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1035所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以下简称“传承学校”）。在全国中小学开展传承学校创建活动，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引导青少年学生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参与丰富多彩的美育活动的过程中，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增强文化自信。

    第二批传承学校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实现了31个省（区、市）全覆盖，实现了城区、镇区和乡村学校的全覆盖。二是传承项目种类丰富。各地各校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培育传承项目，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占比近55%。三是凸显育人特质。传承学校以教育教学为基础，以实践活动为载体，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支撑，采取专兼职教师结合的方法，聘请社会艺术工作者、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开展传承项目教育教学活动。以成果展示为助推，营造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

（摘自2018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有删改）

材料二：

某杂志社进行了一次关于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调查，部分调查结果如下：

教师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

教师眼里导致活动开展困难的因素

材料三：

    2014年，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然而，轰轰烈烈的活动之后，不少学校发现，师资缺、涵养浅，不系统，课时紧、不持久，家校分……成为实践中几乎所有学校都要面对的问题。

    弘扬传统文化，学校是最现场，课堂是主阵地，教师是基础。“教师本身的素养、人文价值，学术专业水平和教书育人的精神非常重要。仅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们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仍很欠缺。”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济喜看来，教师数量不足、内涵不够使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难以展开。

    “当前，传统文化进校园以一种嵌入式、掺沙子式的模式开展，是对现有教育体制的有益补充，应该充分肯定这种进步。”在袁济喜看来，当下主要是在现有课程体系中加入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等，要与现在的西式教育体系融合还需要一个过程。

（摘自2016年12月17日《中国教育报》，有删节）

材料四：

    传统文化进校园更多的是一种熏陶和感染，校园文化要有活动设计方案，扩大师生参与度。校园文化活动的目的不是比赛拿奖，少数特长生参加的活动虽然有“看点”，但受众面不广，要提供给更多学生锻炼成长的机会和平台。

    从学理上而言，文化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是理念，是文化的内核、本质；“术”是形式、方法。“道”承载的是价值观体系，抽去 “道”，文化将成为没有生命的空壳。两者孰轻孰重，毋庸赘言。因此，传统文化进校园不是简单地开展一系列文体活动来“堆积”，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动层面，而要不断挖掘校园文体活动的思想内涵。校园文化其实也是一种和谐文化，和谐能激活教育的潜力，成为促进教育教学发展的正能量。

    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弱势”问题，要整合现有教材，结合师生需求，进行板块式的专题教育，形成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真正实现课程育人。当前，“互联网+”浪潮如火如荼，要充分利用网络优质资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来弥补师资不足的“短板”。

（摘自2017年12月6日《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材料一

2018年6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了第十一版《国际疾病分类》（CD－11），首次将“游戏成瘾”列为疾病之一。

“游戏成瘾”是一种游戏行为模式，特点是对游戏失去控制力，日益沉溺于游戏，以致其它兴趣和日常活动都须让位于游戏，即使出现负面后果，游戏仍然继续下去或不断升级，无法通过个人心理因素进行克制。就游戏成分诊断而言，行为模式必须足够严重，导致在个人家庭、社交、教育、职场或其他重要领域造成重大的损害，并通常明显持续了至少12个月。

从以上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对涉及游戏的疾病定义是比较严格的。大部分游戏玩家的生活和游戏方式，甚至是一些忠实玩家，也不至于被归入所谓的“病态”中。之所以将“游戏成瘾”列入ICD－l1。是因为在世界许多地区，人们的疾病状与游戏成的症状相类似，这将促使卫生专业人员更加关注各类疾病的发生风险，以及相关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摘编自《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正式发布，游戏成位列其中》）

材料二：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癌的比例及分布

（摘编自《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现状的研究》）

材料三

我们专家委员会之前讨论中有人觉得社会问题不应该变成医学问题，但专家委员会后来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将它变成医学问题，是有利于我们进行干预，寻求解决的方法的。比如，以前有些人脾气不好，大家觉得是性格问题，但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知道他们是惠上了焦虑，也有一些抑郁患者，医学的研究发现他们不只是心理问题，其实是身体也出了问题。“游戏成瘾”被列入疾病之后，就意味着家庭可以将患者遂到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也减少了家庭的一些误区。

