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珠

葛亮

车入日隆，已是黄昏。我们在一家银器店门口遇见了藏女英珠。她赶着两匹当地的矮马，上坡的时候，还在马屁股上轻轻推一下。嘴上说，都是我的娃，大的叫银鬃，小的叫鱼肚。

她还告诉我们，去著名的景点大海子，要行经崎岖泥泞的山路，非人力可为，希望我们能租借她的马。她说完这些，态度羞涩地低头，似乎在提出一桩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同意了。

我们在一幢三层的小楼前停住，山墙刷成了粉白色，上面绘着图案，能辨出日月的形状，还有的好像是当地的图腾。屋顶上覆着红瓦。门楣上有块木牌，上面镌着汉藏两种文字。

英珠喊了一声，很快走出一个中年女人。招呼我们上去。

英珠说，这是瑞姐，这里的老板娘。

楼里有个小姑娘擦着桌子，嘻笑地说，瑞姐当年是我们日隆的第一美人。

瑞姐撩一下额前的刘海儿，似乎有些享受这评价，然后说，那还不是因为英珠嫁了出去。

说完这句，却都沉默了。

英珠低着头，抬起来看我们，微笑得有些勉强。她轻声说，你们先歇着。就走出去。

瑞姐望她走远了，打一下自己的脸颊，说，又多了嘴。

瑞姐看着她走远的背影，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转过脸对我说，小弟，你们拿准了要租英珠的马，可不要再变了啊！听说你们明天要跟团，团里有镇上马队的人，她怕你再被他们说动了。良心话，英珠收得可真不算贵，就算是帮帮她。

我点了点头。

次日清晨，雪住了。外面粉白阔大的一片，阳光照在上头，有些晃眼。

装备齐整，英珠备鞍。旅伴牵走了银鬃的缰绳，我上马前，鱼肚舔了舔我的手，舌头糙得很，热烘烘的。

我们从村入了沟，开初都挺兴奋。远山如黛，极目天舒。雪还没化干净，马蹄踏在上头，咯吱咯吱地乱响，很有点跋涉的意境。

走了十几分钟，山势陡起来，路窄下去。因为雪又化了一些，马走得也有些打滑。

海拔高了，鱼肚呼出的气息结成白雾。英珠从包里掏出一条棉围脖，套在鱼肚颈子上。我看到，围脖上绣了两个汉字——一个金、一个卢。

我就问英珠字的来由。她一笑，说，金是我的汉姓，我汉名叫金月英。上学时都用这个。

我问，那卢呢。

她没有答我，只是接着说，我们镇上的人多半都有个汉名，在外头做事也方便些。

当雪再次落下的时候，我们正走在林间泥泞的路上，几乎没有知觉。直到天色暗沉下来。英珠抬头望了望天，说，坏了。

半个小时后，雪在天空中开始打旋，被凛冽的风挟裹着打在我们脸上，我们开始理解了她说出那两个字的分量。

我们遭遇了山里的雪暴。

雪如此迅速地弥漫开来，铺天盖地，密得令人窒息。英珠使劲地做着手势，示意我们下马。我们刚想说点什么，被她制止。稍一张口，雪立即混着风灌进了喉咙。

我们把重物都放在马背上，顶风而行，终于在半里外发现一顶帐篷。我想，这或许是登山队的废弃品，但对我们却好像天赐。

我们掀开门帘，看到里面已有两个人。是一对青年男女，靠坐在一起，神情颓唐。看到我们，眼神警惕了起来。在我们还在犹豫的时候，男的说，进来吧。

帐篷突然充盈了。当鱼肚探进了头，年轻男人很大声地叫起来，马不能进来。

英珠一愣，几秒钟后，她半站起来，对男的深深鞠一躬。我们听到近乎哀求的声音，先生，它年岁很小，这么大的风雪。

男人不再说话，将头偏到一边去。

女人开启了陌生人的对话，原来他们是和大部队失散的登山驴友。他们身边摆着专业的登山设备，这会儿靠在帐篷上，狼狈地滴着水。

应急灯闪了一闪，突然灭了。帐篷里一片漆黑。在这突然的死寂里，我们看不到彼此，但都听到外面的风越来越大，几乎形成了汹涌的声势。帐篷在这风的撞击下，也越来越剧烈地抖动。

