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经常网购的消费者会发现，拆包裹时都会有“很费力”的感受。但是，为了防止商品在运输过程中被损坏，卖家和快递公司只好在包装上下功夫。为什么不少扎点胶纸或胶带呢?某快递网点负责人说：“我们也想节约成本，但如果因为包装问题，在物流过程中商品损坏，造成损失，就得不偿失了。

    市邮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中国200万个快递员运送了350亿个包裹。包裹多了，肯定会产生垃圾。快递只是使用环节，而且我们国家没有关于快递包装的环保标准。记者了解到，我国现行的多为推荐性指标，约束力不强，执行有难度。

    快递带来的包装垃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包装过度”与“安全所需”，如何在两者之间获取平衡，如何使商家与消费者尽量采用环保材料，如何实现回收—循环—再利用，这些正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选自2017年3月2日《深圳特区报》

材料二：

材料三：

    在对待快递包装问题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烦恼。买家既想让“宝贝”拥有“金钟罩”，又为家里堆积如山的快递包装物烦恼；店家担心快递途中物品受损便“里三层外三层”地包个严严实实，成本自然就高出许多；快递公司面对五花八门的包装只好望“包”兴叹，回收与不回收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在我国大力推动绿色经济的背景下，对“两高一剩”（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企业的规范和整治是重点，而由于电商蓬勃发展所催生的物流行业所带来的环保问题，目前还看不到有效的管理与规范方式绿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大到国家的产业政策，小到人们的日常环保意识，缺一不可。而这些日常细节需要从人们很小的时候进行教育和规范，知识和规则需要不断地在人们头脑中强化，因此，真正推动环保和绿色事业，需要从基础的教育工作抓起。

（选自《快递包装的“纠结”与绿色金融》

材料四：

    20世纪90年代，德国出台《包装废弃物管理办法》，提出包装废弃物管理应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最终处置”的顺序进行，并设定了不同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目标和时限，强制要求包装生产商、销售商对包装回收共同负责。该办法还制定了包装废弃物从收集到最终处置的量化标准，比如规定80%的包装废弃物和100%的运输包装必须回收利用，使包装处理的每个环节都有具体标准可依。

    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关注绿色包装。为了提高企业回收包装的积极性，美国各州政府根据企业包回收利用率的高低，适当免除企业相关的税收。同时，美国还在《资源保护与回收利用法》中规定，“减少包装材料的消耗量，并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回收再利用”。目前，美国已在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方面形成产业化运作，不仅改善了环境、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而且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除此，在包装材料技术上一些美国企业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一些酒类包装物是用秸秆制成的，强度高，便于物流运输，而且环保。

（选自《中国物流产品网》）

材料一：

    （本报记者徐瑞哲）从新文化运动算起，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已走过百年。“百年语文”走到当下，有什么教得太多了，又有什么教得太少了？昨天，上海市语文教育教学研究基地主办的首届语文教育论坛在华东师大落幕，不少名家一针见血、针砭时弊。

    语文，是语言，也是文学，但绝不同于美术课。甚至有时，借助视图的“帮助”，反而限制了学生对语文文本本身的理解，无助于语言文字能力培养。如今，中小学校语文课堂上，多媒体课件的使用频率与其他科目一样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表示，滥用多媒体已成为语文教学的“毒药”。他发现，有些中学语文课堂已经不用黑板，只靠多媒体屏幕上课。比如教曹操的《观沧海》，作者介绍、作品背景、字词注释、思想意义、艺术手法等，全是网上下载、拼凑而成的。他认为，这样虽然很直观，文本解读却被切割得零碎了，学生阅读兴趣与经验也被挤压了，对文字的感受与想象被干扰了，语文课非常看重的语感也被放逐了。

