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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困难

河南省三市(许昌、济源、平顶山)2020届高三下学期语文第二次联考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许多文学作品忠实地记录了时代发生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路遥,其文学创作同样显示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民性特点,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文学的人民性视野中,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更具典型性。虽然他的作品曾经被淹没于当代文学繁杂思潮的更迭发展中,但其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书写苦难的情感基调、传统道德的审美理想等,从多个层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书写的审美追求。正是路遥创作的人民性视野,使其作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最终取得了不可或缺的地位。

    路遥创作的人民性视野,首先表现在关注中国大变革时期的“三农”问题。路遥曾经说,“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基于这样的自我要求,路遥的小说创作重视书写“城乡交叉地带”人民的生存与生活。他的作品不仅从整体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而且相当规模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变革的时代情绪及民众的精神心理动向,充满强烈的时代感,具有前瞻意识。

    路遥创作的人民性视野,也充分地体现在对于人民的生存状态的悲悯情怀。正是具有一种大悲悯、大同情的精神境界,路遥才能把广大民众的苦难写得深切、厚实,写得撼人心魄。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一系列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普通人苦难的奋斗史。他们的历史沉郁、悲壮而崇高。在这种苦难的奋斗史中,蕴含着他们对历史社会、生活坚定不移的信念追求和牺牲精神,充满着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用《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孙少平的话来讲,他通过“血火般的洗礼”,已经很“热爱”自己的苦难,并把自己从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示提升为“关于苦难的学说”。这一思想基调构成了路遥“苦难意识”的主旋律,以审美的形式回旋在平凡人的世界中。它让每一位读者从这苦难的奋斗史中,从达观进取、催人奋进的人生态度中感受到厚重、刚健,得到永葆昂扬激情的精神动力。

    路遥创作的人民性视野,还深刻地表现在他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以伦理关系作为衡量道德之根本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劳动人民家庭生活中的爱及人伦义务,是古老传统中的人性人情因素在乡土中国社会中的优美体现。这种爱及人伦义务具有奇异的力量,维系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繁衍。对这种文化的确认,构成了路遥创作中普通民众生命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也蕴含着作家的人生信仰,是路遥为人民书写的重要表征。路遥所塑造的系列人物形象,为作品建构起了强大的情感世界与道德境界,这种审美理想深度契合了本土文化血脉中所灌注的道德观与人生观,也充盈着“人民性”的思想内涵。

    可以说,路遥的写作姿态卓然践行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根本原则,他将作家的自身定位与书写对象并置,强化自己的“人民”身份感。正是这样的身份感使他的创作不满足于社会问题的再现,而是苦苦求索社会问题的深层发现。人民不再是作家代为发言的群体或深受同情的阶层,而是作家个人及其作品的主体性存在。从这个层面讲路遥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底层文学中存在的窄化“人民”的问题,打开了人民文艺的整体视域。

    整体来看,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文学中,路遥的作品从创作方法、精神指向,到审美理想、情感基调,再到写作姿态与身份意识,均显示出强烈的人民性特征。作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标高,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对于当代作家的使命意识与审美理想有着积极的重塑意义。路遥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自觉实践及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追求,为当代文学提供了难得的“中国经验”。

(摘编自赵学勇《谈路遥创作的人民性视野》)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当代文学的人民性视野中,路遥的作品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标高更具有典型性。 B、路遥的创作具有人民性,是因为它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及书写苦难的情感基调。 C、受儒家思想影响,路遥塑造的人物形象为作品建构起强大的情感世界与道德境界。 D、路遥热爱自己的苦难,他从中感受到厚重、刚健,得到永葆昂扬激情的精神动力。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第二段从自我要求的角度,论证了路遥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前瞻意识的原因。 B、第五段运用对比论证,阐述路遥小说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底层文学中窄化“人民”的问题。 C、文章末段在前文的论证基础上,水到渠成地总结了路遥现实主义作品的意义及影响。 D、文章采用的是“总分总”结构,其中分说部分从多个层面论述路遥创作的人民性视野。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路遥的现实主义作品曾经被淹没过,但最终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文学中还是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B、路遥在创作中能把普通人的苦难写得真切、厚实、撼人心魄,是基于他对人民的生存状态充满悲悯情怀。 C、路遥作品中的普通民众,往往注重家庭生活中的爱和人伦义务,体现出乡上中国社会优美的人性人情。 D、以人民为本位的写作姿态及身份感,使路遥不满足于社会问题的发现,而是苦苦求索社会问题的再现。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陈敬刚

   一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该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是指该国在传统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积淀的全部法律的成果的总称。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传统社会法律设施为主的器物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古代法律规范、法律技术为主的制度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及以传统法律思想、法律观念为主的心理或意识层面的法律文化。其中,心理或意识层面的传统法律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传统社会业已形成并在后世得以传承延续有关法和法律现象的群体性认知、评价、情感表达和思维方式,深刻反映出该民族国家传统法律的内在精神及独特的价值观念。

