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师傅游湖

宗　璞

      董师傅在一所大学里做木匠已经二十几年了，做起活儿来得心应手，若让那些教师们来 说，已经超乎技而近乎道了。他在校园里各处修理门窗，无论是教学楼、办公楼、教师住宅或学生宿舍。都有他的业绩。在一座新造的仿古建筑上，还有他做的几扇雕花窗户，雕刻十分精致，那是他的杰作。

董师傅精通木匠活儿，也对校园里的山水草木很是熟悉。若是有人了解他的知识，可能聘他为业余园林鉴赏家，其实他自己也 不了解。一年年花开花落，人去人来；教师住宅里老的一个个走了，学生宿舍里小的一拨拨来了。董师傅见得多了，也没有什么特别感慨的。家里妻儿都很平安，挣的钱足够用了，日子过得很平静。

      校园里有一个不大的湖，绿柳垂岸，柳丝牵引着湖水，湖水清澈，游鱼可见。董师傅每晚收拾好木工工具，便来湖边大石上闲坐，点上一支烟，心静如水，十分自在。

      不知为什么，学校里的人越来越多，校园渐向公园靠拢。每逢节日，湖上亭榭挂满彩灯，游人如织。一个“五一”节，董师傅有一天假。他傍晚便来到湖边，看远处楼后夕阳西下，天渐渐暗下来，周围建筑物上的彩灯突然一下子都亮起来，照得湖水通明。他最喜欢那座塔，一层层灯光勾勒出塔身的线条； 他常看月亮从塔边树丛间升起。这时月亮却看不见。也许日子不对，也许灯太亮了。他并不多想，也不期望。他无所谓。

      有人轻声叫他，是前日做活儿那家的女工，是他的小同乡，名唤小翠。她怯怯地说：“奶奶说我可以出来走走，现在我走不回去了。”董师傅忙灭了烟，站起身说：“我送你回去。”想一想，又说：“你看过了吗？”小翠仍怯怯地说：“什么也没看见，只顾看路了。”董师傅一笑，领看小翠在熙攘的人群中沿着湖边走，走到一座小桥上，指点说：“从这里看塔的倒影最好。”通体发光的塔，在水里也发着光。小翠惊呼道：“还有一条大鱼呢！”那是一条石鱼，随着水波荡漾，似乎在光辉中跳动。又走过一座亭子，那是一座亭桥，从亭中可以环顾四周美景。远岸丁香、连翘在灯光下更加似雪如金，近岸海棠正在盛期，粉嘟嘟的花朵挤满枝头，好不热闹。亭中有几幅楹联，他们并不研究。董师傅又介绍了几个景点，转过山坡，走到那座仿古建筑前，特别介绍了自己的创作——雕花窗户。小翠一路赞叹不已，对雕花窗户没有评论。董师傅也不在意，只说：“不用多久，你就惯了，就是这地方的熟人了。大家都是这样的。”他顿了一顿，又说：“可惜的是，有些人整天对着这湖、这树，倒不觉得好看了。”

      ​俩人走到校门口，董师傅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两根冰棍。俩人举着冰棍，慢慢走。一个卖花的女孩跑过来，向他们看了看，转身去找别人了。不多时，小翠说她认得路了。董师傅叮嘱小翠，冰棍的木棒不要随地扔，自己转身慢慢向住处走去。他很快乐。

被时间打败的故乡

王波

    从未想过自己会在故乡无路可走，但眼前的事实几乎就是这样。通往老房子的3条路，有两条已完全被草木封锁，仅剩的暂且可绕行的路，竟也荒草丛生。

    实际上，5年前情况就已经这样了。只是今年，有个女人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棍儿站在山坡上，当她远远地有气无力地喊我的小名时，我才认出她是当年村里公认最壮实的女人。看到比我母亲略年长的她，刚刚年届60已衰老至此，我忍不住一阵心酸，随即无可奈何地意识到，我的故乡彻底被时间打败了。

