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 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镜中人

杨绛

    镜中人，相当于情人眼里的意中人。

    谁不爱自己？谁不把自己当作最知心的人？谁不体贴自己、谅解自己？所以一个人对镜自照时看到的自己，不必犯“自恋癖”，也往往比情人眼里的意中人还中意。情人的眼睛是瞎的，本人的眼睛更瞎。我们照镜子，能看见自己的真相吗？

    我屋里有三面镜子，方向不同，光照不同，照出的容貌也不同。一面镜子最奉承我，一面镜子最刻毒，还有一面最老实。我对奉承我的镜子说：“别哄我，也许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垃丁下看美人，一霎时，我会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却不是我的真相。”我对最刻毒的镜子说：“我也未必那么丑，这是光线对我不利，才显得那么难看，我不信我就是这副模样。”最老实的镜子，我最相信，觉得自己就是镜子里的人。其实，我哪就是呢！

    假如我的脸是歪的，天天照，看惯了，就不觉得歪。假如我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看惯了，也不觉得了。好比老伴儿或老朋友，对我的缺点习惯了，就视而不见了。我有时候也照照那面奉承我的镜子，聊以自慰；也照照那面最刻毒的镜子，注意自我修饰。我自以为颇有自知之明了，其实远没有。何以见得呢？

    我曾用过一个很丑的老妈子，姓郭。钱钟书曾说：对丑人多看一眼是对那丑人的残酷。我却认为对郭妈多看一眼是对自己的残酷。她第一次来我家，我吓得赶忙躲开了。她丑得太可怕了：梭子脸，中间宽，两头窄，两块高额骨夹着个小尖鼻子，一双肿泡眼；麻皮，皮色是刚脱了痂的嫩肉色；嘴唇厚而红润，也许因为有些紧张，还吐着半个舌尖；清汤挂面式的头发，很长，才死得光光润润，水淋淋地贴在面颊两狈，好像刚从水里钻出来似的。她是小脚，一步一扭，手肘也随着脚步前伸。

    从前的老妈子和现在的“阿姨”不同。老妈子有她们的规矩。偷钱偷东西是不行的，可是买菜揩油是照例规矩，称“篮口”。如果这家买菜多，那就是油水多，“篮口”好。我当家不精明，半斤肉她扌艮一斤，我也不知道。买鱼我只知死鱼、活鱼，却不知是什么鱼。所以郭妈的“篮口”不错，一个月的“篮口”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她讲工钱时要求先付后做，我也答应了。但过了一两个月，她就要加工钱，给我脸色瞧。如果我视而不见，她就摔碟子、摔碗，嘟嘟«o我给的工钱总是偏高的。我加了工钱嘱她别说出去，她口中答应却立即传开了，然后对我说，家家都涨，不只我一家。她不保密，我怕牵累别人家就不敢加，所以常得看她的脸色。

    她的审美眼光却高得很，不顺眼的，好比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一次，她对我形容某高干夫人：“一双烂桃眼，两块高额骨，夹着个小鼻子，一双小脚，走路扭搭扭搭……”我惊奇地看着她，心想：这不是你自己吗？

    会理发。我自己进城做个电烫，然后自己做头发，就可以一年半载不进城。可我忽然发现郭妈的“清汤挂面”发式，也改成和我一样的卷儿了。这使我很惊奇。一次我参加宴会遇见白杨^①。她问我：“你的头发是怎么卷的？”我笑说：“我正要问你呢，你的头发是怎么卷的？”我们各自讲了方法，原来她是末一梳往里，我是往外梳。第二天我换了白杨的发式，忽见郭妈也同样把头发往里卷，我不免暗笑“婢学夫人”，可是我再一想，郭妈是“婢学夫人”，我岂不是“夫人学明星”？

    郭妈来我家不久，钟书借调到城里工作了，女儿也在城里上学、住宿，家里只我一人。如果我病了，起不了床，郭妈定不来问一声病，或来看我一眼。一次，她病倒了，我自己煮了粥，盛了一碗端到她床前。她惊奇得好像我做了什么怪事。从此她对我渐渐改变态度，心上事都和我讲了。

