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先秦时期即逐渐沉淀成为具有文化与文学双重特质的经典。到汉代以后，《诗》与《骚》成为文人士子的必读之书。在安身立命和文章写作等多方面，历代文人对《诗》《骚》进行了独特的解读和接受，由此形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意义阐释系统——“诗骚传统”。从这一角度来说，《诗》《骚》的源头性和经典化，是其成为“传统”和典范的内在原因。

    《诗》《骚》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但又构成互补关系的文化类型。《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周颂》和《大雅》，均是礼乐制度的表征形式。而《小雅》中的大部分及《国风》之全部则是因对现实的关注与讽谏的功能而进入《诗》文本。《骚》为南楚文化所孕育，完全呈现了个体生命的体验，充满了对现实的质疑和探索，充满了悲剧性与崇高感。综合来看，《诗》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二者比肩互补，具备了源头的气质和个性。

    “诗骚传统”形成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诗》《骚》的经典化。事实上，《诗》的经典化从《诗》文本的结集过程中就开始了。《诗》文本的编成经历了数次和较长的时间跨度，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精神与诗学思想。《诗》文本的结集过程本身就是其多重性意义结构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诗》经典化的过程。

    春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使《诗》成为士大夫君子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时人观念中，《诗》与《书》、《礼》、《乐》一样，是德义所在，是治国修身的根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歌《诗》观志、引《诗》足志活动，使《诗》进一步具备了礼仪的、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预言的等多重阐释可能性。

    《诗》文本变得空前的重要，成为春秋世族文化身份和君子“风雅”的代名词。加之孔子以《诗》为教，以《诗》兴、观、群、怨，《诗》的文化意义趋于最大化，成为征引、取资的文化资源。这标志着《诗》已被经典化了，正式成为一种代表着社会公共文化理念的经典。

    与《诗》不同，《骚》的经典化完全是因为屈原自身的独特遭际、《离骚》所创造的“发愤抒情”以升华人生苦难和命运悲剧的方式。屈原第一次把诗歌创作与人生遭际导致的悲剧命运升华结合在一起，将诗歌创作作为人生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并在诗歌中用形象的语言探讨了人格、理想，以及个体命运与群体利益的关系等重大人生问题。因此，在屈原之后，《诗》《骚》就成为一种浪漫雄奇的文学传统，也成为一种追求理想、超越悲剧的生存哲学的传统。

（摘编自韩高年《论“诗骚传统”》）

材料一：

    对于科幻电影来讲，杀青并不意味着能够松一口气，而是迎来了真正的生死挑战。因为后期制作往往更加复杂。《流浪地球》经历过两次超支，第一次是在地面部分拍摄完成后，已经没有太空戏份的拍摄资金。

    第二次超支是特效制作部分，数字视效是中国电影被吐槽最多的领域之一。为了能够让观众满意，电影制作团队投入大量财力、人力。《流浪地球》在初剪时共有4000个视效镜头，最终留下来2200个左右，其中有50％是高难度的A级视效镜头。由四家国内视效公司在极限内完成了效果最好的工作，让人们得以见到这部电影如今的样貌。

    “只要它能活下来，就会有更多的投资人有信心继续投资中国的科幻电影，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国内科幻电影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体系，一整套的系统还都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我们发现想去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中国制造能力非常强，但大量人才集中在工业级消费品上，没有人去做电影。你要想找到能做那个级别的道具的人几乎没有。我们所有道具都不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比如拍古装片，很容易做一个椅子、屏风，甚至搭一栋楼，但我们得换一个思路，不再是木工，必须去冲压、3D切割，才能做出各种金属的形态，必须拆解成一个个零件，拼装后才能构成场景。”本片导演郭帆说。