有人啜泣。开始是隐忍而压抑的，渐渐放肆起来。歇斯底里的哭声，在黑暗里令人绝望。

这时候，有另一种声音，响起来。

极细弱的，是一个人在哼唱。

是英珠。

英珠唱起一支歌谣，用藏语。

我们听不懂歌谣的内容，但是辨得出是简单词句的轮回。一遍又一遍。旋律也是简单的，没有高潮，甚至也没有起伏。只是在这帐篷里萦绕，回环，充满。在我们心上触碰一下，又触碰一下。

我在这歌声里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看见阳光从帐篷的间隙照射下来，温润清澈。

眼前的人，是英珠，靠在马鞍上，还没有醒。挨着她的鱼肚，老老实实地裹在主人的军大衣里。

临近中午，我们到达了目的地。看到墨蓝色的大海子，很美。

我们要离开日隆的时候，瑞姐送我们去车站。

问起英珠。瑞姐说，英珠回来就发起了烧，给送到镇上医院去了。唉，这么冷，大衣盖在个牲畜身上。

瑞姐叹一口气，人都烧糊涂了，只管叫她男人的名字。

我突然想起什么，问道，她男人是姓卢么。

瑞姐愣一下，说，是啊。三年前的事了。两口子本来好好地在外地做生意。她男人说要帮她家乡办旅游，要实地考察，就跟我们一个后生上了山。那天雪大的。马失了蹄，连人一起滚沟里了。精精神神的人，说没就没了。那马那会儿才下了驹没多久，驹娃子就是鱼肚。

大约是又过了几年，我偶然从一个民歌歌手那里，问到了当年英珠唱起的那支藏歌。

歌词真的简单，只有四句：

当雄鹰飞过的时候，雪山不再是从前模样，

因为它那翅膀的阴影，曾经抚在了石头的上面。

（有删改）

吴召儿

孙犁

我们机关搬到三将台，是个秋天，枣儿正红，不管牛棚马圈全住上，当天就劈柴做饭，一下就和老乡生活在一块儿了。

我组织民校妇女识字班，课程第一是唱歌，歌唱会了，碰起球来，真是热烈

一天，我翻着点名册，随便叫了个名字：“吴召儿！”

我听见嗤的一声笑了。抬头一看，在人群末尾，靠着一根白杨木柱子，好像是个假手榴弹，坐在一处的女孩子们望着她笑。她红着脸转过身来

“对！你念念头一段，声音大点儿。大家注意！”

她端正地立起来，两手捧着书，低下头去，书念得非常熟快动听。就是她这认真的念书态度和声音，不知怎的一下就印进了我的记忆。下课回来，我听到了只有在阜平才能听见的那激动的水流的声响，听到在这山草衰白柿叶霜红的山地

十一月“反扫荡”。我当了一个小组长，我们的向导老不来。我跑到村长家里去找，村长散披着黑羊皮袄，给你找了一个女的！”

“女的就女的吧，在哪里呀？”我说。

一个女孩子跑出来，穿着一件红棉袄，一个新鲜的白色挂包，装着三颗手榴弹。

“真是，”村长也在抱怨，“这是‘反扫荡’呀，也要换换衣裳！红的目标大呀！”

“尽是夜间活动，红不红怕什么呀，我没有别的衣服，“走吧，同志！”说着就跑下坡去。

在路上，她走得很快，我跑上前去问她：“我们先到哪里？”

“先到神仙山！”她回过头来一笑，这时我才认出她就是那个吴召儿。

“到了神仙山，我有亲戚。”她说，“我姑住在山上，我们到了，我叫她给你们熬着吃个饱吧！”

天黑的时候，我们才到了神仙山的脚下。她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

北斗星转下山去，我们才到了她姑的家。

“这都是我们的同志。”吴召儿大声对她姑说，“快给他们点火做饭吧！”老婆子拿了一根麻秸，在灯上取着火

“你爹给你买的新袄？”姑问。

“他哪里有钱？是我给军队上纳鞋底换的。”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

以后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像活在天空里。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一清早放晴，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今年，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你去集合人，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不知她现在怎样了。我能断定，她的生活和历史会在我们这一代生活里放光的。

