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正门

王春迪

老街有句俗语：夏府的地，贺府的房，海府的银子用斗量。贺家发迹早，起初，海爷还是个小油贩子时，贺家就已经钟鸣鼎食，门阔院深，人称“贺半街”了。

然而，家有数座金山，不敌一个败子。后来，贺府家道中落，只能靠典当度日。 一 日，海爷 路过贺府门前，看到有个不肖子孙正在卖一只骨瘦如柴的看门狗，海爷不禁喟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昔日金玉满堂的贺府，如今只剩下一个金砖碧瓦做的空壳了。

贺府后来卖给了海爷。因为地势高，地段好，海爷用它做起了油行的门面。贺府后院有个百 步宽的天井，青砖铺就，四周景色幽静。还有几棵松柏，枝繁叶茂，傲然挺拔。如此花园，中间竟然高立着贺家的祠堂，迁又迁不走，拆又不能拆，看着让人堵得慌。

起初，每逢清明，贺家的子孙还三三两两地来祭祖。后来便不再有人来了。常有人跟海爷建议，这帮不肖子孙把老祖宗的家底.都给败光了，也没脸来了，干脆把那个祠堂拆了吧。

海爷却说，不可。

后院鸽子多，鸽子屎常落得到处都是，海爷吩咐下人，隔些日子把贺家的祠堂打扫干净。到了清明，贺家没人来，海爷还让人烧香点烛，更新一些被老鼠啃坏的牌位。

转眼几十个春秋，海爷已白发苍苍。 一 日，日过三竿， 一阵锣鼓开道，老街的百姓跟水一样 涌过去，随即，又像拍在岩石上一样分在两边，海爷隐约看到， 一个八人抬的轿子在人群中似水 浪般起伏。鸣锣十一响!这排场，惟京官才有!海爷微微闭着眼，低着头，垂着手，腰杆挺直地 跪在地上。身后的家人，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自言自语，求佛保佑，甚至有的浑身发抖，跪在地上半边身子都斜了。

不一会儿，轿子停在了海爷府前，下来一个官人，下了轿，经过海爷时，像经过一个脚底下的石子儿，啥也没说，径直走进海爷的油行。身后，知府、知县以及各级官员都低着头鱼贯而入。

街坊们瞧这架势，心想，生意人恩怨多，海爷得罪人了。

海爷的几个儿子，嘴止不住地叨叨着怎么办，怎么办呀。海爷静静地回过头，眼神一扫，大伙不敢言语了，同时腰杆也挺了起来。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传来，官人从油行里走了出来，到海爷跟前将海爷扶了起来。海爷觉得此 人两手温软有力，微微抬头，见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髯须飘逸，两肩圆厚， 一副贵人之相。 再看那官服，绣的是孔雀，顶带蓝宝石花翎。未等海爷说话，官人便说，本官乃贺家后人， 一别 数十年，如今故地重游，旧迹难辨，惟有当年祠堂，托您照料，仿如昨日。本官不胜感激，刚才 失礼，颇有得罪。说着，官人要弯腰拜谢，被海爷一把托住。海爷气定神闲地微微一笑，道，举手之劳，荣幸之至。随后，两人有说有笑， 一同走进了昔日的贺府。

当日，老街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大伙都觉得，多亏海爷当初的仁义。倘若当初海爷一冲动把祠堂给拆了，保不准今儿个会出什么事情。

一 日，外面下着大雨，海爷闲来无事，把几个儿子儿媳妇叫到跟前喝茶，海爷若无其事地问他们，知道当初为啥我没拆贺家的祠堂吗？

小儿媳鬼精，抢嘴说，是老爷您仁义。

海爷笑笑，抿了一 口茶，起身，眼睛望着窗外，好似看到了几十年前的情景。海爷说，贺家 人搬走后的头几年，贺家还有不少后人来祭祖，其他人来的时候，都跟老鼠似的钻进钻出，拜祭时，有的说说笑笑，有的哭得撕心裂肺，进进出出，都走侧门，怕遇到熟人。

