面而来的是愉快、熟悉的气息，十数种颜色的瓷砖，以及唯一的强有力的希望。也许这一次，生活和父亲也会令我们惊讶不已地达成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交易。

（2016年8月第15期《读者》，有删改。）

归来

女真

    李大壮心疼。广州开往沈阳的火车票，两张票多花了二百。二百块钱哪！冯秋萍知道了，更得心疼！在老家，冯秋萍抠门儿是有名的。吃不舍得，穿不舍得。养了一水塘的鸭子，鸭蛋腌咸了，端午那天，一家三口一人一只，剩下的卖给来水塘钓鱼的。他们家的鸭子在水塘里放养，不喂饲料，吃过的都说好。冯秋萍还不舍得穿。五年前的一套红秋衣，已经洗得没底色了，除了夏天，一直套在身上。

    ①车厢里挤满了回东北过年的老乡。行李架上塞得满满的，从广州出发时，过道上就有站着的了。李大壮和李强，有座位。李大壮靠窗，李强挨着过道，父子俩肩挨肩，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谁也不说话。两年前，年根儿底下，母子俩南下和他会合。李强在鞋厂学徒，冯秋萍给食堂摘菜洗碗。一家三口，年在哪儿都是过，省了路费，还有春节加班的额外补贴，挺好的事儿。没想到，这个元旦刚过，冯秋萍突然肚子疼。肚子疼她向来不当回事儿。肚子疼对女人来说还算病吗？她不肯吃药。忍不住了，买了两盒止疼片。两盒药吃完，还是疼，疼大发了，冒冷汗珠子，发烧，这才舍得去医院。去医院的路上，冯秋萍说：“我想回家过年。”

    就为她这句话，李大壮安排了这次行程。

    火车有节奏的晃动让他昏昏欲睡。儿子李强不肯说话。李大壮知道为什么。这孩子，还生气呢。那也没办法。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他也生气，生自己的气，气自己为什么没早带媳妇去医院。问题是：生气有用吗？！

    车过山海关。蓝天、白雪覆盖的原野，透明的空气，那是白天应有的景象。现在，外面一片黑暗，他却精神起来，再也睡不着。瞟了一眼儿子。李强睡得正香。毕竟是孩子啊！一家三口，其实最适应广东气候的，就是儿子。他从来没说过想家的话。过完年李强肯定要回南方。李大壮没想好自己回不回去。临走时，他跟老板说的是活话儿。他还有退路。问题是，他还能回去吗？那个城市，让他心疼！

    火车终于在北站停下时，李大壮的腿，已经有些抬不起来了。左手拎着包裹，右手提着旅行袋。儿子扛着大编织袋，里面装着一家三口的四季衣裳，还有冯秋萍嘱咐他给老人买的过年东西。

    ②冬天的早晨，冷，心脏好像被冻小了，往胸腔里缩着，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化成白霜，在空气中留下痕迹。这样的冷，曾经让他想念，现在，却让他伸出的手很快僵硬起来。

    通往靠山屯的长途汽车上，李强仍旧不跟他说话。他的心咚咚跳着，像一个没经历过世面的年轻人。在北站，他给村里打了电话，庆魁说去汽车站接他们。挂甲屯、毛屯、姚千户、杨千户，然后就是靠山屯了。他们在靠山屯下了车，候车亭前，聚着好几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都是来接他们的！庆魁冲在最前面，问他：“我二嫂呢？”

    李大壮的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从上车，第一次有人问他话！家乡话！

    李大壮举起手里的包袱。包袱里是一只精致的骨灰盒。五百块钱买的。一路上，他没敢打开看，怕惊着周围的乘客。

    “怎么不早送医院呢？！”在沉默而哀戚的目光中，李大壮看出了乡亲们的心里话。是啊，怎么不早送医院呢？！广州医院的大夫也这样责问他。止疼片吃完了，还疼，疼得冒冷汗，发烧，说胡话，哭爹喊娘，这才张罗去医院。李大壮的媳妇冯秋萍，这辈子就住过一次医院。大夫说，太迟了，肠穿孔。怎么不早点送来？！

