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苏长和

    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②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③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④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合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⑤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⑥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

    20世纪末，散文创作空前繁荣。其中最火爆、最活跃的散文形式呈两极化发展：一方面是思辨化、大型化，即所谓“大散文”，如文化散文、思想随笔等；一方面呈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即所谓“小散文”，特点是侧重表现都市生活的细微感受，关心世俗红尘中自身的瞬间体验。“小散文”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极致，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精深的生命探求，消解了文学的审美性，而呈现出一种所谓“散文的消费性格”：短短的篇幅，甜甜的语言，浅浅的哲学，淡淡的哀愁。也有人把它归纳成一种模式——温馨感人的小故事，娓娓倾谈的小情调。加上模糊不清的小感悟，给那些在快节奏、重功利、轻人情的现代生活中奔走的人们一种廉价的抚慰。同样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所谓“明星写作”。它因作者本身的广告效应、读者的好奇心理和对于成名的期待与想象而拥有巨大的读者市场。不过，就整个发展趋势看，“小散文”也好，“明星写作”也好，轰动的热潮都不会维持很久。相反的，那些体现着浓重的人文精神，体现着审美意识与历史感，深入人的心灵境域，抵达人性深处的思想随笔和文化散文，倒是有着长久的文学生命力。它们或者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抒写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或者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流露着一种浓酽的文化乡愁；或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和世俗语言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

    文化散文的兴起，有其现实的、社会的根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放弃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文学的扭曲，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终于使散文以自由的心态、优雅的格调、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作家也好，读者也好，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张扬人文精神、重视生命体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审美期待，这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节选自王充闾《文学创作与生命体验》，有删改）

材料一：

海外购物，买的是啥我国居民消费特别是高端消费流向海外，是近年消费市场的一个显著新特点。我国游客海外消费不仅连续几年位居全球第一，跨境电商、海外代购等消费增速同样引人注目。买质量：生活用品“扫”个遍海外购物，这个曾经“高大上”的事，已经走进了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生活。近年来，面膜、牙膏等日用品也成为中国游客瞄准的对象。在一些国家主要供当地人消费的连锁超市，常常会看到中国游客扫货的情景。

    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葛非说：“除了价格便宜，安全性也是选择海外购物的重要原因。”

    “海外购物热是国内消费品行业发展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荆林波认为，客观地讲，国内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服务离国际先进水平确实有一定差距。近年来，中国制造加快升级，但优质消费品供给仍落后于居民消费需求，供需两端不适应、不匹配。

买新鲜：个性商品抢断货调查显示，我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化妆品市场。但由于境外价格水平、商品类型等方面的优势，化妆品总是中国游客出国购物的重点。总体而言，我国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但就产品的创新能力、换代速度看，在化妆品、家居、医护等许多细分行业，供给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中国不缺乏消费需求，而是缺乏拴住消费者的功力。”荆林波说，国内企业应该及时关注消费潮流、消费需求的变化，加快产品创新、升级换代，使产品更加人性化、功效更加多元化，从而更加适应千姿百态的百姓生活。

    买品牌：文化内涵被看好北京某银行职员王洋认为，中国游客在欧美市场购买“大品牌”商品，不仅是因为价格相对便宜，更看重这些品牌背后的文化底蕴。“比如，施华洛士奇水晶之所以有名，并非因为其材质有什么不同，完全是因为该品牌创立120年来，凭借其独特的切割工艺、时尚的设计理念、成功的商业宣传，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国内企业无法相比的。”她坦言，但无论是品种、数量还是价格，国内专柜没法跟国外相比，“这也是游客出国盯着一线品牌‘狂扫’的原因。”“海外消费热，消费者买的是商品质量，也是品牌文化。”荆林波认为，市场需求决定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开始追求更有品味格调的生活。

（摘自2016年1月15日《人民日报》，记者杜海涛）

材料二：我国境外消费连续三年居全球第一

    近年来，我国的境外消费增长趋势明显。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我国境外消费平均每年增长25.2%，是同期国内社会消费总额增速的2倍。2014年境外消费规模高达1648亿美元，占全球境外消费市场份额的10%以上，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2015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2.8%。2016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达6.3万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随着跨境电商、海外代购等新型贸易方式的发展，“旅游购物”正由一次性消费向长期性代购转变，且群体效仿、消费粘性明显。许多中国游客在通过旅游接触过海外商品后，再通过互联网代购、导游代购、朋友代购等途径，逐步将“境外购物”转变为长期行为。

（摘自《人民日报》尚文整理）

材料三：海外代购渐受青睐    专家提醒注意权衡海淘利弊

    中广网北京消息   随着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的提升，不少人开始青睐直接通过海外网站的网购成为海淘族。大家为什么要到海外网站购物？这里程序很多，包括海关政策、跨国运输、折扣点位、款式等，有很麻烦的一套程序，能便宜吗？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包华、北京潮阳律师事务所胡钢进行点评。

    包华：国外很多产品，尤其是奢侈品，价格跟中国大陆地区销售价格差异比较大。其次，有一些产品国外在销售，国内没有的。

    胡钢：所谓海淘就是国际代购。有网友在海淘过程中遇到比如黑网站、信用卡盗刷、产品损坏以及退换货困难等问题。

    包华：海淘族要客观分析自己的利弊，才能做明确决策。

    胡钢：网站有实际的运营主体，可能是一个组织或个人，你要知道他是谁，要维权找不到人，就很可怕。

    胡钢：如果反悔权制度能够得到明确，将对包括网络购物在内的远程购物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一个利好。

