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

左世海

    当麻大急匆匆赶回村里时，他的弟弟麻二和妹妹麻花也早到家了。昏暗的屋子里，除了盘腿坐在铺着破芦席的土炕上的娘，还有位陌生的秃顶老头。

    “这是吴叔叔，你爹生前的好友。”娘向麻大他们介绍道：“今天让你们回来，是有件事要和你们商量。”

    “啥事呀？大老远的催人回来，我单位还忙着呢！”麻大瞄了眼坐在炕上的老头，疑惑地问。

    “可不是，有话快点说，我公司还有事要办。”麻二有些不耐烦了。

    “你们都吃公家饭，哪有我忙，早上走得急，家里猪还没喂哩。”一旁的麻花也嘟哝道。

    “他叔，还是你来说？”母亲望了望众人，示意秃顶老头先说。

    “是这样！”老头拧灭手中的烟头，望着麻大笑笑，说，“十年前，你爹老麻和我在一个施工队干活，两人相处得亲如兄弟。有一天下班后，老麻见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婆婆，蹲在路旁冻得浑身发抖，她的面前放着个挺好看的青花瓷瓶，说啥也要卖给他。老婆婆说这是她祖辈留下的东西，为了吃饭活命，只好拿了出来。当时，老麻看她确实可怜，一咬牙花了100元买下了那只青花瓷瓶。”

    “那，后来呢？”麻大禁不住问道。

    “后来，老麻又跟着施工队去了河南，我没去，临走时他把花瓶存放到了我家，说等返回时来取。不料这一走竟然杳无音信。直到上个月，我遇到一个和他一起打过工的老乡，才知道那年他在河南工地出了事。唉，好人命苦啊。”

    老头说着，从提包里小心地拿出一个布包，捧到母亲面前，一层层打开后，果然露出一只尺余高的很好看的青花瓷瓶。

    麻大、麻二和麻花见了，立即凑过脑袋来。

    “这可是宝贝呀！”老头又说，“前些日子我专门找专家看了，说这是地道的宋代官窑真品，按现今的价，少说也在50万元以上。”老头边说边将花瓶递给了麻大娘。

麻大娘盯着花瓶，抚摸着，半晌，两行浊泪从满是沟壑的面颊淌下。

    麻大等人听后呆了。

    “我和你们爹是兄弟，他虽然走了，但我不能做出见利忘义的事情。这不，我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你们这个村子，这次物归原主，我也放心了。”

    “这……这花瓶真值那么多钱？”麻大瞪大眼睛，紧盯着娘手里的花瓶，有些不敢相信。

    “这还有假？”老头笑笑说，“专家亲自鉴定过的。本来，我想出50万，把花瓶留下来，可你娘非要把你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商量后再定。”

    “娘，我看卖了吧！50万，值了！”麻大说。

    “娘，大哥说得对，卖了吧！”麻二和麻花在一旁帮腔。

    麻大娘看看儿女们，又望望对面坐着的老头，迟疑着，最后摇了摇头。

    “这……您老糊涂了咋的？”兄妹几个急了。

    “我不卖，自有不卖的理由！”娘抹着泪，思虑了片刻说，“你爹死了，这是他的东西，我想留个念想，有它在身边，就像有你爹陪着我一样，我不孤单。再说，我不愿看到你们为分几个钱弄得六亲不认，家事不和，要卖也要等我死了后，你们咋分、咋闹，我不想看到。”

    麻大兄妹听了，面面相觑。

    “你娘说得也对！”老头插话道，“这古董嘛，越放越值钱，到你娘百年之后，就不止这个数了。”

    麻大兄妹听了低头不语。

    老头走后麻大抢先发话了：“娘，我看您跟我到市里去吧，这老屋走风漏气的，哪像人住的地方。”

    麻二赶紧说：“娘，还是跟我到县城去，您这么大岁数了，每天还出去捡垃圾，您听听村人背后咋骂我们，说您养了几头靠不住的白眼狼。”

    麻花也急了，说：“娘，跟我到镇里去吧，看看您脏的，衣服、被褥多年没人洗，都快发霉了。去我那儿，给您换一茬儿新的。”

    可麻大娘始终摇着头，抚摸着那个花瓶，浊泪横流。

    兄妹们我看看你，你看看我，没辙了。

    月初到了，麻大破天荒地提着大包小包回来了，说：“娘，我工作再忙，以后每月也都会来看您，您想吃啥，尽管说。”