唯有一年轻女人， 一手拎着篮子， 一手领着一个孩子，清早最先来。娘儿俩大大方方地从正 门进来，进来后，先将祠堂里里外外擦洗一遍，然后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蒲团，让孩子端端 正正地跪拜。拜祭完，整理好衣裳，再昂首阔步地走出去。娘儿俩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有的地方 还带着点补丁，却十分干净。这样的穿着，从富丽堂皇的大门进出，难免会被众人指点议论，但那娘儿俩，始终抬头挺胸，遇到认识的街坊，还让孩子有礼有节地问好。

海爷说，贺家有这样的娘俩，谁还敢拆他家的祠堂？这么些年了，也不知道那天那个官人，是不是当年那个孩子？

小儿媳没弄懂，嘀咕道，不就是没走侧门走正门吗？这有啥啊？

海爷听罢，长叹一声，背着手，回屋去了。

选自2015《小小说月刊》原文有删改)

生命中的镜子

田 鑫

我对镜子，总是心怀敬畏的。

但我却曾故意打碎过一面镜子。

过程是这样的，我正因为一件事情哭得很伤心时，一抬头就看见那面镜子里的另一个我也哭得很伤心，于是，我的伤心就被镜子复制，导致我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从伤心里走出来。

我攥起拳头，冲着镜子上站立的鹤头打过去，咔嚓，原本直立的鹤，随着镜子碎成了很多片。顾不上手的刺疼，我被眼前这些碎片吓坏了，打它之前我并没有考虑过后果，现在它破碎了，我害怕了。镜子像是报复，无数个碎片上，有无数个因惊吓而恐慌的脸。

这是我们家当时唯一的一面镜子，是母亲的陪嫁。现在，它不完整了，这意味着我闯了祸，一顿教训是躲不过了。当天，父亲打完我，找来胶布，把面积比较大的碎片粘连在一起，那只完整的鹤的形象，荡然无存，一面因破损而丑陋的镜子就一直立在我的记忆里。本来清苦的生活，被镜子照出来的时候，更多了破败之感。

经此一事，我怀疑，这面被我打碎的镜子把我们家那点事全部记录下来了，我们家的贫穷、无奈、伤悲以及偶尔的小喜悦，它都一一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总觉得有人知道我们的底细，随时准备在我们要紧的时候揭开伤疤，如此看来，我打碎它是正确的。

幼时的我，喜欢躺在麦草垛上看天空，这给了我无穷的遐思空间，以至于我认为，我的文学创作起源于对天空的凝视。我当时就发现，天空其实是一面镜子，它瓦蓝瓦蓝的，还有些晃眼。天空的平面和镜子一样，我想知道从天上看，我躺在草垛上是个啥样子，我就一直盯着它看，却发现这硕大的镜子里，根本没有我。我就在想，镜子里没有我的原因，肯定是天与地离得十万八千里。可不是吗，从地面到天空，孙悟空要用好几个筋斗云呢，哪面镜子能照到那么远呢?

天空这面镜子，太高太远太难以琢磨，我就在大地上寻找镜子。大地有根，大地之上的镜子就不会像天空这面镜子一样神秘莫测。不信你看，湖面这面大大的镜子上，随时等着为万物留下影像。湖面上老有鸟在徘徊，它们臭美地照镜子，跟我的妹妹一样，一件过年的新衣服套在身上，就站在镜子前比画大半天。

大地的镜子，大到看不到边际，小到一滴水，这大小不一的镜子，盯着形形色色的人和物，它们好像担心一不留神就有人从它们的镜面里消失。甚至连天空都到大地上来照镜子，在安静的水面之上，硕大的白云变成了棉花，夜里，月亮还把自己复制到大地上。

曾看到过一种说法：明镜能避邪魅恶祟，凡人家宜悬年夜镜，可避邪魅。后来读书，也发现很多“文学中的镜子”。最厉害的镜子是《西游记》里的照妖镜，为了对付妖怪，大神们多次用到它，可见其威力；元代关汉卿《望江亭》第四折里有这么一句：只除非天见怜，奈天天又远，今日个幸对清官，明镜高悬。

