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小说始于唐代，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典小说逐渐从萌芽走向成熟。

   “小说”一词始见于《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指的是琐碎的言论，内容如何，不得而知。西汉刘歆在《七略》中提及“小说家”的名称，但所记之书后世不传。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给“小说家”下了定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了文言传说故事或名人轶事的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

   到了唐代，出现了记述奇闻异事的文言短篇小说，名唐传奇。传奇小说产量丰富，除了《聂隐娘》外，代表作品还有《虬髯客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柳毅传》《李娃传》《红线传》《章台柳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梅妃传》《枕中记》等。这些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和典故，常为后世文人所用，宋元明三代不少戏剧故事，都是在唐传奇的基础上继续演绎创作出来的。

   传奇小说的主人公不尽是鬼神，而多是人。或是才子佳人，或是英雄侠客，总之，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上有着各种各样性格的人。比如《聂隐娘》和《红线传》，主角是参与到地方官吏斗争之中的刺客侠士，反映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各股地方势力之间相互斗争仇杀的社会现实；再如《李娃传》和《霍小玉传》，主角是情路坎坷的世族子弟和妓女，反映了唐代士人以迎娶大家闺秀为荣的等级森严的婚姻状况。大唐经济文化的繁荣也为传奇小说提供了无限宽广的创作空间，使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具有较浓的现实和时代气息。

   虽然传奇小说包含丰富的社会内容，但加入了很多纯粹想象的元素。比如《聂隐娘》中描述隐娘与精精儿打斗，说是有红白两面旗帜在床的四周击打旋转，后有一人从空中掉下来。又描述空空儿的神术，说是人不能看见他的变化，鬼不能跟随他的踪影，他能从虎穴进入阴间，能用无形攻击有形。再如《梅妃传》中描述梅妃的魂魄进入唐玄宗的梦境，诉说皇上逃难时，自己死在乱兵手中，有人把她安葬在梅树下，随后玄宗前去挖掘，果然找到尸首。这些记述都超越现实，既惊悚又刺激，要说这些可能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只能说是纯粹瑰丽奇特的想象而已。

   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发现《幽怪录》中诸多篇章已经残缺，但编者却认为残缺亦无妨，因为无关风教。明人、清人比较注重道德教化，做文章要有社会意义，即便言及怪力乱神、奇闻异事，也要奖善惩恶，而唐人，是真爱浪漫，爱作不受现实羁绊的无边无际的想象，一面描写现实社会中的人，一面却赋予他们高于现实的特质，不论有无实际意义。

（节选自梁晓菲《从<聂隐娘>看唐传奇》）

起床为什么那么难

    ①对很多人说，早晨，尤其是双休日之后的周一早晨，有一件必须去做的让人痛苦万分的事——把自己从床上拽起。这种早上起床难的事，相信大部分人都深有体会。

    ②为什么起床这么艰难呢?恐怕不只是因为我们太懒吧。的确，起床的痛苦和我们生理节律的固定周期，也就是生物钟有着密切的关系。

    ③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物，从藻类、真菌直到我们人类这样的哺乳动物，体内的细胞活动都会在生物钟的指挥下跟地球的昼夜变化周期同步。生物钟，实际上是生物体内的一系列蛋白质形成的分子钟。简单原核生物蓝细菌的生物钟只靠3种蛋白质就能形成，而人类需要20种蛋白质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在人体内不同的生物钟时间里，这20种蛋白质的浓度呈现不同的变化，有些蛋白质早晨起的时候浓度高，而有些则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浓度高。有科学家提出，测一测身体内这几种蛋白质的浓度，就能知道生物钟走到了几点。

    ④虽然我们身体里每个细胞中都有生物钟在滴答走动，但是就像全国的钟表都要和国家授时中心保持一致一样，整个身体的钟也要和大脑中的一块区域——视交叉上核的钟对准。这个小小的区域由两个数千个神经元组成的团块构成，它内部的分子钟稳定运行，指挥着全身的生理节律。视交叉上核有时也会根据光照和黑暗，或是进食的时间调整生物钟的时刻。