    她掏出贴身口袋里一封磨得快烂的信给我看，原来是她丈夫给她的休书。她丈夫是军官学校毕业的，她有个儿子在地质勘探队工作，到过我家几次，相貌不错。丈夫上军官学校的学费，是郭妈娘家给出的。郭妈捎去丈夫末一学期的学费，就得到丈夫的休书。休书上那虚伪肉麻的劲儿，真叫人受不了，我读着浑身都起鸡皮疙瘩。那位丈夫想必是看到郭妈丑得可怕，吃惊不小，结婚一两个星期后就另外找了一个女人，也生了一个儿子。郭妈的儿子和父亲有来往，也和那个小他一两个月的弟弟来往。郭妈每月给儿子寄钱，每次都是她工钱的两倍。这儿子的信，和他父亲的休书一样肉麻。我最受不了的事是每月得起着鸡皮疙瘩为郭妈读信并回信。她感谢我给她喝粥汤，我怜她丑得吓走了丈夫，我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微薄的。她太欺负我的时候，我就辞她；她就哭，又请人求情，我又不忍了。因此她在我家做了十一年。

    奇怪的是，每天看她对镜理妆的时候，我会看到她的“镜中人”。她身材不错，虽然是小脚，在有些男人的眼里，可说是袅娜风流。眼泡也不觉得肿了，脸也不麻了，嘴唇也不厚了，梭子脸也平正了。

    她每次给我做了衣服，我总额外给她报酬。我不穿的大衣等，还很新，我都给了她。她修改改，衣服绸里绸面，大衣也称身。十一年后，我家搬到干面胡同大楼里，有个有名糊涂的收发员看中了她，老抬头凝望着我住的三楼。他对我说：“你家的保姆，很讲究呀！”幸亏郭妈只是帮我搬家，我已辞退了她，未促成这糊涂收发员的相思梦。

    我就想到了“镜中人”和“意中人”的相似和不同。我见过郭妈的“镜中人”，又见到这糊涂收发员眼里的“意中人” o她和我的不同，也不过是“百步”与“五十步”的不同罢了。

【注】①白杨（1920年4月22日—1996年9月18日），原名杨成芳，原籍湖南省汨罗市古仑乡，出生于北京市，中国内地女演员。

文字的森林

残雪

①自从我懂得文字能够给我带来无限的、难以言传的快乐后，我就再也离不开它们了。这些密密麻麻的奇怪的符号，深含着勾魂的力量。

②我家门外的街道旁有一个很大的私人图书铺，在不落雨的日子里，老板将放在木架上的插画图书（连环画）一架一架地搬到人行道上，还搬出十几张条凳，让我们坐在凳子上面阅读。一本薄图书一分至两分钱，一本厚图书或分上下集的那种则要三分钱。当然，只有少数时候我能获得这种消魂的享受。大部分时候，我只能绕着那些木架打量书的封面，猜测里头会有些什么样的故事情节。我记得图书里头有“黛玉葬花”“小人国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等。回忆起来，那时的图书解说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至少比现在的好。我常想，如果那一屋子图书全归了我，夜里我就睡在它们当中，会发生什么呢？

③年纪稍大后，我便越来越摆不脱语言文字的魔力了。我感到的确有那样一片巨大的森林，人类的情感记忆就在那种幽深的地方储存着。那个时候，我说不出我的感觉，我只是不断地产生那种欲望，要回到那个地方去。“啊，多么深啊，什么样的奇异的力量啊！”我每每从心里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去过一次图书馆，我站在木架与木架之间不知所措，纸张微酸的气味弥漫于空间，从那些年代悠久的、厚厚的书籍里散发出强大的威慑力，我完全被镇住了。好友问我要借什么书，我胡乱说了一个书名，拿了书就逃出来了。我常想，那种无名的震慑力是什么呢？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书，也许是我的身体对于无数文字发射出来的信息产生了感应？假如一个人独自在原始森林中穿行，看不到出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在我少年时代的阅读中，每一本书单独来看都是有出口的，书读完了，情感就宣泄了。我同大多数读者一样，仅仅只是站在语言的表层。要经历情感的深渊，文字对于我才会变成真正的原始森林。同样，要过好多年，阅读对于我来说才不是在短时间内宣泄的手段，而直接就是生存本身。

④发现语言文字底下的层次是40岁左右发生的事。有一天，我于无所事事中坐下来，随手拿起一本心爱的读物。我翻开它，读了一小段又放下，突然产生了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我站起来，在房里走动了一会儿，重又坐下。外面有小贩在叫卖，隔壁邻居搓麻将的声音阵阵传来，我再次翻开书。我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火车头冒出的白烟会总是在空中不散呢？为什么这位女性要全身穿黑？我凝视着，凝视着，终于，某种模糊的通道在我眼皮底下出现了。说它模糊，是因为不能断定其有无。