    另一方面，语文课少了一个重要的口语教育功能。与外语课相比，语文课几乎与口语表达训练没什么关系，在“听说读写”中嘴巴似乎最用不上。在新一轮高考改革过程中，上海等地的外语科目考试都加入了听说测试。而语文科目考试从来都是笔试，“既然高考不考，就几乎没人关注语文也应当培养口头能力。”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绍振表示，眼下很多政府官员、企业家、明星等“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露面时，似乎离开讲稿就不会讲话。专家认为，这种现象其实与语文课过于单一的书面语教育不无关系；同时，这也与学生过多依赖多媒体网络有关，其口头交际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2014年12月22日《解放日报》07版）

材料二：

    3月28日上午，美国教育联合会驻华代表处主任孙连成为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小学部的老师、部分家长做了一场关于中美教育的报告。

    当天的报告会上，一直致力于中美基础教育领域交流工作的孙连成一再强调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在中国，母语教育就是语文，我们的语文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不过相信在2017年高考改革后这一状况将得到改观。”孙连成说。

    孙连成介绍说，美国很重视母语教育，“美国高考考三科，第一科大家知道肯定是数学，第二科是什么呢？大家可能说是语文，对，那第三科呢？我告诉你还是语文。美国高考有三科：数学、阅读和写作。数学多少分呢？800分，那两科呢？每一门也是800分。”

    再看看美国小学的课程表。相当于我们语文课的英文课，一年级每天的教学时间大概190分钟，二年级150分钟，其它年级和二年级都一样。

    “我曾做过统计，美国人对母语教学的时间一周是950分钟，我们多少？拿非常重视母语教育的清华附小来说是320分钟。”孙连成认为，语文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排在各科之首，“因为无论你走到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有再多的思想也没有用，你需要语言的表达。”他说。 孙连成分析说，起始于2017年高考的这轮改革方案，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强了语文的重要性，语文的分值增加几乎已成定局。

    “我们这次高考改革不是学习美国，而是借鉴了西方教育的一些方法。比如对母语的重视，比如强调语文教学与音乐、美术、思品等的融合教学。”孙连成说，在中国，学校不能给学生们更多的空间，因为有些课程体系课表是由教育部门决定的。家长要给孩子更多的时间去补回这些东西。数学很重要，但孩子的语文一定要重视。

    他介绍，美国学校的课程种类少，但注重演讲和辩论以及小组学习，尤其强调细致观察。老师会经常让学生仔细观察一幅图或者一个画面，然后说自己观察到什么，再进行小组讨论或辩论。

（长春广播2015年3月29日，有改动）

材料三：

    中考总分相同，优先比较语文成绩。日前，北京市教委详细解读中考招生政策，这一条特别引人关注。往年单科成绩参考录取顺序是数学、语文、外语，今年则将语文调到首位。从“更注重数学成绩”调整为“更注重语文成绩”的导向，值得点赞。

    人是传播的动物，语言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工具，语文是重要的人文社会，语文能力是学习其他和科学的基础。对学生来说，学好语文的确重要。因为，无论学习什么都需要借助语文的力量，在语文上多下点功夫没有亏吃。希望中小学生、家长和学校都能重视语文，采取多种措施强化语文素养，加强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这样做不但在中考时不吃亏，更有益长远。

（摘自2015年3月25日《北京日报》）

材料四：

    何怀宏说自己曾做过一次试验，让孩子朗读一个学期的语文课本，结果40多分钟就读完了。“作为母语的中文，整整一个学期在学校学一本课本，每天几堂语文课，回来还有课后作业，就翻来覆去学这点东西，考试还不怎样，真是觉得太奇怪了。”何怀宏说，他认为只有大量阅读好书和勤于写作才是培养好的语言能力的关键，而好的语言能力则又是好的思考乃至好的创意的关键。

（摘自2015年4月1日腾讯教育）

    材料一：

    2018年9月17日至19日，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为期3天的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著名企业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物齐聚一堂，展示了人工智能在无人驾驶、医疗、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广阔前景。空前的盛况、广泛的关注，反映出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我国连续6年成为工业机器人第一消费大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超过40%，语音、视觉识别技术世界领先，阿里巴巴、科大讯飞、依图等一批企业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有力竞争者……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需求导向引领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应用倒逼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特发展路径。但也应看到，我国企业目前仍主要凭借丰富的数据、巨大的应用需求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累积优势，而发达国家科技行业则依旧掌控着全球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和发展趋势，并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方面大幅领先。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瞄准核心关键技术和基础前沿理论，迎头追赶、久久为功。