（摘自李行《<流浪地球>是怎么诞生的》，《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2月14日）

材料二：

    今年初，国产科幻电影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有人说，这预示着中国科幻作品从杂志、图书走向了影视时代。从冷门题材到热搜话题，“硬核科幻”的崛起，激发了更多人对未来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中国现在最强的感觉是什么？是未来感。”荣获雨果奖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用“未来感”这个关键词来解释科幻文学的繁荣。他认为，科幻发展的每一步，并不仅仅是因为科幻本身，更是因为整个时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状态，给科幻文学、科幻电影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国科幻电影的壮丽航程，恰恰反映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

    的确，看似异军突起，实则厚积薄发。科幻电影的未来感，恰恰是来自当下的现实感。以电影《流浪地球》为例，太空漫游、人工智能、外星家园……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设定，或多或少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源头活水。从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升空，到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首秀；从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到2019年嫦娥四号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中国在太空领域的里程碑式跨越，无疑是电影作品最有力、最深厚的时代背景。

    人在通往未来的过程中拥有主观能动性，可以主动地寻找和制造未来感。在通往未来的列车上，每个人不仅仅是乘客。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每时每刻都能碰撞出思维火花，如此一来，更多的“未来感”就会层出不穷，最终聚变成惠及所有人的美好未来。

（摘自盛玉雷《寻找更多“未来感”》，《人民日报评论》2019年3月28日）

材料三：

（数据来源：艺恩电影智库2019年）

材料四：

    卡梅隆从小就是科幻迷。早在他出生以前的二十世纪40年代，科幻文学理念就已经非常成熟——未来世界科技怎样突破、宇宙怎样变化、人类在未来如何生存，科幻文学都已有丰富的想象和描述。

    卡梅隆认为，《流浪地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原作的想象力和剧本出色的改编。与《流浪地球》宣扬英雄主义不同的是，《阿丽塔》的女主人公阿丽塔，并不像超级英雄那样，把自己看作城市甚至全世界的救星。卡梅隆曾经与原著作者木城雪户讨论过阿丽塔。卡梅隆最初觉得阿丽塔像圣女贞德，但木城雪户说：“不，她是一个孤独的战士，也是一个敞开内心的人。”《阿丽塔》原著漫画正是托罗推荐给卡梅隆的。《阿丽塔》的漫画原名“铳梦”，也有“枪梦”的意思，然而原著和电影里都没有出现枪。“那么枪在哪？阿丽塔，她就是枪，或者扣动扳机的那个人。”卡梅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所在，关于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声音，从而发现个人的力量与信心。”

    “五四”的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在其观念的深层，依然与传统无法分离。这里可以具体考察“五四”的核心观念与儒学的核心观念之间的 关系。“五四”以科学与民主为其核心观念，传統儒学的核心观念则表现为仁与礼，二者呈现相分而又相融的关系。

    在政治的视域中，建立政治秩序，实现社会有效合理的运行，这是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和儒学的“礼”的观念都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以什么方式进行政治治理这一问题上，五四时期所接受的民主观念和儒学所肯定的礼制却呈现了重要的差异。按照苟子的阐释，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乃是基于“度量分界”。所谓“度量分罪”，也就是以礼为核心，将社会区分为一定的等級结构，并为等级结构中的不同成员规定与其地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基于“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通过个体在政治、伦理等方面各自承担好相关角色，进一步建构不同层面的社会秩序。作为“礼”之延伸的钢常，则一方面内含对社会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将社会关系单向化，由此形成的秩序，更多地呈现等级之分。与之相对，“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以超越等级差 别为前提，它所追求的是肯定权利平等前提下的政治秩序。在这里，平等之序与差等之序，形成了重要的分野。

    然而，儒家的核心观念除了“礼”之外，还包括“仁”。“仁” 既表现为普遍的道 德原则，也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从政治之维看，“仁” 的内涵不仅体现在提倡仁政、 主张德治或王道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理解和处理深层面的政治关系之上。“仁” 的基 本前提之一是肯定人性平等，这一点在早期儒学那里便不难注意到。尽管这种平等意识