凡此种种可见，这明镜绝非简单之物，它能照见凡人的面容，也能识破恶人邪魅的伎俩。

在甘渭河一带，“明镜”也是出嫁时必不可少之物，父母会为女儿准备一面圆镜，预示着婚后生活的吉祥顺利。拿一面镜子照亮前路，我的奶奶就这样用过，镜子挂在毛驴头部，阳光照下来，远远看到反射形成的亮点，指引祖母抵达她此生生活得最久的地方。后来，迎亲的队伍从毛驴变成了汽车，中间有一段时间，拖拉机风光了好几年，我至今记着姐姐出嫁的时候，那台头部挂着镜子的拖拉机，发出来的洋洋得意的突突声，和闻起来让人着迷的柴油尾气。

在我们村，祖母把自己活成了最老的那一个，可是我总觉得二十多年来，她的模样没怎么变过。她端坐在炕上，套上顶针，让重孙子穿根针，就低头缝她的被子去了，老花镜都不用。祖母做女红的家什都放在她的嫁妆里，一个漆面很奇怪的木柜，中间镶嵌着一面缺了一角的镜子，一个油漆写上去的双喜字，只剩了一半。我见过很多次祖母从柜子里取东西的场景，却从来没见过她照镜子的样子。我问祖母：“你咋不照镜子？”她不看我，看了一眼柜子，说：“镜子有啥照的，我不照都知道自己有多老。”

我恍然大悟，祖母不照镜子不是怕老，是怕从镜子里看到年轻的自己，看到那个陪了她一辈子最后先她而去的祖父。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桃花蝴蝶

刘诗伟

我七岁时，脑子里搁了一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半个多世纪，无数繁花在眼前流走，每当我停望绚丽，总会看见坐在桃树下的祖母，漫天花瓣为她飘零。

那棵桃树生长在我们老家的台坡口。春天，一树粉红的桃花遮云蔽天。祖母坐在柴垛旁的矮椅上，睡着了，花白的头发蒙一层桃花筛落的光斑。她的藏青棉袄泛白，颜色接近柴草；皮肤干皱，已然融入三寸小脚下泥土的灰黄与安宁。一片花瓣闪闪飘下，一只白蝴蝶飞在祖母和桃花之间。

我背着书包出了堂屋，看见桃花、祖母与蝴蝶，不由愣住了。那景象让我迷狂而惊异。但我没有叫祖母，正要悄悄离开，不料，祖母喊了一声我的乳名，我即刻停下，笑嘻嘻地向祖母走去，在她膝前蹲下，把头递给她。她抬手摸过我的头顶，熟练地在我的额头亲吻一下，说：“记得，下回莫忘了。”

原来，在桃花下打盹的祖母是那只蝴蝶，在飞……

我七岁那年，祖母六十五岁。隔壁家的杨奶奶说，她见过祖母的年轻，那时，祖母刚嫁过来，一张鹅蛋脸，粉白红润，抹过油的黑头发用木簪绾在后脑勺，两只小脚走起路来像铁杵一样咚咚咚地敲在地上。

那片花瓣在空中闪闪飘下，让人联想到蝴蝶的由来：祖母头上的木簪换成了一枚蝴蝶银簪。

祖父带我去过姑爷爷家，我在那里见过这枚银簪。姑爷爷住在两里外的珠玑街上，膝下无儿无女，房屋的门楣上挂着“光荣烈属”的牌子。他们是一对怪老头，分明乐意坐在一起，可坐在一起又很少说话。姑爷爷从内衣口袋取出一枚银簪，放到祖父面前。那银簪是一只蝴蝶，祖父对姑爷爷说：“留着吧，总是个念想。”姑爷爷回应：“我这身体怕是扛不了多久，拿去给嫂子，我也落心。”接着两人都不说话，碰一下杯，不说话，再碰一下。离开时，祖父把银簪又放在姑爷爷座位前的桌上。

正月初二，姑爷爷来我家拜年，后来我知道，这是延续姑奶奶在世的礼俗。他来了，照例在堂屋的方桌上放一盒茶。然后，他走到祖母面前，拿起祖母的一只手，把银簪放在祖母手里。祖母一看，连忙大呼：“这使不得！”姑爷爷捏住祖母的手，说：“嫂子，它陪了我几十年，也让它陪陪你。”祖母再看那银簪，眼泪就哗啦一下奔涌而出。