    麻大走后没两天，麻二也回来了，说：“娘，以后我每月专门请假回来看您，您没零花钱和我说，我少下一顿馆子，就够您用了。”

    未到月底，麻花又来了，说：“娘，这是我给您买的新衣服，您先换上，我这就给您洗被子去。”

    村人见麻大他们隔三岔五来看娘，都说：“这麻婶有后福呀，早些年一个人凄惶的，没人管。现在好了，俺以后老了要是能像她这样，就知足了……”

    麻大娘听后，嘴上笑着，眼窝不由又淌出几滴眼泪。

    两年后的一天早晨，麻花突然给麻大打来电话，说：“出大事了，咱娘屋子烟囱倒烟，昨夜她一氧化碳中毒，等人发现时，已经去了。”

    麻大听后立即驱车赶回村子。

    安排完娘的后事，麻大、麻二和麻花迫不及待地取出娘珍藏的那个青花瓷瓶，话不过三句，就吵闹起来。

    在麻大娘的坟前，一个秃顶老头一边烧纸，一边喃喃念叨着：“老嫂子，放心走吧。要不是我当初编了个故事，给你一个假古董，你这晚年咋活呀！”

（选自《小说月刊》2015年11期）

烟花惊艳

肖复兴

    我家住的小区里，有家小理发店。十四年前，我刚住进这个小区，它就存在。十四年来，花开花落，世事如风，变迁很大，它依然偏于小区一隅，没有任何变化。别的理发店都重新装潢了门面，在门前还装上了闪闪发光的旋转灯箱什么的，连名字都改作美发厅了。它依然故我，很朴素，也很有底气地存在着，犹如一株小草，自有自己的风姿，并不理会花的鲜艳和树的参天。而且，别的理发店里伙计不知换了几茬儿，甚至老板都已经易人。它的伙计一直是那几个，老板始终是同一个人。什么事情，能够坚持十四年恒定不变，都不容易，都会老树成精的。

    想说的是今年大年三十的事情。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快一年，但印象很深，每一次去小店理发，见到老板都忍不住想起这件事，而且会和他谈起。他总会哈哈大笑，笑声回荡在小店里，让回忆充满暖意和快乐。

    因为常去那里理发，我和这位老板很熟，其实，小区好多人图个方便，更图老板手艺不错，都常去小店。大家都知道每年春节前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会坚持到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直送走最后一位客人，然后回江西老家过年。他买好了大年夜最后一班的火车票，他说虽然赶不上吃团圆饺子，但这一天车票好买，火车上很清静，睡一宿就到家了。

    一般我不会挤在年三十晚上去理发，那时候，不是人多，就是他着急要打烊，赶火车回家。但那几天因为有事情耽搁了，我一直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才去他那里。时间毕竟晚了，进门一看，伙计们都下班回家了，客人也早已经不在，店里只剩下他一人，正弯腰要拔掉所有的电插销，关好水门和煤气的开关，准备关门走人了。见我进门，他抬起身子，热情地和我打过招呼，把拔掉的电插销重新插上，拿过围裙，习惯性地掸了掸理发椅，让我坐下。我有些抱歉地问他会不会耽误乘火车的时间。他说没关系，你又不染不烫的，理你的头发不费多少时间的。

    我知道，理我的头发确实很简单，就是剪一下，洗个头，再吹个风。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活儿了。但毕竟有些晚了，还是有些抱歉。迎来送往的客人多了，理发店的老板都是心理学家，一般都能够看出客人的心思。他看出我的心思，开玩笑对我说，怎么我也得送走最后一个客人，这是我们店的服务宗旨。

    就在他刚给我围上围裙的时候，店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女同志，急急地问：还能做个头吗？我和老板都看了看她，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件墨绿色的呢子大衣，挺时尚的。我心想，居然还有比我来得更晚的。老板对她说：行，你先坐，等会儿！那女人边脱大衣边说，我一路路过好多家理发店都关门了，看见你家还亮着灯，真是谢天谢地。

    等她坐下来，我替老板隐隐地担忧了。因为老板问她的头发怎么做，她说不仅要剪短，要拉直，而且关键是还要焗油，这样一来，没有一个多小时，是完不了活儿的。等她说完这番话时，我看见老板刚刚拿起理发剪的手犹豫了一下。

