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树

朱道能

    当二货提着两瓶好酒，去看几年没有来往的幺爷时，一村人都把脖子抻得像大白鹅似的。

    “砰——砰”，幺爷院里突然传来两声玻璃的爆响。

    不一会儿，二货跑出门，脸紫得像茄子：“你个老东西，就跟树过一辈子吧！”

    一村人都明白，爷俩一定是为卖银杏树的事杠上了。

    据幺爷讲，这棵银杏树是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栽下的。只听这银杏湾的名字，就知道它早已是一村人的风景了。

    夏日，郁郁葱葱的树冠，犹如一把绿色大伞，撑起一片阴凉。一村老少，便惬意地坐在树下，大人随意闲聊，小儿绕树嬉戏。

    待到深秋，树下便是一地金黄。村人就捡拾回去，好生收藏。有长癣生疮的，熬水一洗；有破皮流血的，揉碎一按；有血高晕眩的，泡茶一饮……于是，常有人谢幺爷。他听了，一摆手：都是托先人的福哩！

    眼下有人出高价，要买幺爷这棵银杏树。谁呢？就是村长大军。

    大军原本在城里开公司，当老板。后来作为有经济头脑的能人，被招贤回乡，当上了村长。

    大军一上任，立即带来一个致富项目：卖风景树。

    所谓风景树，就是漫山遍野的松树、柏树、杉树什么的。只要连根刨起，缠上草绳，运到城里一栽，就变成城里人的风景了。

    一时间，寂静的山林里，野鸡惊飞，山兔乱窜。

    再聚到银杏树下，村人的话题便出奇地一致：谁谁又卖了多少棵树，谁谁又挣了多少钱……正说得热闹，一直闷坐一旁的幺爷，冷不丁冒出一句：“一群败家子！”

    村人面面相觑，然后讪着脸，散去了。

    银杏树下，便陡然冷清了许多。

    大军却常来，尽管问候十句，幺爷也难“嗯”上一声。

    一天，大军神秘地压低声音：“幺爷啊，有人想买银杏树，给你出这个价——”他张开巴掌，五个手指伸得直直地。

    幺爷吧哒着烟，望着地。

    “五千，五千啊！我的幺爷！”大军把手掌伸到幺爷脸前。

    幺爷吧哒着烟，又去看天。

    “这样吧，再加一千……”

    幺爷站起身。

    “七千，七千怎么样？不能再高了！”

    幺爷终于开口了：“先回家问你爹，看你有没有祖宗。再去问你娘，看你是吃奶长大的，还是吃屎长大的！”

    大军狠狠地朝银杏树踹去，旋即又龇牙咧嘴地抱脚乱跳。

    这事让二货老婆知道了，脚跟脚地赶到大军家里。讲好一万元的价钱后，她一个电话，把在外打工的二货连夜叫了回来……

    这一天，幺爷正坐在树下打瞌睡。大军来了，板着脸说：“我代表村委会正式通知你，咱们村最近招商引资了家化工厂．，需要拓宽进村公路——这棵银杏树在规划线上，要限期移走，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

    幺爷“霍”地站起身：“你敢——”

    大军冷笑道：“我是不敢，但是上级领导敢。招商引资是头等大事，天王老子也要为它让道！”

    没几天，施工队果真开进山来。

    看着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一村人热血沸腾。就连蹲在茅坑上，也不忘拿根树棍，在地上划拉着征田补偿款的数目。

    至于幺爷有多少天没出院门了，恐怕只有村医才清楚。

    等再出门时，一向硬朗的幺爷，竟然拄起了拐杖。他锁上大门，颤巍巍地出了村子。

    几天后，幺爷回来了。

    再过几天，幺爷又走了。

    当公路一步步向银杏树逼近时，幺爷回来了，身后还多了几个陌生人。

    他们径直来到银杏树下，又是测量，又是拍照，一脸的兴奋。

    村人先是疑惑地张望，恍然后便一下子围过来：哈，幺爷要卖银杏树了！

    正在打牌的二货老婆，把麻将一推，反穿着鞋跑过来，嘴里直嚷：“卖多少钱？卖多少钱啊？”

    来人笑了：“多少钱？无价之宝！我们是文物局的，专门来登记保护这棵活化石的……”

    气喘吁吁赶来的大军，张着嘴巴，半天没换过一口气来。

    幺爷走的时候，正是深秋。

    村医像往常一样，背着药箱，过来给幺爷挂药水。因为化工厂刺鼻的怪味，幺爷一直咳嗽不止，远远就能听见。今天却异常安静，安静得让人心慌。

    村医喊着幺爷，急急地推开院门……

    当二货老婆打着哈欠过来时，村医拿出一张纸，是幺爷提前交给他的遗嘱：死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银杏树下…

