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就是消费者对有形和无形的文化产品的消耗，消费过程实质上就是对文化的消化、继承、积蓄、再造和创新过程，对消费者而言，文化消费的效用是获得精神享受。文化消费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消费者要实现文化消费，必须支付货币，这是主要的文化消费；另一类是由政府提供的公益性的文化消费，而文化活动是泛指与文化有关的一切人类活动，文化消费属于其中，文化活动之所以会发生，是出于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等的需要。文化活动不仅会产生经济福利，也会产生政治福利、社会福利等，给每个社会成员带来福祉。

       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自然引出了消费者的文化和消费者的文化资本两个概念。消费者作为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会继承和拥有这个群体的文化，即该群体一系列的态度，习俗、信念、价值观、规范以及技能等，至于每个消费者对所属群体的文化拥有状况如何，因人而异，受很多因素影响。至此，可以把消费者的文化资本定义为消费者拥有的文化存量，这种文化存量会使消费者产生文化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其中消费能力指的是解释、理解和欣赏文化产品的能力。显然，消费者的文化和消费者的文化资本分别与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相对应。

       消费者的文化资本或者文化存量，体现为两部分：与文化产品有关的文化和文化消费品位。消费者具备相应的文化，对相应的文化产品自然产生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消费者经过多次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而形成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则是文化消费品位，这和消费品位使消费者能够识别欣赏文化产品中的文化价值，从而形成对该文化产品的消费偏好。

       就消费者而言，由于文化消费品位是在消费过程中形成，那么文化消费品位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消费者的文化是文化消费品位形成的基础。但是消费者有了某种文化并不一定会形成相应的文化消费品位。因为尽管文化是形成文化消费品位的基础，但文化消费品位的形成还受到诸如文化产品特性、价格、以及消费收入、性别、年龄、种族、个人特质等因素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文化消费品位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

（选自资树荣《消费者的文化资本研究》，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七言诗与楚辞体

赵敏俐教授认为：从音乐上讲，《山鬼》是楚歌，《今有人》则属于相和歌；从节奏上讲，楚辞体是二分节奏的诗歌，七言诗是三分节奏的诗歌；因而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此观点极具代表性。

其实论证楚歌与相和歌的传承，只能说明两者在音乐上的关联，并不能证明七言诗源于楚辞，最核心的问题是楚辞与七言诗的音乐节奏问题。勿庸讳言，楚辞体的主要句式是二分节奏，七言诗乃三分节奏，但在与音乐配合的实际运用中，二分节奏的楚辞体通过调节，其节拍与三分节奏的七言诗是可能相一致的。节奏和节拍虽有联系，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妨仍以《山鬼》中的两个句子为例：“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虽是二分节奏，如果按演唱诵读的节拍，则可分为“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它们与《今有人》中改写的相应七言诗句“被服/薜荔/带女罗”、“辛夷/车驾/结桂旗”，在节拍上完全一样。

赵敏俐教授认为，要把楚辞体的句式变成七言诗句，就必须把原诗中前面那个三字结构

变成两个二字结构，从而达到把原来的二分节奏结构变成三分节奏结构的目的，亦即由二分节奏的“○○○兮○○○”变成三分节奏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如果仅仅因为在楚辞体句式转变为七言诗句时，新增的词语大多不会出现在原来兮字的位置上，而要更换位置，便断定“从楚辞体中是不可能自然演变出七言诗来”，那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二分节奏的“九歌”句型向三分节奏的七言诗句的转化，有如下几种情况：其一如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山鬼》“辛夷车兮结桂旗”在《今有人》中置换为“辛夷车驾结桂旗”。其二如汉武帝时唐山夫人所作《房中乐》为楚声，第六章中的“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乃由楚辞体“大海荡兮水所归，高贤愉兮民所怀”改造而成：《山鬼》中的“东风飘兮神灵雨”在《今有人》中改换为“东风飘摇神灵雨”。其三如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一首“楚歌”：“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山鬼》中的“子慕予兮善窈窕”，在《今有人》中变为“子恋慕予善窈窕”，“云容容兮而在下”变为“云何容容而在下”。