    显然，她也看出来了老板这一瞬间的表情，急忙解释，带有几分夸张，也带有几分求情的意思说：求您了，待会儿，我得跟我男朋友一起去见他妈，是我第一次到他家，而且还是去过年。虽说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但你看我这一头乱鸡窝似的头发，跟聊斋里的女鬼似的，别再吓着我婆婆！

    老板和我都被她逗笑了。老板对她说：行啦，别因为你的头发过不好年，再把对象给吹了。她大笑道：您还是真说对了，我这么大年纪，也是属于“圣（剩）斗士”了，找这么个婆家不容易。

    我知道，老板的时间紧张，便赶紧向老板学习，愿意成人之美，让出了座位，对老板说：你赶紧先给这位美女理吧，我不用见婆家，不急。她忙推辞说，那怎么好意思！我对她说，老板待会儿还得赶火车回家过年。她说，那就更不好意思了。但我抱定了英雄救美的念头，把她拉上了座位，然后准备转身告辞了。老板一把拉住我说，没你说得那么急，赶得上火车的。正月不剃头，你今儿不理了，要等一个月呢！我只好重新坐下，对老板说，那你也先给她理吧，我等等，要是时间不够，就甭管我了。

    那女人的感谢，开始从老板转移到我的身上。我想别给老板添乱了，人家还得赶火车回家过年呢，便想趁老板忙着的时候，侧身走人。谁知悄悄拿起外套刚走到门口，老板头也没回却一声把我喝住：别走啊！别忘了正月不剃头！看我又坐下了，他笑着说，您得让我多带一份钱回家过年。说得我和那女人都笑了起来。

    老板麻利儿地做完她的头发，让她焕然一新。都说人靠衣服马靠鞍，其实人主要靠头发抬色呢，尤其是头发真的能够让女人焕然一新。但是，时间确实很紧张了，老板招呼我坐上理发椅时，我对他说，不行就算了，火车可不等人。老板却胸有成竹地说，没问题，你比她简单多了， 一支烟的工夫就得！

    果然， 一支烟的工夫，发理完了。我没有让他洗头和吹风，帮他拔掉电插销，关好水门和煤气的开关，拿好他的行李，一起匆匆走出店门的时候，看见那位女人正站在门前没几步远的一辆汽车旁边，挥着手招呼着老板。我和老板走了过去，她对老板说：上车，我送你上火车站。看老板有些意外，她笑着说，走吧，候着您呢。老板不好意思地说，别耽误了你的事。女人还是笑着说，这时候不堵车， 一支烟的工夫就到。

    汽车欢快地开走了。小区里，已经有人心急地放起了烟花，绽放在大年夜的夜空，就像突然炸开在我的头顶，挺惊艳的。

（节选自2014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朱先生退兵

陈忠实

    那天清晨，朱先生正在书房里诵读。门房老者张秀才来报告，说省府衙门有两位差人求见。朱先生头也不抬：“就说我正在晨诵。”张老秀才回到门口如实报告后，两位差官大为惊讶，随之上了火：“晨诵算什么？我这里有十万火急命令，是张总督的手谕，你问先生接不接？”张秀才再来传话：“先生正在晨读。愿等就等，不愿等了请自便。”两位差官只好等着。

    朱先生晨诵完毕，接了差官的信，果然是张总督的亲笔手谕。张总督信中说举事时逃跑的清廷巡抚方升，从甘肃宁夏拢集起二十万人马反扑过来，大军已压至姑婆坟扎下营寨，离西安不过二百里路，要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古城百姓将必遭涂炭。因此想请朱先生前往姑婆坟，以先生之德望，以先生与方升之交谊，劝方升退兵。

    朱先生看罢，对两个差人说：“儒子只读圣贤书，不晓军事，又无三寸不烂之舌，哪有回天之力！”说罢就转身走了。两个差官气得脸色骤变，气呼呼跳上车走了。朱先生听得门口清静下来，收拾行李，夹了一把黄油布伞就出了白鹿书院。午时，两位差官又驾着汽车来了，而且带来了张总督的秘书。门房老者张秀才如实相告：“走了。先生躲走了。”

