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节选）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布热金卡，最可怕的事情是这里居然阳光明媚温暖，一行行白杨树婆娑起舞，在大门附近的草地上，还有儿童在追逐游戏。

    这真像一场噩梦，一切都可怕地颠倒了。在布热金卡，本来不该有阳光照耀，不该有光亮，不该有碧绿的草地，不该有孩子们的嬉笑。布热金卡应当是个永远没有阳光、百花永远凋谢的地方，因为这里曾经是人间地狱。

    每天都有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布热金卡——这里也许是世间最可怕的旅游中心。来人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为了亲眼看看事情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可怕，有人为了不使自己忘记过去，也有人想通过访问死难者受折磨的场所，来向他们致敬。

    布热金卡在波兰南方城市奥斯维辛城外几英里的地方——世人对奥斯维辛这个地名更熟悉。奥斯维辛大约有12000名居民，距华沙120英里，地处被称为摩拉维安门的山口的东头，周围是一片沼泽地。布热金卡和奥斯维辛一道组成了被纳粹称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人工厂的一部分。

    十四年前，最后一批囚徒被剥光衣服，在军犬和武装士兵的押送下走进毒气室。从那时起，奥斯维辛的惨状被人们讲过了很多次。一些幸存者撰写的回忆录中谈到的情况，是任何心智健全的人所无法想像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罗道夫·弗兰斯·费尔南德·霍斯在被处决前也写了回忆录，详细介绍了这里进行的集体屠杀和用人体作的各种试验。波兰人说，共有400万人死在那里。

    今天，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记者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在访问这里之后，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那就对不起在这里遇难的人们。

材料一：

    2017年3月，由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王兆鹏与搜韵网站共同打造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正式上线，仅两天，网络点击量就达220万次。登陆平台，点击诗人名字，就可看见他一生行迹的文字版和路线图，点击路线图中的任一个地点，能看到他在这里的生活轨迹，留下的作品，该平台利用大数据打造了一张“文化版”中国地图。这之前，文学研究几乎没有利用过大数据，该地图第一次通了历史的时空隔阂，将唐宋诗人请出了“格子间”。

    这并非王兆鹏第一次将大数据和文学连接在一起。上世纪90年代，他就利用大数据给唐诗宋词排名次，结果遭到一片骂，但王兆鹏却还是选择相信数据，他觉得在将来的文史研究中，作品的好坏评价“必须要有数据作支撑。”该地图还引起了海外研究者的关注，哈佛大学相关项目组也发来邮件，希望合作共享数据。

（摘编自翁佳妍《用一张地图，将唐宋诗人请出“格子间”》）

材料二：

    我们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数据的大数据时代。数据越多，人们做出的分析就越多；人们分析得越多，制造的烟幕弹也就越多。因此不能单看数据的表象，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美国交通部关于对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美国西部航空公司的飞机晚点率统计分析为例：

图1：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美国西部航空公司晚点率对比

图2：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美国西部航空公司在西海岸五大机场航班晚点率

    自1987年起，美国交通部就要求航空公司上报每个月的晚点记录。在最近的报告中，美国西部航空公司是表现最好的一家，晚点率最低。在竞争对手纷纷倒闭的情况下，形势一片大好。但1991年的夏天，美国西部航空公司却宣布破产，这与分析人员统计分析有关。

    分析人员统计分析时只关注四个对象：客机、到达机场、客机数量和晚点频率，而忽视了天气条件、载客率等，又加之在统计平均数时，对某些指标进行过度加权后，两个公司的平均晚点率就完全走向了反面。

（摘编自美国冯启思《对“伪大数据”说不：走出大数据分析与解读的误区》)

【注】统计学认为，在统计中计算平均数等指标时，为了考虑到每个数量在总量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同可以给予不同的权数，这样的做法就叫加权，即对各评价因子在总体评价中的作用进行区别对待，事实上，没有重点的评价就不算是客观的评价。

材料三：

    近日，《农业农村大数据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印发。据介绍，《方案》旨在运用大数据概念和技术创新农业监测统计工作的思路和办法，推动大数据在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等环节的应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口试点省份包括：天津、上海、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青海、新疆，当前由于农业数据的共享开放不足，导致信息孤岛、数据壁垒、数据碎片化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大量存在。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副司长王小兵认为，充分利用大数据对农业生产要素实行数字化设计、智能化控制、精准化运行、科学化管理，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摘编自《<农业农村大数据试点方案>公布：打破信息孤岛共享涉农数据》）

材料一：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日前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新增“留守儿童保护”专门章节，其中提出父母外出后应当与留守儿童每个月至少联系一次，及时了解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

    这一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救助保护机制，不仅要求民政部门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建立留守儿童信息管理平台， 还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监护指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此外，还规定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定期将留守儿童监护、抚养和身心健康情况报县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摘编自2016年12月6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的留守儿童，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而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过去一直说如何重视，但具体到哪个部门负责，没有明确。这次明确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牵头，是二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儿童不再留守，就是要让他们与父母团聚。让父母返乡，还是让孩子随迁？学者段成荣的建议是，从制度上创造条件，让孩子跟着父母进城。