    现在，面对眼前的这些乡亲，他忽然明白了，儿子跟他生气是对的。媳妇这辈子活得太屈，吃没吃上、穿没穿上。最后一次，他得让女人活得值，他得大办，请吹鼓手来，请扎纸活儿的来，把村长请来主事。因为村长收回养鱼塘，李大壮跟他翻脸，一气之下去了南方。现在，人家到车站来接你了，你还计较那些事儿吗？看在女人的面子上吧。

    过小年的头一天，靠山屯鼓乐震天。

    李大壮一家，从南方回来过年了。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仰望弯腰驼背的娘

厉彦林

    ①时光穿梭流年飞逝，娘已经腰穹了背驼了。

    ②在儿时的记忆里，娘特别能干，无论干家务还是种庄稼、种菜，都是一把好手，那腰杆也是直直的，我在小伙伴面前很是骄傲自豪。

    ③爷爷奶奶去世早，当时我的叔和姑才十岁左右，是我娘既当嫂子又当娘，拉扯着他们长大，娶亲，出嫁。爹因病早逝，那个年代队里靠工分分粮，娘既要照料家，还要到队里干活。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精打细算，节衣缩食，还想尽办法供我们兄妹几个上学读书。一天天，一年年，娘弯着腰择菜炒菜、洗衣服，弯着腰扫地、剁猪食、喂猪、喂鸡、喂狗，弯着腰翻地、锄草、疏菜、挑水、担粮、割庄稼……娘比常人吃了更多的苦，流了更多的汗，尽管额头早早添了白发，可她脸上一直绽放着自信的笑和真实的满足。渐渐地，我由抬头望娘，到身高超过了娘。

    ④这些年，娘年龄越来越大，好不容易说服她把责任田转交了，但她仍执意留下半亩莱地，好让我们随时能吃上新鲜菜。那年中秋，我照例回家看望娘。本以为她应当日子过得悠闲，谁知她正顶着凉飕飕的北风，在别人刚收过的地瓜地里用䦆头翻地瓜。地埂上的槐树叶子已经微黄，田野上只有零星的人在劳作。远远地望见娘满头白发被风唤起，像一团白云，斜阳从她的背后照过来，把弯曲的黑剪影叠印在地垄上。那情景让我一阵心痛。娘怕我生气，赶紧赔着笑说：“闲着难受呀，这么好的地瓜埋在地里，白瞎了！”

    ⑤这些年，娘的身体大不如从前，几次生病，我知道那都是年轻时辛苦、操劳留下的病根。娘心疼儿女的钱，顽强地配合治疗，一次次创造着奇迹。可惜因长期风湿性关节炎，两条腿变了形，弯了腰驼了背。

    ⑥人一旦弯腰驼背，更显得老显得矮，稍一活动就会气喘、气短，甚至不停地喊嗽。多少个节假日，白发稀疏、弯腰驼背的娘，拄着拐杖，站在街口，眯缝着那昏花的老眼，像遍地挑黃豆一样盯着每个行人，眼巴巴地盼着我们归来。每次我们回家，娘都会提前打上止腿疼的针，即使疾病缠身，也硬撑着忙里忙外，还必须亲自炒菜做饭。往往刚吃完早饭，就又忙着准备午饭。望着娘操劳的身影和飘动的白发，我们愧疚不已：“本想回家看您，却净给娘添累了。”可娘总是笑着说：“高兴，再累也高兴。”离家时，娘总是执意到大街口，笑着送我们，可转过头，她总会偷偷地抹眼泪……

