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汉语就已形成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和“通语”了。秦汉时代，语言的统一性更强，西汉扬雄的《方言》中出现了“通语”“凡语”，就是指当时的共同语。东汉时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都曾先后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金、元、明、清四代都曾建都北京。由于政治、经济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北京话成为明代“官话”的基础语言，“官话”成了明清时期的“共同语”。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完整地赋予了“普通话”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音，是以北京语音的系统为标准，并不是北京土音，也不是把北京语音的一切读法照搬。因此，普通话不等于北京话。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消灭北京土音，但方言的力量必然会减弱。

（摘编自潘佳《普通话的前世今生》）

材料二：

    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是与时俱进的：1955年，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提出的方针是“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这个方针增补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92年，推普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新世纪大体还是延续着这个方针。

    普通话的规范使用，是形成和实现社会语言生活和谐的必要条件，是人们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的体现和表征。诚然，普通话的规范使用不是阻碍语言的发展变化和遏制语言的修辞创新，而是有助于引导语言的健康发展和有效地进行修辞创新。而经典就正是这种规范的生动体现和修辞创新的真正榜样，所以要向经典学习，展开经典朗读、诗词吟诵、演讲比赛、咬文嚼字等活动。从经典中人们会发现：语言的使用，“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摘编自陈光磊《普通话，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材料三：

    长期以来，有人把推广普通话简单地理解为国家政治意志，这是片面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需要有一个沟通各族人民的共通语，以方便交际，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感。

    当今，跨区域合作、全国市场趋于一体化，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更加需要推广普通话，以方便交际，减少语言成本，促进民族地区和汉语方言区更好地分享全国市场，加快发展。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时代，推广普通话可帮助大众更好地融入社会、享受公共服务。

    会讲普通话有助于争取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有助于获得更高的收入，有助于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懂一种语言或方言只能跟本地人打交道，学会了普通话不仅能跟所有讲普通话的人直接打交道，而且还可以跟所有懂得普通话的讲其他语言或方言的人直接打交道。这不仅扩大了个人社交网络，也可带来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国进入了“强起来”的新阶段，世界也面临新的变局。新形势下，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也有了新需求和新任务。有哲人说：“语言永远与实力相伴！”古代拉丁语、法语、汉语的辉煌，今天英语的强势，都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以推广普通话为抓手来全面提升国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更具有助力国家“强起来”的重大意义。

（摘编自赵世举《推广普通话是发展的需求》）

材料四：

    新时代，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呈现崭新局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普通话普及率达到73%以上，语言交流障碍初步消除，社会用字进一步规范；中国诗词大会等优秀语言文化品牌活动广受关注和赞誉；世界语言大会成功举办，中文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语言，全球学习人数迅速增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承载的中国智慧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语言文字又一次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和光辉，中国人民沉淀了几千年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这些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摘编自杜占元《普通话助力建设语言文化强国》）

材料一：2015年1月，习近平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他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政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个月后，习近平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到好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习近平指出，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最新数据显示，按照中国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中国还有824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在民生问题中，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因此需要给更多的关注和帮扶。

    习近平指出，换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摘编自2017年3月11日“人才网”)

材料二：近年来，各地通过强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给贫困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但是，相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期盼群众早日脱贫的焦急心情，一些群众就显得比较“淡定”。甚至希望扶贫工作能够长期保持，让自己多享受一些“免费的午餐”。

    这种甘愿苦熬不愿苦干、不肯脱贫，乃至患上了“等靠要、不达目的不脱贫”的“精神贫困”症的情况，不仅令人担忧，同时也引人深思。

据了解，只要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可以享受精准扶贫贴息贷款、危房改造、易地搬迁或自建自购住房补贴等政策。被列为重点帮扶的贫困村群众，都希望能享受到这一“免费的午餐”。绝大多数群众在轮流充当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完政策红利，得到一定实惠后，才愿意成为“脱贫光荣户”。