显然，“欲往从之梁父艰”与“欲往从兮梁父艰”、“东风飘摇神灵雨”与“东风飘兮神灵雨”，语言组构方式相类，在诵读或演唱的节拍上也完全一样，因此可以说，楚辞体的“九歌”句型，通过前两种途径转变成三分节奏的七言诗句，是在中国古代韵文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演变，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第三种情况出现，而且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兮”字去掉后，适应句式结构改变之内在需求而形成的张力所致。这种张力要求作者充分地运用灵活的修辞策略，在最适合的位置增添一个语言要素，以方便地改造并构筑一个三分节奏的七言结构。——选自《光明日报》2008、12、2有删节

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祝东力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学科分类，因而也就不存在美学学科，但其处理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实践和方法却是极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其核心内涵我们称之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就中国古代艺术而言，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物质媒介的简省，其极端的情况就是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从诗词、水墨画到戏曲，其形式的平淡、简易甚至枯涩，与西方近代艺术对于物质媒介的高度依赖形成鲜明对照。西方艺术遵循了一条物质主义的路线，从古典主义艺术到巴洛克艺术再到今天的好莱坞大片，感官的盛宴已近于巅峰。相反，中国艺术则走了一条反物质主义的路线，其要旨在于通过平淡、简易甚至枯涩的形式完成对感性欲望和冲动的节制与升华，从而范导、提升这种感性力量，使它们成为情操、意志和人格的有力支撑，完成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过渡。可以说，这种对感性领域以及感性与理性之关系的应对方式，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中人的欲望、个性不断释放和张扬，到今天已接近极限；而中国美学精神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则在于：由于古代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国很早便面临人口规模与资源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对商品生产、消费和物欲自觉地采取了抑制和约束的政策。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说到底，不同的美学精神反映的是不同的文明取向。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学术、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但我们不能直接把“美”和“艺术”这两个西方美学的中心概念不加批判地移植过来，那样只能把中国美学变成西方美学的中文注释本。中国美学应具有一种普遍的真正的“美学”品质，也要具有内在的属于中国学术的质的规定性。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据国学而熔铸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人的学说，把“境界”这一概念，从古典过渡到现代，由诗歌拓展到人生，经诗学而沟通哲学，从而使之最后告别传统诗话，提炼为现代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宗白华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寻找中国的美学特征。他不仅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两大类型，即“错彩镂金”的美与“芙蓉出水”的美，而后者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的美的境界；他还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由此对中国艺术意境作了精彩绝伦的阐发，揭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意蕴、内涵和精神，找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美感形态，由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无疑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材料一：

    芜湖市政府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日前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智慧城市研究院。双方签约共建智慧城市研究院，旨在充分发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大数据、未来网络、新医学、机器人、微电子等前沿学术的科研优势，结合芜湖产业发展需求，汇聚全国高端人才与技术力量，开展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城市超脑体系研究联合研发和产业孵化，打造一流的先进技术研发中心、科技成果转移中心、高技术产业孵化基地、高端人才实训基地等，不断提升芜湖相关应用研究水平，转化应用研究成果，加速孵化。培育智慧产业生态集群，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其中，智慧城市建设要有合理的设计，否则可能导致失败，并给城市留下大量的废弃物。

（摘编自沈宫石《芜湖携手中科大共建智慧城市研究院》）

材料二：

整体规模—增长速度              智能城市投资及收益状况

中国智慧城市整体市场规模及增速

（摘编自《中国智慧城市生态系统白皮书2017—2018》）

材料三：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案件多发、资源枯竭等“城市病”给城市治理带来烦恼，给人们生活带来麻烦。近几年，银川等城市建设智能政务、智能社区、智能交通等系统，实行了一套接地气、有效果的做法。银川部署了交通综合监管等系统，通过潮汐车道、红绿灯配时、100个智能公交站台等信息化手段，让群众充分享受交通数字化管理带来的便捷。利用在线监测设备来实时采集影响市民生活的参数，对可能造成环保问题的企业实施污染环境数据全面采集，实时察看，并在线公布，让原本陌生的环保数据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服务于民。银川还拥有五级智慧医疗，能够帮助居民在家中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况，网络医院可以给居民提供在线医疗诊治，一些疑难杂症患者还可以直接与北京、深圳的专科医院的资源对接。

