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卿嫂（节选）

白先勇

    不知怎的，我老觉得这两姐弟跟别人很不一样。比如说吧，胖子大娘也还不是有一个干弟弟叫狗娃的，可是她对他一点也不热络，一径骂他做臭小子，狗娃向她讨些我们厨房的剩锅巴要吃一顿臭骂，才捞到几包；可是玉卿嫂对他干弟弟却是相差得天远地远。

    平日玉卿嫂是连一个毫子都舍不得用的。我妈的赏钱、她自己替人家织毛衣、绣鞋面赚来的工钱，一个子一个子全放进柜子里一个小漆皮匣子中，每次到了月尾，我就看见她把匣子打开，将钱抖出来，数了又数，然后仔仔细细的用条小手巾包好揣到怀里，拿到庆生那儿去。

每次玉卿嫂带我到庆生那里，一进门她就拖着庆生到窗口端详半天，一径问着他这几天觉得怎么了？睡得好不好？天亮咳得厉害不厉害？为什么还不拿棉袄出来，早晚着了凉可怎么是好？天凉了，吃些什么东西？怎么不买斤猪肝来炖炖？菠菜能补血，花生牛肺熬汤最润肺——这些话连我都听熟了。

    玉卿嫂真是什么事都替庆生想得周周全全的，垫褥薄了，她就拿她自己的毡子来替他铺上；帐子破了洞，她就仔仔细细的替他补好；她帮他钉纽子、做鞋底、缝枕头囊——一切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情，她总要亲自动手。要是庆生有点不舒服，她煎药熬汤的那份耐性才好呢，搅了又搅，试了又试。有一次庆生感了风寒，玉卿嫂盘坐在他床上，拿着酱油碟替庆生在背上刮痧时，我直听到她刮了多久就问了多久：“痛不痛？我的手太重了吧？你难过就叫，噢。”忽儿她拿着汗巾子替他揩汗，忽儿她在他背上轻轻的帮他揉搓，体贴得不得了。

    玉卿嫂对庆生这份好是再也没说了，庆生呢，要是依顺起来，也算是百般的迁就了，玉卿嫂说一句他就应一句。然而我老觉得他们两个人还是有点不对劲，不知怎么的，玉卿嫂一径想狠狠的管住庆生，好像恨不得拿条绳子把他拴在她裤腰带上，一举一动，她总要牢牢的盯着。庆生的手动一下，她的眼珠子就转一下，我本来一向觉得玉卿嫂的眼睛很俏的，但是当她盯着庆生看时，闪光闪得好厉害，嘴巴闭得紧紧的，却有点怕人了。庆生常常给她看得发了慌，活像只吃了惊的小兔儿，一双眸子东窜西窜，似乎是在躲什么似的。我一个人来和庆生玩还好些，我们下着棋有谈有笑，他一径露着一嘴齐垛垛的牙齿，好好看。

    要是玉卿端坐在旁边，他不知怎么搞的，马上就紧张起来了，心老是安不下来，时不时就拿眼角去瞟玉卿嫂一下，要是发现她在盯着他，他就忙忙垂下眼皮，有时突地两只手握起拳头，我看到他手背的青筋都暴起来了。说起来也怪得很，庆生虽然万分依从玉卿嫂，可是偶尔他却会无缘无故为些小事跟玉卿嫂拗得不得了，两人僵着，默默的谁也不出声，我那时夹在中间最难过了，闷得好像透不过气来似的，只听得他们呼吸得好重。

    有一件事情玉卿嫂管庆生管得最紧了，除了买东西外，玉卿嫂顶不喜欢庆生到外面去。为了这件事，庆生也和玉卿嫂闹过好几次别扭。我最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妈到姑婆那儿去了。玉卿嫂带了我往庆生那儿，庆生不在屋里，我们在他房里等了好一会儿他才回来，玉卿嫂一看见他马上站起来劈头劈脸问道：“到哪里去来？”

    “往水东门外河边上荡了一下子。”庆生一面脱去外衣，低着头答道。

    “去那里做什么？”玉卿嫂的眼睛盯得庆生好紧，庆生一直没有抬起头来。

    “我说过去荡了一下子。”

    “去那么久？”玉卿嫂走到庆生身边问着他，庆生没有出声。玉卿嫂接着又问：“一个人——？”她的声音有点发抖了。

    “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一个人！”庆生侧过脸去咳了几声躲开她的目光。

    “我是说——呃——没有遇见什么人吧？”

    “跟什么人讲过话没有？”

    “真的没有？”