    ⑤当人早上起床的时候，身体要按照生物钟的指示完成一系列艰巨的任务。当视交叉上核发现到了起床的时间，就会向一种专门负责叫醒身体的神经元发送信号，身体开始为新的一天做准备。先从肝脏释放出葡萄糖，提高血糖水平；然后身体中的激素，例如皮质醇和醛固酮也开始增加；神经元同时激活了自主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负责的是人体那些不靠意识支配的活动，例如你不用自己想着让心跳动，心也会自动输送血液，这就是自主神经在发挥作用，这时人肌肉紧张，血压升高、新陈代谢也加快，终于可以爬起床。

    ⑥如果生物钟和我们的闹钟精确同步，那起床倒也没那么难。问题就是，生物钟的周期和地球自转的周期并不是精确相等的，研究表明，人体内生物钟的时间一天要比地球的一天长10到20分钟，所以每天早上生物钟都要比正确时间慢上一会。科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让志愿者在离开地面很深的地洞里生活一个月，没有太阳光线，没有时间信息，完全与外界社会隔离，结果发现，这些人将会每天都比前一天晚起床十几分钟，到一个月实验期结束时，那些志愿者都成睡仙了。这说明人体生物钟的“睡眠—觉醒”节律的周期比地球自转的24小时长一些。人体为了使自己的生物钟周期保持与地球自转周期相一致，就会通过外部的太阳光调整自己每天早上的起床时间，这种努力校正自身节律以适应自然节律的方式，当然使自己起床很艰难。

    ⑦周一至周五的话，我们的生物钟虽然每天都慢一点，但每天也都会按照实际时间进行校准，这样只是早起了十几分钟倒也还能忍。而到了双休日就不一样了，要是你周六周日都睡到自然醒的话，到了周一，生物钟连续慢了3天没有校准，就已经比实际时间晚了最多有1个小时了。提早1小时起床，不用说也知道如同遭遇酷刑。所以，要是不想让周一早晨太难受，就不要在周六周日放纵自己，也按照平时的时间起床就好了。

（摘自《百科新说》2011年第5期）

习家池的修禊习俗

刘克勤

    修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说：“禊者，洁也。谨按《周礼》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但从《诗经·溱洧》来看，修禊由纯祭祀活动逐步演变为带有节日性的活动。三月桃花盛开，百花馥郁，河水荡漾，水盈碧泛，阳光明媚的时候，郑国的青年男女到溱洧两水上沐浴，以洁身除秽邪之气，临别互赠花草。《韩诗》载：“郑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这应该就是修禊的前身。

    但是到了两汉，修禊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神秘繁复的色彩减少了很多，祭祀只是象征性的，在水曲隈处喝酒吟诗成了主要内容，成为一种官民同乐的高雅有趣的节日活动。到了宋代其内容已经是根据喜好随意增减了。文人雅士多曲水流觞，临河赋诗歌咏。一般民众则游春踏青，赏览春光。

    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修禊集会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父子、谢安、孙绰等共41人在山阴（今绍兴）兰亭举行的。贤士名流分列两岸，参差坐于茂林修竹中，曲水赋诗，纵酒狂欢。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影响巨大波及全国的修禊活动是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的三次“红桥修禊”，主持者皆为名士，参加者近万，规模空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举。其方式是在洗濯后，列坐水畔，随水流羽杯，举觞吃酒，吟诗作词。

    襄阳也是一个有修禊传统的地方，而习家池就是主要的修禊地点。《湖广通志·襄阳府》载：“县东十里，有白马泉，晋习凿齿居焉，因名习家池。”宋祝穆撰《方舆胜览·襄阳府》载：“每年三月三日，刺史禊饮于此。”六朝时的《荆楚岁时记》云：“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水滨，为流杯曲水之饮，取黍曲菜汁和蜜为饵，以厌时气。”

    襄阳习家池修禊习俗极可能源于东汉。但是，从东汉到隋没有文字记录。发现最早的修禊诗文是孟浩然《襄阳公宅饮》诗：“窈窕夕阳佳，丰茸春色好。欲觅淹留处，无过狭斜道。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写修禊之时，习家池风景无限。“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则写禊饮者的神态和曲水流觞的场景。