目前我们只是将“游戏成瘾”列入疾病的范畴，相关的研究还处在原始阶段，比如，并没有直接针对“游戏成瘾”的药物，因为此前药物的研发者会认为，根本没有这种病，怎么发明药物呢？未来，相关的科学研究都可以努力跟上。

我们出了防“游戏成瘾”的规范化标准，也就意味着能够规范化地了解这种疾病在社会中的情况。我们可以有就地统计发病、发病高发年齡等情况，有助于我们医学的进步。此外，也有助于规范化诊治游戏成的诊疗市场，毕竟这个市场之前可以说是“泥沙俱下”的。

（摘编自《世卫专家掲秘游戏成泡为何“入病”》）

材料四：

中国网游产业近年来发屐迅猛，未成年人上网成现象已不能再被忽视。《网络游戏管理行办法》中明确规定“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虚拟货币交易服务”，网络游戏公司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提供游戏履务，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責任，如果一个企业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那将不会成为一个长青的企业。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这不仅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更是社会要求使然。游戏公司在创作游戏的过程中，不仅要内容适当、模式合法，而且要在技术上将游戏世界和现实生活进行隔离，在运营游戏中时刻提玩家回归现实，不要沉浸在虚拟世界中不能自拔。创作游戏是为了让人身心愉悦，提醒广大游戏公司不要忘记产业发展的初衷。

现代社会离不开游戏产业，离不开每个游戏创造者，但是，娱乐毕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能本末倒置，不能因为游戏丧失本性，希望游戏公司能够承担起社会責任和社会使命，切实维护好未成年人利益，为未成年人创出更优越的成长环境。

（摘编白《游戏公司应承担社会責任》

    材料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英文缩写BDS）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2000年，首先建成北斗导航试验系统。2017年11月5日，中国第三代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它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建造“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18年12月27日，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代。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部分组成，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并独具短报文通信能力。北斗系统有一些GPS系统不具备的性能和特点：一是北斗系统空间段采用三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合星座，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高轨卫星更多，抗遮挡能力强，尤其低纬度地区性能特点更为明显；二是北斗系统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信号，能够通过多频信号组合使用等方式提高服务精度；三是北斗系统创新融合了导航与通信能力，具有实时导航、快速定位、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五大功能，短报通信功能使得用户在高空、海洋等正常通讯无法覆盖的区域可以实现位置信息的回传，从而达到报警和救援的目的。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短短十余年，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从无到有，进而投入产业化运营。“北斗之父”孙家栋强调，时间、空间信息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中国需要在北斗导航系统自主可控的基础上，探索和其他卫星系统的兼容和互相操作，以提高定位精度与提升服务质量，推动地面应用的发展。

    从2017年8月初开始，中国和俄罗斯专家进行了两国导航卫星的联合在轨试验，以测试北斗和格洛纳斯两个系统的兼容和互相操控问题。卫星的兼容，涉及频谱、轨道的协调，目前协调难度还不是很大；但互相操作显得有些复杂，与独立自主有一定冲突，不太容易协调。

（摘编自《“北斗之父”孙家栋：中国发展北斗导航不排斥GPS》）

    材料三：GPS系统占据卫星导航市场90%以上的份额（甚至有数据显示：2015年前，中国卫星导航芯片市场的95%被美国占领，GPS占据了中国卫星导航应用市场近99%的份额；在全球卫星导航产业中，运营服务占其导航产业的比例最大，平均达到60%左右，并且是增长最快的部分；而我国北斗产业中运营服务占比仅为17%，远远达不到平均水平）。相较于美国GPS，中国北斗的商业化应用启动时间晚了约20年。想要超越GPS，获得更多应用终端的青睐，北斗需要找到“弯道超车”的机会，而技术和产品上的特点是“弯道超车”的物质基础。

