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春节前夕，像往年一样，王选闭门搞设计。年后，他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回来，王选把设计给他看。

    “王老师，你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学生看过后对导师说，“IBM的PC机主线上有一条线，你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王选愣住了。因为他明白了，自己苦苦钻研了两个星期的设计，被学生一句话否定了。这是王选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 

    “本来，我以为自己做一线的工作可以做到60岁。”现在犹如看见一个海边的黄昏，往事潮水般在夕照中涌来……从投身这项科研至今，18年了，他奉献了所有的节假日，“18年来可以说一口气都没有歇过。”他为自己能始终能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感到自豪。可是“今天，我看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我已经不如年轻人了。在我不那么熟悉的领域，岂不是更差！” 

他作出了一生中自己第六次重大抉择：让年轻人来挑重担，让年轻人自己的思想里开出鲜花来，才会硕果累累。

    就在这一年，王选把几位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比如彩色系统研究室主任36岁，此后主持完成了彩色调频挂网算法并实现高保真彩色印刷，从而实现了彩色技术的重大突破。今天，已是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栅格图像研究室主任27岁，研究出新一代栅格图像处理器，进而开发出纯软件的栅格图像处理器，为方正系统进入香港、台湾，乃至日本市场作出重要贡献。

    1995年6月，一个年轻人来投奔王选。他曾经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因无法转化为社会化的产品，他从中国科学院辞职去了“外企”，从事美国产品的汉化工作，换句话说，是替美国产品搞“转化”。不久，感到这样的工作虽然工资很高，但心里不舒服。

    王选收下了他。今天，他是方正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负责数字视频的科研开发，这是一个犹如革新传统的印刷业那样，将对传统广电业进行革命性改造的重大领域。

    这些高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均得益于年轻人在第一线能随时随地积极地思想。我们看到，王选在感到不如年轻人的时候作出的第六次抉择，是他人生中最智慧的抉择。

材料一：

    2017年8月10日，基于移动互联网和云平台的中央气象台智能网格预报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国家气象中心天气业务内网建设小组历时一年研发，将智能网格预报产品无缝接入中央气象台决策服务APP移动终端。标志着中央气象台智能网格预报产品服务正式跨入移动互联网和云平台时代。

    智能网格预报产品研发及其应用工作，是国家气象中心的重点工作之一，下一步工作组会进一步明确定位，达成共识，打造以格点化实况预报产品为核心、面向预报服务的多终端应用体系，持续创新、改进完善，加强网格产品在影响预报和决策服务中的业务应有。

（摘编自《中央气象台智能网格预报产品跨入移动互联云时代》）

材料二：

网格化预报是针对每一个网格进行的气象预报工作。与原来的定点预报相比，它在空间上更加精细，也更具针对性。以北京市的预报为例，原来的预报仅以南郊观象台这一个点的气温、降水等来代表整个城市的天气情况；而通过开展网格化预报，针对北京市的气象服务和天气预报可以精细地反映在整座城市每个不同的网格之中。目前，部分省份甚至可以做到分钟级的天气预报；在空间上，已有十几个省份可以实现3千米分辨率、2.5千米分辨率乃至更精细化的预报。

    网格化预报的精细不仅体现在空间上。还反映在能以更高的频次更新和发布上。原来，一天的天气预报中只会涉及一种天气现象。现在网格化预报可以做到全国范围内逐3小时10天预报。随时随地，公众都能了解到自己当前所处网格是何种天气，能够清楚地了解气温、降水、风等多个基本气象要素。

    在原先的预报产品中，公众接触较多的就是气温、风和天气现象这三个要素，网格预报实现后，可以为公众提供更细致丰富的预报内容。当前的陆地和海洋预报产品就已细化化到四大类18个气象要素。

（摘编自《网格天气预报“按需供给”》）

材料三：国家级智能网络气象预报特点

（资料来源于《智能网格预报——从站点到格点的全新变革》）

材料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天气预报也变得越来越智能，那么天气预报员是不是将无“用武之地”了呢？国家气象中心业务科技处副处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气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受诸多因素影响，例如降雨这种天气，即使水汽、温度条件都满足了，但如果空气中没有“凝结核”，雨也降不下来。预报员的优势就在于其丰富的经验和对关键天气移势的把握。所以在智能预报的初级阶段，预报员多年的经验可以用来“培养”机器。当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人工订正的空间越来越小对，一部分预报员将会投入技术研发的工作中，另一部分预报员将主要转向关键转折性天气过程的气象服务工作，因此，天气预报员在短期内并不会被完全替代。