    另据了解，除了对低保“你争我抢”，低保养懒汉和低保金被侵吞的现象也令人忧心。

    有一个单身汉被确定为“五保户”后，不愿住进养老院，而要求政府给他无偿盖三间砖瓦房，不盖就动用上访手段。有一个李姓村民靠低保金度日，因为缺乏致富信心，每次低保金下发后都是痛醉一番。没几天就吃光花光。

    由于低保成了“福利”，人人都想“争”，加之基层工作具体而复杂，因此很多不知情的人，对村干部误会很深，稍有不满意就找茬谩骂。同时，村民因为争抢低保矛盾尖锐，不仅影响和谐，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庄的”精神贫困”。

(摘编自2016年12月12日“人民政协网”)

材料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目前，全国还有3000万人未脱贫，与过去的贫困人口不一样，这些属于最难脱贫的人口，有的难脱贫并不是没有能力脱贫，而是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决定了很多人脱贫动力不足。因而，如何通过引进先进文化和一些制度，促进贫困人口主动脱贫，成为下一步完成脱贫任务的关健所在。

(摘自2017年12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材料一：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货物进口、货物贸易顺差均呈稳定上升态势。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为4298亿美元，货物进口为1539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为2759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货物出口、货物进口、货物贸易逆差也均呈稳定上升态势。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为1304亿美元，货物进口为5056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美国统计的货物贸易逆差比中国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多出近1000亿美元，数据差异主要缘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这一差异占到了双边货物贸易差额统计数据差异的76%。2000年以来，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从中国的货物进口数据之间的差异从2000年的480亿美元逐步上升至2017年的758亿美元左右，但是这一差异占美国自中国货物进口额的比重已经从48%逐步下降至15%左右，且这一比例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美国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贸易赤字快速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7260亿美元，其中以对中国贸易逆差最多，达到2016亿美元。

（摘编自2018年08月21日许宪春《统计视角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

材料二：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美经贸关系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尽管中美两国发展模式有异，但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两国企业间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并更为深入，中美贸易飞速发展，中国从美国进口比重持续增加。数据显示，中美双边贸易额一直以来持续快速增长，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5196亿美元，38年间增长了211倍。中国对美出口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截至2015年末，中国对美出口比重为18%；中国从美进口保持增长态势，特别是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后，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进口额的比重不断增加，截至2015年末达到8.95%。

图表1：中国对美出口情况

图表2：中国从美国进口情况

材料三：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加重，美国挑起的贸易保护争端逐渐升级。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一直是美国贸易战的焦点。特朗普自胜选以来，在对华贸易政策方面频繁打出“双反”（反倾销、反补贴）等常规性贸易救济牌，使得中美贸易战的阴云一直未散，中国正面临与当年日本和德国类似的情境。如今的日德在经济上已有明显起色，两国在应对贸易冲突上有许多经验和总结。那么，中国可以从日德经验中学到什么呢？

    首先，美国对我国部分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确实会对我国钢铁、化工等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将倒逼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去库存，因此，要以十分的定力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通过提振内需并有针对性地发展新兴产业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我国还应理性面对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隐性不良等问题，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避免形成像日本80年代所形成的巨大资产泡沫，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留下余地；同时，我们还应提高对美贸易双向开放对称程度，主动化解摩擦风险，进一步放宽外商准入，逐步加快金融领域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强化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自贸区建设，扩大推进对外开放程度。

（摘编自澎湃新闻2018年3月21日《以史为鉴，中国当如何应对可能的中美贸易战》）

材料一：

    春节临近，烟花爆竹摆上了各地的零售摊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今年放不放鞭炮”的大讨论。

昨天，首都文明办发出倡议书，号召市民绿色环保、文明出行，留住“北京蓝”。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人群82.9%表示今年春节期间不打算燃放烟花爆竹，比去年同期上升6.4个百分点。按照规定，如果在春节期间遇到空气重污染橙色以上预警，北京市将全面禁放烟花爆竹，98.3%的受访者表示会严格遵守。昨天，法晚记者从新浪微博等多渠道随机截取的1.8万余条网络留言显示，近四成网友不想燃放烟花爆竹是出于保护空气环境考虑，另外，有近一半的网友建议各地组织一次集中燃放，既安全又环保。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长期肆虐，人们对蓝天白云的迫切渴求，呼吁不放烟花爆竹的民声已经越来越强烈。首都文明办顺势而为，发出倡议，语言亲和平易，感情真诚友善，可谓顺应民心之举。相对于此前河南“禁炮令”的朝令夕改，高明了太多。