⑤那些通道从来就在那里，它们通向幽暗的原始森林！而我，在阅读的挺进中不断地返回儿时的奇境，就像从前的我那样坐在街边虔诚而热切地翻看小人书，阳光则慈爱地抚摸着我的全身。有一个夜晚，我果然进入了蓝色的森林，但它们并不是普通的树，它们像巨大的蝴蝶翅膀那样一张一合。啊，那些数不清的斑点啊，叫我如何去辨认呢？

⑥我的阅读运动，已经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运动。我滞留在文字的原始森林里，身与心的动作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喜悦，并使那些幽远的记忆在我眼前一层一层地展开。

姥姥的端午

王瀛

    ①十余年前的五月，姥姥忙碌完生命里最后一个端午，便匆匆离去。

②以前每自清明夜始，随着金银花的细碎步声，临近粽香五月，便有姥姥的絮语叮咛，踱着疲惫的小脚，轻轻推门，轻轻走近，拾起床边垂落的被角，为我一掩再掩。

    ③物质极度贫瘠的岁月，端午，在童年的期盼中，总是姗姗来迟。等待中长大的日子，不知何时，青苇已隔夜盈尺。端午，似一株凌虚而至的瓦楞草，无声无息落在老家的瓦房上，就在某个清晨，姥姥推醒了还在熟睡中的我们，她说，粽子熟了。烧了一夜的灶火已渐燃渐熄，大锅里还咕嘟嘟冒着些微的水泡，粽香漫过那口大锅的四周，弥漫在农家小院上空，萦绕在孩子渴望的小嘴边，飘荡在蹦跳的童歌里。

    ④端午粽香，萦绕岁岁年年童谣，我们在姥姥精心赶制的一个又一个端午之后长高。姥姥一双操劳的枯手，渐渐托不住昔日蹒跚的娃儿们，当小弟也站在她身后，声渐雄浑之时，姥姥缓身回望，却已一笑白头。

    ⑤姥姥的端午，从老家搬到城里，仍旧初始味道。而安逸清闲的市民生活，狭窄的蜗居，使姥姥更多地呆坐在门前 ， 想念乡间，想念宽敞的农家小院，鸡鸣犬吠，想念清晨趟着两腿露珠，一双巧手侍弄过的黄瓜架、葡萄秧，想念老槐树阴下，几位老邻絮絮陈年旧话，农谚桑麻。姥姥似乎在那一年忽然苍老。

    ⑥最后的端午，姥姥依旧忙碌，她似乎始终是这个节日大会的主持人，任何人都可以忽略和忘记这个日子，唯她不能。我们从各自的家里奔来吃粽子的时候，还丝毫没有感觉到姥姥的端午，将在这里停留。只记得姥姥唠叨了许多，关于谁该谈朋友了，谁该快点结婚了，别让姥姥这么等着。大家听着，都没有在意。

    ⑦端午后几日，姥姥在一个深夜忽然丢下大堆未了的心事，匆匆撒手而去，我守在她床边仅仅一步之遥，却空着两手没留下老人家只言片语。

    ⑧次年端午，凝重在无限哀思里，大家小心翼翼躲闪着，似乎稍不留意会不慎碰落太多的哀伤。谈话间，说到童年，那苇塘、蛙鸣、老家的土炕、邻家小孩憨态可掬的猫头小布鞋……小弟忽然一句“一到端午，就想起姥姥来。”大家顿住了，都不说话，大弟站到阳台，低头点起一支烟，妈妈肩头抽动，不知谁的眼泪叮咚掉在米盆里，落在一只只秀气的青粽上……姥姥赐我农家巧手，包粽的“工艺”代代相传，粽香飘进以后的日子。

    ⑨端午，翠绿与寂静，蒹葭苍苍的古韵，带着一春濡湿的水气，简淡、玄远。芦丛摇曳、薄雾轻裳，青衣姗姗，不禁想起眉清目秀，淡妆行走在阡陌上的秀丽村姑，初见有股矜持的冷，一身素衣隔岸浅笑低吟，柔骨而就、甜而不腻，那种感觉在常久的凝睇里埋藏，永远都蛰伏在心灵深处不会消失。

    ⑩娴静的汨罗江，从远古走来，走近几千年光阴。姥姥的端午永远是其中一尺鲜洁的水，涤荡着我生命的五月，走过多少年，芬芳多少年。

选自《散文百家》2006年03期

朗读与呐喊

莫言

    今年二月，在故乡的大街上，我与推着车子卖豆腐的小学同学方快相遇。方快提着我的乳名骂我闯富了忘了老同学。我说我都六十多岁了，你就别叫乳名了吧！他说，你想让我叫你什么？叫你莫言？呸！方快是很聪明的，他六十多岁了还在卖豆腐只能说他没碰上展露才华的机会。他喊我的乳名就说明他对我的不服气。我获奖后，面对采访的记者他提着我的乳名说：“他呀，根本不行！朗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于是我回想起方快与朗读有关的事来。