    庆生突然转过脸来喊道：“没有！没有！没有！——”

    庆生的脸涨得好红，玉卿嫂的脸却变得惨白惨白的，两个人嘴唇都抖——抖得好厉害，把我吓得连不敢出声，心里直纳闷。他们两人怎么一下子变得一点也不斯文了呢？

北京，南京

侯发山

    老歪这两天特兴奋，以至于晚上都睡不着，鏊子上烙油馍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有人说，睡不着就数羊，数不到一百头就睡着了，老歪连着几个晚上，都数到一万多头了还是没有一点睡意。

    是啊，这事换到谁身上都淡定不了。两个孩子都在电话里说，说他一辈子没出过门，趁着现在还能走动，让他到城里逛一逛，转一转，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想住了就住下来。老歪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赶集时去一趟，县城都没有去过。两个孩子像是商量好似的，说这几天就把车票给快递过来，让他做好准备。去就去吧，住是不会住的，玩两天还是可以的。若是犟着不去，说不定哪一天蹬腿了，会让孩子遗憾终生的。

    村里人说，老歪该享清福了。可不是吗，老歪的一双儿女都成家立业了，都出息了，他还不该享福吗？

    老伴走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小，儿子六岁，女儿三岁。当时，亲戚朋友都劝老歪再找一个，说孩子没妈不行。老歪那时还是小歪，挺倔的，说啥也不找。他说，有了后妈，不一定是孩子的福气。就这样，他既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泪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大学。两个孩子也算争气，学业完成后都留在了城里。唯一遗憾的是，两个孩子不在一个地方，儿子在北京，女儿在南京。

    两个孩子还算孝顺，没少给他打钱，没少给他寄东西，电话里也没少说话。他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也曾邀请老歪到城里去，尽管老歪也特想去，却一直没有成行，他怕给孩子们增加负担，现在不一样了，都有房子了，都成家了，该去看看他们。这次邀请他进城，也就是在前几天的电话里说的。

    就这样，老歪睡不着了。

    北京？还是南京？这几天，村里人见了老歪，都会这样问他。不少人给他出主意，有的建议他去北京，说北京有毛主席纪念堂，有天安门城楼；有的建议他去南京，说南京有中山陵，有雨花台。

    老歪呢，咧着嘴嘿嘿直乐。说实话，他也没决定好到底是上北京还是下南京。这两个孩子也真是的，说寄车票都寄车票，说不寄都不寄。

    儿子在北京上班，房子买在了河北，每天上班要提前三个小时。唉，上个班就这么远，也真难为儿子了。儿子是去年结的婚，媳妇是日本闺女。他们举行的是集体婚礼，单位操办的。恰好老歪当时刚参加过本村的一个葬礼，按农村阴阳先生的说法，不宜再去参加婚礼，就没有去。他们也没回来过。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老歪没见过媳妇的面，不能说没见过——儿子给老歪买了个智能手机，在手机里见过，还给他拜过年呢，叽里咕噜的，像是鸟语。儿子说那是问候老爸新年好的。老歪想等到孙子出生后再过去，视频了几次也没见媳妇的肚子大起来，老歪也不好意思问儿子，当然，更不好意思问媳妇了。儿子似乎知道老歪的心思，在上次的电话里却轻松地说，他们不打算要孩子了！这还了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得去好好数落数落儿子。

    这边牵挂着儿子，那边女儿也连着心。女儿在南京上的大学，女婿是她大学期间就认识的。今年五一结的婚，女婿是南京一家企业的老板。哼，老板有啥了不起，收破烂的也叫老板——去年村里来了个收破烂的，临走给了老歪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回收公司总经理”。女儿是旅游结的婚。老歪见过相片，女婿是个秃顶，年龄也不小了，似乎比老歪小不了多少，女儿说他是二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女儿一直没把女婿领回来过。这个女婿不是外国人，是苏州人，说话也听不懂。女儿说，这个老板带来两个孩子，她自己不打算再要了。啧啧，女儿真傻，没有一个亲生的会中？都说闺女是爹娘的小棉袄，儿子指靠不了，还得依靠女儿呢。女儿过不好，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

    到底是去北京还是南京？去北京，女儿不高兴，去南京，儿子不高兴。有了，谁的票到的早去谁那里！主意一定，老歪才想起收拾自己，去镇里洗了澡，破天荒请人搓了搓背，理了理发，刮了刮脸，还拿出新衣服让邻居家的媳妇给熨烫了一下。