    大学毕业后，黄湘洁作了一个“逆历史潮流”的选择：留在家乡湘西的老司岩千年古寨，当一名幼儿园老师。黄湘洁的故乡在湖南老司岩，明清时期曾富贾云集的千年寨子，今天一切依旧保持地理原貌——很陡很长的石板路，村口岩壁上比谁都老的古树，还有躺在荒野中间破败的祖屋。寂静，是最大的变化。今天的老司岩仅185户农家，685人，外出务工人员占去一半。留守儿童39名，孤儿2名。

    1984年，一纸中央文件松开了乡村户籍人口“自由出入”城市的高墙。仅1989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就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迅速蹿到了3000万人。即使闭塞如老司岩这样的古寨，也在错过第一波打工潮后听到了风吹草动。1992年，黄湘洁的父母双双外出务工，留下她和姐姐、弟弟三人独守家中。那年黄湘洁两岁。

    “当时的乡村，穷是一种常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近三十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说。1984年，还是在校研究生的他跟着导师到辽宁、山东等地的农村调研，最大的体会就是农民那股想要外出谋生的深切冲动。

    彼时的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粮食价格低，还需缴纳农业税费，种地基本不挣钱，有时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赔钱。尤以1994-1996年最为严峻。而远在近千公里外的广东佛山，当时外来工已经可以拿到数倍于内地的工资。以至于农民外出务工，都被中西部地区政府视为一件大事拿到办公桌上讨论。

    四川则更有趣，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四川普查办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由政府推动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后来被其他地区当作经验争相效仿。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黄湘洁的归来也让村里人不解。他们说，一定是在外头找不到工作吧。2013年9月，在当了志愿者一年后，她打消了出走的念头。她说，“不要让这些孩子再被遗忘了”。

（摘编自2016年3月24日《南方周末》）

材料三：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6月19日《关于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

材料四：

    2016年9月21日，河南全省法院“送法进校园暨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发放仪式”在郑州市古荥镇实验小学举行。这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第五年送法进校园，为该省650万留守儿童送去温暖和关爱，孩子们也获得了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学习保护自己的技巧和方法。

    据悉，本次活动的主题为“让爱相伴--让法律照亮留守儿童回家的路”。活动现场，河南基层法官讲述了与留守儿童之间的故事，打动了许多人。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现场授课，教孩子们如何预防性侵害，保护自己。四个留守儿童代表用诗歌朗诵《爱的礼赞》，向所有关心、帮助留守儿童的爱心人士表达最朴素的谢意。

    据有关部门统计，人口大省河南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50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还多。

（摘编自2016年9月21日“中新网郑州”）

材料一：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收视与口碑双双领跑。这档现象级节目的背后，经历了哪些千锤万凿？

    《中国诗词大会》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从2014年7月开始筹划节目的激情满满，到2014年12月走访多个国学班看到很多孩子喜欢诗词的信心倍增，再到2015年春天样片拍摄失败，总导演颜芳和她的团队经历了一个“左手和右手打架”的持续过程。规则复杂、气氛高冷、题目太难，都成为阻碍节目推进的因素。

    “窗外雨潺潺，一点一滴全都打在了心上。”这是2015年6月颜芳发布的一条微信朋友圈内容，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版方案又被推翻了。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就在颜芳被困惑萦绕的时候，对叶嘉莹、周笃文等大家的走访令她茅塞顿开。“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诗词来源于生活，诗词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颜芳感觉到，诗词就是古人的情感日记，节目应该紧紧围绕诗词本体做文章，带领全民重温那些学过的古诗词，创建感情和文化的共鸣，她感觉“这回更靠谱了”。熟悉的陌生题，“击败体”的内循环竞赛机制，百人选手团——“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这个“铁三角”有了答案，其他一切迎刃而解。

    “古诗词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种子的，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颜芳分析了《中国诗词大会》大获好评的原因：王立群、郦波、康震、蒙曼4位点评嘉宾用当下的语汇深入诠释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技术手段+艺术表达”的舞台设定，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简单而有悬念的赛制让观众可以瞬间切入、随时跟随，严格的审看机制为节目高质量播出保驾护航，这些共同成就了这档高雅但不高冷、通俗而不庸俗的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的全媒体策略也可圈可点。除了在央视网播出，观众在节目播出期间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同步互动答题。此外，节目组还在微博话题、YY语音互动、微信平台等方面开辟宣传渠道，进行多屏互动全媒体整合营销。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定位，创新研发，做最好的自己。”展望未来，颜芳仍如当初般坚定。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4月5日）

材料二：

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件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但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我们渴望诗意——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4日）

材料三：

今年两会上，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光明网《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从“近”到“进”？》，2017年4月26日）

    材料一：

    一名叫孙赫的男子在高铁霸占他人座位，出言不逊，并不听警察劝阻。此后网友又陆续曝光出各种各样的“坐霸”。铁路部门翻遍了整本《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都没有发现什么好用的条款，于是只好回应说：“涉事男乘客的行为属于道德问题，不构成违法行为。”