    那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学校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在我们那里，谁要是出去上几天学或当几年兵，回来就说普通话，肯定成为嘲讽的对象。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压迫下，还坚持用普通话讲课，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齐声朗读时，老师提着教鞭在教室里转悠，辨别谁的声音里有着对课文的故意歪曲。方快是挨教鞭最多的——其实也不是真打，略有痛感而已。

    有天中午，方快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捉了几十只青蛙，用瓦罐提到教室里，放在脚下。那天新课是《青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

    “每到黄昏，池塘边有一只老青蛙先发出单音的独唱，接着满塘的蛙跟着唱起来。呱！呱！呱！……”

    我们从来没有像那次朗读那样卖力，那样愉快，那样充满期待。我们一边朗读一边偷眼看方快。他的脸膛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喜气。他从来都是朗读的捣乱者，但这次却成了领读者。他的嗓音洪亮，富有韵味，而且，他使用的竟是普通话！连老师也用讶异的目光看着他。这时候，我看到他用脚推倒了瓦罐，几十只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男生们的怪笑，我们看到老师变色的脸——教室里只有方快一个人还在朗读：

    “……青蛙，真是一种可爱的动物……”

    我们原以为老师会跟方快决一死战，没想到在方快响亮的朗读声中，老师蜡黄的脸渐渐红润起来。我们老师是一个有酒涡的男人，他的脸上出现酒涡我们便知道他笑了。方快停止朗读，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老师傻笑。老师响亮地拍着巴掌，连声说：“好好好！太好了！”

    此后不久，方快便当了学习委员，之后又当了班长，成了好学生，成了老师的骄傲，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还参加全县朗读比赛获得第三名。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原因，他很可能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一个杰出人物。当然，现在也不能说他不杰出，他家的豆腐，质量很好，供不应求。

    方快引发了朗读的热潮。我们朗读，我们背诵，我们把语文课本一字不漏地从头背到尾。我是其中一个追随者。

    后来当了兵，我能慷慨激昂地念报纸的才能被指导员发现，让我在团部欢迎新兵大会上发言。调到军校后，领导错以为我文化水平很高，便让我当政治教员给新学员讲课。讲哲学，政治经济学，我哪里懂这些！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硬着头皮也要冲上去。

    那年寒假，我背了一大堆书回家探亲。我在邻居家滴水成冰的空房子里备课，讲稿写好了，就一遍遍地读。当时我以为我讲的是标准普通话，后来才知道我讲的是“高普”（高密普通话）。我先是小声读，读着读着就起了高声，最后是手舞足蹈地呐喊。全不顾墙外有耳，全不顾村里人的说三道四，全不顾家里人的难堪。那时我们家东厢房里还养着一头牛，每当我呐喊时，母亲就会进来劝我：别吆呼了，你把牛都吓得不吃草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在开学后的课堂上，作用明显，反响强烈。我也颇为得意。三十多年后的一次聚会，一位性格豪爽的女学员说：我们当年给您起了一个外号叫“野狼嗥”——我心中一怔，才知道他们受了我多少折磨。

去年秋天，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叶嘉莹先生，听她吟诵唐诗宋词。叶先生说从来没有人教过她吟唱，从小她就这样唱读，因为她感觉就应该这样读，这样唱。听了叶先生的话，我想，是的，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腔调，想怎么唱就怎么唱；用标准普通话读出的诗词，确实很好听，但其实都不是古典诗词应该发出的声音。告别叶先生后，我曾把门窗堵严了吟唱过几首唐诗宋词，感觉无比畅快。但我知道，叶先生的自由吟唱会赢得满堂彩，而如果我敢登台放腔，迎接我的——当然不会是猎枪。

（有删改）

红孩

我没有到过那个叫作上岸的村庄。在我心里，有无数个村庄，都叫作上岸。这就如同，你问我渡口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怎么告诉你渡口的位置。

前些天，女儿约同学去京西门头沟。京西门头沟我去过几次，但都是搭朋友的车。我问女儿，你们怎么去，具体到什么地方？女儿说，我们坐地铁，要去的是个叫上岸的地方。听罢，我连忙上网查，发现上岸是一个村名，位于门头沟永定河旁的永定镇。这个村历史悠久，在明代叫上安村，到了清代，由于当地年年发大水，人们都扶老携幼到对岸去，后来就一直叫上岸。