   在法制现代化理论中,根据法治生成的基础与来源的不同,世界各国的现代法治可以被归为两类:“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在“内生型”法治国家中,其现代法治系由本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自然孕育、演化而来,两者之间的继承、传续关系十分明显,在基本精神与价值观念上相互契合、几无差异。相反,在“外生型”的法治国家,由于其现代法治的生成并非社会内部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借鉴移植、消化吸收他国法律制度才得以确立的,因此,作为一种外来的制度文化,其现代法治与本国固有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两种异质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将直接影响其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甚至构成其法制现代化事业成败与否的关键性因素。

   作为一个“外生型”法治国家,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传统与现代这两种异质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

   我国近现代法制起步于清末修律,主要方式是通过移植他国“先进”的制度文化来改造、重塑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以适应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的实际需要,即所谓“折中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沈家本语)。尽管如此,应当看到,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本土生成的传统法律文化虽然在制度层面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中所包含的法观念、法意识作为某种“活”的法律文化积淀仍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民族每一个成员的法律思维与行为选择。我国现代法治在规范社会生活、构建法律秩序的过程中经常遇到来自传统的阻力,难以从“纸面上”落实到社会成员的“行动中”,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理性反思百余年来法制现代化进程在目标、路径上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点和不足,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的有效对接。

(节选自陈敬刚《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

    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到“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而被“诸夏”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王畿”附近就有伊雒之戎、陆浑之戎。诸侯大国卫国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僭越违礼颇为不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十分称许,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觉察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了“如其仁”的高度。比起“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虽“有君”,却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积极方面,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消极方面,也总有人以此为借口,对内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以天朝大国自居,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对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他们的迁徙浪潮、相互交往以及游牧经济特点,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

    继月氏、匈奴之后,鲜卑、吐谷浑、吐蕃、回纥、党项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甚至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439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因此,“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青唐道”又称“吐蕃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安史之乱”后,吐蕃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及陇右地区,传统的丝绸之路东段受到阻遏,唐朝和西域各国的交往一度绕道回纥居住地。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也输入西方。在西夏与宋朝的贸易中,“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今天内地随处可见的石榴、葡萄、大蒜、菠菜等,都是汉朝时从西域传入内地的。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城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穿胡服、食胡饼、听胡音成为时尚。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玛瑙、琥珀、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多元统一体,在其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摘编自杜建录《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互促进,有利于文学的发展,也有利于批评家和作家共同成长。这种批评与创作相互砥砺的传统,一度是文学活动的重要促进力量,文学史上不乏批评家与作家共同成长的典型案例。19世纪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与果戈理之间的砥砺前行,中国的文学理论家茅盾和作家姚雪垠之间的相互促进,都是文坛佳话,广为传颂。

    这种优良的传统面临着失落之虞。究其原因,社会环境、文学体制、评价机制,各种因素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其中最为直接的因素,是外在的文学生态对批评家和作家文化心态的影响。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各种物质利益诱惑巨大,很大程度上导致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浮躁心态。如此一来,批评活动很多时候就缺少了批评家与作家沉潜之后的冷静、深入与真诚,而变成千篇一律、千面一孔的表扬与颂赞,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砥砺少而又少。

    发扬批评与创作相互砥砺的传统,首先需要保持对文学的虔诚之心。无论是批评还是创作,他们的对象都是文学,都是基于文学的基本规律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批评家和作家都应葆有专业精神对待这种文学活动,切不可将其作为获取名利的工具。

    其次,需要保持“同情之理解”。作家与批评家的互促共生关系,要建立在最基本的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批评的目的,不是一味地吹捧,也不是刻薄地挑剔,而是基于对作家作品本身以及时代文学思潮客观公允的评价和定位。文学批评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因此,批评家在从事批评活动时应格外慎重,对作家作品给予足够尊重。对于作家而言,批评家以其专业理论视野观照文学作品,会有其独到之处,他们常能发现作家未能达到的重要视角与表现深度,促动作家挖掘自身创作的更多可能性。

    再次,需要保持“距离式观照”。作家与批评家虽是共生互动关系,但需保持各自的独立性。批评家和作家都是创作的主体,只有保持主体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创作的独立价值。批评家和作家,在生活中可以是朋友,相互了解与熟悉固然有利于对作品的理解与把握、有利于对批评的认知与吸纳,但面对文学时,拉开适当距离,才能保证审美评价与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与准确性。

    此外,需要保持“超越性情怀”。批评家在批评具体的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时,要以更加高远的文学视界,对作家的创作进行全面的解读,进而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拓开更加宏阔的境界和格局。从作家角度而言,具备超越性的情怀,不仅能够发现其中可以借鉴的真知灼见,而且善于在其上触类旁通,生发出更多的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无愧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杰作。

(摘编自韩传喜《批评与创作当相互砥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甲骨卜辞是商周时期人们占卜时把与该次占卜有关的信息刻写在甲骨背面而产生的。由于甲骨上的书写空间极为有限,卜辞不可能长篇大论,因此其“文学性”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极有限的。但无论如何,甲骨卜辞确实已体现出很高的书写水准。青铜器铭文与甲骨卜辞皆为中国早期特种书写的经典范本,但二又有不同。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在当时异常贵重,因此铜器上的书写就需有特殊价值。后世的铭文篇幅很长,而且一些标记性文字,如主人称谓等出现在显眼位置,说明它已具备特殊的功能与价值。