    过了一天，老歪收到了一个快递员送来的两个快递——两张卧铺车票——一张去南京的，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上的车次居然是同一天时间！

    快递员的到来早已把左邻右舍吸引过来了，他们相互传递着火车票，眼里写满了羡慕，还一边取笑老歪：你不会分身术，看你这次去哪里！

    当天晚上，老歪捧着妻子的相片喃喃自语：我是指望到时带上你去城里逛一逛，现在不可能了。我决定了，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守着你。说罢，老歪那沟壑纵横的脸上淌满了泪水。

    去南京的车票是儿子寄来的。去北京的车票是女儿寄来的。

没文化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去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四处打量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朵丫子上去了。

    姑妈一生从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个老式圆角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当垃圾扔掉。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定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也有文化气息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

    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一只小灰鸭》《小红帽》《一个士兵》等。这几本书薄薄的，没多少页码。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这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呢。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儿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在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大门前的沉思》。普希金的诗还算强点儿，《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他零零碎碎地记得几个片段，可也都是两三行而已。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迁入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了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定做的书柜的尺寸，计算了定做费用。那位师傅很快就给出了预算，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偶然在一个展销会上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梳妆台镜子上方还安装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道，“把这些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这整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平板电脑。”

    儿子说完又把耳塞塞进耳朵，伴着音乐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竟然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老婆！”他怒吼道，“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科利亚出差了两个星期。他回来时，姑妈的那些书已经没了踪影。他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套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只有三本书幸免于难，这三本书一直在他床底下放着，他从来没拿出过，但名字似乎还记得。好像一本是《鼠疫》，很有哲理，但非常枯燥，一看就犯困，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可笑，叫加缪①，像白兰地的名字，所以他记住了。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注]①加缪：全名叫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醉意的境界

单士兵

    又被贬谪，临近不惑之年，命途却还如此多舛，这让欧阳修内心有些压抑不住的忧伤。在汴京的大殿前，他兀立良久，对着静默的雕梁玉砌，悲叹：此际一别，何时得还？

    滁州在哪里？离汴京有多远？欧阳修不知道。此刻，溢满胸怀的落魄失意，正如潮水一般，一次次漫过。透过岁月依稀斑驳的影子，他看到了自己的身世浮沉。四岁时父亲亡故，是母亲用荻草秆在泥地上教他认字，才有了日后袍笏加身的荣耀，才有了“文章名冠天下”的美誉，然而，现在却又以言获罪。不是近“不惑”了吗？难道是自己越活越糊涂了？

    心里还是很委屈，委屈到想大醉一场，不再醒来。人有时很奇怪，瘦削的肩头能扛起盛名与地位，却撑不起污名与委屈。忘记委屈，也许不难，不就有许多隐逸之士，或是亲近自然，或是沽酒买醉，忘却烦忧吗？就像陶潜，悠然饮于南山，还有阮籍、刘伶，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忘怀避世。特别是那个李白，失意地离开长安后，游山玩水，饮酒作诗，不亦乐哉！

    天更显阴沉了，大风乍起，皇家的亭台楼阁，在北宋的风沙中若隐似无。终于，欧阳修还是抬起了头，是该走了。这时，他反倒有了些坚定，略带解嘲意味地自语道：范仲淹不是早已走了吗？他决定不再去想什么寒窗十年、悬梁刺股了。反正，学成文武艺，是要售与帝王家的。这普天之下，哪里又不是皇土呢？

    耳畔，传来了一声雁唳。振振长衫，撩抚一下长须，欧阳修骑上了那匹瘦马。

    东京渐远，滁州在望，一片青山绿水，比东京要美多了。

    在溪边喝一口泉水，水很清洌，山很秀丽。这让他更清醒了，处江湖之远，摆脱宦海纠葛，在这里，更要经邦济世。“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做不好这地方父母官，岂不枉负了这一方山青水绿？

    处理政务之余，欧阳太守常与官员们去看明丽多姿的山水。歇脚时，会在亭中品茶。有一次，他看到老百姓喝不起热茶，只能喝溪涧泉水，便将品香茶改为饮泉水，召集幕僚们议事，也用泉水招待。与民同乐方为乐，能做到这样，这太守让“滁人爱公若父母”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连出家人智仙也被感动，专门修建个亭子，作太守闲看山水之用。这亭子，太守谓之醉翁亭。