1949年11月

（有删改）

荒原作证
梁晓声

一九八一年，我们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情。

曾经在小学课本里写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神奇北大荒，已经创建了一处处国营农场，有十万转业官兵在这里开荒、播种、收获……

绿色的北大荒变成了金色的北大荒。

①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终于在北大荒诞生了。从外形看，它既不像所有中国制造的联合收割机那么“土气”，也不像从国外引进的联合收割机那么“洋气”。普赖斯专家面对它的时候，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在美国接触过的那些身着西装，但却保持着中华民族气质的中国留学生。专家爬到收割机下看过，一眼就看出底盘是选用东德E-512的结构，不过加以了改造。配备有双联拾禾器的拾禾台，可同时捡拾双铺脱粒。专家对它的双滚筒颇感兴趣。这种装置无疑会提高脱谷性能和分离性能，动力消耗减少，较适应高产潮湿作物的收割。北大荒的麦收季节往往正是雨季。它使专家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先进的不一定很适用，适用的才算最先进。不过专家坦率地对它的制造者们表示，他对双滚筒在实际收割中可能产生的机械副作用深感忧虑。尽管如此，专家不得不暗自承认，这是一台中国式的大型联合收割机。

②它的制造者们，把它命名为“北大荒人”。

专家日盼夜想的JD7200也已经运到了，并将在同一天同一块麦地中和“北大荒人”同时进行试割。

那天，两台收割机像两匹赛马，在许多人的观望之下，停立在麦地边上。一台由方婉之驾驶，一台由她的女儿驾驶。③发动机“隆隆”地响着，仿佛诉说着它们的焦躁。

比赛开始不久，JD7200就将“北大荒人”甩下了十几米远。芸芸打定主意今天要使母亲领教失败的滋味。她无法理解，打小生活在黄浦江边、曾立志要成为音乐家的母亲背井离乡来到北大荒插队20多年，如今却压着几份调令，为什么不肯离开北大荒，不肯离开这个没有前途的农机具制造厂。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偏执吗？是由于性格上的倔强吗？可是这种偏执，这种倔强，对母亲，对这个农机具制造厂，对北大荒，对中国，对四化，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芸芸认为一点意义也没有。也许只有失败，才能令母亲清醒地正视现实吧。

方婉之心里比任何一个人都明白，她今天在这场“比赛”中的失败命运是注定了的。作为“北大荒人”的设计者，她一方面要使它达到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先进水平，另一方面，她又不能不考虑到中国农机具制造业现有的工艺水平，以及我们国家的农机具原材料的质量。美国专家的“试割”建议，虽然并无恶意，但毕竟象征着一种挑战。作为一个中国农机具工程师，她没有丝毫理由“怯战”！她相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人心甘情愿去扮演这样的失败者的形象！这是一种特殊的勇敢！她一边从容地驾驶着“北大荒人”，一边在心中暗暗鼓励自己：“我不但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一个中国农机具工程师！此时此刻，我要具有这种内在的刚勇！我要具有这种特殊的勇气！”

……

当中午的炎炎赤日灼烤着大地的时候，方婉之站在丈夫的坟旁，面对“将军柳”，泪水渐渐盈满了她的眼眶，模糊了她的双眼。她的双唇颤抖了许久，低微地说出了一句仿佛从心底挤压出来的话：“将军，荒原作证，我和他们较量了，可是我打不过他们……”她扑向“将军柳”，抱住树身，无声地抽泣起来。

当她终于克制住自己，心情冷静下来时，听到背后也有人在低泣。她擦干泪水，转过身，发现女儿、局长和李福顺也来到了这里。他们都在注视着她。女儿叫了一声：“妈妈！”扑向她怀中，将头偎在她胸前，止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

这天晚上，普赖斯来到了方婉之家中。美国专家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放在桌上，打开后说：“方工程师，我诚意地向您祝贺！你们的“北大荒人”脱粒干净，茎秆粉碎均匀，证明双滚筒还是可行的！”

手绢里包的是脱过的麦粒。

专家又说：“十年之后，你们也许……”

方婉之打断他的话，平静地说：“十年之后，我们也许还会落后于你们。但是请您相信，历史是长久的，十年不过才是一个世纪的十分之一，也许就在本世纪中，您和我还有机会比赛一次的。”

