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

    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牝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和刘琨“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练习。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攘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粉”。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鸟，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凰的别名是鸭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大数据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它只关注“客观数据”的呈现，而缺少对“主观数据”的反映。从社会学角度看，所有数据说到底都是有关“人”的符号，因此，符号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我们真正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内容。如果脱离了人及其所在社会的价值本性，无限放大大数据的效应及其影响力，就可能本末倒置，最终产生许多难以预期的后果。数据来源于社会又作用于社会。无论是可以数字化的数据还是不可数字化的数据，其比较、分析和归纳其实反映的都是人在符号层面上的一种互动。大数据是汇集了行为主体、时间、地点三个维度的“数据宇宙”。在大数据时代，个人的信息更多的是以数据为载体来进行互动的。如果人及其各类社会行为都仅仅被看作一个个数据符号，我们就很难从数据中解读出充满朝气、富有激情的人，也就很难从数据塑造出来的没有个性特征的人去推导群体样态和社会构成。

    犹如网络一样，大数据也是一把双刃剑。巨量化的大数据在给我们研究和分析社会现象带来便利的同时，实际上也掩盖了许多具有个性特征的数据的意义。在连续的巨量数据海洋中，许多本身具有个性特征的数据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它们在大数据霸权面前会成为微不足道的牺牲品，大数据简化了人们对数据差异性的认知。大数据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其数据样本巨量，更在于其多源异构、多实体和多空间之间的交互动态性。当前，只有少数人掌握处理这种复杂的巨量化大数据的技术，这很容易导致“数据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大数据滋生出“数据暴力”是大数据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数据的价值只有在其能够被规范成为可供分析的形式之后才能最大程度地被挖掘出来。然而，在巨量的大数据面前，实际上可供规范分析的数据只是极少数，许多数据都停留在“碎片化”阶段而难以被真正挖掘和分析。对这些碎片化的数据进行清理，形成规整的结构，是大数据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根本所在。在大数据中，其研究范式重在发现而不是推论，运用大数据进行各种分析不应像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那样通过假设检验来进行推论，而应通过数据的总体归纳来达成对社会现象的总体分析。这不仅要求我们在数据清理技术、存储结构上进行优化，而且要在数据采集环节尽可能地做到规范，否则就很难获得对复杂事物的系统认知。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大数据本身，而是大数据背后所隐藏的我们想要获取的各种信息资源，而这些信息资源可能只占数据总体的万分之一甚至更少。从这个角度说，大量的信息其实都是垃圾。不仅如此，许多大数据本身就是模糊的，其中含有大量虚假和有害的内容。

    如果我们纯粹凭借数据来判断和分析人类行为，甚至不假思索地去利用和传播某种数据，就会导致许多误判。因此，未经前期调研论证和规范分析所获取的信息，其数据量越大可能越模糊，其得到的垃圾信息也就可能越多，这也为各种数据造假和不当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我们必须学会 辨识和判断数据的真实性，避免因盲目的数据崇拜造成误判，甚至迷失在大数据的洪流之中。

（摘自《大数据中的冷思考》，有删减）

    分享经济，又名共享经济，指的是通过人人参与，借助互联网平台，把各类过剩的消费资源、尤其是数据信息整合在一起，通过倡导人人分享，实现体验式消费，进而促使成本降低、效率提高，创造新的生产红利和消费红利。

    美国著名的Zipcar租车公司，就是把各种闲置车辆及其信息通过网络平台整合起来，Zipcar的会员用车时通过网站或电话搜寻，即可发现距离会员最近的车辆情况和使用价格，然后会员可自主选择并预约用车，用完之后在约定时间内将车开回原处。再比如，大家熟悉的淘宝网，其实也是成千上万大中小企业、成千上万用户借助互联网平台，让成千上万的产品和商品价格、产品数量、广告、厂商、消费者甚至信用等各类信息透明化，通过人人参与，平台分享，公平竞争，大大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交易效率，同时也扩大消费需求。

    分享经济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应，原因就在于分享经济强调分享式消费和消费式分享，即消费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为他人消费提供供给和创造创新的过程；同时，分享经济的背后也提出了一个今天我们如何更好解决过剩的问题。当今时代，高速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巨大效率提升、生产高速增长，实际上带来了“全球性过剩”，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大量的资源、产品和服务处在闲置和过剩状态，因此分享经济通过互联网平台整合，把大量的“闲置”重新配置，加以利用。这显然顺应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

    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分享经济也意味着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工业化甚至更早时代，经济增长更加强调生产、强调效率、强调产出率，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办法就是实现分工，通过分工产生效率，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达到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但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和市场分工，在带来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过剩；强调分工促进增长的同时，也由于生产环节细化、甚至全球化分工，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并由此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交易成本，反而降低了交易效率和经济增长效率。为此，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大数据等，能借助分享平台整合价值链、产业链，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解决过剩经济时代的供求失衡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参与的大数据分享正在带领人类从分工型经济走向分享型经济。

