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中的“在河之洲”所指何地，多年来，从教科书到《诗经》的多种版本，均未明确注释。经我们考证，就在黄河中游，乃河南省济源市坡头镇西滩村也。

    翻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周代的版图上寻觅，便可以看到在万里黄河的中游，有一片像小岛似的滩涂，奔腾的黄河水，其主河道从这里一分为二，围绕着这片滩涂形成南北二水之势。然后，在滩之东端又合二为一，卷起滔滔巨浪，东流入海。这片多达万亩的滩涂，素有“万里黄河第一滩”之称。河南省济源市坡头镇西滩村的人们，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片被誉为“河心岛”的滩涂之上。

    从宏观上看，西滩与《诗经》十五国风“周南”所涵盖的地域有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指周南、召南等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关于周南，《辞海》解释中有“《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留滞周南’。《集解》谓即洛阳；《索隐》谓陕以东皆周南之地”之语。西滩与洛阳仅一河之隔，应属周南的统治区域。国风中的不少诗篇也都是河南地区的民歌。

    从微观上说，黄河古代称河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我国江河众多，但在古代尤其是汉代之前，除黄河外，所有的水系都不能称河。

    在周代的版图上，西滩可以说是万里黄河之中唯一人类能够定居的岛屿。多少年来，黄河西滩绿树掩映，农舍点点，瓜果飘香，渔舟晚唱，人们自给自足，民不交皇粮，官不征田赋，不谙水性的兵匪毛贼，轻易不敢越河进滩袭扰。村民们如世外桃源般地在此生息繁衍，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和文明。尽管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但是西滩从未被洪水淹没。

    西滩的形成和存在，自然也为《关雎》一诗的创作，奠定了基础，表现诗意的载体也就更加明确。

    《关雎》中的雎鸠鸟和主人公“窈窕淑女”采摘的植物——荇菜，西滩可觅其踪。荇菜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龙胆科类，今名莕菜，别称金莲儿、水荷、水葵。据《诗经植物图鉴》载：“荇菜分布于中国南北各省以及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生育于池塘及流动缓慢的溪河中。”1987年，济源中草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在普查过程中，也在济源王屋山区的小溪边和黄河沿岸发现了大量生长的荇菜，当然也就包括西滩了。

    另外，从唐诗中也可以看出，西滩在古代就曾是古人的游览胜地。唐代诗人温庭筠有《河中陪帅游亭》诗曰：“倚阑愁立独徘徊，欲赋惭非宋玉才。满座山光摇剑戟，绕城波色动楼台。鸟飞天外斜阳尽，人过桥心倒影来。添得五湖多少恨，柳花飘荡似寒梅。”曾在王屋山学道的唐代诗人李商隐，也有《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诗云：“万里谁能访十洲，新亭云构压中流。河鲛纵玩难为室，海蜃遥惊耻化楼。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长与蒲津作胜游。”

    如今，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国家又在其下游15公里处修建了二坝——形成了一个23平方公里的西霞院反调节水库。昔日宁静的西滩，夹于其间。新西滩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小岛，但它无疑是一个充满人文特色的新景点。

（摘编自姚景强李立政《“河之洲”在哪儿？》）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我们享有“烹饪王国”的美誉。

    我国的烹饪技术讲究食医结合，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有五味调和的境界说。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在《礼记·月令》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种，并产生了“五味”说，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和”不是“同”，是建立在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通过协调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

    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日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家教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溶“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节选自《光明日报》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

    传统中国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强调官员对民众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因此，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明就成了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而西方更着重于法典与制度的完备与执行，更为相信“法”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这就使得传统中国与西方在“官吏”的定位方面出现非常大的区别。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熟稔和贯彻为考核依据，局限在公权力领域，官员的私人领域并不影响其公权力领域的职位与权威。而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老爷”，被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和德行考察。如上所述，传统中国对官员的监督，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形成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在选任程序上，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明代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有人身安全的保障。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曾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进行廷杖、除名、贬谪、下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时，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节选自《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有删改)

生命的态度

朱良志

    ①朱光潜先生在谈到审美态度时，曾以古松作比喻，说人们对待古松有三种态度：古松是什么样的松树，有多少年份了，这属于科学的态度；古松有什么样的用处，这是功利的态度；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古松，发现古松是一种美的形式，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这是审美的态度。在审美态度中，古松成了表现人情趣的意象或者形象。

    ②其实，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与以上三种态度都不同的第四种态度，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我生命相关的宇宙。我来看古松，在山林中，在清泉旁，在月光下，在薄雾里，古松一时间“活”了起来，古松成了一个瞬间形成的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我的“发现”使古松和我、世界成了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

    ③这第四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用“活”的态度“看”世界的方式，或许“看”还容易引起与外在的观察混淆，称为一个“活”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也许更合适。之所以说它是“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将世界（包括我与外物）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在纯粹直观中创造一个独特的生命境界。