专家似乎有一种预感，在签订合同时，如果有什么不利的因素，那么很可能来自这位中国女农机工程师……

专家多虑了。中美双方签订引进合同时，方婉之对JD7200的机械功率和作业效能，给予了极公正的高度评价。普赖斯专家回国时，方婉之和李福顺亲自把他送到火车站。开车预告铃已经响过，三人彼此握手道别后，美国专家说：“我一定还要到中国来。”

方婉之问：“再到中国来进行一次比赛？”

专家摇摇头：④“不，我要来看你们‘北大荒人’的第二代，第三代……”

专家注视着方婉之，心中暗想，他接触过许多国家农机制造业方面的同行，某些国家农机制造业的发展和他们的农机专家，曾使他感受到对美国农机制造业和他这位美国农机专家具有超越性的威胁，但从来也没有被他视为真正的对手。真正的对手，也许就在中国，就在北大荒，就是眼前这位北大荒女人！

她，也像北大荒一样，身上具有某种同样令他倾倒的吸引力……甚至可以不算夸张地说，具有一种魅力……

树孩

沈念

靠山吃山，一阵乱砍滥伐之后，山就越来越贫瘠，不少男人离开村庄，去外地谋生。但叔叔是个得过且过的人，有得吃就吃顿饱的，没得吃，勒勒裤腰带就过去了。叔叔的女人对他很失望，两人经常为柴米油盐争吵。某一天她突然离开了，房子里空空荡荡，叔叔日思夜想，辗转反侧，终于心一横，也离开了村子。他去了一个城市，在一个养护站负责道路维修。

叔叔把自己的那段生活给男孩当故事讲。叔叔既为到过大城市自豪，又对大城市不屑一顾。不期而至的雾霾天气，让高速路上的车辆寸步难行；炎炎夏日里，鲜有树荫蔽日，养护路段的柏油路都能把鞋粘住。即使没有这些困扰，大城市的建筑放眼望去，犹如千篇一律的“灰色森林”，单调得让人可怕。叔叔本是个得过且过的人，但此时也觉得还是家里最美。见到城市广场上的霓虹瀑布，他没什么感觉，倒是想念起家乡的福寿溪，也许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但它弯弯曲曲，从容地淌过村庄与山谷，日夜唱着欢快的歌。溪水是甜的，清澈见底，看得见鱼儿畅游。至少在森林遭遇大面积破坏以前，它美得像一幅画。

男孩在森林里出生，在森林里成长，他是森林的孩子。他整天在森林里跑来跑去，每天随父亲巡山，他听得懂树木的话语，听得到它们的悲伤，也听得见它们的欢笑。夜晚他竖起耳朵听树儿的生长，有时是小虫啮咬的窸窣声，有时是噼啪一声炸裂开。遇上旱季的雨夜，树生长的声音就更是轻轻烈烈，像交响曲般疯狂演奏。

生活是从哪个节点开始变化的呢，叔叔也说不准。也许是从男孩的父亲、他的兄长死去之后。因为再也没有一个人像兄长那样看护森林，更没有一个人像兄长那样卖命，不怕死在砍伐者的枪口下。

村里的护林员没有谁愿意干，每天转山，又劳累又寂寞，只有父亲不怕。因为阻止了不少盗伐的人，他成了别人的眼中钉。男孩后来想起那天夜里自己的慌乱不安，胸口有锤击般的疼痛，心里回荡着树的呼救。该死的盗树贼“四眼仔”伙同外地几个欠债的赌鬼，在深夜砍倒了十几棵上年头的大树，准备趁着涨春汛，顺水放排。他们喝得酒气熏天，有个人还把藏着没上缴的一把老猎枪带在身边，谁阻止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父亲的出现让“四眼仔”慌乱了。父亲跨步上前，愤怒让他死死地扭住这个屡教不改者，两个人缠打在一起，十几个回合也不能分开。“四眼仔”趁父亲力竭脱身之际，意欲逃跑，父亲拼命追赶。前方突然蹿出两条身影，其中一人举起了手中的枪，一声枪响，整片森林为之震动。村民循声赶去，在一棵枞树底下发现了死去的父亲。只有这片山林知道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幕。但那片山林最终也被砍掉了，父亲的死亡也未能挽留住它们的生命。

