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线教育市场需求升温。这种升温一方面在于在线教育类产品是面向家长市场，但体验者却是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用户错位的产品，因此它需要准确切中家长的心理需求。当前，中产阶层家庭队伍逐步壮大，对子女教育投入见涨，许多家长为了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下血本。而中产阶层对于知识、阶层与未来的焦虑往往会压在下一代身上，导致在线教育市场尤其是基础教育需求也逐步庞大。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处于基础教育的人口接近1.8亿，预计到了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0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指出，相较于传统线下教育，在线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它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学习时间碎片化的需求，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线教育还可以跨越由地域等方面因素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问题，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低了学习的门槛。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之前被紧紧封锁在学校围墙之内的知识信息，正在通过在线教育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出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一对一直播、一对多直播及录播相结合等多种在线教育形式，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尤其是近几年盛行的在线教育直播课程，更是受到不同群体的欢迎。在线教育直播课程不再是老师们自说自话的单方面授课形式，而是有了交流、分享的过程，这无疑提高了学习效果。

    “同时，在线教育机构在运营过程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房租等成本，使得在线教育体现出价格优势。”熊丙奇认为。

——搜狐网2017年08月18日

材料二：

    近段时间，“小猿搜题”涉不雅内容，指控“作业帮”蓄意抹黑陷害，两大在线教育平台激烈开打，再次将人们的视野拉回到这个已经被业内冷落许久的行业，隐藏在其背后的乱象及问题也浮出水面。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方平认为，健全行业自律不失为一剂良方。“我国可以建立一个行业内部的权威认证机构。”它们的主要责任是，对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学成果进行追踪认定，不管是颁发的相关证书，还是作出的效果评价，都是真实而有效的。“该认证机构作为第三方，与在线教育机构和学员之间都不存在利益瓜葛，作出的评判可信度较高，但若该认证机构有失公允，则要负一定责任。”程方平解释说。

    对于建立权威认证机构，姚建龙认为可以借鉴，他建议我国建立完善有序的行业规则，帮助行业内部自查自纠，提高行业积极性。储朝晖指出，建立公正客观的行业标准，就要明确奖惩规则，对有良知的在线教育机构应积极鼓励，对粗制滥造、剽窃盗版甚至冒用他人名声宣传的，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采取零容忍态度。

    “除此之外，我国在线教育的教学质量不高，也成为制约在线教育发展的因素。”储朝晖建议，应当把握“内容为王”的原则，优秀教师和优秀内容才是在线教育发展的保证，才会有市场。

    熊丙奇认为，在线教育行业知识库体系庞大，专业多且层次深，因此行业内部需要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鼓励行业协会创建一套丰富的知识库体系，丰富在线课程的种类及内容，让整个行业受益。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三：

    如果要从源头抓起，准入资质是第一道环节。程方平认为：“教育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类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线教育机构还具有教书育人的责任，因此，教育机构不能以纯商业模式运作，工商注册管理和教育部门的双重认定方能取得办学资格，不仅不能放松，还需要严管才行。”

    姚建龙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在线教育培训法，在立法上明确主管部门和相关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共同治理。完善在线教育的资质审核，规范相关手续流程，加强对在线教育机构的审查，不仅要依法依规有序发展，还应将其子公司、分公司、加盟店等纳入审查范围，争取将每一个环节落实到位。

    程方平也建议，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在线教育教师的资格认证标准，从事在线教育的教师都要经过互联网和教育方面的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授课。

    “大力发展在线教育，不仅是社会的进步，更是时代的要求，因此立法上对此也应该加以鼓励，要制定相关的鼓励性政策。”姚建龙建议，应当将《教育法》第六十六条加以细化，增强我国的网络环境建设，打造更有利于信息化教育的发展环境，政府也应当加大对在线教育的投入，对发展优良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设一批质量优、口碑好的在线教育品牌。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一：

    信息来源广，考验着大众的分辨能力。自网络信息搜索形式发生变化以来，大众获得信息的方式也出现了变化。更方便的信息获取渠道，让民众能轻松地获取信息，几乎一切问题，通过网络都能得到详细、准确的解答，从而也降低了对知识的权威感与信赖感。但多媒体信息便捷复制、及时传播的特点，让民众信息量急剧增加，同时也超出了信息分析与处理能力，纷繁复杂的信息超出了大众理解与分辨能力。

