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条鱼

非鱼

我是一条鱼。

鱼戏莲叶间，是理所当然的。每天，我所有的快乐就是在那片荷塘里游来游去，嬉戏、觅食。夏日来临，荷叶田田，荷花绽放，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偶尔，我会和其他鱼们比赛，那就是看谁能吃到荷花的花瓣。

老实说，花瓣并不好吃。作为鱼，我们天生就不是吃花瓣长大的。可有时候，那些淡粉、鹅黄、洁白的各色花朵，实在是太过鲜嫩娇艳，让人，不，让鱼们调皮一下，从水里跳起来，叼一口。

大多时候，我们谁也吃不到，毕竟荷花端端地高高在上。有时候，偏就有那么一朵低了一点儿，运气好的话，就会成功。对此，我比它们经验略多，胜出的次数也更多。

我不是一条鱼。

我是岸边捕捉鱼戏莲的一个摄影师。

说实话，我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摄影师，临近退休，我需要给自己找个事做。想来想去，唯有摄影还略有兴趣和基础，就在几个老朋友的撺掇下，我置办了一套相机，周末有空了，就来这荷塘边随意拍拍。

有人说这片荷塘里的鱼会吃荷花，我不信。鱼就是鱼，怎么会吃荷花呢？可从他们发来的照片上，我的确看到了一条张着嘴的鱼，正跃出水面，奔向头顶的那朵粉色荷花。另一张照片上，那条鱼已经得嘴，一瓣花朵衔在唇边，正欲沉入水中。开眼界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吃荷花的鱼。

我决定蹲守一下。

和他们一样，大清早太阳还没出来，我就把三脚架支在荷塘边，对着那几朵贴近水面的荷花，等待着阳光和鱼，如果运气好，也许就会抓拍到一幅完美的作品呢。

盯着取景器，我慢慢地等着鱼跃出水面咬上花瓣的那一刻。

为了有一张“镇得住”的照片，我有的是时间和耐心。

我是一条鱼。

岸上架起的一排排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这个小小的池塘。我知道，他们在等什么。

荷花？不。年年岁岁花相似，他们已经对那些花失去了兴趣，他们等的是我们。我记得我说过，我们偶尔会调皮一下，会比赛，就是比看谁跳出去能吃到花瓣，他们等的就是这个。我们一跃出水，那些“炮口”就会齐刷刷地“咔咔咔咔咔咔……”

我告诉他们，别急。看谁能耗过谁，反正我们在水里，有的吃有的玩，让他们慢慢等去吧。

我不是一条鱼。

但我此刻有些恨那些鱼。连着七八天了，我的耐心快耗尽了，还没有一条鱼跳出来，别说拍了，连看我都没看到。荷花深处，倒是听到有鱼们跳出水面弄出来的动静。

太热了。那些聒噪的蝉们拼了老命在叫，好多人已经收拾设备准备撤了，我也打算走。电话响了，一个熟悉的号码。他问我，在哪儿？我说，在钓鱼。他说，发个位置，我马上去。我赶紧告诉他，没在钓鱼，在拍鱼，等着鱼吃荷花呢。他说，鱼会吃荷花？我不信。很快，他就来了。

我们席地坐在一棵树下，我给他说了鱼戏莲，是真的，我在等那个惊艳时刻。他看了看我的设备，又看了看别人的。他笑道，哥，你这装备不行啊，入门级的。我说，就是玩玩儿。

过了几天，他又打电话，说给我捎了一份土特产。土特产？他老家离我老家不过三十里，他的土特产还能比我爹娘种的更土更特别？我说，不用了，家里人少，吃不了多少。但他还是送来了，一个大纸箱，箱子上真的写着山珍特产。我压根儿不会相信。打开，果然是一个硕大的照相机镜头，佳能，六百变焦。

我立马封上，打电话让他拿走。他说，哥，就一个镜头，不值几个钱。我咨询过了，想拍那种鱼戏莲，得用这种设备，你那个是拍不到的。我说，你再不拿走，我就把箱子放你公司门卫室了。

我是一条鱼。

那个老头儿太执着了。最近每个大清早都来，在众多的长“枪”短“炮”中，支起他寒酸的相机，跟他们一样耐心地等着。

嗨，看在他这么大年纪的份儿上，我就跳一下，给他表演一下，能不能拍到，就是他的事了。

我不是一条鱼。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等到了。我盯着取景器，手一直放在快门上。看到一条青色的大鱼在水中绕着一朵花盘旋，我就觉得可能有戏。