    记载比较详尽的一次习家池修禊是清道光五年（1866），习家池改扩建及灌溉工程完成，应官民要求，太守周凯亲自主持了这次庆祝落成暨修禊活动。是日，习家池松簧交翠，桃柳夹岸，泉涌石洑，潺湲邅回，七十多位嘉宾、耆旧、士人、幕僚列坐池滨。曲水流觞，大家各赋诗一首。可惜这些诗今日未能目见。从周凯其它诗中我们约略可见，“盈盈水一泓，清浅鉴毛发”“胜事不可追，兰亭久消歇”“烹泉坐池上，默默问残碣”，便勾勒出当时的情景。这次修禊，成为襄阳历史上传为美谈的盛事。

    孟浩然诗曰：“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襄阳，胜迹如林，修禊之事为何独情于习家池？习家池亦称高阳池，乃东汉初襄阳侯习郁所修建，为中国私家园林鼻祖。此处藏气聚风，名士辈出，为文人骚客垂青偏爱。高僧曾在此“弥天”，孟浩然有涧南居；李太白且醉池上亭，杜工部清思汉水上；李商隐曾共山翁把酒时，皮日休十宿高阳忘却回；白居易赋诗借良驹，欧阳修《醉翁亭记》续新词。习家池为文人雅士提供了最好的山水环境。他们的逸志闲情，往往在乐山爱水中，托酒而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故习家池有“醉酒诗千篇”美誉也。

    习家池修禊，在乎山、在乎水、在乎酒、在乎意境矣！

美天文学家提出星光罩理念

    在搜寻太阳系外行星时，遇到的最主要阻碍不是太空光学望远镜有限的观测能力，而是恒星发出的强烈星光。它淹没了恒星周围行星的反射光，让人们无法观测行星。至今，在解决星光问题上，科学家采用的常规做法是在太空光学望远镜的镜头前安装遮光罩来遮挡星光。然而，遮光罩的方法存在局限性，部分原因是光线在遮光罩周围会产生衍射，从而影响对太阳系外行星的观测。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科罗拉多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主任韦伯斯特·凯什宣称找到了解决星光问题的更好方法——将遮光罩从太空光学望远镜前取下，放置到太空中。据7月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介绍，凯什基于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菲涅耳创立的光学理论，设计出一种专门用来搜寻太阳系外行星的太空望远镜系统，这一系统由“恒星遮光板”和太空望远镜两部分组成，该星光罩呈花瓣形状，直径大约35米，安放在离太空光学望远镜2万公里的太空中，“花瓣”用来遮挡恒星的光芒，而“花朵”中间的孔洞可以供行星发出的微光通过。这不仅能够免去光线衍射现象，同时也能几乎完全阻挡住强烈的恒星星光。当天文学家要聚焦观测某个特殊的星系时，他们可以让星系、太空中的星光罩和太空光学望远镜处于三点一线，最终在没有星系星光干扰的情况下研究恒星附近的行星。

    凯什介绍说，他用计算机模拟和1/1000大小的模型对花瓣形状的星光罩进行了测试，两者的结果均显示星光罩能够极大地减少星光的干涉作用。如果将星光罩同先进的望远镜（如美国宇航局计划于2013年发射的韦伯太空望远镜）相结合，天文学家就可以直接获得太阳系外行星的成像。凯什估计，星光罩和光学望远镜这种一前一后的设计能观测到远在100光年处的行星，因此在以地球为球心、半径为100光年的宇宙天体中，那些类似太阳系的星系都可以是其研究的对象。

    对于凯什提出的方案，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太阳系外行星专家马克·库兹内表示，星光罩的概念没有得到相关的检验，因此可能会出现无法意料的技术问题。加州工学院的太空望远镜专家查尔斯·贝奇曼就认为，让星光罩精确地在某个位置稳定一定时间以便望远镜捕捉到行星图像也许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凯什表示，最新提出的设计方案比现有的方法具有更佳的光学特性，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凯什说，“恒星遮光板”可以让恒星发出的光芒衰减百亿倍，使太空望远镜能观测到行星，甚至辨认行星上大陆、极地和海洋等地貌特征，以及甲烷、氧气和水等可能与生命有关的物质。