    ⑦去年冬天，我回家发现娘已患病数日，可她愣是一声不吭硬撑着，我们当晚硬把娘带回省城，安排她住进了条件最好的医院。住院期间，一向操心忙碌的娘，弯腰驼背的娘，常常偎在洁白宽大的病床的沿上，无措地看着端到面前的饭菜，为自己的“不中用”而叹气，或是目光呆滞地盯着天花板，长久默然不语。可病愈后，被搀着走出医院的娘又笑了，那笑容竟像孩子的笑容般灿烂……

    ⑧已被岁月和辛劳夺走青春容颜的、弯腰驼背的娘，依然是我们人生的依靠和灵魂的拐杖，

    ⑨一次次虔诚地低头仰望弯腰驼背的娘，周身被感动和幸福浸润着，我只愿努力把这舒缓甜美的时光拉长……

（摘编自《国学精粹与生活艺术》2017年5月13日）

紫鹊界

    老摄影家关山越开着一台小车，沿宽敞平坦的山路，登上紫鹊界的山顶时，已是暮色四合了。

    他挎着照相机，从车里走出来。秋风飒飒，稻香弥漫。放眼望去，远远近近，一层一层的不同形状的梯田，从山谷一直叠向山顶，最多的地方有500多层。紫鹊界周围的梯田有8万多亩，一年只种一季稻。无法使用任何现代化的耕种设备，当然也不用农药、化肥，稻米的质地极佳，价格比其他稻米贵3倍以上。而且这里成了著名的旅游地，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暮色由淡青变成深灰，等待收获的稻田呈现出厚重的暗金色，极有质感。弯弯曲曲的田埂抛掷出遒劲的线条，如蛟龙腾跃。天上出现了灿烂的星光，还有一弯月芽。散落在梯田各处的农舍，亮起了红红的灶火，亮起了橘黄色的电灯光。关山越忙打开照相机，不由得大声说：“这梅坳垅果然没说大话，他说你来拍紫鹊界夜景，一定会有收获，果然！”

    话音刚落，不远处一座供游客歇脚的木头房子里，走出一个头扎长巾的汉子来，喊道：“关兄，我在此等候多时了。”

    关山越一回头，惊喜地说：“梅兄，你怎么来了？”“你公子打的电话，怕你有闪失哩。”“你从谷中的八卦冲走来，几多费力，你比我还大3岁哩。”

    “别啰唆，你先拍照，我到木屋里去煮茶，等会儿我们再扯谈。”“好。”

    关山越第一次到紫鹊界来，是1975年秋，那年他正好30岁。他是从工厂宣传科调到《新湘报》当摄影记者的，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搞新闻报道的业余通讯员，但拍过不少好照片登在报纸上。上任没两月，省里“农业学大寨”办公室的负责人找到他，说新化紫鹊界开垦的梯田比山西大寨的规模还要壮观，是个值得宣传的典型。于是他随陪同的人，在稻熟时节来到了紫鹊界。那时提倡采访作风的简朴，没有惊动当地任何人，花了几天时间拍了一大组照片回到省城。这组照片以专版发出，大标题极醒目：“紫鹊界——农业学大寨的标杆。”接着组照又参加了全国摄影大展。

    关山越成了摄影界升起的耀眼新星，成了报社的骨干摄影记者。有一天，关山越正在编辑部开会。忽然有人告诉他，有个来自紫鹊界的农民，在门外有事找他。他赶忙出来，站在面前的是个陌生人，三十出头，但显得老气，青裤、白短褂，赤脚套一双草鞋，头扎一条长巾，粗眉、大眼、阔嘴。“我叫梅坳垅，是专门到省城来找关老师的，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在这里说吧。”

    “不。”梅坳垅摇头。关山越只好把他领到摄影工作室。

    梅坳垅顺手把门关了。“关老师，别沏茶，我说完就走。”

    “哦？”关山越觉得很蹊跷。

    “紫鹊界的梯田，不是现在开垦的，是秦汉以前就开始了开垦，然后历朝历代越垦越多。之所以旱涝保收，是紫鹊界特殊的地理结构造成的，是天地的造化，与农业学大寨沾不上边。我读过一些古书和地质资料，抄录成一份材料，给你作参考。”