果然，那条鱼好像知道我做好了准备，它晃了晃尾巴，一跃而起，嘴巴大张，咬住一片花瓣，又一个甩尾，那片花瓣就被它衔在嘴里，然后和它一起沉入水中。

从出水到入水，不过短短的一两秒钟。我全部拍了下来。

等那些长“枪”短“炮”们听到动静，调整相机，去摁快门，那条鱼已经完成了它的全部动作。我给他发信息，说我拍到了鱼戏莲，就用我的破设备。这么久了，那条鱼终究还是没忍住。忍不住，就会有被拍到的可能。

他没回我。

（有删改）

菜市忙人

陈慧^①

我现在摆摊的十字路口往左边拐进去五十米，有一间很逼仄的楼梯间。以前是卖面条的阿权哥租着，他的租房合同到了期，力劝我租下楼梯间，说有个固定的地方，至少不必天天挨风吹日晒的苦了。我没有接受阿权哥的建议，继续做我的露天“游民”。

阿权哥撤走后，那楼梯间一直无人垂青。七八月份，半山村子里一个烫杂粮煎饼的女人试租了一星期，眼见没什么生意，立刻撒手不干了。元旦前，有个胖乎乎的安徽人付了三个月的租金开了一家芝麻大饼店。然而，两个月还没撑足呢，他便拍拍屁股走人了。①腊月底，一个卖低价服装的男人租了个短期，突击了十天左右的业绩，年后再没露面。房主不得不又在卷闸门上挂上了“吉房出租”的牌子。

牌子挂了好久，“吉房出租”四个红字都被太阳晒褪了色，总算来了租客——一个绍兴口音的老太太，高高大大，花白的齐耳短发，长条脸，一嘴的牙七零八落，看样子得七十好几了。

这个老太太原本是误打误撞摸来我们镇的。这地方过清明节、夏至、七月半、冬至，以及年三十都要敬神祭祖，俗称“做拜拜”。老太太装在一辆四轮小拉车里沿街兜售的就是做拜拜时需焚烧的“经佛”和“元宝”。老太太到小镇试了一回水，大概尝到些甜头，于是毫不犹豫地找到房东，当场拍板租下了那楼梯间。

屋里起初还是空荡荡的，她下午匆匆乘公交返回几十公里外的家，第二天大清早又拖着沉甸甸的小拉车急急赶来。车马劳顿了几天，她开始一点点地添置物件，先是桌子板凳，接着是锅碗瓢盆，最后连床都搬进来了。

周围的一些居民见“新进成员”摆出了居家过日子的架势，忍不住掩嘴偷笑。这个说，一大把年纪了，不在自己家颐养天年，难不成还想在这里安营扎寨？那个讲，年轻人来开店都维持不下去，七老八十的老太太还能搞出个啥名堂来？话里话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我当然也不能免俗地去和她搭讪，拐弯抹角地问了她的年龄和家庭情况——果然七十有三！一家五口人，儿子、媳妇厂里上班，孙子读大学，老伴健在。我不解地问：“大妈，老伴老伴，不就图个老来做伴嘛，你把大伯留在家里，自己跑出来单住，他就没意见吗？”②她瘪了瘪嘴，满不在乎地一挥手：“啊呦！这样多好，大家都清净！”

她的个性大大咧咧，喉咙音又响，有事没事爱站在店门外和路过的人套近乎，笑盈盈地搬出椅子请人家“歇歇脚”。亲和力十足的几波操作下来，她就顺利地收获了一些客户。然而，经佛这种东西需求量很少，除非派特殊用场，否则，不年不节的，哪有多少人来买呢？

头一个月，她盘了账，表情讪讪地，说：“房租也扳不转。”假如她租房时像之前的那几个人一样，只付少量租金，那她的损失顶多不过千元，可她签了铁板钉钉的合约，一次性付了整年的房租，即使她现在萌生了退意，拿出去的钱也讨不回来了。所以，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

一、继续把经佛店往前熬；二、贴一张“旺铺转让”的条子，骗接盘侠上钩。

老太太既没有选一，也没有选二，她自行开辟了一个三。她把摊开的经佛一一叠进纸箱子里，只占了门边很小的一个位置，腾出来的地方放上了她从赶早市的本地菜农手里批发的应季蔬菜。③她前后卖过新鲜的豌豆荚、毛笋、大豆、玉米、小青菜、水蜜桃、南瓜、茭白、鞭笋、洋芋、西瓜、花生、栗子、柿子等等。