    安葬骨灰的那天，来了许多人，有领导，有记者。因为幺爷是全县第一个自愿火化并树葬的农民。

    银杏树下，面对镜头，大军侃侃而谈，谈在自己的带领下，银杏湾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涌现出了田有根（幺爷的大名）这样的村民典型……最后，领导把装有奖金的红包，递给死者家属。就在二货还在发愣的当儿，二货老婆从后面伸手抢过来，捏了捏，嘴角不由往上一翘。当发现镜头正在对准自己时，便用手捂着脸，大声悲号：“我的亲爹啊，您咋舍得抛下我们走了啊……”

    树葬的小坑挖好了，装骨灰的布包缓缓打开。大军抢在镜头前捧起一把骨灰，边撒边念叨：“幺爷啊，咱银杏湾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您老就安心地去吧……”

    “噼噼啪啪……”为幺爷送行的爆竹，在银杏树下，骤然响起。一树的银杏叶，簌簌而下，如同漫天的纸钱，飘撒在幺爷的骨灰上…”

失忆人

张铭书

    那天的事有些怪。

    上午九点左右，我从单位出来沿着一条街匆匆往前走，走到下一个路口时，不由停下步子，拿不准是继续往前走呢，还是应该拐个弯儿。我问自己，你准备去做什么呢?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接下来，我连自己是谁都记不起来了。我从一块橱窗的玻璃里照见了自己，里面映着一个约莫三十岁的神情沮丧的男人。我问，这男人是谁呀?橱窗当然不会回答，于是我转过头问身边的一个行人：“喂，我是谁?”那人打量我一眼，突然撒腿就跑。我望了一眼头顶的太阳，想，难道我是突然降临到地球上的一个外星人吗?

    这时一名警察出现在我面前，先前被我吓跑的那位行人指着我对警察说：“就是他!他是个疯子!”

    警察将我带到了派出所，他们翻遍我全身的口袋，也没找出任何能证明我身份的东西。

    这时我才真正害怕起来。我意识到自己同这个社会的所有联系被割裂了，沦为世界的一个孤儿，这是一种巨大的恐怖。

    这时从旁边办公桌走过来一个年轻的警察，对着我的脸端详了好久，又让我站起来看了看身高，对其他警察说：“他可能是苏老板的儿子，一星期之前苏老板已报过案，他儿子苏威想买辆法拉利跑车，结果苏老板只买给他一辆帕萨特，苏威一生气将车砸了，然后跑得无影无踪。苏威平时有吸毒的行为，有时脑子会不太清醒。说不定就是他。”别的警察就说：“那就快给苏老板打电话吧。”

    我一听原来自己是一个如此有钱的人，不禁非常得意。

    不一会儿，苏老板的电话接通了，说，他儿子的尸体已经找到了，不必麻烦警察了。

    我的心情非常失落。

    办公室里进来一位少妇，她用轻柔动听的声音问：“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位找不到家的男人是吗?我老公爱喝酒，喝多了酒就不记事儿，昨晚跑出去至今没影儿，我想是不是他?”

    警察朝我一指：“就他。自己看吧。”

    那位少妇丰腴而妩媚，娇艳欲滴。她带着一股香气朝我走过来。我高兴得眼睛放光。

    但她还没到我跟前就扭身走开了。

    我心里难过极了。惆怅万分。

    一位居委会大妈来办公室办事，看到了我，好奇地瞧了又瞧，嘴里不住嘟囔：“这个人看起来好面熟呀!上个星期，我们小区大白天招了小偷，被看车棚的老李发现了，两人扭打了一阵，老李打不过他，让他跑掉了，我听到吵嚷赶过去时，远远看了小偷一眼，和这个人非常像!”

    办公室的警察们全都警惕地盯着我，眼神儿一下全变了。一个警察掏出手铐，将我铐在椅背上，然后对居委会大妈说：“你快去叫来管车棚的老李辨认一下，看是不是小偷?”

    我吓得从椅子上瘫下来，想，哪怕是个民工也好呀，怎么偏偏是个小偷呢?实在命苦!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不大一会儿，居委会大妈和一个老头儿进来了。大妈喘着粗气，说：“老李，你看这人是不是前几天跟你打架的那个小偷?”