    历史漫漫风尘湮灭了太多陈年遗踪。当初，又有谁会想到，就是这一方亭台，竟然会成为后人公认的“天下第一亭”呢。的确，太守文章写得好，使“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不过，千古醉翁亭，恐怕还在于其笼罩着一种不朽的醉意，千年来，从未飘散，历久弥浓。这醉意，不会诱人避世沉沦，反而催人醒世勃发；这醉意，让人明白，这世间真正值得沉醉的，不是美酒，不是仕途，而是山水，而是黎民苍生的喜忧。带着这份独特的“醉意”，此后，他在扬州，施行“宽简之政”，那“文章太守”做得更是没话说。

    一个人，有再多的委屈，历史也是不会陪你哭泣的，它只会记得你的贡献。往事越千年，如今欧阳修从历史幽暗的一隅走出来，闪光的，不只是锦绣诗文，还有为官善治。著文倡道，见心明志，说到底，不是在纸上，而是用于现实。就像欧阳太守说，“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 。这里的“文”，说的可不只是诗酒文章，更大的指归是：以生命入世，推动历史的车轮。

    现在，我们还真得感谢北宋庆历五年的贬谪事件。要不然，庆历六年，中国文坛上又怎么可能同时诞生《醉翁亭记》与《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雄文呢？这边厢，欧阳太守醉于山水，与民同乐；那边厢，范仲淹吁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可谓，生死一知己。欧阳太守在人生的起伏颠折中，自责自求，亲历亲为，不就是将范氏“忧乐”蕴含的至高境界，收归于“醉意”二字之上吗？这样充溢着入世精神的醉意，不就是世间最高境界的醉意吗！

翠姨之死

萧红

    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郊原上的草，转折了好几个弯儿才钻出地面，草儿头上还顶着那胀破了种粒的壳，发出一寸多高的芽子，欣幸地钻出了土皮。放牛的孩子在掀起了墙脚下面的瓦时，找到了一片草芽了，孩子们回到家里告诉妈妈，说：“今天草芽出土了！”妈妈惊喜地说：“那一定是向阳的地方！”春带着强烈的呼唤从这头走到那头……小城里被杨花给装满了，大街小巷到处飞着，像纷纷落下的雪块……春来了，带着呼唤，带着蛊惑……

    翠姨和我的堂哥大概是恋爱了。

    翠姨十八九岁，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地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翠姨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里念书，而她没有，她想什么事我都比她明白。

    到夜里，我住在外祖父家里，她就陪着我也住下。每每睡下就谈，谈过了半夜。

    翠姨会弹大正琴，就是前些年所流行在中国的一种日本琴。她还会吹笛子。我的堂哥钢琴弹得很好，吹萧吹得也好。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回到家里，大讲那里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的故事。翠姨听了很多的故事。

    过了不久，翠姨就订婚了。她的未来的丈夫，我见过，人长得又矮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四耳帽子。

    她不知道那是她的什么人，她只当是哪里来了这样一位乡下的客人。

    有一年的冬天，刚过了年，翠姨来到了我家。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哥，正在我家里。他人很漂亮，很直的鼻子，很黑的眼睛，嘴也好看，头发也梳得好看，人很长，走路很爽快。大概在我们所有的家族中，没有这么漂亮的人物。翠姨一直在看堂哥。

    翠姨订婚，转眼三年了。正这时，翠姨的婆家，通了消息来，张罗要娶。翠姨一听就得病了。

    没几天，她的母亲就带着她到哈尔滨办嫁妆去了。偏偏那带着她采办嫁妆的向导，又是堂哥介绍来的他的同学。他们住在哈尔滨的秦家岗上，风景绝佳。那男学生们的宿舍里边，有暖气，洋床。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像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翠姨受了他们不少的尊敬，请她吃大菜，请她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上车让她先上；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不用说，买嫁妆她是不痛快的，但那几天，她总算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经这到哈尔滨去一买嫁妆，翠姨就不愿意出嫁了。

    她说她要念书，开初外祖母不肯，到后来，她说若是不让她读书，她是不出嫁的。

    念了书，不多日子，人就开始咳嗽，而且整天地闷闷不乐。

    翠姨越来越瘦了，堂哥到外祖母家看了她两次，也不过是吃饭、喝酒，应酬了一番，而且说是去看外祖母的。堂哥回来也并不带回什么欢喜或是什么新奇的忧郁，还是一样和我们打牌下棋。

    她的婆婆听说她病重，就急着娶她，因为花了钱，死了不是可惜了吗？翠姨听了，就只盼望赶快死，拼命糟蹋自己的身体。

    母亲记起了翠姨，叫堂哥去看翠姨。母亲拿了一些钱让堂哥给翠姨送去，说是送给她让她随便买点什么吃的。男子是不好先去专访一位小姐的，，这城里没有这样的风俗。堂哥进去了，坐在翠姨的枕边，他要去摸一摸翠姨的前额，是否发热，他说：