    ④这里的“态度”，又可以说是无态度，它的观照方式其实就是要去除态度。人总喜欢站在世界的对岸看世界，世界在我的对面，是被我感知的存在物、消费的客体、被我欣赏的对象。用这样的态度看世界时，人好像不在这世界中，成了世界的控制者、决定者。而“生命的态度”，则是由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与我的生命相关。

    ⑤王维《辛夷坞》诗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幽深的山林中，泉水淙淙流淌，溪涧边芙蓉花自在地开放，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落，这是一片寂静幽深的世界。又如王维《栾家濑》诗写道：“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在飒飒的秋雨之中，白鹭自在上下，诗人写的是自己的生命感觉。在这里，没有外在的“物”，没有被观的“景”，没有观照的主体，没有被观的对象。在诗人当下的体验中，人与世界共成一“天”，共同形成一个生命宇宙。这个世界，中国美学称之为“境”。

    ⑥中国艺术创造的这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有一些基本特点。它是艺术家在当下的体验中发现的，“境”是体验的真实。像王维《辛夷坞》《过香积寺》等小诗，几乎纯粹是山水花木的描写，没有人，甚至看不出有人的感情。其实，人隐在它的后边，这个生机世界是人在瞬间体验中“发现”的。“境”由心起，没有心灵的体验则没有境界，境界是心灵中呈现的事实。它是浑全的，人与山水草木等外在世界共同形成一个无分别的圆满世界。像吴历“一带远山衔洛日，早手秋影淡无人”诗中所呈现的那样，无人即有人，落日山影，草亭空阔，与我心浑然一体，没有分别，更无别虑，就是一个圆满的世界。最后出现在“境”中的人与山水草木是彼此相关的存在。“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凡常的小院，紧闭的院门，阴沉沉的天气里，寂寞的主人就坐在窗前，眼前是密密的小雨，满目的苍苔。在这里，苍苔、小雨、庭草，都成了诗人的对话者，是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存在者，由这样的存在者共同构成一个意义世界。

（有删改）

    儒家的重义轻利，是不言私利，反对见利忘义，不想因利而害义的观点。从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中也可以看出，孔子不反对“求富”“恶贫”的观点。孟子重“义”轻“利”，提倡“以义为先，不必曰利”的观点，也阐明了人们在待人接物中，只有先讲求了“义”，才可追求没有副作用的大利的道理。后来董仲舒讲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与朱熹讲的“必以仁义为先”也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关于人的利义问题，儒家诸子欲于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那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其主旨就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长远、更大的“利”，从而在这个支点的基础上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修身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孟子的义利观着实开创了义与利理论的新篇章，为后世儒家诸子“义”的学说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础。

    中国儒家“义”的思想千年不衰，其中必然有值得我们当世借鉴的理论。虽然有人认为儒学只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如同“义”这种准则性的学说于当世已经没有价值，但是这些人忽略了儒学对我们民族性格、生存处世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社会的发展可能是畸形的。孟子大义为先的思想，激励着近代革命人士为民族大义前赴后继、舍生取义，让民族于危难中重义轻利，不论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是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重“义”的思想已然成为中国人血液中的因子，融入到危难之时的志士心中。这些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凝结和升华为“见义勇为、大又为先”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

    然而，当今社会中一些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混乱，这些人金钱至上，弃精神道义于不顾，发不义之财，得不义之利。此类以利为上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缺乏诚信、道义的危险信号。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我们的“义利观”应该与时俱进，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欣赏、钦佩并推崇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行为。退一步讲，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义”与“利”的冲突时，我们应该合理地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把“义”放在首位，以义统利。毕竟 “好义”和“欲利”是两种人性，其中虽有交集但并不是不可共存。于个人而言，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不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为人处事应见利思义，应在道德与利益的抉择中站到“义”的一方。

    正如《礼记纂言序》讲“其截然而裁制也，谓之义”。对于此处之“义”，我认为，截然者，乃界限分明之意；裁制者，乃束缚之意。“义”于我们，更多的应是一种道德的准则与精神上追求的目标，有了“义”的准则约束，我们在“利”的遒路上才不会迷失自我。朱子《大学章句序》中说“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或许也是在表达后世的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越来越浅薄，知者已鲜矣。而《大学》的结语又重在义利之辨，颇具深意。或许我们着实需要铭记《大学》的结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由是则使国人以义为先、见利思义；由是则得以国泰民安而天下平；由是才可以实现“明明德于天下”。我们当今需要传承与发展儒家文化“义”中以仁义为先、利益在后的精华思想，让“义”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用“义”这种价值观来引导社会稳步发展，这无疑对当世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摘编自杨喆《义者，宜也——对孟子义利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