她只卖不买，什么没卖掉，她的胃就顺理成章地消灭什么。变了颜色的大豆瓣，干巴巴的玉米和厚皮的老南瓜……她都在电饭锅里煮得烂烂的，一碗一碗地吃下去。是饭，也是菜，饭菜不分家。

也有不能及时解决了的东西，比如在水里泡青了的茭白和霉过了头的“苋菜咕”，一般的生意人早就扔掉了，她才不！细致地刨去茭白的青皮，拿盐腌好塞进玻璃瓶里，又是一样省事的下饭菜。苋菜咕是一种霉变食物，周作人先生曾在一篇散文中回忆过，算是经典的浙江味道。青苋菜去叶，留梗，切成寸许泡入水中，一天一夜后捞出，沥干盛进坛子里，撒几颗粗盐粒，密封发酵数日，苋菜梗外壳硬度不变，内里却已酥烂。取一碗，浇一勺菜油上锅蒸透，吃起来有点像吸果冻，咕咕有声，据此得名苋菜咕。

苋菜咕这东西很个性。爱它的人，觉得香气扑鼻，趋之若鹜；厌恶它的人，忍受不了它的异臭，避之不及。老太太的苋菜咕是“升级产品”。前期是出售成捆的苋菜梗，苋菜梗蔫巴了，没形了，她就自己动手制作苋菜咕。气温高时，苋菜咕也易坏，两三天一过，就成了稀汤寡水的落拓货。为了确保姣好的品相，她又斥资九百元购买了一只小冰箱，专门保存成品或半成品的苋菜咕。

下午三点后，她在门口支起煤气灶，架好油锅，不慌不忙地炸起臭豆腐——老豆腐切成小块在苋菜咕浓汁里浸个透，就是正宗臭豆腐了。

这条街上做生意的一溜儿人家，要数她顶顶忙碌。忙着拦住挑大口袋的山民进货，忙着招揽各路买主，忙着处理即将过时的产品，早忙晚忙，忙得她吃饭也没个准点儿。上午十点，她捧着碗坐在床上吧唧吧唧地吃东西。我人立在路上，脖子伸进门里，故意问她：“大妈，你吃的是早饭，还是中饭？”④她哧哧一笑，很爽利地回了我三个字：“早——中——饭。”

她再没发出过“房租也扳不转”的抱怨了，之前一心认定她要落败的人也不知不觉地投去了迥然不同的眼神----哟！这老太太有两下子嘛！

有知情的人悄悄透露，说她的儿子早几年超市开得很大，雇了十来个工人，可惜赌博输了钱，输掉了全部家当。没有人去核实传言的虚实。对于无关者而言，他人一塌糊涂的事故无非是过耳即忘的故事。别人观望她，她似乎也在推敲别人。我偶尔去她的屋里洗个手，她拉着我闲聊一会儿，慨叹一声：“阿三，侬真可怜！”——或者：“阿三，侬真可惜！”一个七十多岁还奔波在外的瘪嘴老太太和一个远嫁异乡奋力谋生的中年离异女人，谁更可怜？谁更可惜？我觉得大概是不分上下的。

（有删改）

【注】①作者陈慧是一位在余姚市梁弄镇菜场门口摆摊的中年女人，被称为“菜场里的女作家”。

荣军鞋铺

石钟山

老兵姓吴，一只脚是跛的。吴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那只跛脚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纪念。

那一年，军营正门口，马路对面，多了一个修鞋铺，起名“荣军鞋铺”，吴老兵便成了这家鞋铺的主人。店内店外就他一个人，戴着一副花镜，低着头，有一缕花白的头发从额头滑下来，认真又执着地修理堆在眼前的鞋。

鞋大都是对面军营里的军官送来的，那些年部队上只有军官才发皮鞋，4年一双，军官们对鞋都很仔细。有时鞋刚发下来，为了防止鞋底磨损，都来他这里钉掌儿。钉了掌儿的皮鞋，穿在脚上，走起路来不仅有声有色，后背也挺得格外直。

荣军鞋铺的窗子上立了块纸壳，纸壳上标明了钉鞋掌的价格，后掌儿两角，前掌儿七角。春夏秋冬，吴老兵把鞋摊摆在门外，身上系了条黑色围裙，低着头、弓着身子，一丝不苟地钉鞋掌。