    时间先是打败了老房子。

    在倚山而居的自然村落里，我们家位于最靠近山脚的一条居住线上。1984年夏秋之际，开始有人家搬进城，这条线上前前后后住过的12户人家，如今空无一人。除了有两三处房子勉强可以住人，剩下的老房子，或摇摇欲坠，或已坍塌，或早已变为菜地、麦田和桔园。在植物恣意生长的土地上，外人丝毫不会看出这里曾经有人居住的痕迹。

    时间随后打败了老房子的主人。

    在回乡上坟的车上，父亲一路讲的是村里村外同龄人的死讯，大都因癌症而不治。我对这些人的记忆，还停留在10年甚至20年前。而能被记住的，大多是方圆几十里呼风唤雨或性格突出的“人物”。他们有些人进了城，有些人依旧留在农村，但他们结局大致相似——当年的狂放、不羁乃至霸气，先后都被时间抹去，归拢于山坡上一座座小小的坟头里。

    时间也打败了老房子主人们的恩怨。

    这些曾经在乡间田头为了一棵树、一厘地而寸步不让的男人女人们，先后成了“城里人”。置身于陌生而广阔的城市空间，他们觉得天地顿然开阔。再回望与自己几无利益瓜葛而草木依旧的乡村时，他们像城里人一样，看到的不再是残酷的丛林法则，而是温情的丛林记忆。那些当年抄起铁锹在房前或垄间打得头破血流的人，在城市街头偶遇或回乡祭祖重逢时，已然能微笑致意；他们的后代则继续在城市里推杯换盏、称兄道弟，嘲笑父辈们的目光短浅和不识时务。

    留在村里的为数不多的人家，反倒一如既往，偶尔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起争执，不肯在村里村外丢面子，有时会找到城里的旧人来求证论理、主持公道。“城里人”自然知道，农村没有一些城里人想象中那般诗意、淳朴和美好，甚至更多的是丛林法则下的愚昧、狭隘和残暴，但他们仍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劝导执拗不化的乡亲，今天所有的斤斤计较，将来都会云散烟消，被时间一一打败。

    的确，在他们成群结队决定告别农村生活那一刻起，故乡就注定要被时间打败了。

    越来越多的人搬进城后，村里再也组织不起护渠、引水、修路、挖井的队伍。半山腰处，夏有蛙鸣冬有薄冰的池塘最终干涸，山脚下的溪边再也不见用棒槌捶打衣物的女人，通往田地的道路逐年垮塌荒废，村头洼地的水井渐渐被淤泥石块填埋。

    时间打败了这些属于农村的公共设施，也就从根基上瓦解了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即便是村里最强势的男人和最壮实的女人，也只能自生自灭。被扼住咽喉的故乡，只能苟延残喘。

    时间就这样打败了他们这代人，也打败了故乡吐故纳新的能力。我一度以为，逃离农村的人们会摆脱被打败的命运。

    只是现在我才发现，告别乡村进入城市的我们，其实和他们一样被时间打得溃不成军。不满3岁的女儿，不知祖坟为何物，站在坟前喜笑颜开，徒留我和父亲神情凝重；望着车窗外连绵不断的丘陵山峰，她随口而出的是“小乌龟爬山坡”；望着那个喊我乳名的老奶奶，她一脸茫然。眼前的一切对她来说，全是陌生的，倒是邻居养的一只踱步的公鸡和几只母鸡以及拴在树下的山羊令她兴奋，那是她在电视和手机视频里认识已久的“朋友”。

    她不知道，在故乡被时间打败之后，我和她都将成为回不去故乡的人。

（有改动）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①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②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③记念刘和珍君。

大神的审判

海明威

    迪克·海伍德扣上厚呢短衣领子的纽扣，领子竖起到了耳朵边上。小木屋里，壁炉上方的鹿角挂着来福枪。迪克取下枪，戴上他厚重的毛草连指手套。“皮埃尔，今天我要去看看朝着卢恩河的那条布阱线路，”他说道，“天杀的，这天可真够冷。”他扫了一眼温度计，说：“零下四十二度。好了，再见，皮埃尔。”皮埃尔只是咕哝一声作为回应。