祖母坐在桃树下，蝴蝶在她和桃花之间飞。祖母为她头上的蝴蝶银簪哭泣过。家里大人一直没给我们小孩子讲祖母哭泣的缘由，那哭泣的背后是一座静穆的山。

一天，我看见祖母身上歇了许多桃花，手里正抚摸着那枚银簪。我蹲下，祖母就告诉我：蝴蝶银簪是姑奶奶的陪嫁，姑奶奶叫刘春桃，十八岁出嫁，不满十九岁就成了烈士，祖母就在家门口栽了一棵小桃树……我听到这里，呆望着无边春天的深处。

桃树上的桃子成形了，阳雀子飞来啄桃子，祖母啾啾地驱赶。阳光照耀，祖母脑后的蝴蝶闪闪烁烁。

祖母还沉浸在从前没有回来，叹息一声说：“你的姑奶奶不满十九岁，像一朵桃花儿，又像一只蝴蝶。”我问祖母：“姑奶奶怎么闹革命的？”祖母说：“跟大姑奶奶学的。”我问：“还有大姑奶奶？”祖母说：“大姑奶奶走得更早，蝴蝶银簪就是她留给小姑奶奶的陪嫁。”我问：“大姑奶奶怎么走的？”祖母吻我的额头，让我快去上学。

到我七岁时，小姑奶奶已牺牲三十四年。往事中的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凝固在那段时空……那是充满血色的岁月，祖母不讲，外人只能简略讲述：大姑奶奶在武昌上学，因为闹革命被奸细告发，让敌人捉住砍了头，但找不着尸首。有人说是好心人把她埋了，可大雪纷飞，不断覆盖，坟墓在哪儿呢？小姑奶奶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党的地下通讯员，被“白匪”刺死在桃树下，躺在血泊中……

现在时间又过去半个多世纪，祖母早已去世，我的记录也只能如此简略。时间让繁密过往成为简史，尽管我童年时不断用想象填补那些故事。只是，这种想象反过来又常常加重对于过往的怀想。

当年，隔壁杨奶奶跟祖母是说私心话的朋友，祖母每次生病，她都守在祖母的床边；她说她来生也做祖母的邻居。她讲过一句话：“晓得历史的人值得敬重。”我从来没有发现这句话的别的出处。父亲出生后，湾子里的人送米送鸡蛋；祖父送父亲读私塾，先生不收钱；父亲学医，先生倒付工钱。

祖母极瘦。晚上她坐在竹床边，弯成一道弧线，可以清晰看见前胸、两肋和后背的骨头。我不晓得别人的祖母是不是这样，但记得父亲说过：祖母是一个不幸的母亲，他是祖母的第六个孩子，前面五个都死了，最大的不满两岁。为什么？不单因为穷，娘吃不饱没奶水，娃儿病了买不起药；主要是为了两个小姑子，她们都是孩子，祖母要照顾她们闹革命。我看着祖母头上发亮的银簪，想起祖母必须摸过她的孙儿们的头才让他们离开……那里有祖母如花如蝶的岁月。

我一生沉迷于那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一只白蝴蝶在祖母和桃花之间飞。

为什么是桃花与蝴蝶？在祖母的年代，平原上草木芜长，唯有这两样是世间罕有的绽放与娇艳，是生命的密语，是离世的安魂曲……它们那么轻盈而亲切，让人永远无法全然抵达和拥有。

祖母去世后，我在她的坟头栽下一棵小桃树，隔年便开出灿烂的花。

（有删改）

荒原作证
梁晓声

一九八一年，我们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情。

曾经在小学课本里写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神奇北大荒，已经创建了一处处国营农场，有十万转业官兵在这里开荒、播种、收获……

绿色的北大荒变成了金色的北大荒。

①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终于在北大荒诞生了。从外形看，它既不像所有中国制造的联合收割机那么“土气”，也不像从国外引进的联合收割机那么“洋气”。普赖斯专家面对它的时候，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在美国接触过的那些身着西装，但却保持着中华民族气质的中国留学生。专家爬到收割机下看过，一眼就看出底盘是选用东德E-512的结构，不过加以了改造。配备有双联拾禾器的拾禾台，可同时捡拾双铺脱粒。专家对它的双滚筒颇感兴趣。这种装置无疑会提高脱谷性能和分离性能，动力消耗减少，较适应高产潮湿作物的收割。北大荒的麦收季节往往正是雨季。它使专家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先进的不一定很适用，适用的才算最先进。不过专家坦率地对它的制造者们表示，他对双滚筒在实际收割中可能产生的机械副作用深感忧虑。尽管如此，专家不得不暗自承认，这是一台中国式的大型联合收割机。