午休或傍晚，是荣军鞋铺最热闹的时候，三三两两的军人从军营大门里走出来，轻车熟路地来到吴老兵的鞋铺，把鞋放下，亲切地叫一声：“吴师傅，鞋放这了。”这时，吴老兵会半仰起头，交代一句：“把名字写好。”

凡是来过荣军鞋铺的人都知道，吴师傅有个习惯，总会让来人用纸条把钉鞋人的名字写上，放在鞋窠里，这样不会拿乱。

从大院出来的军官们，有时放下鞋并不急着走，而是立在鞋摊前和吴老兵聊一会儿。久了，便知道修鞋的吴师傅是名老兵，而且参过战。聊到兴致处，吴老兵会说几句当年去朝鲜参战的事，他话不多，三言两语后总是适时打住。军官们把吴老兵的故事连缀起来，慢慢地把吴老兵的经历铺展开来——吴老兵叫吴先发，是第二批入朝作战的，参加过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脚就是在第四次战役中受的伤。回国后，他在锅炉厂上班，退休了，就搞起这个鞋摊。

青年军官们连缀起吴老兵的经历后都啧着嘴，眼神里多了崇敬。再称呼吴师傅时，有的叫班长，有的叫老兵，也有人仍称吴师傅。

吴老兵总是在每晚军营响起音乐时收摊。不用问，此时是九点四十，他知道，再过二十分钟，军营的熄灯号就该吹响了。他把摆在门口的工具，还没来得及修的鞋拿到鞋铺里，用一把铁锁把门锁了，推起立在一旁的自行车，跛着脚上车，影子便遁到了暗夜里。有一天吴老兵来到鞋铺门前，像往常一样开门、搬出工具，却猛然发现了异样，抬眼向对面的军营望去，军营安静得出奇。一夜之间，军营里的军人开拔了。那阵子，电视、收音机里天天播放的都是南部战事（对越反击战）。

吴老兵有个收音机，就放在摊位前，他不仅把音量调到最大，还要竖起耳朵来倾听。手里的活儿已经干完了，他并不收摊，仍旧坐在那儿，跟前只有收音机陪伴着他。日子忽悠一下，三个月过去了。他在一天早晨来到鞋摊前，军营突然又热闹起来，又听到了熟悉的军号，还有士兵列队走过的声音。

吴老兵的脸色又活泛起来。这时，军营里有两个军官直奔他的鞋摊而来，报上姓名，他很快在那一排修好的鞋里找到属于他们的鞋，庄重地递过去。

接下来的日子，又有一些军官陆续来取自己的鞋。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从前，他却发现还有十双鞋没人认领。他从鞋窠里把纸条掏出来，姓名清晰，他找了一块比较大的纸壳，依次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上，立在摊位显眼的地方，希望鞋的主人早点来把它们取走。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那十双鞋仍没人来认领。一天，团长来了，站在纸壳前依次把那些名字看了，叹了口气，说：“吴师傅，他们都成了烈士。”说完弯下身子把纸壳反转过来。团长他认识，当营长时就到他这儿来钉鞋。他死死盯着团长的脸，虽然已有预感，但还是觉得有些突然。团长又看了眼玻璃窗后那十双摆放整齐的鞋，说：“鞋就放这儿吧，权当留个念想。”

团长走了，他的目光久久收不回来。

从此，每天打开鞋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擦拭那十双鞋，然后把它们又庄重地摆到原处，像展览橱窗。更多时候，他的眼睛先是盯着那没人认领的鞋，随后，眼神定在某一处。

偶然的一天，有两个军官在鞋摊前说起要去南方某省新建的烈士陵园参加纪念仪式……后来军官走了，他的心也不在了，眼神飘飘地定在天边的某一个地方。

后来，儿子成了他的徒弟。鞋摊前一老一少，叮叮当当的钉鞋声，像二重奏。儿子三十几岁，胡茬儿硬硬地扎在脸上的样子，很硬朗，但修鞋的动作却很温柔，这是父亲要求的。

又过了些时日，鞋摊前突然少了父亲。

南方某省的烈士陵园来了一个老人，背着包袱，不时停下来，从鞋窠里拿出纸条在碑上查对着名字，终于对上一个，他把鞋摆放在烈士墓前，冲着那墓说：李大生排长，鞋给你送来了。穿上鞋，脚不冷。