山砍秃了，树没了，水土破坏了，就容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有一年，下了几场大暴雨，有十几栋屋子被泥石流冲走了，不留片瓦，长在沟谷边的树被连根拔起。叔叔那时去了大城市，回来后看着那道泥石流冲刷过后留在山上的瘤疤，痛心地说，不能再砍了，把树砍光了，都要付出代价的。可没有人听他的，那些听了点头的人转过身，鼻子里哼哧一声，还配上一个翻白眼的动作。

“我要正经办事了。”叔叔有一天放下酒杯，说出他的决定后，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磨刀。长条磨刀麻石凹下去了，长出了一口奇怪的龅牙，家里所有的柴刀镰刀不久之后都磨得锃亮。一把把刀放在堂屋桌上，桌子也像随时投入战斗的勇士。

男孩好奇地问是一件什么正经事。

“想想你爸爸，当过民办教师，又干了一届村支书，带村民修了条路，最后自愿去当护林人。我现在就想做你爸爸没做成的事。”叔叔说着，登上岩石，望着不远处的一棵老梨树。

叔叔上山那天，男孩悄悄跟在身后。他选择的小路，又弯又曲，长满芭茅草、蕨叶，被松枝和竹子遮挡。他取出别在后腰带上的镰刀，将绊路的枝蔓砍个干净。他像在寻找丢失的东西，慢慢地走，用镰刀“搬”走挡路的杂物，将道路清理干净。山上露出的是一块块黑色或银灰色的岩石，那些岩石远比想象中要坚硬百倍千倍，树都不见了。有的地方只留下一小截树蔸，四周长出一些矮瘦的小草。

几个看热闹的村民跟上来，有人说，一辈子、几辈子也搬不走这些石头啊。也有人在窃笑，这个连自己女人都留不住的穷光蛋能干成什么大事，他们断定叔叔在岩石面前一定会灰溜溜地败下阵来。石头长在地里，地里就不会长出粮食；石头长在山上，山岭就不会再长大树。叔叔不甘心，也不罢休，举起发亮的锄头，落在岩石上，只是发出明亮的咣当声，碎屑如火花四溅。傍晚，那些上山的人都回到了家中，从远处木屋传来谈笑声，那是他们对白天见闻的描述。叔叔也听到了，摇了摇头，又看看男孩，两人对视，嘴角的微笑里充满勇敢。

叔叔从县城把梨树苗运回来，但凡有点泥土的地方，梨树就扎下了根。山上的梨树就多了起来。男孩坐在不远处的石头上歇息，看着叔叔总是对着梨树自言自语，一会儿弯腰佝背，一会儿腰杆挺得直直的。那些石头都被他堆在一起，越垒越高，像矗立着一块纪念碑。有一天，他故意笑着问：“你刚才和谁说话呢？”叔叔说：“我在和秋天说话。”男孩笑得更欢了，像是发现了叔叔的秘密——这片梨树要是长密成林就能挡住泥石流下山的路。

梨树赶着劲儿在长，长得比村子还高，发出雀跃的欢呼。山风一起一歇，四季轮转，梨树林像咳嗽一样吐出鸟窝、碎蛋壳和竹鸡的粪粒儿。石头山上深深浅浅长出些新绿，绿意越来越浓。叔叔没有闲着，往更远的山上去种了一片水杉，又种了一圈桧树和苦楝树，还种了几排水榆花楸。大城市挣的钱都让叔叔买了树来，可他一点都不再像过去穷光蛋的样子。男孩听到叔叔和人兴奋地聊起，他的女人也快回来了。男孩每天都要去梨树林，他希望自己赶快长大。叔叔说：“要有耐心，树在长大，你也在长大。”

（节选自《绿洲》2024年第4期，有删改）

玛雅人面具

徐则臣

那段录像很多朋友都看过，我没有瞎说。录像中，那座倾圮的金字塔废墟一样瘫在奇琴伊察。千真万确。现在只有画外音般植入的解说，金字塔和人声、风声、鸟叫声都在，人不见了。