②它的制造者们，把它命名为“北大荒人”。

专家日盼夜想的JD7200也已经运到了，并将在同一天同一块麦地中和“北大荒人”同时进行试割。

那天，两台收割机像两匹赛马，在许多人的观望之下，停立在麦地边上。一台由方婉之驾驶，一台由她的女儿驾驶。③发动机“隆隆”地响着，仿佛诉说着它们的焦躁。

比赛开始不久，JD7200就将“北大荒人”甩下了十几米远。芸芸打定主意今天要使母亲领教失败的滋味。她无法理解，打小生活在黄浦江边、曾立志要成为音乐家的母亲背井离乡来到北大荒插队20多年，如今却压着几份调令，为什么不肯离开北大荒，不肯离开这个没有前途的农机具制造厂。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偏执吗？是由于性格上的倔强吗？可是这种偏执，这种倔强，对母亲，对这个农机具制造厂，对北大荒，对中国，对四化，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芸芸认为一点意义也没有。也许只有失败，才能令母亲清醒地正视现实吧。

方婉之心里比任何一个人都明白，她今天在这场“比赛”中的失败命运是注定了的。作为“北大荒人”的设计者，她一方面要使它达到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先进水平，另一方面，她又不能不考虑到中国农机具制造业现有的工艺水平，以及我们国家的农机具原材料的质量。美国专家的“试割”建议，虽然并无恶意，但毕竟象征着一种挑战。作为一个中国农机具工程师，她没有丝毫理由“怯战”！她相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人心甘情愿去扮演这样的失败者的形象！这是一种特殊的勇敢！她一边从容地驾驶着“北大荒人”，一边在心中暗暗鼓励自己：“我不但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一个中国农机具工程师！此时此刻，我要具有这种内在的刚勇！我要具有这种特殊的勇气！”

……

当中午的炎炎赤日灼烤着大地的时候，方婉之站在丈夫的坟旁，面对“将军柳”，泪水渐渐盈满了她的眼眶，模糊了她的双眼。她的双唇颤抖了许久，低微地说出了一句仿佛从心底挤压出来的话：“将军，荒原作证，我和他们较量了，可是我打不过他们……”她扑向“将军柳”，抱住树身，无声地抽泣起来。

当她终于克制住自己，心情冷静下来时，听到背后也有人在低泣。她擦干泪水，转过身，发现女儿、局长和李福顺也来到了这里。他们都在注视着她。女儿叫了一声：“妈妈！”扑向她怀中，将头偎在她胸前，止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

这天晚上，普赖斯来到了方婉之家中。美国专家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放在桌上，打开后说：“方工程师，我诚意地向您祝贺！你们的“北大荒人”脱粒干净，茎秆粉碎均匀，证明双滚筒还是可行的！”

手绢里包的是脱过的麦粒。

专家又说：“十年之后，你们也许……”

方婉之打断他的话，平静地说：“十年之后，我们也许还会落后于你们。但是请您相信，历史是长久的，十年不过才是一个世纪的十分之一，也许就在本世纪中，您和我还有机会比赛一次的。”

专家似乎有一种预感，在签订合同时，如果有什么不利的因素，那么很可能来自这位中国女农机工程师……

专家多虑了。中美双方签订引进合同时，方婉之对JD7200的机械功率和作业效能，给予了极公正的高度评价。普赖斯专家回国时，方婉之和李福顺亲自把他送到火车站。开车预告铃已经响过，三人彼此握手道别后，美国专家说：“我一定还要到中国来。”

方婉之问：“再到中国来进行一次比赛？”

专家摇摇头：④“不，我要来看你们‘北大荒人’的第二代，第三代……”