    在传统儒学中并没有落实于政治领域，而主要限于伦理之域，但它多少在历史层面为五四时期接受平等的观念提供了思想前提。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科学，科学的观念和儒家的核心观念“仁”之间同样存在多方面的关联。五四时期，“科学” 常常被具体化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并与面向事实、追求真实的主张联系在一起。就儒学的核心“仁”而言，其内涵在儒学中后来逐渐向多重方面引申，由“仁”到“诚”，便是其中重要的衍化。在《中庸》之中，作为“仁”之展开的“诚”逐渐成为核心的概念。“诚” 的涵义大致包括真诚和真实，前者关乎价值意义，后者则与“多闻阔疑”、名实一致等观念相联系，同时呈现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意义。“诚” 面对外部自然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显然具有一致性。事实上，“五四”的知识分子一再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近代科学精神加以沟通，其中不难看到作为“仁”的具体化的“诫”所内含的注重真实、合乎事实的要求。“仁”“诚”“真实”这一儒学内在的思想脉絡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之间的关联表明，作为五四时期核心观念之一的“科学”和传统意义上的儒学思想既非 究全互不相关，也非仅仅彼此对立。

    要而言之，“五四”的核心观念与传统儒学思想之间既相异，又相融，考察两者的关系，既要看到其间不同的价值取向，也要同时注意到其中内在的承继性。

(摘编自杨国荣《“ 五四”思想与传统儒学》)

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的革命者、建设者们，常常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用革命的诗词记录着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气概。毛泽东诗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充分抒发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1925年前后，大革命高潮风起云涌，青年毛泽东勇立潮头。他在橘子洲上，以一篇《沁园春·长沙》，讴歌壮丽的秋景，发出了时代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回答又是无比坚定的，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因为他们是革命理想的象征，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只有他们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崇高使命。

1936年2月，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里又写下《沁园春·雪》。北国的茫茫寒雪，在他如椽的巨笔下，气势恢宏，气象万千；北国的晴日，在他浪漫的想象中，“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时的红军依然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对革命斗争充满激情，对革命前途、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那么，到底谁才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主人？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再一次回应十年前自己的时代之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万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大众，才是历史和时代的真正主人。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情书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内在精神。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好似一幅幅长篇画卷，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记录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堪称一代诗史、史诗。随着岁月的流转，有些警言佳句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时时吟诵的名句名篇。这些充满强大战斗精神的火红诗句，这些高度凝练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不同阶段奋斗精神的史诗篇章，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生动刻画了共产党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斗争风骨。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战斗是残酷的，但在毛泽东笔下，“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与人类历史的英雄传奇。红军将士突破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伟大胜利。在毛泽东笔下，长征的千山万水，深沟险壑，不过是“泥丸”“细浪”，充分体现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展示了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与斗争精神，它体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藐视一切困难的战略定力，体现为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强大自信，体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决心。

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斗志。毛泽东以他的壮丽诗篇对这一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在这里缔造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三十八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又面临着种种重大挑战与考验。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创造未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伟大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进动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摘编自康震《风展红旗如画》）

材料二：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1958年年底，他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就个体而言，毛泽东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毛泽东称其是“一代天骄”。

（摘编自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

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

说起梅花

我出生的那一天，家门前的梅花初绽，据说是朱砂梅，很美，家人就给我取名“梅”字。父亲自小教我古诗，关于梅花的诗很多，到现在还能一口气背出不少，如“冰雪林中著此身，不与桃李混芳尘”“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我最喜欢曹雪芹的“冻脸有痕皆是血，酸心无恨亦成灰，误吞丹药移真骨，偷下瑶池脱旧胎”。关于梅，人们谈论太多，种梅，赏梅，写梅，画梅，梅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虽知道这名字极美，但每当别人问起我的名字时，又觉得难以启齿，太俗了，取这个名字的人太多，声音听起来也闷声闷气的，对这个名字的尴尬，一直不能释怀，到美国后就马上给自己取了一个雅致的英文名字，以为总可以脱俗了，不料一些好事的西方人非要知道我的中文名字。