    铭文的这种功能应与书写者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只关注文本层面,会发现商代铭文与甲骨卜辞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它们的典型格式都以干支开头,都有配合某种仪式的叙述模式,内容多具宗教神秘性等。但若深入探讨其创作意图,就会发现二者的本质区别。卜辞的创作实际是不自由的,它必须完全依附于占卜仪式,仪式有什么,卜辞就写什么,只能删减不能增多,也不能变换顺序或进行夸张、虚构,更不能记不相关的内容。铭文最初也依附于铜器,比如要说明铜器的主人、用途等,但从商晚期开始,这类内容所占篇幅减少,有时候还可省略,再后来,铭文重心便完全集中到叙事上。与甲骨卜辞不同,铭文体现出多种创作意图,这些意图可由多种事件引发,比如战功、封赏、嘉奖、宴饮等,甚至还有单纯出于炫耀或追念祖先的目的。西周时期的铭文具有很高的叙事独立性,其内容确已大大丰富。这种变化给铭文书写带来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样式,包括可以融入复杂的书写技巧或丰富的情感。如著名的《史墙盘》,采用双线对比叙事,极具史诗感。

    随着铭文的不断发展成熟,创作者开始探索更多书写的美感。在物质层面,他们讲究文字精美、行款整齐,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更追求新变。《虢季子白盘》中倒叙的使用就是对叙事变换之美的追求,其倒叙部分又将原本平淡的散文句转化为句式齐整、气势宏大的颂歌曰而西周早中期的《毛公旅方鼎》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极端,其句式为整齐的七七、四四、四四,且句句押韵,呈现出更明显的诗化倾向。与一般书写不同,铭文的书写可能是多人合作的过程。比如文章可能由铜器的主人授意创作,而它真正的作者或许是某位具备相当学识的史官,但最终将它呈现在铜器上的又是某位工匠。这一过程可能产生许多铭文独有的特征,比如不同家族的铭文呈现出近似的语言风格等。此外,部分铭文可能存在“二次书写”,即它并非完全原创,而是以相关典册档案为参考,甚至进行迻录。而之所以要进行二次书写,又与铭文“传遗后世子孙”这一重要功能密切相关。

    铭文的发展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书写来说是十分理想的对象,它所确立的词汇、句法、篇章与修辞体系,已深入人心,并最终被归结为一种经典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说:“铭题于器……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这段概括基本准确。

(摘编自姚苏杰《叶青铜器铭文与“特种书写”》,《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2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是否需要彻底改弦更张?史学研究与记载历史事实的书籍有天然的不解之缘,研究历史必然要研读史籍。

    中国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讲求精读系统性的史籍与相关典籍。越往后代,书籍、文献越加积累,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其部帙之多,研究者欲全部阅览已无可能,于是类书、书目、各种索引应运而生,给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然而,各种类书良莠不齐,而且割裂原书籍的内容,再机械地分类编辑,呈碎片化状态,所取史料的形成背景、语境、前因后果基本消失,因而会导致误解。因此,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类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阅读重要的系统性史籍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正因如此,古人剖析类书,常常提醒学者:“抄撮类书,非根柢之学。”

    到了当代,电子学术资源兴起,这些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二是互联网上的知识资料与信息,三是可以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与原书一致,仅载体不同,对学者而言均属读书,无多少区别。互联网上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的大多为普及性知识和学术信息,对治学方式的冲击也不大。只有第三类极大地改变了史学研究者获取史料的途径,冲击着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不过,数据库仍存在与类书相似的缺陷,这决定了它还不能取代读书治史的基本理路:第一,所得资料也呈现为碎片化的堆积,失去其形成的背景和特定的语境,存在误读的可能性;第二,检索所得史料,难分真伪,而且因割裂、碎片化更难考辨真伪;第三,受数据庳涵括内容的限制,可能缺少很重要的典籍资料,如《四库全书》的编纂暗地里排斥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

    在史学研究中,史学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必须在读书、思考、研讨和撰著的实践中培育,要有史料鉴别和考订的能力,要有理论思维,仅仅掌握史料的供应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网络信息时代,有了学术资料数据库并不能轻松治史了。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直接取用具体的史料,出错的几率颇高。例如,以“实录”为名的史书产生很早,但许多史书的性质与唐太宗时开端的朝廷官修、记述一朝皇帝言行、以政务为中心的编年史性质完全不同,而史学界将其混同看待的却不乏其人。

    为提高史学研究水平,读书治史的理路不可抛废,但信息检索技术的重要作用对读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网络信息时代,史学研究者在读书上应作出调整与改正,比如读书包括阅读电子扫描和镜像版之书,学者应努力建设自己的电子图书馆,数据检索出的陌生书籍要跟进阅览等。

(乔治忠《治史仍须以读书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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