十双鞋，他找了三处墓地，终于都找到了它们的主人，一双双摆好，敬礼。两个月后，他又回到鞋摊前，儿子修鞋的手艺已经很熟练了，他能腾出空来发呆了。他经常抬起眼，望着远处的天际，一望就是半晌，嘴里一遍遍唠叨着：把鞋穿好……

 肩 膀

王愿坚

西天，一抹晚霞正在消退；远处丘陵的后面，淡淡的雾气慢慢地升腾起来。通讯员小秦望着前面茫茫的草地，忍不住皱起了眉头。现在，整个草地空荡荡的，看不见火光，听不见人声。他摸着肩上的扁担，愁烦地想：“要不是它，也许早就赶上队伍了。”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把扁担换了个肩，又吃力地向前走去。

这副担子，是两个钟头前落到他的肩上的。

刚过正午不久，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让他在离队处理伤口返回时走错了方向。他顶风冒雨在烂泥里奔跑的时候，猛地撞到了这副担子上。这是两个不大的木箱，被棕绳紧紧地捆在一根小竹扁担上，里面装着不多的药品、纱布和几件医疗器械。就在担子前一米多远的泥塘里，它的主人——一位中年红军战士牺牲了，小秦摘下他那顶小小的八角军帽，默默地注视着这位没走完长征道路的烈士，含着眼泪，挑起了这副担子。

起初，这一切是那么简单：担子，是战友留下的革命财产，必须挑上它。因此，他满怀信心地相信：他一定能挑着它赶上队伍，走到宿营地。但是，走了两个小时以后他发现，坚持下去越来越困难了。再加上寒冷和饥饿一齐袭来，他头晕得天旋地转，浑身一点儿劲也没有了。

就在这时，他脚下被草根一绊，猛然摔倒了。他歪坐在地上，心想：“不行了，我是挑不动啦！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只一会儿……”这么一想，他觉得浑身的骨头架子都散了，那抓着扁担的手一松，倒了下去。

小秦睡着了。朦胧间，听见有人在说话。小秦用力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正在一个人的怀里躺着呢——一位同志一只手把他抱在怀里，另一只手在他额角上轻轻抚摸着。他仰脸望去，只见这位同志已经不年轻了，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宽阔的额角上刻着几条深深的纹路。尤其吸引他的，是那两道平直的一字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醒了！”那同志微微一笑，那双眼睛更温和、更慈祥了。他向旁边的战士问道：“做好了没有？”

“好了。”一个背着驳壳枪的战士端着一个小搪瓷碗走过来。

那位老同志接过碗，放在嘴边试了试，又轻轻地吹了吹，然后慢慢送到小秦嘴边。碗里，是加上青稞面粉煮的野菜汤。小秦吃着却是那样香甜。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那位老同志亲切地问道：“小鬼，你怎么掉队啦？”小秦吃着菜汤，简要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说。

“对，那是一个好战士啊！”老同志深情地点了点头，“小鬼，你也是个好同志。看！你接过来，又把它挑了那么远。”

“可是，”老同志亲切地摸着小秦的臂膀，又问，“你为什么不继续往前走了呢？”

“我，我想歇歇。”小秦坦白地说。

“嗅，想歇歇？”老同志指了指木箱，“那么，这东西怎么办呢？”

“这……”小秦觉出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了，他嗫嚅着说，“我一点儿劲也没有了……”

“不！”老同志收敛了笑容，慢慢地摇了摇头，“你有劲，知道吗？你有很多很多的劲。”

小秦不解地望着这位老同志。老同志没再说什么，他把小秦扶起来，然后拿出了一架望远镜。老同志把望远镜拿在手里，调整了一下距离，然后递给了他。

小秦把望远镜举在眼前，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望去。草地顿时变得清晰起来，就在夜幕垂下的天际，现出了点点火光。他高兴地跳着叫起来：“篝火！”

“对，那里就是今天的目的地。”老同志把一只大手搭在小秦肩头上，轻声地说，“篝火后边是什么地方呢？”

小秦仔细地看了半天，摇了摇头：“我看不见了。”

“看不见吗？”老同志笑了，“那里，是草地的边边。再往前，是陕北革命根据地——那里，就是我们明天、后天的目标。”

“陕北？”

“对，陕北。”老同志深情地重复了一句，“党中央带着红一方面军，去年就到了那里。现在，毛主席正等着你，等着我，等着我们大家呢！”他那双搭在小秦肩头上的大手按得更重了，“在那里，有好多好多事情正等着我们去做啊！”