专家注视着方婉之，心中暗想，他接触过许多国家农机制造业方面的同行，某些国家农机制造业的发展和他们的农机专家，曾使他感受到对美国农机制造业和他这位美国农机专家具有超越性的威胁，但从来也没有被他视为真正的对手。真正的对手，也许就在中国，就在北大荒，就是眼前这位北大荒女人！

她，也像北大荒一样，身上具有某种同样令他倾倒的吸引力……甚至可以不算夸张地说，具有一种魅力……

文本一：

上学路上的“新鲜事儿”

沈从文

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①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须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

又可看到一个伞铺，大门敞开，作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尽人欣赏。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大热时总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用夹板上鞋。

又有剃头铺，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盘，呆呆的在那里看剃头师傅刮脸。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强壮多力的苗人，踹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手扶着墙上横木，偏左偏右的摇荡。

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

我还必需经过一个豆粉作坊，远远的就可听到骡子推磨隆隆的声音，屋顶棚架上晾满白粉条。

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

每天上学时，我照例手肘上挂了那个竹书篮，里面叠着十几本旧书，尽管书页被我翻得皱巴巴的，但书皮都被我用彩纸仔仔细细地包好。在家中虽不敢不穿鞋，可是一出了大门，即刻就把鞋脱下拿到手上，赤脚向学校走去。不管如何，时间照例是有多余的，因此我总得绕一节路玩玩。

既然到了溪边，有时候溪中涨了小小的水，就把裤管高卷，书篮顶在头上，一只手扶着，一只手照料裤子，在沿了城根流去的溪水中走去，直到水深齐膝处为止。

再过去一点就是边街，有织篮子的铺子，每天任何时节皆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前小凳子上，用厚背的钢刀破篾，有两个小孩子蹲在地上织篮子。（我对于这一行手艺所明白的种种，现在说来似乎比写字还在行。）

又有铁匠铺，制铁炉同风箱皆占据屋中，大门永远敞开着，时间即或再早一些，也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两只手拉着风箱横柄，把整个身子的分量前倾后倒，风箱于是就连续发出一种吼声，火炉上便放出一股臭烟同红光。待到把赤红的热铁拉出搁放到铁砧上时，②这个小东西，赶忙舞动细柄铁锤，把铁锤从身背后扬起，在身面前落下，火花四溅的一下一下打着。有时打的是一把刀，有时打的是一件农具。有时看到的又是这个小学徒跨在一条大板凳上，用一把凿子在未淬水的刀上起去铁皮，有时又是把一条薄薄的钢片嵌进熟饮里去。日子一多，关于任何一件铁器的制造秩序，我也不会弄错了。

有段时间我经常做梦，我曾梦到自己变成了铁匠，为每户人家都制作了农具，村里的生活越过越好。还梦到自己变成了教书先生，每天都能看到孩子们蹦蹦跳跳地来上学，听到悦耳的读书声。

边街又有小饭铺，门前有个大竹筒，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有干鱼同酸菜，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引诱主顾上门，意思好像是说，“吃我，随便吃我，好吃”！③每次我总仔细看看，真所谓“过屠门而大嚼”，也过了瘾。

我最欢喜天上落雨，一落了小雨，若脚下穿的是布鞋，即或天气正当十冬腊月，我也可以用恐怕湿却鞋袜为辞，有理由即刻脱下鞋袜赤脚在街上走路。

但最使人开心事，还是落过大雨以后，街上许多地方已被水所浸没，许多地方阴沟中涌出水来，在这些地方照例常常有人不能过身，我却赤着两脚故意向深水中走去。

若河中涨了大水，照例上游会漂流得有木头、家具、南瓜同其他东西，就赶快到横跨大河的桥上去看热闹。桥上必已经有人用长绳系定了自己的腰身，在桥头上呆着，注目水中，有所等待。

看到有一段大木或一件值得下水的东西浮来时，就踊身一跃，骑到那树上，或傍近物边，把绳子缚定，自己使快快的向下游岸边泅去。

另外几个在岸边的人把水中人援助上岸后，就把绳子拉着，或缠绕到大石大树上去，于是第二次又有第二人来在桥头上等候。我欢喜看人在洄水里扳罾，巴掌大的活鲫鱼在网中蹦跳。

④一涨了水，照例也就可以看这种有趣味的事情。照家中规矩，一落雨就得穿上钉鞋，我可真不愿意穿那种笨重钉鞋。虽然在半夜时有人从街巷里过身，钉鞋声音实在好听，大白天对于钉鞋，我依然毫无兴味。