    傍晚时分，在张总督的总督府门前，一位背着褡裢夹着油伞的人径直往里走。荷枪实弹的卫兵横枪挡住。那人说：“我找张总督。”卫兵嘴里连续呼出五个“去去去去去！”那人就站在门口大声呼叫起张总督的名字，而且发起牢骚：“你三番两次请我来，我来了你又不让我进门。你好不仗义！”这时候一辆汽车驶到门口停下，车上跳下两个人来，顺手抽了卫兵一记耳光，转过身就躬下腰说：“朱先生请进。”朱先生一看，正是早晨破坏他晨诵的那两位差官，便跟着差官走进总督府见了张总督。张总督挽着朱先生坐下，亲昵地怨喧道：“先生你是腿上的肉虫儿不得死了？放着汽车不坐硬走路！”朱先生说：“我是土人，享不了洋福，闻见汽油味儿就恶心想吐。”张总督说：“我真怕你不来哩！正准备三顾茅庐，我亲自去你的书院哩。”朱先生笑说：“纵是孔明再生，看见你这身戎装，也会吓得闭气，何况我这个土人。”

    第二天一早，张总督起来时，已经找不着朱先生，连连叹惋：“这个呆子，书呆子！”随之带了一排士兵乘车追出城去。

    朱先生已经踏上成阳大桥，一身布衣一只褡裢一把油伞，晨光熹微中，仍然坚持着晨诵，连呜呜吼叫的汽车也充耳不闻，直到张总督跳下车来堵住去路，朱先生才从孔老先生那里回到现实中来，连连道歉：“总督大人息怒！我怕打扰你的瞌睡就独自上路了。”张总督好气又好笑说：“这十二个卫兵交给你，请放心。我已经给他们交待过了。”朱先生转过身瞅一眼站成一排

    溜儿的兵士，摇摇头说：“这十二个人不够。把你的兵将一满派来也不够。要是你能打过方升，你还派我做什么？回吧回吧，把你这十二个兵丁带回去护城吧！”张总督不由脸红了说：“那你总得坐上汽车呀！”朱先生不耐烦了：“我给你说过，我闻不惯汽油味儿……”说罢一甩手走了，嘴里咕咕嘟嘟又进入晨诵了。张总督追上来再次相劝。朱先生却轻轻松松地说：“你诵一首成阳桥的诗为我送行吧！”张总督心不在焉又无可奈何地诵道：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朱先生击掌称好之后，自己也吟诵起来：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成阳桥……

    朱先生吟诵至此，热泪涌流，转过身扯开步径自走了。

    两日后，朱先生回到省城复命张总督。这时，方巡抚已经罢兵，带领二十万大军撤离姑婆坟，回归甘肃宁夏去了。

    张总督立即传令备置酒席，为朱先生接风洗尘压惊庆功。朱先生从褡裢里掏出食物，大吃大嚼起来。张总督难为情地说：“先生这不寒碜我吗？”朱先生不以为然。吃罢喝了一杯热茶，背起褡裢告辞。张总督死拉住不放：“我还想请先生留下墨宝。”朱先生又放下褡裢，执笔运腕，在宣纸上写下两行稚头拙脑的娃娃体毛笔字：

    脚放大，发铰短

    指甲常剪兜要浅

    张总督皱皱眉头不知所云。朱先生笑说：“我这回去姑婆坟，一路上听到孩童诵唱歌谣，抄录两句供你玩味。”说罢又背起褡裢要走。张总督先要用汽车送，又要改用轿子，又要牵马驮送。朱先生说：“不宜车马喧哗。”

（节选自陈忠实《白鹿原》，有删节）

人民的名义（节选）

周梅森

    广播中一遍遍传来女播音员中英文抱歉的通知，机场上空有雷暴区，为了乘客安全，飞机暂时无法起飞。

    侯亮平快步走出候机大厅，寻僻静处一个接一个拨打手机号码。侯亮平忽然发现，外面无风无雨，太平寂静，连穿梭送客的喧闹车声也消失了。雷暴在哪里？哪来的啥雷暴区？他跑出候机大厅的门，仰望夜空。空中虽说阴云密布、月暗星晦，但既看不见闪电，更听不到雷声，飞机不能起飞似乎成了一个谬误！身边恰巧有机场工作人员走过，侯亮平拦住他，提出了心中疑问。这位上了把年纪的老同志意味深长地瞅了他一眼，颇具哲理地说，看事物不能只看表面，云层上面的世界你能看见吗？平静后面往往就藏着雷暴。