小秦觉得这些话像只看不见的大手，在推着他，拉着他，向一个新的天地前进。

“小鬼，要鼓起劲来，继续前进！要知道，将来，革命的将来，属于你们，也依靠着你们哪！”

话，一下子钻进了这个小红军战士的心里，引起了他深深的思索。

就在他想着的工夫，同志们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上路了。那位老同志弯腰抄起扁担，放到自己的肩上。

这时候，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迎面跑过来，向那位老同志敬了个礼，又朝小秦这边跑来。

小秦不禁向干部问道：“前头那个挑担子的同志是谁呀？”

“嘿，你这小鬼！”干部笑了，“那是我们的朱总司令啊！”

“啊，是他？！”小秦怔住了。他连忙拔腿向前跑去，紧紧地抓住了扁担。

“我说你有劲嘛！”朱总司令爱怜地摸了摸小秦的肩膀，把扁担搁上去，“好，挑着吧！肩膀，挑重担子的肩膀，就是在前进的路上磨出来的！”

小秦挑着担子，望着朱总司令那健壮的背影，踏着前边的脚印，大步走着。就在这时，他明白了：这副担子本来就是属于他的。现在是他的，将来也是他的。

（有删改）

纪念（节选）

孙犁

住在定县的还乡队回村复辟。为了保卫农民的斗争果实，我们队伍开来了。

一清早，我又到小鸭家去放哨。她家紧靠村南大堤，堤外面就是通火车站的大路。她家只有两间土坯北房，出房门就是一块小菜园，园子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柳树。这些年，每逢情况紧张的时候，我就爬到柳树上去监视敌人的来路。这柳树是我的岗位，又是我多年的朋友。

柳树的叶子黄了，小菜园里满是整整齐齐的大白菜。小鸭的娘刚刚起来，正在嘱咐小鸭，等门楼醒了给他穿好衣服。随后她就忽地一声把门开开，嘴里叼着用红铜丝扭成的卡子，两手梳理着长长的头发，一看见我，就笑着说：“呀！又是老纪同志，快到屋里暖和暖和。”

“你好吧，大嫂！”我说，“今年斗争，得到了什么果实？”

她把头发卡好，抬手指着家前面的园子说：“分了这三亩园子。它在大恶霸陈宝三手里待了十年，现在又回来了。地多了，明年咱要好好种！叫恶霸们看看，是他们种得好，还是咱穷人种得好！”

她回手关上门说：“纪同志，咱们回来再说话吧，我赶集去！”说完转身走了。我望着她那壮实的身子和那比男子还要快的脚步！

不一会儿，老远传来了母亲喊小鸭的声音。母亲回来了，提着一个大柳罐，满脸红光，头发上浮着一层土。她说：“鸭，我在集上买了几十斤山药。我们娘儿俩去把它抬回来。”

正赶上我要下岗，小鸭就说：“叫纪同志和我抬去！”

我和小鸭把山药抬回来。我这么高她那么小，我紧紧拉着筐系，不让筐滑到她肩上去。她一路走着笑着，到了家里，她娘留我吃饭，我在她家屋里坐了一坐。屋里比夏天整齐多了，新安上一架织布机，炕上铺着新席，母亲说，都是用斗争款买的。门楼那家伙却不言不语地摘下他自己造的木枪来。那枪做得很不高明，只是一根弯榆木棍，系上了一条红布条子。我只能夸好，小鸭在一旁笑了，母亲也笑着说：“纪同志，你知道他是什么心思吗？夏天，你在这里不是答应给他一支枪吗？后来你就走了。他整天磨翻你记性坏，赌气自己做了一支，这是拿出来叫你看看，羞臊你哩！”

我赶紧说：“这怨我记性坏，回头我们做一支！”

母亲这时才红着脸说：“纪同志，有个事和你商量商量，俺家他爹，出去了这就九年了，老也没个音讯，你费心给打听打听！”

我说：“这好办，我们去封信打听打听。大嫂，不要结记，队伍开远了，交通又不方便，接不到信是常有的事。我也是八九年没和家里通信了。”

“纪同志不是东北人吗？有人说俺家他爹也跟着吕司令开到东北去了。”

“很有可能，那里来信不容易。”我说着告别了出来，想着一定要给小鸭的爹写封信，告诉他：他的孩子长大了，这样聪明；老婆进步了，这样能干；家里的生活变好了，一切是这么可羡慕，值得尊敬。他该是多么愉快！