    老李的目光如刀子一样恶狠狠地朝我戳了过来。然而那目光碰到我后马上变得柔软起来，他笑眯眯地说：“这不是张小鱼吗?你怎么在这儿?”

    大妈：“原来你们认识呀?”

    老李：“岂止认识!我跟他爸是战友。经常到他家里喝酒，他是我看着长大的。”

    一个警察赶忙过来帮我打开手铐。

    我听到自己并非小偷，心情放松了些，但仍记不起老李这个人，望着他不住地摇头。

    老李显得比我还急，掏出手机摁了一串号码。

    打完电话，高兴地对我说：“通知你爸了，你爸说你媳妇一会儿就来接你。”

    我不由对张小鱼这个人起了兴趣，问：“张小鱼是干什么的?是个怎样的人?”

    老李：“是个办公室小职员，心眼不坏，但也没多大本事，普普通通一个人儿。”

    半小时后，进来一个几乎可以忽略性别的瘦小平淡的女人。老李说：“你媳妇接你来了。”

    我傻愣着，认不出她是谁。

    那女人很生气，突然冲上来，照着我的脸响亮地掴了一巴掌：“我让你跟我装蒜!”别看瘦小，手劲可不小。

    这一巴掌让我眼冒金星。

    等金星消散以后，我突然记起她叫王金萍，是我的老婆，同时也是一位内科医生。

    王金萍打完我后抹了几把泪，对其他人说：“他这是暂时性失忆症，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造成的。”

    我跟在王金萍后头走出派出所的时候，突然想起不知从什么书上看过的一句话说，人生从来不像臆想中那么好，也不像臆想中那么坏。我虽不是有钱人，无权无势，也没有一个漂亮的老婆，但我也不是一个小偷。这样，老天就算很照顾我了，很好。

（选自《微型小说月报》，有删改）

垃圾人

谢初勤

    老余的老家在贵州山区，因为看着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老余才会举家来到沿海讨生计。说是举家，也就他夫妇俩，加上一个年刚五岁的小儿子。

    其实，老余只不过就四十出头，只是长年在地里干活，身上的“水气”早叫干渴的土地给吸完了，人，也就显得黑瘦。

    老余到了这个地方，连续找了几家厂，可是，人家刚跟他打个照面，就皱起眉头朝他直挥手。后来，老余就带着老婆、儿子，踏着他那辆只剩下三个轮胎和一只后架的车子，到处捡拾破烂。

    有一次，一家人捡了满满一车东西，老余在高兴之余，还唱起了小曲。当然，老余一高兴，老婆和儿子也跟着乐呵呵。这时，他们一家听到了头顶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儿子最先抬头一看，哦，好大的一个东西，银白银白的，两只翅膀大得像那些工厂的大门！那时，一家人都给眼前这种景象震住了，呆呆地盯着那个大东西远远地歇在一大片空阔的水泥地上。“那是……一只大鸟。”儿子惊骇之余，半天才说出话来。

    “不。那是飞机。“老余纠正着儿子的说法。”那是一种只在天上飞翔的机器，所以叫作飞机。”

    “那，飞机是用什么做的？”儿子又问

    “铁。用铁做的。”老余肯定地说。

    儿子听了，点点头，大声说：“是不是用我们这种铁做的？”说着，他把三轮车壁的铁皮打得咣咣响。

    望着儿子这种天真执着的样子，老余开心地笑着。这小子，就爱打破砂锅问到底！

    经过了这一次，以后，每回路过这里，儿子总是会叫他停一停。后来，不用儿子提醒，老余到这儿都会让车子停一会儿。当然，每一回，儿子看了飞机，都会问出一些问题，比如说飞机为什么能飞，比如说飞机是吃什么长这么大的等等。对于儿子的问题，老余能答则答，有一些自己实在不懂的，他也能编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老余就是喜欢儿子这副样子，儿子能够这样问他，说明这小家伙聪明嘛，爱动脑筋嘛。因此，儿子在问他话的时候，老余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原来是充满阳光，充满希望的。

    老余对儿子是满怀信心的，他的下一代，一定能活出个人样，而不是像他这样低三下四地去看人眼色，捡破烂、收垃圾。

    过了年，他就把儿子送进了当地一家幼儿园。可是，没几天，儿子就吵着说他不去幼儿园了，一打听，老余才知道带孩子的老师都是讲本地话。儿子在那里边，听不懂，玩不成，简直就是在受罪。