记得第一个有个墨西哥人问我名字，我就告诉他我的名字是梅，他又问“梅”是什么意思，我说是一种花，那人打破砂锅问到底，问什么花。我突然张口结舌起来，记得梅花翻译成英语是 plum，就是李子，迟疑了一下，就说 plum。那人噢了一声，就不再问了，显然他对这个答案很失望。

第二次一个美国人问起梅花，我接受上次的教训，不再说李子花，就启发他说，是一种花，中国最美的花，你猜猜看。那人就说“是玫瑰花”。我有点失望，进一步启发说，这种花，很美，在冬天开放，中国人最喜欢，经常把它们画成画挂墙上，写进诗里。那人想了想说：“是牡丹吧，牡丹又大又美，我看很多中国人的家里挂着牡丹花。而且牡丹是我唯一认识的中国花。”

我一听又没有希望了，也难怪，很少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何况一种花草。

我说梅花是被中国人挂在墙上，捧在手上，供在心里的，是深入血液和灵魂的一种花。他似乎被我感动了，突然对梅来了兴趣。

这胖胖的老美认真起来，有一天他突然跑来兴冲冲地告诉我，苏菲，我找到了梅，结一种酸酸的果子，是可以做色拉醋的，很好吃。我讶然了，是的，有些梅是可以结果子的。大多花草有艳花者无果实，有美实者无艳花，难得梅两者俱美，梅的美不仅是果实，这老美只知道吃。

第三个问的是意大利人，是搞音乐的，我想这人是有艺术感受力的，反正他没见过梅花，就信口开河起来。我说梅花是中国最美的花，有几千年的栽培史。梅花是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象征，凌寒飘香，不屈不挠，自强不息，铁骨冰心。中国人倾心于梅的很多，清朝曾有一位叫陈介眉的官人，听说孤山的梅花开了，立即丢官弃印从京城千里迢迢骑马狂奔至杭州，“何物关心归思急，孤山开遍早梅花”。还有一个叫林和靖的，有一天独自欣赏梅花时，一下子被梅花的神姿吸引了，从此入孤山种梅花，一辈子没有下山，以梅花为妻。那人睁大了眼睛问：“真的吗? ”“真的。”我说，他有一首写梅花的诗，在所有写梅花的诗中独占黛头，无人能比。“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我脱口而出。如果你读了这诗，看了这梅，你一定能作出美的乐曲，中国有名曲《梅花三弄》，你可以写出“梅花四弄”，

从此，那人每次见我，必问梅消息，一天被逼无奈，就从网上找出梅花的照片与绘画作品，其中有一幅《墨梅》。那人端详半天，说，很像桃花吗，枯瘦的桃花，还有黑色的，很稀有的颜色。我不再想解释那是墨梅，也不想再说梅花的美就在于疏、瘦、清、斜。

显然这位艺术家也误解了梅花。我怎么告诉他在万木萧瑟，大雪压境的冬天，忽然.看到一树梅花迎雪吐艳时，那种惊心动魄。怎么才能告诉他，千年老梅，铁枝铜干，如枯若死，一夜风雪后，突然琼枝吐艳，那种绝处逢生的沧桑感。怎样才能告诉他，当你为情所困，辗转反侧时，突然一股梅香袭来，幽幽而来，又悄然而去，那种神魂颠倒。梅花的美是摄人魂魄的，如果赏梅在淡云，晓日，薄寒，细雨，或小桥，清溪，明窗，疏篱，再加上诗酒横琴，林间吹笛，这时候你很难再做凡人，梅花是人间尤物，人间与仙境的使者。

有一次和一个日本人闲聊，不知怎么就谈到他自己国家的国花，他异常兴奋，竟说得泪花点点。我也不由自主又谈起梅花，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他说的我不太懂，我相信我说的他也不懂，有一点是相通的，对一种花的深入灵魂的热爱。

梅花，几千年的书香缭绕得骨清魂香，几千年的诗心陶冶得如此美丽。中国人心里千回百转的梅魂，在与世界相遇的过程中焕发出独异的魅力，成为民族精神的写照，

(取材于苏菲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