    包华：在看到海外网购给我们带来的实惠的同时，也要看到海外网购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第一，代购商自身出现问题，代购商如果今天在明天无的话，可能就很难处理。第二，物品货不对板，很有可能跟代购商谈的产品和最终代购回来的产品完全不同。第三，信用卡盗刷，我们应该如何防范，也是很多消费者需要关注的。

    胡钢：我研究过海外网购特别是打折网站的用户群，比如美国比较有名的用户群，销售对象主要是美国本土和欧洲的某些国家。他们说，我在境内有消费保障，通过代购的美国消费者买，然后再转送给你，或加收一点服务费，美国运营商提供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不能延及到中国境内消费者，代购网站也不可能提供额外保障，这种情况下风险就比较大。

（摘自中国广播网）

    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①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明末清初，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一带的票号生意兴隆，是晋商最辉煌的时期。五百年的晋商辉煌，得益于其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开放性。引进人才、引进资金，使晋商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是晋商开放经营的具体体现。

    ②为引进人才实行“经理制”。晋商商号职员的设置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在普通员工的选择上，秉持开放的人才选用观念。因为晋商在各地广设分号，机构日趋庞大，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合一的经营模式难免出现管理效率低、内部运营成本高昂的弊病。晋商以开放的经营智慧，创新人事管理制度，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理制”，突破了所有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建立起高效、有序的运营机制。在“经理制”下，财东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授予掌柜资金运用权、职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委托掌柜具体管理。财东充分信任掌柜，令其放手经营。“经理制”打破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闭经营管理模式。经理人的选择突破了家族、宗族、本村的固有限制，是晋商开放意识在企业管理上的具体体现。

    ③为引进资金实行“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萌芽于明代，大兴于清代。晋商早期实行的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远远不能满足大商业、大流通下的资金需求。晋商适时调整，不拘泥于本家、本族、本地拓展融资渠道，广纳闲资，形成“股份制”这一开放的资本组织形式。开放的股本结构，使晋商突破单纯依靠自身资本积累的局限，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充实资本，形成互利共赢、风险共担、休戚与共的接近现代股份制的商号。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财东对企业财产控制权与财东个人财产控制权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财东将其个人私有财产作为股本投入商号、票号，与其他出资者的资本融合为一体成为企业资本时，便失去了这部分资金的自由支配处置权。作为一种融资和收益分配制度，晋商股份制已明显不同于独资、一般合伙等传统企业制度，而更多体现了现代企业精神，也体现出晋商开放的经营思路与高超的管理智慧。

    ④晋商还开创了“人身顶股制”这一独具特色的人才激励机制。经理的身股和财东的银股一样具有分红权，内部员工也有一定的身股，并据创造价值的大小酌情增减。这种将员工利己性动机与商号经营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设计，蕴含着企业与员工利益共享的开放的大利益观。

（摘编自王清宪《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周易》产生的历史渊源至为悠久，可追溯至传说中的伏羲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周易》由原始的八卦符号演变为六十四卦，直到西周初期卦辞、爻辞才编定完成。《周易》经文的形式和内容确定之后，其象征意蕴与卜筮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同时也逐渐渗透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道德文化观念，但尚未形成一定的体系。真正促使《周易》从占筮之书转为义理之学，从趋向巫术占卜功用转向探讨伦理教化功能的，则是《易传》（十翼）的出现，这也标志着《周易》经典最终完成。从汉代开始《周易》被尊崇为群经之首，是有其内在、深刻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的。

    汉代天人之学的繁盛提高了《周易》经典的历史地位，对于后世统治者政治与文化策略的操作极具示范意义。特别是从唐代开始，《周易》为“六经”之首的地位从未受到任何挑战。随着儒家经典范围不断拓展和扩大，从“七经”“九经”“十二经”，再到“十三经”的最终形成，《周易》便自然从“六经”之首转而升擢为群经之首。

    《周易》及易学的思想体系兼具儒道互补包容的格局，对后来儒道两家将其作为自身的经典并屡屡援《易》立说有着直接的影响。自不待言，《周易》在汉代位列儒家经典之首，取得了文化和政治上的权威地位，魏伯阳以《易》说丹，王弼以老解《易》，又进一步强化了《周易》在后世道家、道教中的经典性质。对于《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极具兼容并包之思想特色，《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总目》的立场，旨在批评历史上援《易》立论的现象有损于《周易》作为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但是，“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在儒道两家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也获得了相应于典范意义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总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周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地位根深蒂固的重要事实。

    《周易》有着最为悠久的成书史、传播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长河中，随时随地可见《周易》及易学思想泛起的层层涟漪。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库全书》所收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周易》位于经部之首，相较于经部其他类文献，《易》类文献数目最多，这应是《周易》处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的绝佳范例。不仅如此，《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也被道家尊为“三玄”之冠，又曾为佛教众多高僧大德所倚重和阐扬，更足以说明《周易》自身内含的天道与人事之诠释方向的延展性和丰富性。

    《周易》“综合百家，超越百家”，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享有远远高于其他经典、其他学术的尊崇地位。如果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我们对“《易》为之原”及《周易》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与体现的包容意义，或许会有新的体认。

（摘自2018年04月14日《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