    （摘编自《人工智能是接地气的科技力量，要下好“先手棋”》，《人民日报》2018年09月19日）

    材料二：

    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供需差距为何如此大？相关运用不断突破，促进各国不断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但是人才培养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得益于数据、算力和算法的集中突破，人工智能近年来开始进入落地实践阶段。以深度学习为主要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语音识别、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展露强劲发展势头，相关应用突破还可能给医疗、交通、制造、金融、教育等领域带来巨变。

    正是看到其巨大潜力，全球各主要国家纷纷开始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纷纷加入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军备竞赛”。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而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全面解读》报告，2017年中国有592家人工智能企业，员工数量为3.92万人。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由于中国高校在较长时间内没有人工智能专业，这也导致了国内相关人才供给不足。

    （《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紧缺》，《人民日报》2018年12月03日）

    材料三：

    2018人工智能促进协会（AAAI）会议提交和入选的论文数量

    2018AI论文加权引用概况

    注：加权引用（FWCI）是AI作者在该地区接收的平均引用次数，除以所有AI作者的平均引用次数

    （摘编自《斯坦福2018全球AI报告，七大维度数据公开》《参考消息》（2018年03月25日）

    材料四：

    记者：如何认识目前我国学校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情况？

    李德毅：当前，高中生的人工智能教育刚刚尝试。在高等教育阶段，高职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还处于无序状态。高职院校大多在计算机专业里开设零星的人工智能课程，教材零乱，深浅不一，更缺少技能型、应用型训练和应用型创新工匠的培养。本科生在校学习智能科学和技术的课程，以选修为主，一般不超过4个学分，仅占总学分的四十分之一，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智能人才的需求。研究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有“高开低走”现象。例如，清华大学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研究生教学课程45个学分中，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课程不到10个学分；在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中，人工智能研究方向不到6个学分；在电子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生教学课程中，甚至没有人工智能课程。

    （摘编自董洪亮《怎样对学生进行人工智能教育（前沿访谈）——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人民日报》2018年08月23日）

    材料一：

    本报讯中国银联昨天发布了2018移动支付安全大调查分析报告。据统计，当前我国手机支付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5.7亿，去年三季度，银行业处理移动支付业务的笔数，同比增幅高达7成多，移动支付已经成为餐饮、便利店、网购、交通、医疗、外卖等日常消费中，最常用的支付手段之一。

    调查显示，受调查人群去年使用移动支付每月平均消费了2600元。其中，创业人群月消费金额最高，超过3000元；全职主妇、IT从业人员每月消费也都超过2800元；学生群体每月消费金额为1952元，但他们每支出5元，就有2元是通过移动支付方式花出去的。

    调查还显示，实体零售店、网购、公共交通、外卖、购买火车票机票，是使用移动支付最多的5种场景。从地域来看，上海、浙江、江苏三地使用移动支付的人群最多。在支付方式上，二维码支付占据移动支付主流地位，占比超过八成。

    移动支付使用方便，但它所面临的风险也比传统支付方式更多。指纹支付等生物识别方式普及很快，在35岁以下男性中，生物识别已经成为使用率最高的验证方式。中国银联风险控制部高级主管王宇表示，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既简化了用户的一些交互环节，同时也在安全的认证技术上有所提升，让持卡人在移动消费当中，更方便、更快捷，也更安全。

    (摘编自孙奇茹《调查显示：去年移动支付人均月消费2600元》，《北京日报》2019年01月24日)

    材料二：

    内地游客洪小姐来到香港，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去找“网红”牛腩店。尴尬的是，她忘了换港币，而小店老板娘只收现金。洪小姐举着手机找了十几家小店，最后沮丧地发现，街头小店只收现金。最后，她只有无奈地回酒店换钱。