    信息传播迅速，容易造成群众情绪失控。随着自媒体的使用，它改变了传统一对多的传播形式，变成多对多的形式，自媒体的草根性决定了人人都能充当信息发布者。大众利用微博、短信、微信、视频直播等方式随时随地传播信息，同时也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壁垒。自媒体的隐蔽性让传播者处在隐蔽状态，让整个传播更为随意、大胆，让很多谣言、不实信息开始传播，并且一度影响了群众对信息的正确判断，很容易出现群众情绪失控以及网络舆情事件。

（《自媒体时代政府所面临的困境》）

材料二：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新科技在媒体和受众之间开辟了一条彼此了解的通道，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媒体领域的市场细分越来越明显，对用户信息的整理、挖掘和分析显得至关重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处理手段，在增强数据分析和应用能力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每个用户的兴趣爱好、受教育程度、经常浏览的页面、停留时长等数据信息，实现对内容的个性化加工、定制服务，并实施及时有效的精准推送，让“你关注的就是头条”从理想状态可能变成现实。在这里，媒体做到了新闻产品的适销对路，受众实现了各取所需，传播力也就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新媒体时代传播力的影响要素及其建构路径》）

材料三：

    媒体是否位居主流，最终要靠传播效果来检验。全媒体时代，虽说“酒香也怕巷子深”，但酿不出“好酒”，也难以留住受众。在我们开疆拓土构建的新媒体渠道上，必须不断增强主流价值的内容供给，不断提供充满正能量的优质产能，通过设置公共议题，把握社会重大问题，进行舆论引导和认同构建，实现与受众的有效连接，推动舆论场形成“以主流引领百舸争流”的局面。

（《主流媒体如何巩固主流地位》）

材料四：

    讲真话产生公信力，报道热点产生影响力。这些最基本、最基础的传播规律，在纸媒时代如此，在新媒体时代同样有效。应该看到，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尊重传播规律、宣传规律方面，即使在过去纸媒时代，也做得并不够好。远离热点、回避矛盾，枯燥乏味、千篇一律，是多年来我们始终在检讨、却时好时坏从未根治的一些现象。在渠道垄断的纸媒时代，读者别无他选，这种矛盾长期存在却没有过于显现，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不仅十分突出，而且影响到了纸媒的生死存亡。

    因此，主流媒体要增强话语权、提升影响力，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是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不回避、不躲闪，讲真话。受众是从平时的点点滴滴中，感受一家媒体的公信力的。只有在日常的报道中，始终关注社会热点，始终满足读者需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关键时刻才能产生真正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乃至凝聚力和鼓动力。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社会热点问题上、在群众关心的问题上，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采取文过饰非的方式，而又寄希望于在重大事件、关键节点上，发挥关键作用，事实上是难以取得满意效果的。

（《以优质内容参与传播竞争》）

材料一：

    目前，微信已经成为人们使用的主要通信形式。免费是其吸引使用者的一个最主要因素。众所周知，国内手机通信费用一直居高不下，而微信的出现正好迎合了用户的某种需要。微信与其他即时通信形式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用户之间关系的真实性，它使信息的传播主体更加精确。在双方交流过程中，信息仅仅会在双方的移动终端上出现，其他用户无法在自己界面获知。这种私密性特征保证了微信用户在交流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使微信用户在交流过程中始终拥有话语权，从而能够主导交流内容及进程。微信传播不仅有即时性的特点，又可以实现差时浏览信息，从而使传播更加便捷自由。用户发送图片和文字信息时，无论对方是否在线，信息都能够到达对方通信终端上，这就使得多数商家也利用微信进行精准营销。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微信在聊天、朋友圈之外的其他功能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三：

日前，“微信之父”张小龙表示希望每一个微信用户都尽可能减少使用微信。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生活基本被“微信化”了：55.2%的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10次，25%的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30次。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微信成为一天的开始、一天的陪伴和一天的结束。

    清华大学罗家德教授认为，人们的社交圈是一个包括内核圈、外层圈的分层结构。内核圈是由强关系组成的紧密圈，外层圈是体现弱关系的一般圈。某个手机微信名单可能包括几百人或几十个群，其中也有不认识的人，这就可能使外层圈的交流冲淡内核圈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看似多了，关系却变淡了。每天要花数小时看完每一条更新的朋友圈状态，得到的大都是碎片化信息，信息过剩使不少人产生了焦虑。

    有时用户在微信群中需要绞尽脑汁提出点新的话题让大家来接，因为他很怕自己变成群聊的“终结者”。可以看出，技术进步让我们变得无比强大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极其脆弱。另外，微信朋友圈也会带来“社交绑架”的隐忧。你必须要对朋友圈的一些人给予回复、点赞、投赞成票等，你不说话或不配合就会显得不太合群，所以只能附和。