人叫胡安。他是个做面具的，纯手工。那天，出版商朋友陪我从高大丰肥的热带树木的阴凉里走出来，一群叫卖声热浪一般扑面而来。朋友说，墨西哥的面具一定要带一个回去。我是木匠的儿子，见到好木工就起贪心是遗传。我爸是全镇最好的木匠，我爷爷也是，据说我爷爷他爸也是。总之，我出身木匠世家。我爷爷，家具之外最拿手的就是脸谱面具。那时戏班子化妆买不起油彩，就让我爷爷把张飞、关羽、包公的脸谱做成面具，往脸上一扣，可以反复用，又不伤皮肤。到我爸，不做面具，艺术抱负放在了木雕上，但我家里堂屋东山墙上挂着大几十个面具，有我爷爷的手艺，更多的是五湖四海搜罗来的。 

景区外卖面具的摊子一个挨一个，大同小异。看见胡安手工制作的面具，我两眼为之一亮。除了太阳神、蛇神等常见的玛雅人图腾，他把日常生活雕到了面具上：有人在渔猎，有人在吃穿。

他穿着玛雅人的民族服装，留长发，下巴垂下一绺小胡子，盘腿坐在一堆面具后面的地垫上。刻刀平稳地在木头表面前进，一条条木头片轻微卷起。刀起木落。几个动作过后，开始给面具开眼。如果把之前的走刀比作大写意，那现在就是工笔。他刀下的眼睛也是挖出两个框框，但你就觉得那眼睛是有神的，好像框框里面真有两只会转动和聚焦的眼睛。面具在他手中变换位置，我分明觉得一双眼睛从不同角度盯着我看。

我用磕磕巴巴的西班牙语问：“多少钱？”

胡安头都没抬，刀搭在膝头正做的面具上，右手五指张开。

我回他：“不贵，值。”

胡安抬起了头，真正让我震惊的事来了。如果不是在墨西哥，如果这不是一个做面具的玛雅手艺人，我就要用汉语问他老家哪里了。天地良心，他比很多中国人长得更像中国人。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脖子比别的玛雅人都长，身体也比其他玛雅人瘦高。

关于玛雅人是中国人的后裔之说，略有耳闻，零零散散也看过一点资料。中国人和玛雅人的确外貌相似，文化也十分接近。当然，也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玛雅人跟中国人没任何关系。这事儿不归我管，咱们说的是胡安。

“这个雕有金字塔，跟他们的都不一样，”胡安说，“先生喜欢我们的金字塔！” “何以见得？”

“直觉。”胡安一笑。真是太中国了。“有一处金字塔您肯定没见过。”

“哪儿？”

胡安比画了一个位置。那地方我朋友显然也蒙了。胡安用西班牙语跟他解释。我朋友对我说：“值得去。”

他们俩用西班牙语已经顺便谈好了行程和价钱，由胡安开车带我去。走前他向我伸出手说：“我叫胡安。幸会。”

奇琴伊察不大，出了城二十分钟不到，驶过一条两边灌木和树林如屏障的沙石路，路越走越细瘦，在一块覆满青苔的方形巨石前，胡安停车熄火。我跟着他穿过一片热带雨林……一座荒芜散乱的高台矗立在一片开阔的林中空地上。毫无疑问，这个倾圮的高台曾是古代祭祀用的金字塔，灌木、荒草、苔藓和碎石遮蔽不了它内在的秩序。我突然生出一个强烈的感觉：它静静地伫立在这块平地上，已经等了我很多年。我决定把它拍下来。

路上我问胡安，为什么这座金字塔在奇琴伊察也鲜有人知？

“是人就有盲点。”胡安说，“眼睛并非任何时候都看得见。”

回国的日期到了。回到家，收拾停当，我把面具拍照，跟胡安带领我的金字塔遗址之行的录像一起发给了我爸。

先反馈回来的是对面具的意见：“做得真是好。高人。”

十分钟后又来一条微信：“录像里谁在说话？”

我回：“胡安啊。镜头里的那个玛雅人，面具就是他做的。”

“哪有什么玛雅人？”

我刚要回，微信语音电话打过来了。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我爸说，“你确定他是什么玛雅人?”

“当然是玛雅人！”

“就是没人。”

我把语音电话挂着，查看发给我爸的视频。前前后后又拖着看了三遍，他的声音在，该有他身影的地方，现在像空气一样透明。我爸在电话里问：

“他说的啥?”