晚上，我又到小鸭家放哨，小鸭听见动静就跑出来，说：“纪同志，俺爹来信了！”

“怎么这样巧，拿来我看看净写的什么？”

母亲也掩饰不住快乐的心情，把信交给我，并且把灯剔亮。我把信看了一遍，这是走了很远路程的一封信，信封磨破了，信纸也磨去了头，还带着风霜雨露的痕迹。可是，别提信上的言词是多么热情激动！我拿着信纸，好像握着一块又红又热的炭。不只小鸭的母亲吓得脸烧红了，我的心也跳起来。上面写着他在这八九年里，走遍了河北、山西、陕西，现在又开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上面写着他怎样和日本鬼子作战，现在又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现在已经升为营长；上面写着他们解放了东北多少万苦难的人民，那里的人民十四年经历的是什么样的苦难！上面写着他身体很好，胜利的日子就要到来；上面写着希望妻子进步，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反顽的斗争；上面问到小鸭长得怎么样了……

小鸭嘻嘻笑着，指一指门楼说：“上面没提他！”

“那时他……”母亲像是要安慰门楼，说着脸红了。我明白那意思是，爹走的时候，门楼还在娘肚子里，出远门的人，恐怕是忘记临行时遗留的这块血肉了。

我回到我的岗位上去。想到我的同志们解放了我的家乡，我分外兴奋。天已经黑了，星星还没出全。我把身子靠在那根大干上，把背包架在老鸹窠里，把枪抱紧，①望着堤坡那里。

夜深了，月亮升上来，照亮半个窗户。我听见门楼像大人一样呼呼地酣睡，像是小鸭翻了一个身，说：“多讨厌呀，人家越睡不着，他越打呼噜！”

“鸭，明天我们给你爹写一封信吧！”母亲问。

“叫他回来吗？”

“干么叫他回来！把家里的事情和他学说学说。写上咱家新添了三亩地。”

“对！给爹写封信，娘，我们给信缝一个布信封吧，布信封就磨不破了。”

过了一会儿，小鸭又说：“娘！我看还是叫爹回来吧，听说陈宝三的大儿子参加了还乡队，要领着人回来夺地哩！”

“不要听他们胡嚷嚷！”母亲说，“有八路军在这里，他们不敢回来。天不早了，快睡吧。”

从此就听不见母女两个的交谈，月亮也落下去。我望一望那明亮的三星，很像一张木犁，它长年在天空游动，密密层层的星星，很像是它翻起的土花、播撒的种子。

母子三个睡熟了，听他们的鼻息睡得很香甜，他们的梦境很远也很幸福。我想到战斗在我们家乡的雪地里的同志们。我觉得肩头加上了很重的东西，②我望着很远的西方。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修改于博野史家佐村

(有删改)

艰深的哲学

傅菲

①马鞍嵌在两座很矮的山冈之间。针叶林从山冈披下来，青青黛黛，一棵巨大的泡桐突兀而出，树冠如蘑菇云。即将日落，一只被人遗弃的褐毛土狗，站在泡桐树下，仰起头，呜昂呜昂地叫。山冈向北延伸，是脉脉松林。

②最早进来的是挖掘机。据说修一条公路，要打通那个山梁。有十二台挖掘机在挖土，从山梁上往下挖。运土车盘着树林，运土到另一个山坳，翻斗倒土，黄黄的土尘扬起来。挖了七个来月，山梁不见了，山成了断山。男人们用洋镐，挖起炮碴，堆在路边，女人用簸箕装满，挑到坑洼处填起来。女人蹲下身子，扁担压在肩上，扎稳脚，缓缓支起身子，挑起来，抖一抖肩，迈开脚，挑走。那一担炮碴，少说也有一百六十斤。

③这条新开的路，暂时无处相通，是一条死路。与公路相通，还隔了一座山。另一路工人在开掘隧道。一日，朋友对我说：“我们去看看他们怎么挖隧道吧？还没见过挖隧道呢。”去的路上，遇见了一群女工下班。我问她们：“你们还要回去做饭吧？”她们脸黑乎乎，工装裹着湿湿的泥浆，有说有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听到我们的问话，一哄而笑。