    梅坳垅从一个印花布做的袋子里，掏出一沓材料纸，慎重地递给了关山越。

    “你怎么不直接找报社领导说，或者向省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梅坳垅说：“谁愿意听这种不合时宜的话？我只悄悄对你说就行了，因为你是个有才华的人，才华必须用在正处。好，我走了，也许……后会有期。”

    望着梅坳垅远去的背影，他恍然若失。

    这一夜，当关山越读完梅坳垅送他的这一沓资料后，他真的失眠了。关于梯田肇兴于秦汉之前，关于梯田历朝历代的开拓渐增；以及紫鹊界属于基岩裂隙孔隙水类型，地下水极丰富，成土母质为花岗岩风化物，岩体多节理、裂隙，疏松透水，从谷底到山顶都如此，故旱涝无碍，丰产年年……各种史料、地质信息尽列。他惊叹梅坳垅虽是个农民，却学富五车；同时又有仁心，若真的将此事揭穿，虽责任不在他，但他在报社就丢大面子了。如此神奇的紫鹊界，不能不让他梦绕神牵；素昧平生的梅坳垅，不能不令他视为知己。

    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到紫鹊界叩访、拍照，多少次与梅坳垅把酒临风、倾心交谈？真的说不清了。他一心一意要拍真实的、瑰丽的紫鹊界，春、夏、秋、冬，雨、晴、风、雪。他拍紫鹊界永恒不变的梯田格局，拍紫鹊界与时俱进的姿仪：新的水稻品种的试验、旅游观光的奇妙景点、农家生活的日渐富足……

    他对梅坳垅经常说的话是：“当年的失误使我与紫鹊界与梅兄结缘，我要用毕生精力来为紫鹊界正名，更是为开拓紫鹊界古往今来的农民树碑立传，直到我端不动照相机，奄奄一息为止。”

    今晚又拍了多少好照片，进京的影展就差这几幅了，这个组照就叫：“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句子出自曹操《观沧海》一诗中。

    关山越听见梅坳垅打开木屋的门，走出来大声喊道：“关兄，水开了，茶沏好了，快来喝茶吧，是紫鹊界的‘鹊舌毛尖’！”

    “来了！来了！”关山越想：喝完茶，要让梅坳垅站在梯田边，给他拍一张弱光肖像照，而且在影展上放置在第一张。

黑夜

沈从文

    两人在竹子编成的筏上，沿了河流向下游滑去，混过了四个水面哨卡，在离目的地只差将近五里时，竹筏傍在一些水苇泥泽的河边上，滞住了。

    罗易，××的部队通信联络人，在黑暗里轻轻的声音带一点儿嘶哑，辱骂着他的年轻伙伴：“怎么回事，平平，你见鬼了！把事情当游戏，想在这儿搁下，让人家从堤上用枪子来打靶，打穿我们的胸膛吗？”

    那一个并不作声，先是蹲着，这时站起来了。

    “搁浅了，什么东西掯住了。”从声音上听来这人还只是一个小孩子。

    照理这一片竹筏是不应当掯在这里的。罗易带点焦躁埋怨他的年轻同伴：“还有五里，真是见鬼！应当明白，这是危险的地方，人家随时把电筒一照，就坏事的！”

    那个永远不知恐怖不知忧愁的年轻人，一面默默地听取这种埋怨，一面从腰间取下手枪子弹盒，卷起裤管预备下水去看看。

    河水并不深，却有很深的污泥，拔脚时十分费力。

    “呀，见鬼，这里就真有个鬼！”

    “怎么的？”

    “一个家伙，有意捣我们的乱。被石磨缚着沉到这水里！”

    竹筏能转动，却不能流动。时间不许两人从容打算。

    “从旱路走，翻过坳，我们才可以在天明以前赶到。”