“我哪知道。听不懂。”

“听着，有点，耳、耳熟。”我爸结巴了。

“有时间你回来一趟，面具带着。”然后没打招呼就断了语音通话。

如果不是我妈电话，我会推迟几天回。我妈说：“你爸脸色不大对。”当晚我就买了机票回老家。我爸一向不苟言笑，脸板得更硬了，经年的土地板结了一样。他把面具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最后目光都落在空眼眶上。

“手法像。”我爸说。

“什么手法像？”

“老二。”

我看看我妈。我妈小声说：“你二叔。”

“他不是早死了吗？”

“是失踪。”我爸纠正，“再没回来，就当死在外头了。”

有点蒙。我竟然听了四十年的假消息。

我爸一屁股坐到老式藤椅上。“老二发火时，嘴里吼的跟录像里那声音一模一样。”

二叔是我二爷爷的儿子，从小和我爸一起跟我爷爷学木工，天赋极高。我爸说：“他最拿手的是面具，得你爷爷真传。”十八岁，我二叔就跟胡安一样，能把空眼眶挖出眼神来。

我爸也是个木工好手，其他的活儿都不比二叔差，但面具之眼不及。那时二叔代我爷爷给县剧团做面具。某天早上，我爸先到工房，看见我二叔头天做的面具放在案子上，虽然尚未彻底完工，但那空眼眶里流转出的眼神依然诱人。我爸说，他的嫉愤之火瞬间拔地而起，关上板门，拿起刻刀。刀刃刚切进木头，二叔推门进来，大吼一声，把我爸揪翻在一堆木屑刨花上。二叔拿起面具，对着右膝盖猛地一磕，薄薄的面具裂成五瓣。

“爸，您确定二叔吼的跟胡安说的一样？”

“年头太久，”我爸的声音衰弱下去，“听到你那个什么玛雅人胡安的声音，我好像又想起来了。”

“然后呢？”

“你二叔第二天没来干活。第三天也没有。从此就消失了。”

消失既久，形同消亡。

二叔唯一的遗迹，是挂在山墙最高处的面具——碎成五瓣又拼接到一起的颜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颜回的这出“侍读”孔子的地方戏，主要是演来供批判之用。颜回的右眼五十年前被我爸挖了一刀，眼神只能斜视了。我爸让我把玛雅人面具也挂上墙，跻身于众多面具中间。我爸盯着挂好的面具，背着身问我：

“你说，那个胡安是什么人？”

“墨西哥玛雅人啊。”

半个月后，墨西哥的出版商给我邮件，他去了奇琴伊察。很遗憾，掘地三尺也没能找到胡安。他雇了一名当地的向导，驱车到了那条砂石路的尽头。他看到了那块大石头，但转进热带雨林后，披荆斩棘走了两个半小时，也没发现哪儿有林中空地，更没见着视频里的那座金字塔。

“全是树，一棵接一棵的树。”他用诚挚的文字跟我说，“兄弟，我尽力了。”

鉴于我们长期愉快的合作，我想我不应该对他有所怀疑。

（有删改）

路标

王愿坚

天边上，最后那一小块挂着晚霞的云彩，轻轻飘闪了一下，眨眼工夫就消失了。（甲）夜色，像块奇大无比的灰布，悄悄地伸展开来，罩住了整个草地。

通信员罗小葆一手拄着那根用来探路的木棍子，一手抓着腰间那块小木牌，呆呆地看着这夜幕四合的情景，不知要往哪里走。

过去的六天里，他都是跟在连队里走的，他用不着打问路线，用不着辨别方向，只要把自己那块心爱的小木牌往老班长背包上一挂，瞅着它一步不落地走就行了。那块识字木牌，比一本书略大点儿，刮得溜平，上面还刷了两遍桐油。这是在遵义地区休整时，老班长给他做的。从那时候起，他每天请小文书在上边写上几个生字，然后一边走，一边认。

谁想到，就在今天中午时分，部队遭到了突袭，老班长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就在老班长被扶上担架的时候，他突然挣扎着欠起了身，把识字牌递到小罗手里，指着上面新写的“北上抗日”四个字，问道：“都认识啦？”

“认识……”小罗的喉咙哽住，说不下去了。他扑在了老班长的怀里。

“意思呢，一定要搞清楚，这是个战略问题哩！”老班长把小罗抱紧了，像过去一样讲起来，“毛主席说过，往北走，出草地，到陕北，去……”他急剧地喘息起来。

“去迎接抗日高潮！”小罗一下子把话接过来。

他想起要去给老班长弄点儿水喝。可当他找来了一小碗干净的清水的时候，连队已经走远了。于是，他掉队了。到了这时，他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跟在队伍的行列里是多么幸福，也真正感到了辨别方向的重要。