（摘编自黄鑫等《用创新解决智慧城市建设实际问题，一起走进智慧生活》）

材料四：

    位于济南市委市政府办公楼一层的智能泉城运行管理中心是全市的大数据中心，是城市“大脑”，大屏幕上实时变换显示各种数据，城市各个路口交通情况、学校门口人员情况等一览无余，还有宏观经济、城市发展、旅游发展等各领域的具体情况统计也尽收眼底。这里汇集了全市各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运行情况，决策者可以进行现场指挥调度，让一些单凭人力无法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截止目前，智管中心已实现61个部门互联互通，汇集1066个数据集，近2000万条数据量向社会开放共享。数据的资源共享，打通了各个部门，把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统一汇集到城市大脑，让沉睡的数据活起来跑起来，更便于科学施政，实现了现代化的智慧城市治理、智慧社会治理。

（摘编自黄鑫等《“智慧城市”的济南实践：城市有“生命”，群众有幸福》）

    有人说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就是《史记》的“刺客列传”，而刺客的流行，与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的兴起有关，他们解决身份焦虑的方法之一，是当一名刺客。

    《史记》中的五位刺客并不以刺杀谋生，而且明明知道刺杀后自己多半也活不了，为什么还愿意做刺客？《史记》中对此的交代是，公子光“善客待之”。这种“你对我好，我以死相报”的模式，成为后世刺客的行业标杆。春秋末期，“士”的阶层正在兴起，这个新兴阶层很独特，自我认同也很矛盾，“我到底出于社会阶层的哪一层？”“我应该有怎样的价值观？”士很焦虑。而刺杀，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让士看到了实现身份认同和价值的路径。

    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浓墨重彩描写的是后面三位，春秋时期的豫让，战国时期的聂政、荆轲，他们都凭借刺杀而青史留名。

    豫让为历史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他十分强调自己士的身份，非常希望通过士的职业来自我实现。雇主对士的认同，一方面是认同其技能和能力，另一方面是认同其在社会中的身份价值。雇主的认同对士来说很重要，重要到可以以死相报，这种报答显然已经超越了职业行为，达到一种社会道义的层次。

    魏国人聂政的表现就更加明显。聂政为什么要替一个陌生人报仇，连人家给的黄金都没收？能解释得通的原因只有一个，报答知遇之恩。聂政和豫让不同，他没有固定老板，而是一个游士。他在街头卖狗肉的时候，严忡子以礼相待，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更像一场交易，我想你帮我做事所以才对你好。但聂政不这么想，他自觉地用知己来解释这个过程。对无根的游士来说，他需要从与自己交往的上层人士身上，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

    就像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公子光对他说，你死了之后，你的家庭我来照顾，我给你母亲做儿子，等等。公子光的话很有水平，他等于在告诉专诸，你替我行刺，你就会成为和我同阶层的人，这让专诸一下子看到了人生的意义。

    荆轲作为刺客这一行的明星，雇主燕太子丹的地位很显赫，行刺对象更是无比尊贵的秦王，堪称那个时代最高层次的一次刺杀。和前面四位刺客不同的是，荆轲不只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而到了一个更高的社会价值，毕竟，他是为了六国和苍生，一不小心就要改变历史走向的。

    在刺杀前，樊於期和田光就主动献出了生命，为刺杀增加筹码，这让独来独往的刺客这次成了团体作战。再加上临行前，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一个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就有了多感官的塑造。司马迁力图把荆轲的刺杀行为纳入到历史和美学的逻辑框架当中，从而使荆轲能超越作为职业的刺客群体，成为历史的英雄。

    司马迁对刺客的描述充满了赞美，可以看出他对这一职业心向往之。或许他心里想过千百次刺杀汉武帝，但作为历史学家，他又担心极端行为和价值观会对社会带来冲击，所以，无论如何，荆轲可以被欣赏，但注定是悲剧。这些载入历史的刺客，慷慨当歌，已经一去不返。

（蒋肖斌《〈史记〉中的刺客：新兴士人阶层的身份焦虑》，有删减）

材料一：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征永远在路上，弘扬长征精神没有“完成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走好新的赶考之路，需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播下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我们应当传承弘扬红军将士报国为民的情怀和牺牲奉献的精神，敢于舍弃“小我”、勇于追求“大我”，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长征是一条自我突破、凤凰涅槃之路。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地、实事求是地而不是脱离实际地解决问题，是长征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正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面对的依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仅靠老思维、老经验、老路子显然不行。只有根据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开拓创新的革命勇气统一起来，更新发展理念、拓展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才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摘编自王诗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材料二：