    四川九洲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继宏指出，我们要走差异化竞争的道路，以泛在高精度的融合应用为抓手，在“源、端、云、服务”等方面打造位置生态链。只有把BDS的服务做到无缝泛在，做到精准和融合，才可能走出一条特色道路。

    美国GPS目前也正在升级换代，预计到2020年实现GPS3，也就是第三代的布局。GPS3卫星彻底实现了军码和民码的分离，为屏蔽民码打开方便之门，这意味着战时那些利用GPS民码制导的武器将可能被直接掐断定位信号，或受到错误导引而产生灾难性后果。和欧洲伽利略系统的竞争，主要是系统建成并提供全球导航定位服务的先后之争，谁先布置完毕，谁先获取应用市场和经济利益。

    随着北斗特色服务水平和“北斗+”融合应用水平的提高，北斗导航系统可以给大众生活带来更多、更显著的便利，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摘编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前景广阔》）

    材料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网约车逐渐成为了国民出行的一种习惯，用户规模将稳定增长。据统计，82018年网约车用户规模达到33.43亿人。作为新兴行业，随着大众的喜爱程度及使用频率的增加，网约车还衍生出多种租车模式，专车、快车和顺风车等，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当然，我国网约车行业发展中也面临许多问题。网约车行业准入门槛低，拥有一辆私家车、一部智能手机就具备运营基本条件。但是，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在本质上不同，前者从平台责任到消费者权益保护，从保险责任到侵权责任，从乘客消费运输服务过程的权益如何保护到发生意外后消费者的权益又如何保障等，都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而且网约车在价格定位和目标消费群体方面也没有与传统出租车形成错位发展，大都处于税收盲区，不同程度存在逃避税收现象，这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经营形成了不公平竞争。另外，行车安全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是车辆本身的安全性，是否年检合格等；另一方面是司机的营运资质的问题。为了驾驶安全，国家对出租车司机比普通司机有更严格的规定。

    （摘编自《82018年中国网约车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材料二：

    （摘编自《82018年中国网约车市场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材料三：

    一年多前出台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即“网约车新政”），是顺应改革大势和市场需求的政策导向，但各地网约车管理细则对投放运营的网约车的标准不统一。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对投放运营的司机和网约车分别做出了限制。针对网约车司机的资格而言，严格限制为本地户口。有关专家认为这最终会导致网约车的价格上升，使乘客承担更多的出行费用，这与乘客所期待的背道而驰。同时，网约车的监管主要是由平台以及政府分别进行，但网约车平台的自我监督与政府监管缺乏衔接与配合。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网约车平台隐瞒了大量网约车“黑户”信息，致使平台监督与政府监管无法衔接，更无法配合。管理网约车的上级主管部门为出租车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对网约车市场、平台公司，车辆驾驶员资质和网约车服务质量进行监管，而网约车平台收集的司机和乘客信息需要上报交通，通信，公安，税务、网信等部门审查备份。但网约车有别于出租车，将其置于传统出租车管理部门下，是不合理的。

    （摘编自《我国网约车监管问题及对策研究》）

    材料四：

    网约车行业这五年经历较快发展时期后，又迅速步入洗牌阶段。网约车行业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及共享经济风潮诞生，造成大量企业跟随网约车风口入局，市场产生大量同质化产品，并严重挤压市场空间。网约车纳入政府监管平台后，无法适应监管的企业悄悄退场。另一方面，资本的集中走向推动行业整合加速，由鼎盛时期的三四十家网约车平台到现有屈指可数的平台数量，市场呈现寡头趋势，而且一家独大之势会继续发展并长期存在。在这种形势下，企业需要提升自己核心竞争力，提供高质量便捷的服务，才有机会在行业洗牌中存活下来。

    现阶段中国网约车产品覆盖地域基本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或经济较发达地区，部分企业开始探索下沉三、四线城市机会。网约车产品在三、四线城市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短期内，网约车在发达地区的用户增量不会有太大突破，盈利模式探索和产品功能丰富也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未来可加快在三、四线城市发展。此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差异化在缩小，在出行消费升级趋势下，其需求量也较为充足。在供需两方面推动下，网约车在三、四线城市存在发展空间。