（节选自《沈从文别集·自传集》有删改）

文本二：

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

（节选自葛兆光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上学记>序》）

【注】2006年出版的口述历史作品《上学记》，讲述了何兆武流在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的求学经历，也显示出他对自己见证的几乎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反思。在为《上学记》撰写的序言中，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从何兆武的故事出发，谈到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玛雅人面具

徐则臣

那段录像很多朋友都看过，我没有瞎说。录像中，那座倾圮的金字塔废墟一样瘫在奇琴伊察。千真万确。现在只有画外音般植入的解说，金字塔和人声、风声、鸟叫声都在，人不见了。

人叫胡安。他是个做面具的，纯手工。那天，出版商朋友陪我从高大丰肥的热带树木的阴凉里走出来，一群叫卖声热浪一般扑面而来。朋友说，墨西哥的面具一定要带一个回去。我是木匠的儿子，见到好木工就起贪心是遗传。我爸是全镇最好的木匠，我爷爷也是，据说我爷爷他爸也是。总之，我出身木匠世家。我爷爷，家具之外最拿手的就是脸谱面具。那时戏班子化妆买不起油彩，就让我爷爷把张飞、关羽、包公的脸谱做成面具，往脸上一扣，可以反复用，又不伤皮肤。到我爸，不做面具，艺术抱负放在了木雕上，但我家里堂屋东山墙上挂着大几十个面具，有我爷爷的手艺，更多的是五湖四海搜罗来的。 

景区外卖面具的摊子一个挨一个，大同小异。看见胡安手工制作的面具，我两眼为之一亮。除了太阳神、蛇神等常见的玛雅人图腾，他把日常生活雕到了面具上：有人在渔猎，有人在吃穿。

他穿着玛雅人的民族服装，留长发，下巴垂下一绺小胡子，盘腿坐在一堆面具后面的地垫上。刻刀平稳地在木头表面前进，一条条木头片轻微卷起。刀起木落。几个动作过后，开始给面具开眼。如果把之前的走刀比作大写意，那现在就是工笔。他刀下的眼睛也是挖出两个框框，但你就觉得那眼睛是有神的，好像框框里面真有两只会转动和聚焦的眼睛。面具在他手中变换位置，我分明觉得一双眼睛从不同角度盯着我看。

我用磕磕巴巴的西班牙语问：“多少钱？”

胡安头都没抬，刀搭在膝头正做的面具上，右手五指张开。

我回他：“不贵，值。”

胡安抬起了头，真正让我震惊的事来了。如果不是在墨西哥，如果这不是一个做面具的玛雅手艺人，我就要用汉语问他老家哪里了。天地良心，他比很多中国人长得更像中国人。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脖子比别的玛雅人都长，身体也比其他玛雅人瘦高。

关于玛雅人是中国人的后裔之说，略有耳闻，零零散散也看过一点资料。中国人和玛雅人的确外貌相似，文化也十分接近。当然，也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玛雅人跟中国人没任何关系。这事儿不归我管，咱们说的是胡安。

“这个雕有金字塔，跟他们的都不一样，”胡安说，“先生喜欢我们的金字塔！” “何以见得？”

“直觉。”胡安一笑。真是太中国了。“有一处金字塔您肯定没见过。”

“哪儿？”

胡安比画了一个位置。那地方我朋友显然也蒙了。胡安用西班牙语跟他解释。我朋友对我说：“值得去。”

他们俩用西班牙语已经顺便谈好了行程和价钱，由胡安开车带我去。走前他向我伸出手说：“我叫胡安。幸会。”

奇琴伊察不大，出了城二十分钟不到，驶过一条两边灌木和树林如屏障的沙石路，路越走越细瘦，在一块覆满青苔的方形巨石前，胡安停车熄火。我跟着他穿过一片热带雨林……一座荒芜散乱的高台矗立在一片开阔的林中空地上。毫无疑问，这个倾圮的高台曾是古代祭祀用的金字塔，灌木、荒草、苔藓和碎石遮蔽不了它内在的秩序。我突然生出一个强烈的感觉：它静静地伫立在这块平地上，已经等了我很多年。我决定把它拍下来。