    当然，要让分享经济真正有效地满足人人参与、人人分享，需要每个参与者、分享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其背后也是对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诚信体系的考量。在此情况下，政府通过依法干预和合理监管，确保分享经济建立在诚信有效的基础上，也是分享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权衡《分享经济：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商业模式》）

    中国古代关于良法善治的追求，大致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以礼法为良法善治之法，以中道为良法善治之道，以德政为良法善治之政，以乡治为良法善治之基，以刑罚为良法善治之剑。而“中道”则一以贯之于其他几方面之中，成为传统中华法系的“法统”。

    传统中华法系中的“中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中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中道”的基本涵义。和谐、和合、和衷共济、和而不同，都是“中和”的衍生词。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将自然、社会与人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生生不息的大系统，“中和”便是这个系统存在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一种基本状态。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天人之间，都是和为贵。这种观念深深地渗入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中。对于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立法偏私等等，古人将其斥为恶法、败法、非法之法，皆因这些法背离了中和。法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稳定器，它所维护的是社会关系的平衡、稳定。稳定性是法的基本属性之一。“中和”之道求统合、求和谐、求稳定的价值取向正与法的这一属性和功能相契合。

    二是“中正”。中，含有适当、适度、公平、准确、不轻不重、不偏不倚等内涵。正，意为端正、公正、合规矩。程子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可见，中道即是正道。中正而不偏颇是中道的又一基本义，其核心是追求公平、正义。这也正是法的基本价值和属性。孔子主张博施济众、忠恕爱人、立人达人，反对聚敛和不教而杀；认为治国理民重在导德齐礼、宽严相济；要求统治者“使民以时”，做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提出“政者，正也”，强调执政者首先要正己，言行合规范，秉公办事。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正是“天下有道”，“有道”，即有仁道，仁道也就是“正道”，亦即“中道”，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

    三是“时中”。如果前面两层讲的是静态的中道，那么，这里讲的就是动态的中道。“中和”的稳定、和谐、平衡、秩序，“中正”的适宜、公平、公正，不是绝对不变、静止不动，也不是因循守旧、掩盖矛盾，而是在动中求稳、在变中求衡、在发展中求正。这一原则可称之为“时中”。时中，就是依“时”而处“中”。“时”是流变不居，“中”是持守正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按照社会发展、时代前进和事物变化的实际情势去把握正确之道。“时中”绝非与时俯仰、随波逐流、媚世取容的处世哲学。“时中”包含着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等一系列价值判断和政治艺术，强调始终坚持原则，保持“中道”，达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随时世而变易”，“因前人之故典而开一代之新规”。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中道蕴含着高深的智慧，需要我们认真地领会和借鉴。

（摘编自余荣根《中道：传统良法善治之道》，见201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中日韩三国在电动车产业展开“电池战争”，《日本经济新闻》14日报道称，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并向电池产业的顶峰攀登，而较早开发电动车电池技术的日本和韩国正争相增加生产，有分析称，东亚三强正在上演电动车电池的“三国演义”。

    报道称，中国政府积极扶持电动汽车产业，正颠覆超过130年的汽车产业史，目前在全球十大锂电池厂商中，中国企业占据七席。排名第一为日本的松下、排名第二、三位的分别是中国的宁德时代和比亚迪，进入前十的还包括LG化学和三星SDI两家韩国企业。电动车电池领城形成“东亚三强”的局面。

在产能方面，中国当仁不让地处于领先。《日本经济新闻》称，福建宁德时代在2017年的锂离子动力电池销量从2016年的6.8吉瓦时增加到11.8吉瓦时。比亚迪亦不甘落后，到2020年其动力电池制造能力将扩大到60吉瓦时，这一数字相当于2017年中国总产能的一半。报道援引彭博新能源财经的预测称，到2021年中国将生产全球70%的电动车电池。

而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其竞争力则来源于电池技术领域的创新。文章指出，半田在被认为可接替锂电池的固态电池技术方面进行了领先的研究，计划到2030年将花费1.5万亿日元用于下一代电池的研发项目，包括固态电池。半田还领导由新能源和工业技术开发组织发起的100亿日元国家项目，以开发固态电池的基本技术。

    韩国企业也在不断发力。报道称，LC化学在中国增加了新的生产能力，上个月在南京开设了第二家电动车电池厂。LG化学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表示，新工厂的任务是应对全球电动车电池需求的快速增长。到2019年底，LG化学预计该工厂每年可生产50万块电池，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市场的电动车制造商供货。

    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固态电池作为能将电动车续航里程大大提升的新技术将是中日韩电池企业展开争夺的“技术高地”。有分析称，松下、丰田在固态电池核心技术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供应特斯拉的高镍圆柱电池就是日本企业的龙头产品，在高密度能量技术方面处于领先。

    目前，汽车电池厂商们已经纷纷与车企建立合作，为其提供电池，并试图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战略合作关系版图。如宁德时代的主要客户为德国车企，松下的客户为日美车企，LG化学的客户则为韩国和欧洲车企。