（摘编自《82018年中国网约车行业发展趋势展望》）

材料一：

    对于科幻电影来讲，杀青并不意味着能够松一口气，而是迎来了真正的生死挑战。因为后期制作往往更加复杂。《流浪地球》经历过两次超支，第一次是在地面部分拍摄完成后，已经没有太空戏份的拍摄资金。

    第二次超支是特效制作部分，数字视效是中国电影被吐槽最多的领域之一。为了能够让观众满意，电影制作团队投入大量财力、人力。《流浪地球》在初剪时共有4000个视效镜头，最终留下来2200个左右，其中有50％是高难度的A级视效镜头。由四家国内视效公司在极限内完成了效果最好的工作，让人们得以见到这部电影如今的样貌。

    “只要它能活下来，就会有更多的投资人有信心继续投资中国的科幻电影，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国内科幻电影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体系，一整套的系统还都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我们发现想去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中国制造能力非常强，但大量人才集中在工业级消费品上，没有人去做电影。你要想找到能做那个级别的道具的人几乎没有。我们所有道具都不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比如拍古装片，很容易做一个椅子、屏风，甚至搭一栋楼，但我们得换一个思路，不再是木工，必须去冲压、3D切割，才能做出各种金属的形态，必须拆解成一个个零件，拼装后才能构成场景。”本片导演郭帆说。

（摘自李行《<流浪地球>是怎么诞生的》，《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2月14日）

材料二：

    今年初，国产科幻电影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有人说，这预示着中国科幻作品从杂志、图书走向了影视时代。从冷门题材到热搜话题，“硬核科幻”的崛起，激发了更多人对未来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中国现在最强的感觉是什么？是未来感。”荣获雨果奖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用“未来感”这个关键词来解释科幻文学的繁荣。他认为，科幻发展的每一步，并不仅仅是因为科幻本身，更是因为整个时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状态，给科幻文学、科幻电影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国科幻电影的壮丽航程，恰恰反映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

    的确，看似异军突起，实则厚积薄发。科幻电影的未来感，恰恰是来自当下的现实感。以电影《流浪地球》为例，太空漫游、人工智能、外星家园……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设定，或多或少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源头活水。从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升空，到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首秀；从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到2019年嫦娥四号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中国在太空领域的里程碑式跨越，无疑是电影作品最有力、最深厚的时代背景。

    人在通往未来的过程中拥有主观能动性，可以主动地寻找和制造未来感。在通往未来的列车上，每个人不仅仅是乘客。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每时每刻都能碰撞出思维火花，如此一来，更多的“未来感”就会层出不穷，最终聚变成惠及所有人的美好未来。

（摘自盛玉雷《寻找更多“未来感”》，《人民日报评论》2019年3月28日）

材料三：

（数据来源：艺恩电影智库2019年）

材料四：

    卡梅隆从小就是科幻迷。早在他出生以前的二十世纪40年代，科幻文学理念就已经非常成熟——未来世界科技怎样突破、宇宙怎样变化、人类在未来如何生存，科幻文学都已有丰富的想象和描述。

    卡梅隆认为，《流浪地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原作的想象力和剧本出色的改编。与《流浪地球》宣扬英雄主义不同的是，《阿丽塔》的女主人公阿丽塔，并不像超级英雄那样，把自己看作城市甚至全世界的救星。卡梅隆曾经与原著作者木城雪户讨论过阿丽塔。卡梅隆最初觉得阿丽塔像圣女贞德，但木城雪户说：“不，她是一个孤独的战士，也是一个敞开内心的人。”《阿丽塔》原著漫画正是托罗推荐给卡梅隆的。《阿丽塔》的漫画原名“铳梦”，也有“枪梦”的意思，然而原著和电影里都没有出现枪。“那么枪在哪？阿丽塔，她就是枪，或者扣动扳机的那个人。”卡梅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所在，关于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声音，从而发现个人的力量与信心。”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这对破除论文“SCI至上”和“过度追求SCI相关指标”，树立正确的评价导，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研评价的政策制定始终受人才评价和职称评聘政策所左右，把科技评价与人才评价混同，就“科研”评“科研”，评价指标单一，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应用，以评价基础研究的指标来评价所有类型的科研。由于科技评价的功利导向，SCI从一个最初为了科研人员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与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论文索引工具，在中国逐步变成一定程度上扭曲科学研究目的，绑架科研和学术评定，让科研人员爱恨交加的核心评价指标。如今，有人戏称SCI、ES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比如，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对学校员工发表的SCI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