一个个草墩被他踩到了脚底下，一道道烂泥河沟被他跨过了……

忽然，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星火光。这火光，被草地的水汽笼罩着，发出一环环色彩斑斓的光圈，映照着这黑沉沉的草地，也照亮了罗小葆的心头。

一堆堆篝火余烬的旁边，同志们有的躺着，有的背靠背坐着，都在香甜地睡着。罗小葆小心地绕过他们，走向一堆还在燃烧着的篝火边，这才看见在对面还坐着一个同志。只见这个同志坐着一个小衣包，一只臂肘靠在一只铁皮箱子上，膝盖上搭着一张地图，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看一会儿，抬起头，凝神思索一会儿，拿红铅笔在图上做个记号。

他看着那个同志手里的地图，忽然生出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终于使他憋不住低低地喊了声： “报告！”绕过火堆，走了过去。

那个同志慢慢地从地图上面抬起了头。

看着那慈祥的笑脸，罗小葆的拘束一下子消失了。他又向前迈了一步，指着地图说：“你是领导同志吧，你一定知道明天的行军路线……”“路线，当然有啰！”领导同志抓住了小罗的手，拉他在铁皮箱子旁边坐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红圈，说道，“看，一直往北，走上半天多点，就是班佑——就走出草地了！”

“真的？！”罗小葆高兴地叫了声。

“来，先开饭！”领导同志用笔杆夹起了一粒胡豆，吹了吹，轻轻放到了小罗的手心里，然后从文件箱上的一个大铜墨盒底下抽出一张纸，动手写起字来。

“不，我也还有任务哩！”罗小葆把擦干净了的识字牌放到领导同志面前，要求道，“我今天的课还没上呢！同志，教我几个字吧！”

“学习？好！”领导同志看着识字牌，赞许地点了点头。他拿起毛笔，转身把笔尖在身边草叶上的露珠里蘸了蘸，又在墨盒里匀了匀，挥笔写下了四个大字。

他用笔尖指点着，逐字念着：“向、北、前、进！”罗小葆也跟着念：“向北前进！”

“向，就是方向的向……”领导同志逐字讲解起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语调很慢，讲得那么仔细，又那么清楚。

罗小葆用心地听着。随着讲解，在他面前展现了一幅壮丽的情景：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正在向着北方，向着陕北的高原大步前进。

“字，就这么讲。”领导同志讲完了，又和蔼地问道， “那么，为什么要‘向北前进’呢？”“我们红军要北上抗日。”

“还有呢？”

“还有，”小罗歪着脑袋想了想，“那里有陕北根据地，我们红军可以休息、整顿、发展……”领导同志点点头，高兴地笑了。他亲切地揽住了小罗的肩膀。

罗小葆念着，认着，写着，把这几个字记在了心坎上。这四个字和领导同志的讲解把他引向了北方，引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仿佛眼前这一堆篝火化成了一簇花，像他家乡的映山红一样的花，这是陕北根据地。

罗小葆醒来的时候，天已亮了。（乙）东天上一抹朝霞正在上升、扩展，在广阔的草地的东侧，一轮红日正跃出地平线，把整个草地照得透亮、火红。

这时，一个背驳壳枪的红军战士走过来，微笑着说：“毛主席要我等部队出发的时候再叫醒你。”罗小葆惊住了：“毛主席？”

“是啊，昨天你不是和他一起待了半夜？”罗小葆急问：“毛主席在哪儿？”“在前边！”警卫员朝北一指，“带着部队出发了。”

罗小葆激动地一跃而起，向着部队走去的方向奋力跑去。红军长征的部队，正一路路、一行行，踏着开满鲜花的草地，向北走去。他们走着，在没有路的荒凉草地上踩出了路。

罗小葆跑了一程，来到一棵丈把高的树下。他停住了脚，注视着正在走向前来的红军队伍。突然，他折下了一截树枝，把他那心爱的识字牌牢牢地挂在树杈上。

“向北前进”四个亮闪闪的大字，像一个金色的路标，指向革命进军的方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