穹顶之下，雾霾肆虐，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少有人是彻底的无辜者。人类存在于城市之中，每个人都在排放碳，每辆车都会排放PM2.5，每个家庭都在使用和消耗能源。通过自身行为的克制，为环保尽一份力，应该成为每一位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然而，自觉行动是一码事儿，强制限制是另一码事儿，春节期间的“禁炮令”不是不能出台，是确需充分的民意支持、经过充分商讨，完成行政和法律程序，方可实施。在此之前，引导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每日新报》）

材料三：

    给“鞭炮热”降降温确有必要。除了不安全的因素外，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略。最近几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普遍偏差，一级二级预警天数显著增多。而燃放烟花爆竹，往往会对本来就很差的空气质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台禁放、限放烟花爆竹措施，确实大有必要。

    烟花爆竹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这个无可厚非。尽管烟花爆竹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亦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过年嘛，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庆祝方式。但前提是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铤而走险，做出违法的举动，到头来只会是害人害已。而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积极寻求新的、更安全、更环保、不扰民的过年方式，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说，确有必要给当前的“鞭炮热”降降温了。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四：

    近年来，各地对于春节烟花爆竹的管理从限放到禁放，体现的是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而普通民众从对禁止放炮规则的抵制到主动遵守，也说明大家环保意识在增强，人人都希望过一个祥和绿色的健康年。电子鞭炮作为年货“新宠”持续走俏，就是环保宣传、民众自省的最佳佐证。

    事实上，“年味儿”并不等于“炮味儿”，传统的中国年有丰富的年俗，少了鞭炮，还有祭灶、除尘、写春联、挂年画、贴窗花、蒸年糕、包饺子、守岁、拜年、舞狮子、耍龙灯、逛花市、赏灯会等，这些方式都会使年更有味道。

    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承担责任，自觉放弃燃放爆竹，为改变公共环境尽一份力，形成了政府提醒、百姓配合的社会管理新局面。它的价值将远超春节不放爆竹本身。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思想的空间

    ①思想需要空间，这是我在多年阅读以后忽然领悟的道理。尽管孔夫子早已说过“学而不思则罔”，叔本华也教导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但背名言是一回事，明晰其中的道理又是一回事。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真的感到了为信息所驱使、所淹没的苦恼；读也读不完的书，看也看不完的报，使我们整天手不释卷，疲于奔命，依然欠下一屁股书债。望着日渐膨胀的书柜，总有几分莫名的惭愧和惆怅。虽说有些书本来是为了收藏的，但藏而不读的书正如存而不用的钞票，到底是一种资源，还是一种浪费呢？

    ②我们时时为此苦恼着。

    ③作为思想的载体，信息是无形的财富，是战略的资源。□

    ④如今的时代号称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即使是在信息不甚发达的中国，每天也有两千多份报纸、上百种图书在印刷机上滚动，单是长篇小说，据说就已达日产两部的速度。不要说读，哪怕翻一翻，恐怕也要加快速度才行。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更是如凶猛的怪兽，时时考验着我们抵御诱惑的能力。更不要说小小寰宇正日益成为地球村，密密麻麻的因特网，打鱼似地将我们一网打尽，使我们只能在既广大又狭小的空间里挣扎。久而久之，我们不再是一株会思想的芦苇，而成为一只地道的网虫。

    ⑤信息时代造就了批量的信息傻瓜。他们无所不知，又一无所知。在电视机前打瞌睡、在报纸缝里觅趣闻，是这一代“文化人”常见的姿态。他们看起来倒也刻苦，但有点像伊索笔下那只犹豫不决的驴子；从一堆草料跑到另一堆草料，不知究竟先吃哪一堆更好。不同的是，那只可怜的驴子死在选择的不确定上，而我们多半要死在无力消化上。或者说，我们的肉体虽然没有被信息撑死，但精神早已丧失，与死去又有多少差别呢？