（摘编自《网格化预报，服务百姓个性需求》）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这对破除论文“SCI至上”和“过度追求SCI相关指标”，树立正确的评价导，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研评价的政策制定始终受人才评价和职称评聘政策所左右，把科技评价与人才评价混同，就“科研”评“科研”，评价指标单一，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应用，以评价基础研究的指标来评价所有类型的科研。由于科技评价的功利导向，SCI从一个最初为了科研人员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与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论文索引工具，在中国逐步变成一定程度上扭曲科学研究目的，绑架科研和学术评定，让科研人员爱恨交加的核心评价指标。如今，有人戏称SCI、ES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比如，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对学校员工发表的SCI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

（摘自李志民《评价与时俱进 科研回归初心》）

材料二

    囿于评估本身的局限，没有一项体系或模式可以对评估对象进行完美的评估。科研评估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一个科研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预载并匹配评估目的，否则科研评估的信度和效度都将无从谈起。如何确立清晰且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具有可行性的评估目的，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是必须首要树立的科研评估原则。

    跟随评估目的而来的，是评估目的预载及体系匹配的复杂性。政府部门的评估，其目的应该更多体现在监管和促进国家宏观科研目标与任务的达成，并勇于承担公共问责。对于各大学而言，其评估目的则完全不同，要侧重于科研过程和产出，以促进院校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贡献为首要功能。评估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个不同主体的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是有差别同时有协同关联的。

    再次，正如绩效评估的天然局限一样，科研评估虽然是科研事业发展的必要环节，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过分强调它的功能，而应该注意其应用的合理性与适切性，避免评估在科研和高教发展中的过于强势，导致评估主义的泛滥。日本的科研审计文化、台湾的SSCI综合症、香港的科研绩效主义都受到社会各界及专业团体的广泛批评，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负面典型和前车之鉴。

    科研评估的目的性、复杂性和合理性，决定了科研评估的第四个原则——创建和采用各类科研评估体系的慎重性。在采用某一种评估体系或模式之前，对它的背景、原理、适切度、正负面效应都应该作全面、科学和文化的综合了解，而不是仅仅限于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肤浅理解，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借鉴而来的国际经验（包括SCI论文指标体系），这点尤为重要，而文化理解就显得十分关键。吃透其原理、精神及背后的复杂背景，才不至于盲目模仿、食洋不化。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而是拿出勇气、敞开胸怀、面向世界，强化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深度合作。

（摘自李军《破“SCI至上”，科研评估如何改进》）

材料三

    以SCI论文数量、被引次数、ESI高被引论文数量等指标为依据的科研评价方法常被比喻为计件制，即按照工人生产的合格品的数量和预先规定的计件单价来计算报酬的一种工资形式。这种评价模式在制造业广泛存在，适用于重复性劳动，而并不适用于创新性劳动，否则只能激励科研人员以牺牲创新性为代价去追求数量带来的回报。创新性劳动的评价应该以创新程度为基础，劳动成果应该差别对待。

    普赖斯奖（科学计量学领域）获得者Francis Narin于1978年提出了关于科研评价中定量与定性指标关系的观点，他认为论文数量、被引次数等指标虽然最客观，但是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远，而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近的指标是同行评议。他的观点影响了一代科学计量人。《莱顿宣言》（2015年4月22日发表于《Nature》）倡议：定量指标可用于支撑同行评议，但不能取而代之。遗憾的是，在评价实践中，同行评议往往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同行评议无效。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是同行评议的典范，至今在全球享有盛誉。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作为全球科研评估的典范，也几乎完全依赖于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制度的公信力依赖于良好的学术环境与公正的科学家。从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来看，公开似乎不是必要条件，但在难以保证评审人不被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同行评议过程接受全社会监督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开放同行评议（Open Peer Review）是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开放评审人身份、开放评审报告、开放参与评审三种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同行评议过程中的不透明、缺乏激励等问题，目前在一些学术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中颇受欢迎，例如，PLoS（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BMC（BioMedCentral出版社）、Nature Communications、EMBO（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等等，而且加入开放同行评议的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越来越多。

（摘自李军《理性对待“SCI” 用好“同行评议”》）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对话和互动，达成管理日常事务、调控资源、履行权利的行动共识以缓解冲突或整合利益、实现公共目标、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结构、过程、关系、程序和规则的体系性活动。

从理论逻辑角度看，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是将国家作为一种兼具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的存在来认知，前者将“国家”视为一个以社会团结为特征的、以追求秩序为第一要义的实体，后者则将“国家”看作一个多元主体互动博弈的特殊社会场域和理解其他问题的“透镜”。

从实践逻辑视角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就是要面向实践解决国家的均衡建构问题，建立包容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即“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其基本的方向是导向复杂现代性的国家治理，形成面向人民之治的国家善治，以系统性地回应因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治理变量重大调整的治理生态在权力运行、议题遴选、机制创设、资源整合乃至绩效评价等方面的深刻嬗变。