    （摘编自2018年9月3日《中国新闻周刊》）

    材料二：

    材料三：

    新京报：道德“滑坡”的观点是转型后才出现的，很大程度上是将此归因于市场经济。在你看来，事实是这样吗？

    高兆明：尽管社会道德状态与市场经济实践有关，但不能将社会普遍道德失范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

    第一，在市场经济建立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上，也有道德败坏、拜金主义、极端自私自利的现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社会，未必是道德风尚败坏的社会。

    第二，市场经济本身是否就没有积极的人文价值？黑格尔、斯密、马克思等思想大家对市场经济人文精神的分析很充分，都有自己基本的看法，对市场经济的人文价值并没有取绝对否定的态度，相反，还在相当程度上给予积极肯定。主体、主体性精神、权利、契约、规则、法治、合作等精神，是市场经济建设对社会人文价值精神的积极贡献。

    （摘自2016年12月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材料四：

    黑格尔曾明确区分“道德”与“伦理”。黑格尔的“道德”指向个体自我立法、良知美德，“伦理”指向社会自我立法、秩序规范、正义制度。黑格尔强调“道德”须以“伦理”为内容并在“伦理”中实现，其目的之一是要揭示：只有在正义的社会秩序中，个体的理性能力才能正常发挥，才能真正谈得上自由意志。

    道德类型奠基于互为目的的合作性社会关系。合作性社会关系以“相互性”为规定之一。“互善”的相互性尽管不同于“互利”的相互性，但是在根本上却离不开“互利”的滋润。在一个开放性社会过程中，如果“善意”是单向的，如果“善意”始终没有“互善”“互利”滋养，那么、除非是在纯粹宗教精神的意义上，否则就是不可持续的。

    （摘自2017年7月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材料五：

    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反思和选择的产物。人类并非天生完美、更谈不上是一种始终向善的生物。资源的有限、利益的排他、人情的纠缠，往往会影响我们，使我们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识和原则，也依然不能按照这些知识和原则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来行动。所以、我们不是“天生地”或“必然地”就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中。我们赖以存在的道德世界，以及我们具体实施的道德活动，实质上，全是我们在“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两可之间经过权衡、反思而选择了前者的后果。这恰恰表明，人是其有能动性的自由存在者；道德是奠基于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产物。

（摘自2018年08月24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已有8亿多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超过欧洲44国家的人口总和。从2013年到2019年，我国每年减贫规模都在1000万人以上，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9000多万，脱贫攻坚完成后将有1亿左右人口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可以说，这种大体量的脱贫规模，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有25.5万个驻村工作队、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战斗在扶贫一线，带领群众攻破一个个贫困堡垒，筑起一道道防返贫堤坝，书写了新时代最动人的脱贫故事。

（摘编自《唯愿苍生俱饱暖》，《光明日报》2020年8月13日）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不久前，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预测，在全球范围内，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2020年饥饿贫困人数新增约8300万，甚至可能新增1.32亿。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这个数字接近中国粮食总产量的6%。尽管我国粮食安全的“饭碗”已端稳，也有自信、有能力面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然而，我国的粮食生产仍面临需求增长、资源约束、结构性矛盾等问题，隐忧仍在，必须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未雨绸缪。

向“舌尖上的浪费”说不，须形成有效的机制。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同时，还应在教育和宣传上，进一步树立勤俭节约的观念，切实加强引导和管理，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摘编自常莹《对粮食还是要保持敬畏之心》，《光明日报》2020年8月14日）

材料三：

在央视批评所谓大胃王吃播秀浪费严重，有的甚至吃了再把食物吐掉后，各平台迅速响应。8月12日，斗鱼回应：将积极响应中央相关号召，加强对之后的美食类直播内容审核，杜绝餐饮浪费行为，共创风清气朗的直播氛围。抖音、快手也回应：吃播内容有浪费粮食，或是以假吃、催吐等方式博眼球的行为，将予以删除作品、关停直播、封禁账号等处罚。

（摘编自澎湃网《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推动“吃播”优胜劣汰》）

材料四：

越来越多的报告证实饮食和碳排放的关系密不可分。总部位于挪威奥斯陆的非营利性组织EAT最近发布的报告称，不健康的饮食模式不仅增加了人类的疾病负担，与此相关的生产活动也正在挑战地球的承载极限，比如造成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前所长樊胜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一次营养转型，从营养不足、饥饿到现在的超重、肥胖，各种慢性基础疾病，像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它们大多都跟饮食有关系；我们吃的与我们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吃越多的肉就需要越多土地来生产粮食来喂养动物，而这里头，就有一定的比例，是以砍伐热带雨林和森林为代价的，所以说，饮食上，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健康饮食对减排、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资源保护也同样重要，通过饮食转型可以获得健康和营养，也可以保护环境、延缓气候变化，这两个方向是一致的。

（摘编自良食《疫情之后……》，瞭望智库2020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