    侯亮平望着老同志的背影发怔，仿佛听到某种隐喻，这一番话使他浮想联翩……

    已经落网的赵德汉的形象适时浮现在眼前，他禁不住又沉浸到了对赵德汉的回忆中。昨天晚上，当此人捧着大海碗吃炸酱面时，老旧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他代表命运来敲这位贪官的家门了。

    赵德汉一脸憨厚相，乍看上去，不太像机关干部，倒像个刚下田回家的老农民。可这位农民沉着冷静，心理素质好，处变不惊。侯亮平一眼看透——这是长期以来大权在握造就的强势状态。当然，也许今天这个场面早在他的预想中，他有心理准备。只是侯亮平没料到，一个被实名举报受贿几千万元的部委项目处长，竟然会住在这鬼地方！

    这是一套常见的机关房改房，七十平方米左右，老旧不堪。家具像是赵德汉结婚时置办的，土得掉渣，沙发的边角都磨破了。门口丢着几双破拖鞋，扔到街上都没人拾。卫生间的马桶在漏水，隔上三两秒钟“滴答”一声。厨房里的水龙头也在滴水，但这似乎不是漏水，而是刻意偷水。证据很明显，水龙头下的脸盆里积了半盆不要钱的清水。

    侯亮平四处看着，摇头苦笑，这位处长真连寻常百姓都不如。

    像是为他的思路做注解，赵德汉咀嚼着自由时光里的最后一碗炸酱面，抱怨说：你们反贪总局抓贪官怎么抓到我这儿来了？哎，有几个贪官住这种地方？七层老楼，连个电梯都没有，要是贪官都这样子，老百姓得放鞭炮庆贺了！他的声音被面条堵在嗓子眼，有些呜呜噜噜的。

    是，是，老赵，瞧你多简朴啊，一碗炸酱面就对付一顿晚饭。

    赵德汉吃得有滋有味：农民的儿子嘛，好这一口。

    侯亮平直咂嘴，声音响亮夸张：哎哟，老赵，你可是处长啊！

    赵德汉自嘲：在咱北京，处长算啥？一块砖能砸倒一片处长！

    侯亮平表示赞同：这倒也是！不过，那也得看是什么处。你老赵这个处的权力大呀！早就有人说了，给个部长都不换，是不是啊？

    赵德汉很严肃：权力大小，还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权力大就一定腐败吗？我这儿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我劝你们别瞎耽误工夫了！

    搜查一无所获。事实证明，的确是耽误工夫。侯亮平冲着赵德汉抱歉一笑：这么说还真搞错了？搞到咱廉政模范家来了？赵德汉挺有幽默感的，及时伸出一只肉滚滚的手告别：侯处长，那就再见吧。

    侯亮平也很幽默，一把抓住了赵德汉的手：哎，赵处长，我既来了还真舍不得和你马上就分手哩！咱们去下一个点吧！说罢，从赵家桌上杂物筐里准确地拿出一张白色门卡，插到了赵德汉的上衣口袋里。

    赵德汉慌了，忙把门卡往外掏：这……这什么呀这是？

    你帝京苑豪宅的门卡啊！请继续配合我们执行公务吧！

    赵德汉的幽默感瞬间消失，一下子软软瘫坐到地上……

    ……凌晨四点，广播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北京上空的雷暴区转移，飞机可以起飞了。侯亮平随着人群拥向登机口，终于松了一口气。

    该过去的总要过去，该来的总归要来。北京的雷暴区转移了，只怕H省要电闪雷鸣了。

最好的顾客

（法国）亨·特罗亚

    厄泰尔普夫妇的花圈铺子恰好设在一个市民公墓的附近。店铺外陈列着三五个花圈，暗紫色的飘带在风中飘荡着，店铺内的各种花圈摆放得错落有致，在昏黄的灯光下静默不语。

    一天傍晚，快关店门的时候，厄泰尔普太太正在忙着结账，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他很瘦，看上去有七十来岁，显得很忧虑，一只手按住胸口，显出痛苦的表情，双目直勾勾的，撅着嘴唇，象个真正要买东西的顾客。