    在深圳河两岸，移动支付的使用有天壤之别。对此感受深刻的，不只是内地游客，一向以金融科技领先为傲的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更急于改变这一现状。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是金融科技的积极推动者。他直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基建尤其是支付系统去支撑，才能成功。

    近年来，香港推动移动支付的步伐明显加快。但与内地城市覆盖达九成以上的移动支付相比，时至今日，香港移动支付比例仍不到两成，活跃用户更少，移动支付的使用场景也有些寥落。有些人费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对于金融科技创新的接纳速度如此之慢？

    成熟支付社会养成的习惯是最大阻碍。香港移动支付虽然尚不普及，但“非现金”支付却已运行20多年。香港市民惯用的“八达通”卡于1997年面世，这张集交通、餐饮、购物、服务、门禁等功能于一体的卡片，发行已超过3500万张，已经覆盖香港市面逾1.5万家服务商的2.4万个零售场所，几乎满足了市民所有日常消费的支付需求。据统计，香港信用卡支付占比53%，超过95%的市民则经常用“八达通”和现金。

    香港市民对个人信息的安全顾虑，特别是移动支付需要绑定银行卡和获取用户资料，让谨慎的香港人望而却步。“从微信香港钱包的运行经验来看，香港市民对于隐私、数据的敏感是推行移动支付的难点之一。”腾讯金融科技部副总裁陈起儒说。

    至于很多小店只收现金，则是因为生存不易需精打细算，接受信用卡需要安装设备，还要收手续费，只能婉拒。

    (摘编自王旭、张欢《移动支付，香港急起直追》，人民网2019年01月11日)

    材料三：

    2014－2020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统计及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2018年1月2日)

    材料四：

    如今，移动支付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了民俗习惯。当线上支付成习惯，实体红包被线上红包替代，“年味儿”正在被科技重新定义。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春节期间，除了贴对联、买年货、包饺子、看春晚等传统习俗外，抢红包、扫“福”字等活动逐渐成为新习俗。

    春节期间的线上红包为人们创造了新的感情沟通方式，通过参与抢红包等活动增进与亲人朋友的沟通，让春节更有“味道”。

    有专家说：“社会的发展变化使过去的‘年味儿’有所削弱，但新媒体通过流量构建新的民俗，让人们参与狂欢，从而获得春节新的仪式感。”

    与此同时，业内人士提示，在参与春节抢红包等活动的同时，用户应注意个人信息安全，不要贪图小利、因小失大。春节期间，有不法分子借此机会制作虚假的二维码或分享链接，一旦用户扫描或点击链接，有可能被盗取个人信息甚至被盗取钱财。开心过春节、幸福领红包的同时，也要擦亮眼睛，不要误入陷阱。

    (摘编自刘峣、刘奇《春节“红包大战”硝烟再起》，人民网2019年02月01日)

    材料一：

    近日，中山大学调整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18个本科专业，引发关注。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新专业首次亮相，也吸引了不少目光。

     高校专业设置并非一成不变，每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或“瘦身”，或新增，这既能使学科建设更加科学，也是为了培养契合社会需求与时代发展的人才。但开设新专业并非城门大开，而是要经过申报、答辩、公示、审议等流程。如何让专业增减与个人发展规划、学校教学设置、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是我国高等教育绕不开的课题。

    材料二：

    破除高校专业设置随意之弊，科学合理地设置专业，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本身责无旁贷。从教育主管部门角度来看，一定要考虑开设新专业的基本办学标准，比如师资条件、科研条件和物质保障条件，要明确最基本的专业设置国家标准。而从高校角度来说，开设一个专业，要看是否与高校的办学经历相吻合。比如，一所中医药大学，如果过多开设管理类专业或外语类专业，就与高校的办学宗旨不相吻合，这就是有问题的。同时，高校也要考虑专业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匹配度，以及高校所在地其他高校是否有类似专业，其已有的招生人数、就业分配都要综合考虑。