具体而言，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呈现为四大层面：一是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逻辑。现代化治理主体是多元的，党、政、企、社、民、媒等都需要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但同时，各个主体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现实区别的，不同的主体在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就我国治理体系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具有先进性、纯洁性、代表性，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肩负着领导职责，这种领导职责来源于公众，并始终受到公众的监督。

二是作为治理对象的国家逻辑。治理体系的覆盖范围并非单一或片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都要且必须纳入其中，亦即国家的一切公共领域、公共活动、公共事务都是治理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治理”就是“治理国家”。

三是作为治理运行机制的国家逻辑。合理的体制机制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治理体系的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四是作为治理结构的国家逻辑。治理主体、对象及其依托的制度基础不是相互分裂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协调、有机统一的。我们不能仅单个地域局部地把握治理体系，而是要将其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来看待。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国家治理体系既包括国家治理的各类构成要素，更指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选自陈进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有删改)

材料一：

理论上，讲好一个故事需要考虑三种主体：讲述主体（谁在讲述），故事主体（谁被讲述），接受主体（谁在观看）。互联网时代参与主体边界模糊、角色重叠，各民族、各群体、各阶层都在“讲述”“被讲述”，也都在“观看”“被观看”，多主体多元化传播已成现实。“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把握这一时代特征，并从以上三种主体入手，创新思维，调整策略，从分散失衡走向多元协同。

从故事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普通人的故事。在权力、资本与眼球经济的驱动下，传播场域两极分化的现象仍很严重，国际传播秩序处于失衡状态。国内的普通人和弱势群体作为讲述主体的话语权和作为故事主体的存在感都过于弱化，尤其在被西方媒体遮蔽、忽略之后。更多地让他们发声、为他们发声，对高举人民性旗帜、秉持“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言，是国际传播秩序再平衡的使命担当，这也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软实力巧实力的战略选择。

从接受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进一步明确中国故事的受众群体。我们要相应地调整方向，不囿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而采取“边缘突破”战略。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精英群体和意见领袖，他们属于西方意识形态最顽固、对中国成见最深的受众群体。我们应该把战略重点从他们向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国家中的草根群体、非政府组织转移。就前者而言，我们虽然经常强调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增强话语权，而实际上常常“被议题设置”，围着西方媒体的议题打转，从客观原因来看，我们和西方存在软硬实力差距；从主现原因来看，我们不够自信，太在乎西方，且存在缺乏省思的战略失误，就后者而言，他们在发展阶段、发展诉求、价值观和利益点上与中国很接近，这使他们对中国故事有更多共鸣，他们的“中国观”也更具可塑性，相关调查报告印证了这一点。

从讲述主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做到多方协作，一起来讲，讲述主体是最能动、最重要的要素，在讲述主体层面，有两个并行的趋势：一个是多主体多元化，一个是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从多主体多元化角度看，政府不是国际传播中的唯一主体，非官方的传播主体以其更具亲和力的民间立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若要扩大与主导话语权，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不可替代，所以，从战略传播和整合传播角度看，国家需要高度整合内政外交、对外广播以及网络媒体等资源，联动合作。“讲好中国故事”，除了发挥非官方传播主体的作用，还要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以便发挥国家统筹协调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摘编自李成《抓住三个主体，讲好中国故事》）

材料二：

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把中国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传播给世界，争取文化上的领导权。但近年来，我国对外宣传力度很大，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基本停留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层面。要实现中国故事从“讲述”到“讲好”的转变，就必须认清讲好中国故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当今国际舆论格局呈现“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特征，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控制世界传媒市场，外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是从西方主流媒体获得。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昔日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辉煌已成遥远的过去，当前中国文化传播缺乏高超的传播技巧和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此外，由于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相对有限，外国民众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不多，加上西方媒体给外国受众造成的先入印象，使得他们即使看到我们的报道也很难相信。

（摘编自李子祥《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索》）

材料三：

李子柒能够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案例，必有其不寻常之处。作为真实的人，李子柒所选择的生活洋溢着中国风的美，满足了人们对传统中国、诗意生活的想象，有效缓解了工业化社会、高风险社会中人们的焦虑，特别能够绕开海外用户的心防。作为网红，李子柒有着明显服务于市场营销所需要的清晰“人设”，她活跃在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并取得成功，这显然是有策略、有布局的。作为文化符号，李子柒已经在人们的接受过程中，被确认为可以代言中国文化的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具辨识度的符号，外国网友称李子柒为“中国的迪士尼公主”，央视称赞李子柒“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成为话题后，李子柒一如既往，并没有急切地想要乘势做大，一飞冲天。这种“稳扎稳打”，其实就是内涵式发展，具有国际传播方法论意义。当然，没有中国发展成就的备受瞩目，没有中华文化吸引力在全球范围的重获认可，也很难想象李子柒的成功。她是“中国制造”在软实力领域中极具代表性的那一个。她的走红海外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预示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走向新阶段。

（摘编自李习文《李子柒走红海外的国际传播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