    “从旱路走，不小心，我们就又得被魔鬼在我们脖子上悬一副石磨。”

    两人从一个泥滩上走了许久，才走进了一片泽地，小径四围都是苇子，放心了一点。进苇林后他们只觉得脚下十分滑泽，十分潮湿，且有一股令人欲呕的气味，越走气味越难闻。

    “一定在这路上又躺了一个，小心一点，不要为这家伙绊倒。”

    “我忘记摸摸我们筏底那一个身上了，或者是我们的伙计！”

    “不是我们的，你以为是谁的？”

    “我知道第七十四号文件是缝在领子上的，十三号藏在一支卷烟里。还有那个……”

    “小心一点，我们还在人家笼子里，不然也会烂在这里的。留心你的脚下。”

    “等一等，我算定这是我们第七十四号的同志，我要过去摸摸他，只一分钟，半分钟。”

    这伙伴不管那头目如何不高兴，仍然躬着腰迎着气味所在的方向，奋勇地向深密的苇林钻去，还不过三分钟，就又转身回来了。

    “我说是他就是他。那腐臭也有他的性格在内。这小子活时很勇敢，倒下烂了还是很勇敢的！我们在一个村子里长大的，大我三个月。”

    “怎么知道是他？”

    “我把那小子缝了文件的领子拉下来了。我一摸到领子，就知道是他。”

    “你们都是好小子。”

    走了一会，听着大路上有了马蹄声，两人知道一定是魔鬼送信骑马过路。两人恐怕这骑马信差带得有狗，唤得出生人气味，赶忙爬上山去，胡胡乱乱借着一点点影子，爬了许久。

    两人从山半走回路上时，罗易扭坏了一只脚。

    到了危险关隧附近时，听到村鸡第二次叫唱，声音在水面浮着。

    年长的明白难关近了，有点愤怒似的同他的伙伴说：

    “平平，这是鬼做的，我也应当烂到这里，让下一次你来摸我的领子了。我这只脚实在不大好，到水中去已不济事。咱们俩各走一边好不好？你把枪交给我，你从水里去，我慢慢地从山路摸去。”

    “这怎么好？脚既然坏了，应当同你在一起。我们即刻上山吧。要烂也烂在一堆！”

    那一个忽然生气似的骂着：

    “你有权力死吗？你这小鬼。我们能够两人烂在一堆吗？听我的命令，把枪给我，不许再迟延一刻。知道了吗？”

    年青人不作声。

    罗易明白他的同伴的意思。知道这小孩子同自己共事经过危险已有许多次，两人十分合手^①。现在从山路走很危险，小孩子意思决不愿意让他老朋友一个人走，但事实上又非如此处置不可，故把声音柔和了许多，安慰这孩子。

    “平平同志，你放心从水中下去，不要担心。我有两支枪，可以讨回他几只狗命。你冒一点险从这条路走去好了。我打这儿上去，我摸得到路的。我到了那边，可以把这支枪交还你，一定交还给你。我们等一会儿到那边见，等一会儿见。一定见！”

    说的和听的都明白“等一会儿见”原是一句虚空毫无凭据的话。

    年青人小小心心向下游浮去，心中总不忘记他的同伴。却只听到岭上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

    第二次露出头面时，一切枪声都没有了。

    他用力泅着，向将近身边的光明与热奋力泅去。远近山村各处都有雄鸡报晓声。

    ……

（选自《沈从文小说精品》，有删改）

【注】①“合手”指协调、和谐。

骑桶者

（奥地利）卡夫卡

    煤全部烧光了；煤桶空了；火炉里透出寒气，灌得满屋冰凉。窗外的树呆立在严霜中；天空成了一块银灰色的盾牌，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我得弄些煤来烧；我可不能活活冻死；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我的面前是同样冷酷的天空，因此我必须快马加鞭，在它们之间奔驰，在它们之间向煤店老板要求帮助。可是煤店老板对于我的通常的请求已经麻木不仁；我必须向他清楚地证明，我连一星半点煤屑都没有了，而煤店老板对我来说不啻是天空中的太阳。我这回前去，必须像一个乞丐，由于饥饿难当，奄奄一息，快要倒毙在门槛上，女主人因此赶忙决定，把最后残剩的咖啡倒给我；同样，煤店老板虽说非常生气，但在十诚之一“不可杀人”的光辉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