    迪克穿上雪靴，在地面上，以一种旅行家在荒地上穿着雪靴迈步的姿势，大摇大摆地出发了。

皮埃尔站在木屋的门口，看着迪克大摇大摆地往前走。他露出一个恶毒的笑容：“当他只能用一只脚在雪地上走，像只兔子一样蹦蹦跳跳，这个小贼一定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寒冷。他偷了我的钱，肯定是他。”皮埃尔重重地甩上门，把几根柴扔到壁炉里，又爬回了自己的床上。

    迪克一边大步走着，一边自言自语，像是在对“寂静地方”的旅行者说话一样。“我很好奇，只不过是丢了些钱，皮埃尔为什么要如此光火？我敢说，他肯定是放错了什么地方。可现在，他只会像只乖戾的猪一样发脾气。有时，我还能感觉到他在背后用恶毒的眼光盯着我。如果他以为是我偷了他的钱，为什么不说出来，跟我对质！怎么会这样！他以前很快乐，总是乐呵呵的。在密塞那坝，当我们一致同意要成为伙伴，来翁加瓦这里布陷阱捕猎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会是个让人愉快的同伴。可是现在，他已经一个星期没跟我说过话了，除了偶尔咕哝一声，或者用克里语^①咒骂。”

天气很冷，却是一种干燥、让人精神爽利的、属于北地的寒冷。显然，迪克很享受这种干冷的空气。很快，他就沿着布阱线路走了五英里的路。可是，一路上他总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跟着他。他几次停下来，四处张望，却什么也没发现。他喃喃自语道：“我想那应该是库兹乌兹^②作怪吧。”在北地这里，只要有人们无法解释某些事情，他们就会认为是那个“克里族的坏心眼儿小神”在作怪。然而，当他进入到一片云衫树林时，突然整个人被猛地抽起，拉向空中。当他的脑袋从与冰冷的地面碰撞中恢复清醒后，他发现自己被系在一棵云衫树上的绳子吊在半空中。这棵云衫树被折弯了，以充当这个陷阱所需要的弹力，一个像是捕猎兔子的陷阱。迪克的手指根本无法碰到地面。随着他不断的挣扎，腿上的绳子越来越紧。这时，他见到了一直跟随他的东西。一群瘦削的、饥饿的白毛大灰狼从这片树林里慢慢出现了。它们慢跑着过来，围着迪克，蹲坐下来。

    而在小屋里，正躺在床上的皮埃尔被头顶上传来的啃咬声吵醒了。他懒懒地抬头望向屋梁，一只红色的小松鼠正急急地啃着他丢失的钱包的皮革。他想到了自己给迪克设计的陷阱，整个人从床上弹起来，抓起他的来福枪，来不及披上大衣或戴上手套，就冲了出去，沿着陷阱线狂奔起来。当他跑到那片云衫林时，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快要喘不过气来。两只乌鸦飞走了，离开它们之前一直啄着的食物。眼前这个不成样的东西，曾经是名叫迪克·海伍德的人。两只乌鸦拍着翅膀，懒洋洋地飞到旁边的云衫树上。在这片布满血丝的雪地上，印满了属于大灰狼的脚印。

当皮埃尔往前走一步时，他听到捕熊用的钢夹子合起来的叮当声。这个陷阱一向是迪克负责照看的。现在，这个钢夹子在他脚上合上了。他往前倒了下去。当他倒在雪地上时，他说道：“这是大神的审判。我会为这些大灰狼省一点麻烦。”

    于是他把手伸向了那支来福枪。

（选自《海明威短篇小说集》）

【注】①克里语：北美印第安人克里族的语言。②库兹乌兹：克里族的一个神灵，即“克里族的坏心眼儿小神”。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小狗包弟》）

丑兵

莫言

    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几个山东籍新战士，除王三社外，都是小巧玲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王三社，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了一个干疤土豆。

    我刚提排长，意气洋洋，神气得像只刚扎毛的小公鸡。我不但在军事技术、内务卫生方面始终想压住兄弟排，就是在风度上也想让战士们都像我一样（我是全团有名的“美男子”）。可偏偏来个丑八怪，大煞风景。丑兵对任何事情都热心得让人厌烦，喜欢提建议，口齿又不太清楚，常常将我的姓“郭”字读成“狗”字。我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