（摘编自：环球网）

材料二：

国内动力锂电企业产能规划明细（GWh）

【注】GWh为电功单位。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

材料三：材料革命主导未来趋势

    据了解2025年前后，新一代拥有低钴、高能量密度和阴极锂镍锰钴（NMC）811等特性的锂离子电池将进入量产。在石墨阳极中加入少量的硅，可将能量密度提高50%，而能够承受较高电压的电解质盐也将有助于提高性能。

    2025年至2030年期间，但金属为阴极、石显/硅复合材料为阳极的鋰离子电池可能会进入设计阶段，甚至还可以引入固态电解质以进一步提高能量密度和电池安全性。此外，但离子技术可能会被理空气、但硫等其他有着更高能量密度和更低理论成本的电池所取代。但这些技术的发展水平仍非常低，实际性能尚待测试。

    2018年7月26日出版的Nature主刊上，一篇题为《距离鋰电子电池革命仅余十年》的文章指出：埋离子电池性能和价格的演进速度正在放缓。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在电极材料的晶体结构中，可以储存的电荷量快要接近理论最大值；市场规模的增长难以继续带来大幅度的价格降低。更糟糕的是，目前普遍采用的电极材料，如钴和镍十分稀缺，且价格昂贵，如果没有任何新的变化，预计在2030—2037年间（或更早），钴和镍的需求量就会超过产量。另一方面，新的替代电极材料，如储量丰富的铁、钢，则还处于早期研究阶段。文章呼吁材料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费资助机构等加大对基于储量丰富的铁、铜等材料的电极材料的研究，否则，电动汽车的大规模发展将受到限制。

（摘编自：能源评论）

激发“到此一游”的文明耻感

    ①埃及卢克索神庙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浮雕上，刻划着汉字“丁××到此一游”。近日，有人在微博上贴出这样一幅刺目的照片，发布者“无地自容”的心情，也成为很多网友的一致感受。

    ②“没到过卢克索，就不算到过埃及。”神庙与汉字，两大文明竟以如此方式相遇，实在让人尴尬。不管是真心喜爱、跟风模仿还是年幼无知、出于炫耀，这种行为不仅污损了人类文明的瑰宝，也为中国游客添了一笔不良记录。

    ③相对大多数中国游客的有序有礼，少数人的不良表现更容易被放在公共外交的聚光灯下。不讲卫生、不遵守公共秩序、踩踏黄线、在飞机上争夺行李架空位……因为这些行为，中国游客甚至在国外一家市场调研机构的调查中，名列“最差游客榜”第二名。当中国出境旅游人数从2000年的1000万人次快速增长至2012年的8300万人次，“每个人都是一部中国读本”，这句提醒更有特殊含义。

    ④“到此一游”的风波，理应成为反思文明素养的契机。面对刻字，现场中国游客莫不感觉羞愧，甚至连导游也赶紧走开。微博热议、媒体讨论中，惭愧、耻辱的情绪，谴责、反省的主调，也让人看到整个社会对文明素质的强烈吁求、一个国家文明意识的自我审思。当事孩子的父母也主动联系媒体，流下忏悔泪水，坦言“孩子犯错误，主要责任在大人，是我们监护不到位，平时教育做得不好”，公开道歉。未成年人犯错在所难免，应予以必要宽容并助其改正，但整个社会则应以此为镜、自我检视。

    ⑤的确，“到此一游”远涉重洋，也是国内不文明言行的不自觉“输出”。从被刻字弄得遍体鳞伤的长城，到赫然出现在故宫大水缸上的涂划，都是孩子耳濡目染的“活教材”。习惯了乱闯红灯，出了国可能也会“红绿色盲”；习惯了大声喧哗，在国外也难以主动调低音量。从这个角度说，文明习惯的养成不分海内外，文明素养的提升，更需要每个人的日常践行。

    ⑥有人说，最好的“到此一游”，是把旅途中所有的美好都刻在心上。而提升文明素养，也需在心上刻下这让人蒙羞的“到此一游”。在拥堵的公路上随意并道时，在地铁的长队里加塞插队时，在逃票成功洋洋得意时，在网络空间掐架骂娘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几个字就该闪动警示之光，提醒你触碰到了文明的红线。谨记“到此一游”激发的文明耻感，以此自戒自省，以此校言校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才能迈进一步。

    ⑦今日中国，吃饭穿衣已经不是问题，甚至海外奢侈品商店促销都会挂上汉语海报。然而，很多人也感觉，“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的确，现代化的过程中，怎能少了人的行为举止、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国务院会议倡导“健康文明旅游方式”，政府机构出台“文明行为指南”，这些都让人看到，在社会管理者那里，文明素养、人的素质，已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必修课”。

    ⑧同样是神庙，雅典阿波罗神庙的一块石板上，刻着这样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反思埃及神庙刻字事件，以此为契机省察自我文明素养，才能在国际交往中赢得尊敬，更让我们在文明复兴之路上“递进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