路上我问胡安，为什么这座金字塔在奇琴伊察也鲜有人知？

“是人就有盲点。”胡安说，“眼睛并非任何时候都看得见。”

回国的日期到了。回到家，收拾停当，我把面具拍照，跟胡安带领我的金字塔遗址之行的录像一起发给了我爸。

先反馈回来的是对面具的意见：“做得真是好。高人。”

十分钟后又来一条微信：“录像里谁在说话？”

我回：“胡安啊。镜头里的那个玛雅人，面具就是他做的。”

“哪有什么玛雅人？”

我刚要回，微信语音电话打过来了。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我爸说，“你确定他是什么玛雅人?”

“当然是玛雅人！”

“就是没人。”

我把语音电话挂着，查看发给我爸的视频。前前后后又拖着看了三遍，他的声音在，该有他身影的地方，现在像空气一样透明。我爸在电话里问：

“他说的啥?”

“我哪知道。听不懂。”

“听着，有点，耳、耳熟。”我爸结巴了。

“有时间你回来一趟，面具带着。”然后没打招呼就断了语音通话。

如果不是我妈电话，我会推迟几天回。我妈说：“你爸脸色不大对。”当晚我就买了机票回老家。我爸一向不苟言笑，脸板得更硬了，经年的土地板结了一样。他把面具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最后目光都落在空眼眶上。

“手法像。”我爸说。

“什么手法像？”

“老二。”

我看看我妈。我妈小声说：“你二叔。”

“他不是早死了吗？”

“是失踪。”我爸纠正，“再没回来，就当死在外头了。”

有点蒙。我竟然听了四十年的假消息。

我爸一屁股坐到老式藤椅上。“老二发火时，嘴里吼的跟录像里那声音一模一样。”

二叔是我二爷爷的儿子，从小和我爸一起跟我爷爷学木工，天赋极高。我爸说：“他最拿手的是面具，得你爷爷真传。”十八岁，我二叔就跟胡安一样，能把空眼眶挖出眼神来。

我爸也是个木工好手，其他的活儿都不比二叔差，但面具之眼不及。那时二叔代我爷爷给县剧团做面具。某天早上，我爸先到工房，看见我二叔头天做的面具放在案子上，虽然尚未彻底完工，但那空眼眶里流转出的眼神依然诱人。我爸说，他的嫉愤之火瞬间拔地而起，关上板门，拿起刻刀。刀刃刚切进木头，二叔推门进来，大吼一声，把我爸揪翻在一堆木屑刨花上。二叔拿起面具，对着右膝盖猛地一磕，薄薄的面具裂成五瓣。

“爸，您确定二叔吼的跟胡安说的一样？”

“年头太久，”我爸的声音衰弱下去，“听到你那个什么玛雅人胡安的声音，我好像又想起来了。”

“然后呢？”

“你二叔第二天没来干活。第三天也没有。从此就消失了。”

消失既久，形同消亡。

二叔唯一的遗迹，是挂在山墙最高处的面具——碎成五瓣又拼接到一起的颜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颜回的这出“侍读”孔子的地方戏，主要是演来供批判之用。颜回的右眼五十年前被我爸挖了一刀，眼神只能斜视了。我爸让我把玛雅人面具也挂上墙，跻身于众多面具中间。我爸盯着挂好的面具，背着身问我：

“你说，那个胡安是什么人？”

“墨西哥玛雅人啊。”

半个月后，墨西哥的出版商给我邮件，他去了奇琴伊察。很遗憾，掘地三尺也没能找到胡安。他雇了一名当地的向导，驱车到了那条砂石路的尽头。他看到了那块大石头，但转进热带雨林后，披荆斩棘走了两个半小时，也没发现哪儿有林中空地，更没见着视频里的那座金字塔。

“全是树，一棵接一棵的树。”他用诚挚的文字跟我说，“兄弟，我尽力了。”

鉴于我们长期愉快的合作，我想我不应该对他有所怀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