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题目。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