    “好了点吗？”

    他刚一伸出手去，翠姨就突然地拉住他的手，而且大声地哭起来了，好像一颗心也哭出来了似的。堂哥没有准备，就很害怕，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堂哥看了看翠姨就退出去了，从此再没有看见她。

    ……

    堂哥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

    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接着杨花飞起来了，榆钱飘满了一地。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年轻的姑娘们，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打着衣样，白天黑夜地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1941年7月

（节选自萧红《小城三月》）

黑人兄弟的礼物

刘成章

    我居所的后院，杂草之隙，花方种，树初栽，此情势虽然时时引人憧憬，但自知一两年之内绝不会风光醉人。院子的三面是院墙，由一片片竖置的木板连接而成。因为长年累月的日晒雨淋，木板已由黄变黑，有的地方甚至已经破败不堪，遇上刮大风的天气，那些破败的地方有时还会“啪啦啦”作响。

    墙那边是我们的邻人，这儿的老住户，从他家的房子和汽车看，生活并不怎么富格，可是他非常注重庭院的美化，各种花卉姹紫嫣红。他沿墙根种了好多树木，枝梢已隐约闪出墙头。那些树冠就像一包包深绿、浅绿以及紫红 的汁液，全都泼在墙头上了，汁液涌动欲沿墙下流。好一个郁郁葱葱的墙头！

    后来我发现，那碧绿的墙头，播出了淡淡的清香。扁圆的绿叶丛中，绽开了许多星星一样的小白碎花。这棵开花的是什么树呢？是橙子树吗？不敢断定。半个月之后，小白花变成了小果，豆粒似的，通身绿色。随着小果的长大，渐渐地，我认出了：它的确是橙子树！

    到了秋天，橙子熟了，颗颗都像宝石雕成的球体，浑圆，凝重，笑呵呵地在枝头挂着。挂在墙的这边，挂在墙的那边。这边，那边，都有一样的色彩和分量，都闪着光，都把树枝压弯了。作为一个少壮年华已逝的风霜之人，面对如此美、如此灿烂、如此硕果累累的橙子树，我欣然，羨然，甚至有点儿忌妒。

    这期间，我常常看见邻人采摘果实，有时还看见他们登上梯子，去够高处的、树梢上的橙子。好多日子过去之后，他们不再摘了，但他们并没有摘完。我发现其中似有用意，因为一树金橙，墙那边已是光光的了，一片空白；但墙上方和墙这边的，竟悉数留了下来。难道这橙子是留给我的吗？想到此，我一怔，心里有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感动。不过又想：邻人究竟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我又困惑了。然而岁月的河水滚滚奔流，一个月的浪头过去，两个月的浪头过去，整个冬天的浪头都过去了，第二年春天的浪头也过完了，橙子又开花了，星星一样的小白碎花又缀在枝叶间，那几十颗金光耀眼的橙子，却依然高悬在墙头、枝头、我的心头。

    结论，终于明白无误地摆在美利坚四月的天空之下了。

    谢谢你了，我的芳邻！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礼轻仁义重。你的情意是比洛矶山还要重的，我们全家感谢你！

    不过我只是这样在心里念着，嘴上一直没有说出。而邻人也一直没有向我们表示过馈赠之意。但是可以完全肯定的是，双方的意思互相都明白了。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心照不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丽境界。浓浓的情意，是无须点破的。

    邻人是地道的黑人，我们的黑皮肤的兄弟。我对自己曾经听信了关于这个族裔的一些偏颇说法感到愧疚。在人性严重扭曲异化的当今世界，黑人兄弟身上保留的这种古朴民风，使我想起了信天游永在山间飘荡的家乡。

    一个周末的上午，大概十点多钟了，一颗橙，一颗熟透了的橙，忽然“咚”地一声落在地上，溅起了春风的屑和阳光的屑。但我顾不上细想这些 ， 我注意的只是我6岁的小孙子捡起这颗橙子，要给邻人送去。我毫不犹豫地拦了他，说：“孩子，这是黑爷爷送你的，你剥开吃去吧。不过改曰，咱们要一起去给黑爷爷送套中国茶具。

    说话的时候，我心里冒出一句诗，那诗像我们两家人的友谊一样质朴、洁净。诗曰：“那边的全摘了，这边的永远留着。”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