（摘编自《微信症候群正在袭来》）

材料四：

    信息，曾经稀缺，并被当成鱼子酱来珍惜；但它现在却跟土豆一样充足，被视作理所当然。在信息过剩的年代里，知识反而成了稀缺品。得到信息，没转化成知识；得到知识，没转化成智慧。电视媒体、熟人社会、户外广告信息、手机短信、微信、电脑互联网正在谋杀你的工作与私人空间，生活在一个信息过剩的年代里，甄别信息和利用信息需要智商。

    现在很多人都患上了严重的信息反应不良与信息焦虑症。你厌恶信息，却又离不开它。你想摆脱信息社会，却被缠缚得越来越紧。我们曾经向往知情权，但更加渴望拥有信息社会里的不知情权。大多时候，我们滥用了知情权。我们个人的内存有限，不是每个人都建立起了自己的信息管理与消化系统，谁也不能把别人当作信息垃圾箱或信息垃圾站。

（摘自《信息过剩时代的“不知情权”》）

    材料一：

    2017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两地改革后的首批高中毕业生将参加高考。2014年发布的意见指出，当前招考制度下，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新高考”之下，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两依据一参考”构成：“两依据”指统考和学业水平考试，“一参考”即综合素质评价。

    今年浙江考生迎来全新的“3+3”高考模式：必考科目语数外三科统考，外语可考两次；自选三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计入总成绩，学业水平考试可一年两考。目前已公布高考新方案的省区市，也大多采用这一模式。

    上海浙江两地“3+3”新高考方案取消文理分科，打破传统文科考“政史地”，理科考“物化生”的模式，考生可根据兴趣和特长，从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任选三科进行考试，其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数据，浙江省选择传统理科的学生由60%下降到17%，选择传统文科的由40%下降到10%，更多学生交叉选择三门选考科目。

    （摘编自《2017年“新”高考前瞻：高考改革到底会取得哪些进展与突破？》）

    材料二：

    同济大学招生办和上海纽约大学中方招生办的负责人都认为，高考改革是大学从“按分取人”转向“看分+看人录取”。

    这样的转变最直接的体现，是2017年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华东理工等参加上海综合评价录取改革试点的九所高校校测面试环节。与以往高校自主招生除高考成绩外，校测部分主要看考生面试表现不同的是，2017年上海所有大学都采取了“高考成绩（60%）+面试成绩（30%）+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10%）”的计分比例，而且在综合评价资格初审和面试环节，各校都高度重视并充分使用《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纪实报告》，把它作为招生选拔的重要参考。报告主要包括每位学生高中三年在校期间所展现的品德发展和公民素养、高中学业成绩、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等方面的行为素养记录。

    和“3+3”的考试科目选择与组合相适应，上海的招生院校制作了新的“专业菜单”即“院校专业组”，供考生选择。“院校专业组”由招生院校根据不同专业（含专业或大类）的科目要求和人才培养需要设置，一所高校可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同一“院校专业组”内专业可调剂。考生的选考科目只要有一门与该“院校专业组”科目要求相同，即具有填报资格。          

    （摘编自《新高考，招录方式新在哪儿》）

    材料三：

    人们看到，高考综合改革的实施，已经给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带来很多积极变化。上海正在推动高中学校根据学生选科情况探索走班教学，便于学生自主选择科目。绝大部分高中学校都已根据师资、学生选科情况和校舍场地资源等，因地制宜，实施不同形式的走班教学。走班制的实施促进了高中教师的因材施教和高中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上海市教委主任苏明告诉记者，除此之外，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课题研究和课题报告已经做得非常普遍。上海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上海高三学生完成研究性学习报告50473个。为了创建研究性学习的高质量载体和平台，目前83%的上海公办高中都有创新实验室。

    在高考综合改革的推动下，上海市教委、市文明办、团市委等多家单位协同推进高中生志愿服务工作。截至2017年3月底，上海已认定市、区两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1742个，共提供学生实践岗位464633个，96%的高三学生和73%的高二学生，共计99619名高中学生，已完成60个学时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                 