    不读就不读吧。老余心里想，再过一两年吧！再过一两年就把他送回家乡念小学。一定……

    有一次，老余一家路过飞机场时，正赶上飞机起飞，儿子高兴得欢蹦乱跳，一双小脚把三轮车板踏得咣咣响。飞机过后，儿子还呆呆地盯着那个方向。老余唤了儿子一声。儿子这时转过头来，大声地对老余说：“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开飞机！”说着，儿子就张开双臂，做出了一个飞机的样子。

    老余一愣，随即兴奋了，他呵呵地笑着：“行啊，小子！有志气！开飞机呢。那老爸就等着享福。”

    儿子又说：“等我开上了飞机，我就带着你和阿妈两人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一个没有人捡破烂的地方，我们可以用飞机拉很多很多的破烂回来，就不用爸爸再和那些人争了。

    儿子得意扬扬地说完，以为老爸总是要像平时一样夸奖他两句。谁知，老余一听，脸色就阴得可以挤出水来。一会儿，突然高高地扬起手掌，“啪”地给那小子的屁股来上重重的一下！

    儿子没提防挨了这么一下子，他眼巴巴地望着车上的爸爸，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一样，委屈地哭了起来。他的哭声在空旷无人的大路上传得很远，很亮……

    老余的老婆坐在车上，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她还搞不懂他们爷儿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选自《2011中国微型小说年选》，有删改）

垫底的人

陈大超

    终于调到一个局机关，吃上朝思暮想的“财政饭”，徐芳高兴得一天到晚都是笑盈盈的，可是等她醒过神来，她就发现在这个既讲级别也讲资历同时也讲能力的机关里，她原来是个垫底的人，谁都可以指派她，谁都可以指责她，谁都可以对她垮下脸来。人到中年、在原来的单位里大小是个头儿的徐芳，心里的高兴劲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好在没过多久，局里又来了一个脑子不好使的人——基本上就是个只能拖拖地夹夹报纸冲冲厕所的傻瓜。虽然傻瓜来头不小，但徐芳仍然可以把他当作垫底的人，只要她受了谁的窝囊气，她立刻就找到傻瓜，或者说“把地再拖一遍！”或者说“把报纸都好好夹起来！”或者说“帮我捶捶背！”傻瓜简直像个一摁按钮就立刻动作起来的机器人，不论你的脸色多难看，不论你对他的指使多么不合情理，他都是一点反应一点想法也没有。

    这个名叫闵天飞的傻瓜，考大学时离读清华的分数仅仅只差一分，一阵狂笑就变成了一个痴不痴呆不呆的傻瓜了。徐芳也挺同情他的，但她一旦受了谁的气，仍然要把他当作出气筒，恶言恶语地把他使唤一通，让自己产生某种虚幻的优越感。她甚至觉得在这个机关里，对她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局长科长们，而是这个傻瓜——没有这个傻瓜给她垫底，她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过下去。

    这天上班，她居然没见到天飞，楼上楼下各个科室都找遍了，也没见着他的身影。一问，原来是他家里人领着他到上海治病去了。她听了心里猛然一惊，接下来一整天都恍恍惚惚、心神不宁的。她就总是下意识地跟人家讨论：“你说天飞的这种病真的能治好吗？”“你说天飞的病治好的把握到底有多大？”还假惺惺地说：“要是真能治好那就太好了啊！”其实她潜意识中非常害怕他真的给治好了。

    一个星期后天飞出现在局里的时候，仍然是那副呆不呆傻不傻的样子。徐芳见了差点笑出声来。她也仍然常常在背后整他、吼他，拿他垫底、出气。后来她竟然发展到敢用鸡毛掸子打他了。也就有一次，她一失手，竟然将鸡毛掸子重重地打在他的后脑勺上。打得他当时猛地一激灵，全身仿佛触了电似的一抽搐。谁也没想到，这一击，竟然使天飞的智力因此而恢复了。

    天飞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再到局里上班的时候，脸上就再无半点呆气傻气了，局长也不让他再做那些杂事了，而是要他在秘书科“适应适应”。仅仅过了两三个月，天飞就给人一种英气勃勃年轻有为的感觉了。自然，在这个局里，徐芳又成了一个垫底的人了。她是多么后悔啊！后悔自己竟然用鸡毛掸子去打他——这一打，又把自己打入了度日如年的冰窟里。

    她常常幻想在天飞独自在办公室里值班的时候，悄悄地出现在他的后面，用一个暗中准备好的小木棒，对着他的后脑勺乒乒乓乓地从各个角度猛敲一气——再把他脑子里的那个开关敲关上……

（原载《金山》2003年第2期）

品质

〔英〕高尔斯华绥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

    他本人就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子是微红和鬈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儿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虚弱、更苍白，但是他们两兄弟却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要等到跟他们订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拿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惟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