    我怎么去法必将决定此行的结果；因此我骑着煤桶前去。骑桶者的我，两手握着桶把一最简单的挽具，费劲地从楼梯上滚下去；但是到了楼下，我的煤桶就向上升起来了，它以均匀的速度穿过冰凉的街道；我时常被升到二层楼那么高；但是我从未下降到齐房屋大，门那么低。我极不寻常地高高飘浮在煤店老板的地窖穹顶前，而煤店老板正在这地窖里伏在小桌上写字；为了把多余的热气排出去，地窖的门是开着的。

    “煤店老板！”我喊道，那急切的声音裹在呼出的热气里，在严寒中显得格外沉浊，“煤店老板，求你给我一点煤吧，我的煤桶已经空了，因此我可以骑着它来到这里。行行好吧，我有了钱，就会给你的。”

    煤店老板把一只手放在耳朵边上。“我没有听错吧？”他转过头去问他坐在火炉旁边的长凳上织毛衣的妻子，“我没有听错吧？是一个顾客。”

    “我什么也没听见，”妻子平静地呼吸着，一面织毛衣，一面舒服地背靠着火炉取暖。“噢，是的，”我喊道，“是我啊；一个老主顾；向来守信用；只是眼下没钱了。”“我的老伴，”煤店老板说，“是的，是有一个人；我不会弄错的；一定是一个老主顾，一个有年头的老主顾，他知道怎么来打动我的心。”

    “你怎么了，当家的？”妻子说，她把毛衣搁在胸前，暂歇片刻，“没有人，街上空空的，我们已经给所有的顾客供应了煤；我们可以歇业几天，休息一下。”

    “可我正坐在这儿的煤桶上，”寒冷引起的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请你们抬头看看，你们就会发现我的；我请求你们给我一铲子煤；如果你们能给我两铲，那我就喜出望外了。所有别的顾客你们确实都已供应过了。啊，但愿我能听到煤块在这桶里滚动的响声。”

    “我来了。”煤店老板说。他正要迈动短腿走上地窖的台阶，他的妻子却已经走到他的身边，拉住他的手臂说：“你待在这儿。如果你还固执已见的话，那就让我上去。想想你昨天夜里咳嗽得多么厉害。只为一件买卖，而且只是一件凭空想象出来的买卖，你就点了你的妻儿，要让你的肺遭殃。还是我去，”

    “那么你就告诉他我们库房里所有煤的品种；我来给你报价格。”

    “好。”他的妻子说，她走上了台阶，来到街上。她当然马上看到了我。“老板娘”我喊道，“衷心地向你问好；我只要一铲子煤，放进这儿的桶里就行了；我自己把它运回家去；一铲最次的煤也行。钱我当然是要全数照付的，不过我不能马上付，不能马上，”“不能马上”这两个词多么像钟声啊，它们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样地使人产生了错觉啊！

    “他要买什么？”煤店老板喊道。“什么也不买，”他的妻子大声应着，“外面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听到；只是听到钟敲六点，我们关门吧。真是冷得要命；看来明天我们又该忙了。”她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但她把围裙解了下来，并用围裙把我扇走。遗憾的是，她真的把我扇走了。我的煤桶虽然有着一匹良种坐骑的一切优点；但它没有抵抗力；它太轻了；一条妇女的围裙就能把它从地上驱赶起来。

    “你这个坏女人，”当她半是蔑视半是满足地在空中挥动着手转身向店铺走去时，我还回头喊着，“你这个坏女人！我求你给我一铲最次的煤你都不肯。”就这样，我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