当我们看到电视里熟悉的火箭升空画面，感受升空那一刻的激动人心，有多少人了解几代航天人为此付出的汗水和艰辛？又有多少人清楚其背后经历的多次试验与失败？长征故事在祖国大地继续吟唱着。长征途中，英勇的红军战士突破了几倍乃至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跨越了雪山草地，仅是牺牲的营级以上干部，就超过400人。中国航天事业的飞跃，同样靠的是航天官兵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勇于牺牲和奉献。

看着眼前的巨型火箭，有谁能想到，这个庞然大物的研发团队成员不满35岁的占据多数。其中增压输送系统研制团队，平均年龄30岁。箭体结构攻关团队，平均年龄32岁，成员大部分是硕士。拥有了世界上最年轻的航天人才队伍，也意味着中国航天事业拥有强大的创新引擎。

如今的文昌发射场，塔架高耸、厂房雄伟、道路宽阔而平坦，一个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呈现在我们眼前。“很难想象，七年前这里只是一片荒芜地。”工程师商利民这样介绍。作为发射场的第一批创业者，商利民也是在这片荒地里白手起家、打造发射场的全程见证者。当初，队员们顶着炎炎烈日，每天徒步穿行20多公里，用双脚丈量发射场1.6万亩的每一寸土地；被誉为“海岛丁香花”的高级工程师丁斓，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再推迟生育计划，高龄怀孕后，更是挺着大肚子奋战在一线；工程师周湘虎因过度劳累和强光照射导致左眼永久失明，他说：“即使把另一只眼睛也献给心爱的航天事业也无怨无悔。”

为了支持发射场的建设，星光村村民离开了世代居住的祖屋。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普普通通的建设者，他们顶着烈日、吊在高空、深入泥坑、趟进积水，用勤劳的双手默默地干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

虽然他们可能互不相识，但开拓者是他们共同的名字，为祖国的航天梦而奉献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作为一项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不论火箭的研制者，还是发射场、着陆场的建设者，不论发射一线、测控一线、回收一线的科研人员，还是散布于陆地和海洋上的保障人员，大家勇于奉献，众志成城，汇成托举中国航天的强大力量。

（摘编自《中国航天人为何用“长征”命名运载火箭》）

材料三：

“七一”前夕，许多乘飞机来贵州省贵阳市的游客透过舷窗看去，惊喜地发现，一座红色的巨型建筑逶迤铺展在青山绿水间，仿若一条从天而降的丝带，分外耀眼，这就是位于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红飘带”数字体验馆（以下简称“红飘带”）。

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之一。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贵州以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红飘带”集文化、科技、艺术为一体，由数字演艺“红飘带·伟大征程”“红飘带·飞行影院”两大部分组成，数字化全景再现长征之路。

“序厅暖场！”——眼看观众已经入场，“红飘带”演艺设备专员朱颖迅速在对讲机中发出指令。一盏闪烁微光的马灯逐渐明亮起来，通过全息影像再现红军战士形象，一段红色之旅就此开启。

“‘红飘带’集合了AI虚拟交互、全息影像、全维度机械运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声场等科技手段，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为观众带来更加直观、真实的体验。”朱颖边介绍边操作。光影在战壕、山体、石笋间流转，观众被引导进入下一个场景。

水花四溅、硝烟弥漫，身临“血战湘江”的悲壮历程；狂风暴雪，喊声阵阵，用双脚丈量“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场景……就这样，观众沉浸式穿行在“红飘带·伟大征程”的6个篇章中。

在“红飘带”，负责幕后保障工作的技术运维团队有30多人。每周，团队都会定时进行维护保养工作，在演出前进行早检，对各类型声光电设备、各场景特效情况反复调试。朱颖说：“希望能以每一次都完美的舞台呈现，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红飘带’，重温伟大长征精神。”

据悉，自2023年10月22日试运营以来，“红飘带”演出场次已超过4000场，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成为贵州红色文化、旅游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地标。

（摘编自《贵州贵阳：“红飘带”礼敬长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