    大学专业设置有两个逻辑结构：一是专业的逻辑结构，即按照专业知识结构来设置专业；二是社会需求的逻辑，即社会对哪些方面有需要。这一需求不是像商店购物、点餐那样全部满足，而是要对社会需要进行筛选，进而确定哪些专业可以被设置。还要考虑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考量学生特定方向的发展潜力。近年来，很多高校仅根据以上某一方面的需求来设置专业，这种过度简化专业筛选、较少思考背后的专业逻辑，是目前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调整和精简专业时，也应该有专业评估，应整体考虑这个专业是不是有专业优势、社会需求、师资和学术上的独特性。如果是简简单单根据行政指令进行操作，仅因为某个专业招不到学生、就业率不好就撤销专业，大学专业设置随意的问题仍然不会根本解决。

    材料三：

    当前学生在中学阶段拼命学习应试内容，职业生涯的课程近乎为零，无法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多名教育人士建议，应主动介入，引导青年择业观的形成，如在高中阶段教育中加入职业生涯规划，对年轻学子如何选择未来大学的专业、成为什么样的人、择业价值观等，提前进行规划引导和指导。

    而高校实行大类招生，学生可以在进入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再细选方向，为不少对生涯规划还存在迷茫的考生预留缓冲期。对于高校来说，则有利于招到适合本校的学生。因此，继续扩大大类招生的高校范围，让大类招生的学生在大二才进行专业分流，更利于学生为知识的融会贯通和最终专业的选择打好基础。

    材料一：

    慈善捐赠是一种对陌生他者的伦理关怀，其基本理念中有分工协作和契约精神两个原则。

    慈善捐赠的发展由一对一的直接捐助形式逐步走向捐助者与受助者的分离，即建构起以三方关系为特征的慈善主体关系，如：捐赠人、慈善组织和受益人三方，志愿者、志愿服务机构和受益人三方，捐赠人、募捐人和受益人三方。这种分离意味着：一方面，分工带来了专业的服务和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协作使捐助者与受助者在心理、人格、尊严等方面更趋平等。目前来看，分工协作的原则显然还没有真正得到慈善事业有关部门的尊重和维护。

    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着诸多乱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契约精神”的缺失。由于缺失契约精神，有关部门可以任意变更捐赠领域或受捐对象，慈善组织可以随意背弃诚信谋取私利，捐赠方可以随时违背捐赠承诺等。正是这些违背契约精神的行为，给慈善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摘编自《慈善法充分彰显现代慈善新理念》，2016年3月25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图一                        图二

    2017年11月2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公布了《2016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据悉，这份报告通过对2016年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公开捐赠数据进行监测、统计和分析，共收集到较为完整、符合数据分析要求的捐赠数据70.23万条。分析显示，该年度我国全年接收国内款物捐赠共计近1392.94亿元，相比上年增加近284.37亿元，相当于人均捐赠100.74元。

    从捐赠主体看，企业捐赠仍为第一大捐赠来源，捐赠总额首次突破9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贡献超过五成。据不完全统计，上年我国捐赠过亿的慈善家共35人（夫妻和家族按单一主体计入榜单），比2015年增加13人，捐赠总额达到近80亿元；普通民众10万元以下个人捐赠总额跃升至2016年的90亿元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慈善捐赠正在“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捐赠渠道看，2016年我国网络募捐得到了较快发展。移动端成为主流，手机捐赠占总额的七成以上。2016年，民政部指定了首批13家慈善组织在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其中，腾讯公益平台、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淘宝公益平台三家平台全年共筹得捐赠款近13亿元，比2015年增加近38%。从网络捐赠关注的领域来看，备受关注的依次是医疗救助类、教育助学类、减灾救灾类和环境保护类。

    分析认为，自2016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后，多项具体配套政策陆续出台，多个行业重大问题得到回应，对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我国慈善事业目前仍存在慈善组织数量少规模小、培育扶持政策配套不足、事中事后监管力量薄弱等主要问题。慈善组织将要面临的诸如继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坚持慈善信息公开、不断提升自身公信力等新问题、新挑战，也需要在有关部门监督下予以解决和应对。

（摘编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