    小豆子他们几个猴兵，天天拿丑兵开心，稍有空闲，就拉着丑兵问：“哎，老卡（卡西莫多，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艾丝米拉达也是），艾丝米拉达没来找你吗？”丑兵既不怒，也不骂，只是用白眼珠子望着天，连眼珠也不转动一下。

    有一天中午，全排正在吃饭，小豆子他们对着丑兵笑，我瞅了丑兵一眼。老天爷，真没想到，这位老先生竟然戴了个黑不溜秋、皱皱巴巴的脖圈！

    “哎，老卡，”小豆子指指丑兵的脖圈说，“这是艾丝米拉达小姐给你织的吧？”丑兵的眼睛里仿佛要渗出血来，他把一碗豆腐粉条扣在了小豆子脖子上，小豆子吱吱哟哟叫起来了。

    我把饭碗一摔，对着丑兵就吼道：“把脖圈撕下来！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他瞪了我一眼，慢慢地解开领扣，仔细地拆下脖圈，装进衣袋，嘴里嘟哝着：“脖圈是俺娘给织的，俺娘五十八了，眼睛不好……”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大家把责备的目光投向小豆子，小豆子低下了头。

    丑兵向连里打了一个很长的报告，要求到生产组喂猪，连里同意了他的请求。

    一晃三年过去了，我已提升为副连长，主管后勤，又和丑兵打起交道来。

    七九年初，中越边境关系紧张。连里召开动员会，抽调一批老战士上前线。晚上，支委会讨论去南边的人员名单，丑兵闯了进来。

    他说：“请问连首长，这次是选演员还是挑女婿？”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说：“像我这样的丑八怪放出的枪弹能不能打死敌人，扔出的手榴弹会不会爆炸？”丑兵眼睛潮乎平地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也是解放军战士！我也要上前线！”

    丑兵被批准上前线了。开完欢送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惭愧的心情愈来愈重。

    我披衣下床，向丑兵住的屋子走去。

    时间正是古历的初八九，半个月亮明灿灿地照着营区，像洒下一层碎银。小屋里还亮着灯，我推开门走进去，丑兵正在用玉米糊糊喂一头小猪崽，看见我进去，他慌忙站起来，连声说：“副连长，快坐。”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喂好的小猪抱进一个铺了干草的筐子里：“这头小猪生下来不会吃奶，放在圈里会饿死的，我把它抱回来单养。请连里赶快派人来接班，我还有好多事要交待呢……”

    “副连长，我这次不打出个样子来，就不活着回来。”

    “我要求来喂猪是有私念的。我看好了这间小屋，它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两年来，我读了不少书，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他从被子下拿出一叠手稿：“这是我根据我们家乡的一位抗日英雄的事迹写成的。他长得丑，小时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后来他牺牲了……”

    他把手稿递给我，“副连长，我要上前线了，这部稿子就拜托您处理吧。”

    几个月后，电台上、报纸上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希望能听到或看到我的丑兄弟的名字，他的名字始终未出现。丑兵的小说投到一家出版社，编辑部来信邀作者前去谈谈，可是丑兵却如石沉大海一般，这实在让人心焦。

    终于，小豆子来信了。他左目已瞎，右目只有零点几的视力，他向我报告了丑兵的死讯：“我和三社并肩前进，不幸触发地雷，我眼前一黑，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被人背着慢慢爬行。我问：‘你是谁？’他瓮声瓮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他越爬越慢，我意识到不好，赶忙喊他，摸他。我摸到了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拼命地呼叫：‘老卡！老卡！’他终于说话了，伸出一只手让我握着：‘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条……’他的手无力地滑了下去……”

    丑兵死了，竟应了他临行时的誓言。我的泪水打湿了信纸，心在一阵阵痉挛，我的丑兄弟，我的好兄弟，我多么想对你表示点什么，我多么想同你一起唱那首丑娃歌，可是，这已成了永远的遗憾。

（选自《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