    厄泰尔普太太温和地招呼客人：“花圈都在这儿，您要多大价钱的？您同那位仙逝的人之间的关系？”

    一听这话，陌生的顾客变了相，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

    “亲戚关系。”

    “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他是您的什么人？”

    顾客拉长了脸，盯着厄泰尔普太太的前额，那眼神好象是喷射而出的一股冷水。

    “无可奉告，但每一种要一个。”

    “请原谅！”厄泰尔普太太惊得透不过气来，低声说。

    “每种一个，别再啰嗦！”那人气愤地重说了一遍，“当然仅限于男性的，这很清楚，在我看来！”

    “我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您家所有的男人在一次事故中全部遇难了！”

    “一点不错，”陌生人辩白道，“但是，快一点，把那个送给伯伯的花圈放好一点，摆在这里！他毫无争议地付完钱，上了出租汽车，关上车门，没有打招呼，汽车就开走了。

    回到店里，她把此事的经过叙述给丈夫维克多听。

    “谁会付这么一大笔款子？”维克多说，“你开玩笑！他没让你减一点价钱，而且数量又是很多。毫无疑问，他想在近几天把家中的男性逐个干掉，或者一次灭绝。

    厄泰尔普太太感到这真可怕。应该不惜一切避免这样的大屠杀，需要赶紧采取措施，她选择了报警。

    一年快过去了，那个不可捉摸的顾客并没有表现出杀人的行为。

    忙碌了一天，厄泰尔普太太坐在店门口，想透口气，还没坐五分钟，突然看见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正走着她想要找的那个恶棍。厄泰尔普太太像打了鸡血一样，她不假思索地站起来，穿过马路，跟上那人。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他走进了一道走廊，她藏在墙角，远远监视着。她看见他打开了一个房门，厄泰尔普太太突然出现：

    “站着别动！”

    “你叫什么名字？”

    “莫里斯*巴罗丹。”

    “婚姻状况？”

    “未婚。”

    “年龄？”

    “七十……但是，您有什么权力问我这些？”

    “不许动！”

    “不要这样，太太，我是在自己家里，我有权……”

    “你什么权也没有。你得听我的，是我卖给你的这些花圈！”

    一听这话，莫里斯、巴罗丹用双手捂起了脸，双膝略微弯曲了下来。厄泰尔普太太看到她正击中了那人的疼处，接着说：

    “是的，当时我没有弄清你买那么多花圈的用意。但是，我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你是一个坏人，倒是想得出谋害亲人的鬼点子。我已经报告了警察……”

    “已经报告了警察？”莫里斯、罗巴丹低声说。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仍捂着脸，哽咽了起来。在厄泰尔普太太听来，这种哭泣声是十分悦耳的。

    “不应该报告警察，”他呜咽着说，“我没有害人的心，我向您发誓……”

    “我很想相信你，”她嘲弄似的驳斥道，“但是，请你解释一下，你从我这里买一整套花圈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抬起了头，苍老多皱的脸上挂满了泪水，象被雨水打湿的破布。嘴唇在黄牙上哆嗦着，磕磕巴巴地说：“这是……这是一个秘密……我全给您说了吧……是这样，我老了……有心脏病……医生们都说我还能活几个月，也许只能活几天……简单地说，我总是想着死，想着自己的葬礼。在这个世界上，我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什么人也没有。因此……可以想象出我那穿街而过的柩车，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束鲜花，默默无闻，光秃秃，孤零零。为了避免这沮丧的结局，我想给自己造出所有的亲人来。我买的那些花圈的飘带表示出为失去我这样的父亲、祖父、兄弟、儿子、伯伯、表兄、女婿、丈夫等等而感到的痛苦……我事先置身于这所有假造的同情中，被这多种的亲属关系所缠绕。从此之后，我心安理得了，感到生活在亲人们的中间，被人爱着，心里很温暖。好象人们确实怜惜我……”

    他微微动着嘴唇，喃喃道： “我在您眼里是荒诞可笑的，请原谅……”

    “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 厄泰尔普太太泪流满面。

    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几个月之后，他死了。他的葬礼惊动了所有爱看热闹的人。

    柩车上堆满了花圈，看上去真象巍峨的高山。一条条紫色的飘带显示出一个繁茂而忠实的家族的痛苦。在花圈堆中，有一个由厄泰尔普夫妇献的特大花圈，飘带上写着一行金字：“献给我们最好的顾客。”