（摘编自《看新高考如何促进学生素养全面发展》）

材料四：

注：在六选三的情况下，每个科目被选择的平均比例为50%；七选三的情况下则为42.86%。

                                                                               （资料央视新闻官网微博）

    材料一：

    文化全球化不是全球性民族文化的趋同，没有一种现世文化是不经过交流而独自发展的。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必然会产生文化的冲突-—-反应一融合的过程，两种文化之间总是进行着既对立又统一的斗争，这就是“文化的双向选”。全球化与本土化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全球化不可全然取代本土化，而本土化也不可能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若想掩盖这种特征，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衰退。文化全球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多元化，即承认和尊重差别，其目的是为了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保证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交流。

    （摘编自丁志刚《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材料二：

    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过辉煌，但也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上的障碍，“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

    中国文化以群体依存为主，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重血缘亲情，重伦理规范。这种特点的优势是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社会的稳定、和谐，民族的团结。相比较西方社会的“文化沙漠”更利于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重内向自省，重个人的自我超越，强调“天人合一”“厚德载物”等，突出了人对精神世界以外的物质世界的包容。重视内在精神的完善；同时对科学思维的忽视，对理性精神的淡漠使得科学、逻辑实证思维的落伍，阻碍了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相对于西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强调文化是人为和为人的性质，人成了主体，自然成了主体支配的客体，夸大了人的作用”，中国文化重历史、重传统的特征，更能使人在历史的回顾中认识优点和不足。这也是中国文化得以稳定发展、流传的重要原因。强调历史和传统，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结果，就是厚古薄今的倾向，这不利于现代化进程。

    坚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本质的前提下，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展现中国文化的民族特征，发挥中国文化在全球进程中的优势，积极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

    （摘编自田彩萍《浅析文化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应对策略》）

    材料三：

    西方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个人如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物质商品，而且强力输出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悄然进行文化殖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认同进而接受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

    当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不同区域逐新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新态势。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与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丰富发展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有效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扩张，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摘编自刘焕明《“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

材料一：

掌握一定的生态保护知识是公民进行生态保护实践的基础和前提，更是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先导。但是，目前我国公民的环境知识、环境保护等相关知识却普遍缺乏，整体水平较低。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总体呈现一强一弱状态：浅层环境意识很强，深层环境意识很弱，这是典型的本能式的自我保护型的环境意识。2014年2月20日环保部发布的我国首份《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公民在雾霾与生物多样性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了解程度高于80%，在这当中，雾霾是99.8%，然而对于PM2.5、世界环境日以及环境问题举报电话等的知晓度却低于50%，除此之外，受访者中，在14项有关生态文明知识方面的平均知晓数量是9.7项，而全部了解的仅是1.8%。公民对众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关注度低、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知识掌握不够全面，常常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做些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的事情，从而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摘编自赵瑞华、厉雅娇《当代中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现状及对策》）

材料二：

（摘编自《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

材料三：

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教师是关键，课程是基础，学生是主体。当前，从事生态文明教育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因成长环境和经历所限，现有教师队伍不论知识结构还是思维方式都存在一定缺陷，不得不学、研、教同时进行，任务重、压力大。同时，由于生态文明教学工作起步不久，难免存在课程良莠不齐、教材辗转抄编、思想彼此扦格、知识相互矛盾等问题。这就急需组织精干队伍，开设优质课程，编写优秀教材。实践表明，开展校际合作、成立教学联盟、整合优质资源和打造共享平台，都是可行的办法。而对于学生这个主体，我们应从国情世情、科技知识、生命价值、自然情感、经济模式以及消费观念、行为方式等多方面系统展开教育，使其知晓今昔变化、了解中外差异、理性认识环境、自觉担当责任；着力培育学生知行合一的精神，让学生从日常生活开始、从身边小事做起，积极参与“美丽校园”建设并发挥其“绿岛效应”；支持学生开展生态文明专题调研和社会服务实践，培育“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家国情怀和主人翁意识。总之，要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贯彻到学生培养的方方面面，涵养其精神、培养其素质、引导其行动，使之成长为具有生态文明精神品格和实践能力的一代新人。

（摘编自王利华《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生态文明教育》）

材料四：

社会生态教育也是国民生态意识塑造的必要组成部分。社会生态教育是面向社会大众的生态教育实践，是以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年人为教育对象，以提升他们的生态素养为目的的教育。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而言，接受教育应该是一个持续的、渐进的过程。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的认知是不同的。生态问题具有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变化的特点，人必须从新的生态知识中汲取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理念。面向成年人的生态教育应注重生态理念的践行，应促使成年人自觉地掌握新的生态知识，提升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社会生态教育，可以进一步提高国民对生态环境和生态问题的认识，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摘编自王丹《生态文化与国民生态意识塑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