    ①客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具有显著特性的汉族民系，是汉民族中的一个地缘性群体。而客家文化是这个群体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和改造生存条件而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一旦这种文化产生，它就成了该群体的识别标志及维系该群体生存与发展的最核心的力量。换句话说，没有客家群体，就不会有客家文化；但如果没有客家文化长期稳定的发展，客家群体也不可能具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经过数百上千年之久。

    ②客家人的先民是从中原地区来到岭南地区的，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或为军队戍边，或为躲避战乱。初以平民为主，后有文人贵族。而历史上的客家人因各种原因，又从岭南地区继续外迁。当今客家民系分布很广，其中粤闽赣边三角地区是其主要聚居地，在国外以东南亚为主。所以，客家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移民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在客家迁徙史和客家文化的诸多方面中，都突出体现了客家精神的丰富内涵，而其精神的核心又在于团结和奋进。

    ③首先是客家先民自身团结的精神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使他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而不被迁徙地的土著同化。江西赣南，广东梅州地区的多层梅州围龙屋、永定的土楼、长汀的九厅十八井等典型的客家建筑，既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支奇葩，也是客家人团结奋进的象征。

    ④在永定的一些大型土楼内，有石柱雕联、石鼓承柱、雕梁画栋；有天井、花园、假山、盆景、鱼池，美不胜收。甚至还有土楼附设学堂，楼有楼名，柱有雕联，如“振成楼”、“振纲立纪，成德达才”，教人遵纲纪，重德才，奋发进取。这些文化印记无不闪耀着中原文明崇文尚武、耕读传家的精神光芒。

    ⑤其次，这种团结奋进的精神特质，还表现在对异族文化的博采和涵化上。客家先民的南迁，是中原的汉人与迁徙地土著长期斗争而又走向团结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共同体。今天的客家，绝不单靠入迁的中原汉人的自身繁衍，而是经过与当地民族融合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也有其他民系迁入客家居地而被同化成了客家人。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提出“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姐妹之群”的口号，表现出客家人希望与土著居民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一视同仁那种朴素的民主思想。

    ⑥在客家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是十分宽容和亲善的，儒、道、释以及基督等教可以亲如一家、同居一寺。连刘邦、项羽这对冤家也可合祀一龛接受人们的膜拜。妈祖本是沿海地区人们航行的保护神，客家人也把她请到山乡，作为山乡的保护神。客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精华，长期的迁移养成了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使客家民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摘自罗勇《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究》，有删改）

    保持环境卫生，对于防疫至关重要。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大扫除的记载。《礼记》《治家格言》《周书秘奥造册经》中均强调了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同时指出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熏烟蒸洗也是我国古代传统防疫方法。《周礼·秋官》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根据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时期，凡入城，其车乘和马具都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熏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两汉时期是古代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博物志》中特别讲到有一次长安大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弱水西国所贡香丸一枚“以辟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伤寒杂病论》中详细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治疗方法，熏香便是其中一种防抗和辅助疗法。

    空气消毒药方的出现在晋代。葛洪认为，通过熏烧药物的方式，可以预防疫病；他在《肘后备急方》中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法。“其后，唐代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防疫方法。明代李时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佩藏口罩能阻挡细菌、病毒、灰尘和有害气体对人体的侵害。古时候，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用丝巾遮盖口鼻。3至8世纪时流行一种出行帽子，主要用来遮蔽容貌及身体，以避免路人窥视。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唐代从或则天时期开始，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帷帽具有短小、轻便的特点，长仅至颈部，面部也能稍微显露，帷帽的帽裙由纱网制成，也具有透视的功能。它们的功能是遮阳蔽沙，也具有一定的卫生防护效果。宋代宋慈《洗冤集录》记载：用麻油涂鼻，或作纸摅子油，塞两鼻孔；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遇检，切用猛闭口，恐秽气冲入。这是讲验尸官验尸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与现代医用口罩防护观念相同。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样蒙口鼻的绢布，也就是原始的口罩。

    1910年至1911年，我国东北大鼠疫中，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坚持认为这场鼠疫不是腺鼠疫，而是肺鼠疫，可通过呼吸传染，人际传播是主要渠道。所以他大规模开展了隔离防疫，并且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他用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长方形吸水棉而制成了“伍氏口罩”，防疫效果明显。

(节选自陈昀《文物见证抗疫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