官舱里

茅盾

    忽然船上的茶房在太阳晒不到的一边舱外支起旧蓝布的遮阳来了。

    就有一个柔软的声音：“怎么晒不到的地方倒要遮阳？”发言者是女性，二十岁不到。太阳脚落在她的颈脖上，这虽有颇厚的电烫头发给遮住，可是头发里好像有些小虫子爬着，她时时举手到耳后掠一下。她这一句话是对同伴说的，同伴是男性，不过二十岁模样。“就要出‘塘’了，出了‘塘’这边有太阳。”对面的一位老者解释着，顺手理一理灰黄的八字须。老者有一张颇为红润的脸，疏眉朗目，声音洪亮，加之顺手摸模八字须，表示了他的身份和教养，这立刻在两位年青人的心里留下了蔼然可亲的印象。

    “啊！是，是。”男的恭恭敬敬回答，“尊姓？”

    “黄。草头黄。”

    内河小火轮的官舱中，旅客们大都是有“身份”的，往往不像客舱里的朋友们，凳子还没坐热就前后左右攀谈过。

    老先生自然是“中装”，蓝绸大褂，老式花样。老先生是吸烟的，他那枝旱烟管是湘妃竹的，红润如玉，白铜斗儿，象牙咬嘴，挂着一副白银的剔牙杖，不过盛旱烟的荷包却是外国人用来装板烟的橡皮袋儿。

    老先生极健谈，现在他已经从“今天天气哈哈”转到了当天上海报上登的叶海生案审判的情形。

    他的老伴，很清秀很文雅的眉目，一点不见老态。估量她总有五十岁，因为她的脚是地道的三寸金莲，而她的谈吐举止却叫人想到三十多岁年青时她大概是“维新派”。

    即使她穿一身时髦的衣服，着实也并不“怪样”，比她身边那位女青年自然些。那位女青年当然是又窄又长的旗袍，又硬又高的领子，三寸高跟皮鞋，面颊上涂着两团“健康色”，手指上是鲜红的蔻丹。

    男青年是穿洋服的，两个假肩头实在太阔，又翘得太高了，叫人看着难受；一双尖头皮鞋太尖了，不输于那位老太太的小脚的鞋尖。他也吸烟，衔在他嘴里的是一枝五寸来长银镶头的电木烟嘴。

    这样的两对越谈越投契了，不知怎样一来谈到“文艺”方面了。

    女青年这时忽然低声说：“巴金的《家》很好吧！”“唔！”老先生喷出一口浓烟将脑袋一侧。

    男青年赶快拿下他的太长的卷烟咬嘴，带点忸怩态度说明：“新出的，一部哀情小说。”

    “哦！”老先生和老太太几乎同时叫了起来。“也是家庭小说。”那位女青年又低声说。

    “倒不曾看过巴金。”那位老太太微微一笑，发表她的意见，“哀情小说、家庭小说，不能不推《红楼梦》。”于是她就研究起《红楼梦》来，特地对她丈夫说：“凤姐和贾母斗的牌，大概就是麻将书上说风姐放一张‘一饼’给贾母。‘一筒’北方人叫‘一饼’，不过她们是两个人就可以成局的。”

    老先生只顾一面喷着烟，一面摇着脑袋画圈子，末了，他把早烟斗在舱板上笃笃地敲着，似乎斟酌了一番才说：“恐怕牌是同样的牌，打法却不同。”

    这当儿船上的汽管叫了几声，官舱窗外移近来了一带石帮岸，岸上是一簇瓦房。船靠了埠，就有些人腿在官舱窗外走过，接着是三四位旅客涌进这官舱来，有黄布学生服的青年，也有满脸肥肉的商人，这“小世界”里现在热闹了许多，也复杂了许多。

    船再开驶后，这官舱里依然还有“风雅”的谈吐，但最多而最响的声音是茧市米价，桐油涨得太猛。

    黄布学生服的两位靠近舱门边，在争论沿河一带的“南瓜棚”到底有多少“国防”的意义。因为据说这些小小的连成一片的“南瓜棚”是奉命搭盖的，用意在万一对日战争这可以避免飞机“下蛋”，那就是“防空”！

    一九三六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