    他的面孔和声调使我获得很深刻的印象，结果在随后几分钟里，我定了许多双靴子。这下可糟了！这些靴子比以前的格外经穿。差不多穿了两年，我也没起想要到他那里去一趟。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去了。我也比平时等了更长的时间，才看到一张面孔向下边窥视，随后才有一阵趿拉着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最后，他站在我的面前了；他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架眼镜注视着我说：

    “你是不是——先生？”

    “啊！格斯拉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你要晓得，你的靴子实在太结实了！看，这双还很像样的呢！”我把脚向他伸过去。他看了看这双靴子。

    “是的，”他说，“人们好像不需要结实靴子了。”

    为了避开他的带责备的眼光和语调，我赶紧接着说：“你的店铺怎么啦？”

    他安静地回答说：“开销太大了。你要做靴子吗？”

    虽然我只需要两双，我却向他订做了三双；……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我又到他的店铺里去；我记得，我去看他的时候，心里有这样的感觉：“呵！怎么啦，我撇不开这位老人——所以我就去了！也许会看到他的哥哥呢！”

    因为我晓得，他哥哥很老实，甚至在暗地里也不致于责备我。

    我的心安下了，在店堂出现的正是他的哥哥，他正在整理一张皮革。

    “啊，格斯拉先生，”我说，“你好吗？”

    他走近我的跟前，盯着我看。

    “我过得很好，”他慢慢地说；“但是我哥哥死掉了。”

    我这才看出来，我所遇到的原来是他本人——但是多么苍老，多么消瘦啊！我以前从没听他提过他的哥哥。我吃了一惊，所以喃喃地说：“啊！我为你难过！”

    “的确，”他回答说，“他是个好人，他会做好靴子；但是他死掉了。”他摸摸头顶，我猜想，他好像要表明他哥哥死的原因；他头上的头发突然变得像他的可怜哥哥的头发一样稀薄了。“他失掉了另外一间铺面，心里老是想不开。你要做靴子吗？”他把手里的皮革举起来说，“这是一张美丽的皮革。”

    ……

    一个星期以后，我走过那条小街，我想该进去向他说明，他替我做的新靴子是如何的合脚。但是当我走近他的店铺所在地时，我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橱窗里照样陈列着细长的轻跳舞靴、带布口的漆皮靴、以及漆亮的长统马靴。

    我走了进去，心里很不舒服。在那两间门面的店堂里——现在两间门面又合而为一了——只有一个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

    “格斯拉先生在店里吗？”我问道。

    他诧异地同时讨好地看了我一眼。

    “不在，先生，”他说，“不在。但是我们可以很乐意地为你服务。我们已经把这个店铺过户过来了。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到隔壁门上的名字了吧。我们替上等人做靴子。”

    “是的，是的，”我说，“但是格斯拉先生呢？”

    “啊！”他回答说，“死掉了！”

    “死掉了！但是上星期三我才收到他给我做的靴子呀。”

    “啊！”他说，“真是怪事。可怜的老头儿是饿死的。”

    “慈悲的上帝啊！”

    “慢性饥饿，医生这样说的！你要晓得，他是这样去做活的！他想把店铺撑下去；但是除了自己以外，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他接了一份订货后，要费好长时间去做它。顾客可不愿等待呀。结果，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他老坐在那里，只管做呀做呀——我愿意代他说这句话——在伦敦，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他做出更好的靴子！但是也得看看同业竞争呀！他从不登广告！他肯用最好的皮革，而且还要亲自做。好啦，这就是他的下场。照他的想法，你对他能有什么指望呢？”

    “但是饿死——”

    “这样说，也许有点儿夸张——但是我自己知道，他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一直做到最后的时刻。你知道，我往往在旁边看着他。从不让自己有吃饭的时间；店里从来不存一个便士。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我也莫名其妙。他经常断炊。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是的，”我说，“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魆魆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娃娃！”她把灯点着了。灶里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袜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看见那些围着他的脸露出无限的羡慕，他就更高兴了。老太婆也扁着嘴笑：“咱一眼就看出了这娃娃不是咱们这里的人，你们看他那张嘴多灵呀！”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呯！”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这小土匪真顽强，红军就是这么凶悍！”他的顽强虽说激怒了一些人，但也得了许多尊敬。连长仍是冷冷地看着他，又冷冷地问道：“你怕死不怕？”这问话似乎羞辱了他，他不耐烦地昂了一下头，急促地答道：“怕死不当红军！”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末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