    ⑥英国路透社下属的一家公司，对1300名欧洲各国的企业经理进行调查，有40%以上的被调查者承认，由于每天要处理的信息超过他们分析和处理能力，使他们的决策效率受到影响。调查人员认为，目前收集不少信息所耗费的成本已经超过了信息本身的价值。据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测算，许多企业花费昂贵代价建立起来的数据库，只有7%真正派上了用场。仅在英国由于信息过剩导致的工作效率下降，每年就要浪费3000万个工作日，折算下来，相当于3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⑦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因特网的迅速普及，使得信息采集与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水平。据统计，近30年来，人类生产的信息已超过过去5000年的信息生产总和。汹涌而来的信息让人无所适从。信息上瘾与信息过剩现象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在提供机会的同时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一法国信息专家罗斯奈呼吁，要像节制午餐一样进行“信息节食”，使自己真正成为信息的主人，而不是它的俘虏。

    ⑧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想套用一句：未经思考的阅读是没有意义的。美国人从今年4月22日开始发起“一周不看电视”运动，迅速得到31个州的美国医生协会、小学校长协会、教师联盟等团体的广泛声援。我以为，不仅电视可以拒绝，过多的低质量的报纸可以拒绝，甚至大量泛滥的普通书籍也完全可以拒绝。吾生有涯，而学也无涯，怎能让思想和生命在低俗的阅读中消解和浪费？没有思想，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人类的未来。给思想留下空间，就是给创造留下空间，就是给我们的未来留下希望。

    材料一：

    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图书出版发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从“书荒”到“书海”的巨大跨越，出版物销售总额近四千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发行大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二：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版低谷期。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出版社数量迅速增长，出书规模成倍扩大，发行渠道单一、流通体制落后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出版社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由此进入发展高峰期。出版业的春天也让当时的人们告别了阅读饥渴。在这个阶段，国人刚刚从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渴望能够放眼看世界，各出版社开始大量重印中外文学名著，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进入国人的阅读视野，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强烈的阅读热潮。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业迎来市场经济大潮，读者开始有了自己的阅读需求，并懂得了选择。在市场竞争中，出版社积极把握读者喜好，及时发现具有畅销潜质的图书。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优质的内容加上有效的营销宣传，不仅让该书热卖，也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一阵“文化大散文”的热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繁荣和阅读分化与过剩的时代。图书品种越来越多，但单品种效益越来越低，加之读者对图书轻松与速食化的偏好，使得图书的上架周期越来越短，出版业竞争日趋加剧。这对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现象级的畅销书频出;另一方面，经典的常销作品难以脱颖而出。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产品的普及，我国国民数字阅读率逐步上升，很多经典和畅销书被制作成电子书，网络文学也得到迅速发展。相比于纸质书，数字阅读产品廉价、便捷，对纸质书的销量形成冲击。尽管数字阅读接触率不断提升，但对于经典文学、专业知识等内容的“深阅读”，大部分读者仍首选纸质阅读形式。此外，纸质书也具有数字阅读所不具备的收藏价值，数字阅读对纸质书的冲击并非颠覆性的，而是要求行业参与者去探寻两者结合的新商业模式。面对读者群的细分、阅读需求的多元化、产品形态的日渐融合，出版业必须一直处于自我更新的状态，而且近几年的“变”不仅体现在出版物的内容质量上，更多地体现在形态、渠道与技术方面。

    （摘编自《出版商务周刊》2018年11月19日）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利用一切机会向国外出版同仁学习，成为我国出版业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版权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据统计，1992——2001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3.8万种左右，占当时新书出版总品种的5.3%;输出图书品种5000余种，占新书总品种的0.7%。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出版业也逐渐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6年间，出版“走出去”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实施，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出版物实物出口总量和金额稳步增长，数字出版产品海外销售势头强劲，印刷加工服务出口顺差优势明显，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布局得以优化，打造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内容品牌。

    十九大以来，出版业将“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作为新时期“走出去”工作的重点之一，进一步推进版权输出和资本输出等既有模式，不断创新深化国际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出版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纽带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