④被填土抬高的山坳，亮起了一盏灯。我们沿着运土的路，去了山坳。见工棚搭建在一块平地上，门口晃着一盏灯。一条褐毛土狗卧在灯下，汪汪地叫，伸出舌头。工棚里，一个女人在炒菜，一个男人就着一碗花生米在吃酒。工棚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床、一个煤气灶和两张小凳子。菜放在行李箱箱面上。女人的后腰扎了一件深蓝的衣服，在炒腊肉，辣椒很呛鼻。灯挂在竹竿上，是充电的应急灯。男人看了我一眼，说：“要喝酒吗？”

⑤我摆了摆手，说：“看见山上有灯，就上来了，看看。”女人说：“你们饭早。”她和她男人有浓重的贵州沿河口音。炒了腊肉，她又炒了一个螺蛳，摆上碗，陪她男人喝酒。酒是用塑料壶装的，只剩下壶底不多的酒。她摇了摇壶，说：“明天再打一壶酒来。”她倒了一半的酒给男人，余下的一半倒进了自己碗里。

⑥我问：“你们怎么住山上呢？其他工人都住在村里。”男人说：“守一下工地，一个月可以多两百块钱，还可以省下房租。来回一算，一个月可以多出四百多块钱呢。”工棚是木板搭建的，四处漏风，我掖了掖大衣领子。“门口这条狗，我熟。它以前常在山梁上叫。”我继续搭话。女人说：“这条狗好可怜，腿骨被人打断了。”女人精瘦，肩膀却结实，也宽。看得出，她是一个有着好气力的女人，也是一个舍得一身好气力的女人。

⑦这对夫妻是第一批来工地做事的工人。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四个老乡，做了不到三个月，老乡就走了，去了别的工地。他们要日结工资，工头不肯。工头说，日结工资给你们，你们就去赌，一分钱存不了，你们老婆孩子苦死了。老乡想打母狗炖狗肉吃，被这个精瘦的女人拦住了，说：“母狗也是一家之母。”土狗便一直跟着她。

⑧冬雨来，风吹得紧。针叶林泛起黄褐色。有几个工人等不了雨歇，回贵州过年去了。住在工棚的那一对夫妻，一直在。工头补他们每人每天一百元，守工地，还送了二十斤谷烧给他。他不打算回家了。“一年了，还没回过家，想孩子了。”说着说着，女人哭了起来。褐毛土狗昂着头看着她哭。它瘸着腿，在她身边转着身走，像个惊慌失措的孩子。

⑨过了正月，工地开始忙碌起来了。路两边建排水系统，二十米一个密井，水管互通。女人们下到窨井，掏泥巴，用簸箕吊上来。男人们吊簸箕，泥巴水淋下去，嘟嘟嘟，淋得井下人全身湿透。女人戴着绿色安全帽，像一只只青蛙落在井里。一天可以掏四个窨井，掏一个窨井两百块钱。加加班，还可以多掏两个。

⑩一天，我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叔，站在村头流眼泪。我问他：“家里出什么事了？”“现在的孩子怎么啦？我不理解。”老叔说，“我外孙从小跟着我，我女儿女婿在浙江的工地做事，就这么一个外孙，我也宠着。孩子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现在他读高一了，学校不让带手机，他就说他不读书了。让我在这儿等他，接他回家，再不去学校了。我这个外孙没救了。”老叔边说边捶打自己胸膛。

⑪我一时无语。等了约半个小时，孩子背着一个包，来了，边走路边看手机。我拉着孩子的手，陪着老人走，走到工地。女人在掏窨井，男人在吊泥巴。一个女人满脸黄泥浆，露出一双眼睛，看我们。我对孩子说，你的父母就像他们一样在赚钱养家。你不读书，就是糟蹋你父母。孩子并未抬头，说，你带我来工地干什么。

⑫油桐花开了，一层层地翻涌。新路铺了沥青路面，绿化树初发幼叶，斜坡上，撒下去的草籽长出了草芽。工地撤退了。那些工人去了别处的工地。有时，我领着在食堂做事的辜师傅一起去散步。他满意自己的生活，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我却相反。他安慰我：“你什么也不缺，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⑬我是过着满足的生活，但我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忧虑的人，虽然，我对自己的未来会什么样，根本无所谓。我常想起住在工棚里的那对夫妻，身处泥淖，面目干净。我也想起那些男人和女人，那位老叔和他的外孙。人需要有热盼地活下去。所处的环境恶劣，又算得了什么呢？咬咬牙，活。很多人是这样活下去的：这也是最艰深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