上岸，多有意思的名字。自从这里通了地铁，每年高考、考研前后，总会有大批的学生前来打卡，希望能心想事成。我不想说孩子们迷信，就把它当成游戏，一次出行的借口吧。生活中，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似乎都有某种目的，可是去了，也未必就真的要实现那个目的。

儿时，我住的村庄中有一条河，没有名字。遇到河水暴涨，也有五六十米宽。那样的日子，大人是不允许我们到河边玩的。

可是，戏水是孩子的天性，我们往往趁着大人不注意偷偷溜到河里去捕鱼捉虾，有胆大的还光着屁股到河中心游泳。我也曾游过几回，根本不懂得蛙泳、仰泳等专业泳姿，就是瞎扑腾。我和小伙伴也暗地里较过劲儿，比谁游的来回多，比谁的头扎进水里憋的时间长，还比谁捉的鱼虾多。给我记忆最深的最后怕的便是比谁爬柳树更高，然后喊上一句口号便扑通一声跳入水里。

就大多数孩子而言，这确实不是什么惊险的一幕。但对于我，却有过命悬一线的后怕。记得为了证明自己更英雄更伟大，我专门找了一棵高大的柳树，大约距水面有三米多高，准备好姿势，对着下面的伙伴们喊了一句口号，随之，大头朝下就栽了下去。本以为，我可以像别人那样以头部轻松入水，哪想到，我两眼一闭，跳下时竟是肚子平平地扣面上，霎时我感到肚子一阵疼痛，头也像被重重地捶了一下，瞬间失去了知觉。好在那地方离岸边不太远，我被几个伙伴连拉带拽地拖上岸，在太阳底下足足缓了七八分钟，才一点点醒过神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玩上树跳水的游戏了，甚至多年后看跳水比赛都心有余悸。

在村里，蹬过河水到对面，人们从来不说上岸去，也不会说到对岸去。我们常说的是上坡。这条无名河，新中国成立前还是一条黄土大道。它东南方向的终端是大运河北上终点通州张家湾漕运码头，它西部的终点则是北京城东端的广渠门。这样一说，你就会知道，在大运河漕运的年代，这条旱路是非常重要的补充。等到从通州到北京城区的公路、铁路正式开通后，漕运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我们村中央的黄土大道，因没有纳入正式的道路规划，就逐渐变成了排污泄洪的水道。岸，是相对于河流而言的。既然没有被确定是一条河流，哪里有资格用岸来形容她的身躯呢？想来这条无名河是卑微的，卑微到连个名字都没有。每当我想到艾青写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时，我就会想到家门前的那一条河，虽然至今不知怎么称呼她，可我却始终无法忘记她。

我对于岸的记忆是某年冬天。那时，父亲带着村里几十名精壮小伙子到百里外的温榆河修水利。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农用车具，举着红旗，要在燕山南侧的华北平原上进行一场热火朝天的大会战。按照指挥部的要求，每个村庄要负责一段几千米的河堤，也就是大坝的修整。首先，要把河里的污泥挖出来，然后把堤坝修整好，坡面既要有一定的斜度，岸上的大道也要有一定的宽度和硬度。整个工程下来，至少两个多月。那是一场真正的抛弃小家、利国利民的行动。不得不说，当劳动干出了人生的境界，它的生产动力一定超出了生命本身!与其说那是革命思想的召唤，倒不如说是舍己为人，是人与大自然斗争的精神上岸!不幸的是，父亲在劳动中被坍塌的土方砸伤了腰，当他被村里的马车拉回家的时候，着实把母亲吓坏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家里的男人腰出了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还好，我们村外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位非常有名的正骨大师——双桥老太太。父母平日和老太太多有来往。见我父亲腰被砸了，老太太耐心治疗，母亲则每天用药水涂抹三次，半月后，父亲便痊愈了。转眼，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可在我心里一直难以忘却。我父亲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全都是上岸的人。

很显然，位于京西门头沟永定镇那个叫作上岸的村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会连年兴修水利，也会有无数门头沟的乡亲们在永定河两岸会战。那些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如今也该七八十岁了。他们也都属于上岸的人群。现在，我的女儿也要去上岸了，她们内心想的上岸和她的爷爷当年选择的上岸，性质不太一样。作为父亲，我当然希望女儿能够考研成功，那是她们步入成年后的第一次上岸。而我要告诉女儿的是，这个上岸，只是一种自我或者说是利己的上岸，那么未来呢？还有更高远更无限的上岸。我希望孩子能够更早领悟到：这个世界终究是众人的世界。

(选自2024年2月20日《北京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