（摘自李志民《评价与时俱进 科研回归初心》）

材料二

    囿于评估本身的局限，没有一项体系或模式可以对评估对象进行完美的评估。科研评估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一个科研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预载并匹配评估目的，否则科研评估的信度和效度都将无从谈起。如何确立清晰且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具有可行性的评估目的，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是必须首要树立的科研评估原则。

    跟随评估目的而来的，是评估目的预载及体系匹配的复杂性。政府部门的评估，其目的应该更多体现在监管和促进国家宏观科研目标与任务的达成，并勇于承担公共问责。对于各大学而言，其评估目的则完全不同，要侧重于科研过程和产出，以促进院校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贡献为首要功能。评估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个不同主体的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是有差别同时有协同关联的。

    再次，正如绩效评估的天然局限一样，科研评估虽然是科研事业发展的必要环节，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过分强调它的功能，而应该注意其应用的合理性与适切性，避免评估在科研和高教发展中的过于强势，导致评估主义的泛滥。日本的科研审计文化、台湾的SSCI综合症、香港的科研绩效主义都受到社会各界及专业团体的广泛批评，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负面典型和前车之鉴。

    科研评估的目的性、复杂性和合理性，决定了科研评估的第四个原则——创建和采用各类科研评估体系的慎重性。在采用某一种评估体系或模式之前，对它的背景、原理、适切度、正负面效应都应该作全面、科学和文化的综合了解，而不是仅仅限于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肤浅理解，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借鉴而来的国际经验（包括SCI论文指标体系），这点尤为重要，而文化理解就显得十分关键。吃透其原理、精神及背后的复杂背景，才不至于盲目模仿、食洋不化。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而是拿出勇气、敞开胸怀、面向世界，强化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深度合作。

（摘自李军《破“SCI至上”，科研评估如何改进》）

材料三

    以SCI论文数量、被引次数、ESI高被引论文数量等指标为依据的科研评价方法常被比喻为计件制，即按照工人生产的合格品的数量和预先规定的计件单价来计算报酬的一种工资形式。这种评价模式在制造业广泛存在，适用于重复性劳动，而并不适用于创新性劳动，否则只能激励科研人员以牺牲创新性为代价去追求数量带来的回报。创新性劳动的评价应该以创新程度为基础，劳动成果应该差别对待。

    普赖斯奖（科学计量学领域）获得者Francis Narin于1978年提出了关于科研评价中定量与定性指标关系的观点，他认为论文数量、被引次数等指标虽然最客观，但是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远，而离被评价对象真实状态最近的指标是同行评议。他的观点影响了一代科学计量人。《莱顿宣言》（2015年4月22日发表于《Nature》）倡议：定量指标可用于支撑同行评议，但不能取而代之。遗憾的是，在评价实践中，同行评议往往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同行评议无效。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是同行评议的典范，至今在全球享有盛誉。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作为全球科研评估的典范，也几乎完全依赖于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制度的公信力依赖于良好的学术环境与公正的科学家。从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来看，公开似乎不是必要条件，但在难以保证评审人不被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同行评议过程接受全社会监督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开放同行评议（Open Peer Review）是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开放评审人身份、开放评审报告、开放参与评审三种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同行评议过程中的不透明、缺乏激励等问题，目前在一些学术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中颇受欢迎，例如，PLoS（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BMC（BioMedCentral出版社）、Nature Communications、EMBO（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等等，而且加入开放同行评议的出版集团、学术期刊、学术组织越来越多。

（摘自李军《理性对待“SCI” 用好“同行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