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日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家教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溶“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节选自《光明日报》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①把那方山水那座城作为叙事的背景，伴随着剧中人的喜怒哀乐、故事线的起伏缓缓流淌、沁入心灵，未尝不是高明的方法。

    ②日本是不少游客出境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除了各种旅游资源和服务软环境，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影视作品中对日本特色景观的精心塑造。

    ③比如，不少人童年时代都看过的动漫作品《灌篮高手》，画面多以日本镰仓为背景。去江之岛电铁停靠的“镰仓高校前”站拍照，“打卡”幕府时代神社和寺院，成了很多动漫迷的必选旅游地。此外，《夏日友人帐》中的熊本，《名侦探柯南》中的京都，也吸引着游客前来探索、游览。据报道，日本动画协会与航空公司合作成立了动漫观光协会，为动漫迷提供定制旅游服务。事实上，将地域风物搬上荧屏并不是日本的专利，从迪士尼动画到宝莱坞电影，其中的城市、乡野，宫殿、民居，都成了影视作品的加分项和扩大地域知名度的助推器。

    ④“影视旅游”“取景地观光”只是彰显地域特色的一个窗口。风土人情等文化精髓，反过来也可以很好地涵养影视作品的文化味。动画片《大鱼海棠》就描绘了在任一方位结构模式、大小面积、通风采光都相同的福建永定客家土楼，体现了中国哲学中与自然为一的思想。电影《邪不压正》中，白墙灰瓦的全景镜头，还原了老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将四方四正的规划设计、老北京的民情风貌呈现得干净伶俐。随着电影的热映，天地和谐、师法自然、诗书忠义等传统元素，成为提升文化浓度的增味剂，也随着影像的脉脉流转而播撒。

    ⑤今年，《国家宝藏》《朗读者》《经典咏流传》等优秀电视栏目登陆法国戛纳电视节，为中国原创节目模式走向海外迈出一大步。然而，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少海外受访者心目中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名片，仍然是中医、武术和饮食这“老三样”。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文化库存还有待发掘，很多人对本国文化并不“知根知底”。中国文化的“出海”状况与“内生”发展，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地位仍存在差距。如何改变“文化逆差”，如何开采文化富矿，如何打造文化“代言人”，如何让“中国好声音”传遍四海，仍然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⑥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润物无声的经营。影视利用声音、图像的优势，在传播中可以轻松跨越语言、文化甚至国界的隔阂，可成为增强本国文化认同、促进对外文化传播的利器。正面解读发展道路、解码文化精髓是重要的一方面，同时，把那方山水那座城作为叙事的背景，伴随着剧中人的喜怒哀乐、故事线的起伏缓缓流淌、沁入心灵，未尝不是高明的方法。正如电影《黄土地》之于陕北，《城南旧事》之于北京，多样的水土养育了多样的风物，多元的地域作品展示出文化的影响力。

    ⑦每一位文化工作者，创造具体的每一部作品时，都应当把接续文脉作为自己的责任。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符号、美学观念乃至国民的生活形态作为汤底和食材，加上鲜活的人物和圆融的故事文火慢炖，方能烹出一桌桌适合世界口味的影像大餐。

（摘编自康岩《文化传播何分荧幕内外》，《人民日报》2018年11月02日09版）

    长期以来，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人不信宗教，因而没有真正的信仰。这种观点是武断的，其实，中国的民间信仰实质上就是中国宗教。

    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度，但民众却不缺少宗教信仰；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明确的宗教归属，但却似乎比任何民族更笃信神灵。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先民自古就信奉和祭祀天地神灵。可以说，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建造了如此之多的神庙供人们进行宗教祭祀活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从事着如些复杂多样的宗教祭祀活动。

    在祭祀的对象上，中国人按照与自身关系的远近把整个统一的神灵世界划分为“天”与“祖”两个系列，于是，祀天祭祖二神崇拜就构成了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基本形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的基本形态中，其中祭祖、崇祖既是基础和本质的东西，又是主要的载体，而祀天、敬天则是演化和派生出来的一种观念，它历来都附着于祭祖和崇祖的活动和礼仪之中。正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所说的：“祖先崇拜事实上才是中国的真正的宗教。”

    在祭祀的主体上，按照国家的行政隶属关系可划分为不同的层级。先秦时期，祭祀活动从上至下由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人分别掌管。秦之后，其祭祀的政府主体就由天子以及各级官吏担任。在民间，其基本的祭祀主体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所从事的私人祭祖或祀神活动完全遵循传统习俗自发而为，但宗祠或地区性的大型集体祭祀活动则由家族首领和地方会首出面组织和主持。至于国家的祭祀天地的活动，是为天子的特权，秦汉之际，天子主要通过封禅和郊祭来祭祀天帝，秦汉之后，祭天和祭地同时进行，其仪式更为隆重和繁琐。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南郊还专门建造了天坛供祭天之用。

    在祭祀的性质上，按照神灵的属性可区分为不同的种类。与西方的一神教不同，中国的宗教神灵除了至高无上的“天”之外，其他的神祗都属于有限的特殊神。如山神、门神、灶神、土地神以及其他的动植物神和行业神，都属于担负特定职能的神祗，只能给人们提供某一方面的护佑。但有些地方社神，却被演化和升格为具有多种社会职能的地区守护神。由于在整个封建社会，祭祀至上神“天”乃为天子的特权，民间不得擅自祭祀，这种神权垄断状况一方面造成了民间信仰实用性的不断强化，致使原始的自然崇拜难以得到扬弃和升华；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多神信仰在民间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不致发生像西方那样的宗教冲突和战争。

    各种祭祀活动是信仰的载体，是一定宗教信仰的外在物化形式。透过它我们看到这种扎根于民众生活、内存于民众精神世界的信仰是如此之深厚，无论是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自创的道教，都不曾动摇过它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也未能真正摧毁它。改革开放之后，民间信仰迅速复兴。这再次证明了一个客观规律，信仰是人的精神生命，一个民族的信仰就是其内在的“活的灵魂”，它如同遗传基因一样通过这个民族的世代相传而得以延续，而不因个体的消亡而消亡。因此，对于信仰特别是一个民族的信仰来说，我们是无法用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来将其从人们的精神中加以消灭的，外在的强力只能消灭人的肉体，而无法消灭人的信仰，信仰的存在和改变是一个遵循其内在固有的逻辑而缓慢演化的过程。

（节选自《中国乡村发现》,作者左亚文，有删改）

材料一：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案件被曝光。施暴者手段之恶劣、残忍常常令人瞠目。校园欺凌对未成年受害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园欺凌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

    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园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疏浚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园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材料三：

美国学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学生如何应对“school bullying”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校园霸凌中校方责任刍议》）

以英雄精神培养对社会的责任感

李军

“本事大”往往是“英雄”的第一概念，最直接的表现是“武功或者法术高强”。但是英雄并不是一个技能概念，而是一个行为概念——学会七十二变之后的孙悟空并不能立即成为英雄，直到他用七十二变的能力降妖除魔后才成为了英雄。1982年，24岁的大学生张华，为了救一位69岁坠入粪池的工人献出生命后引发全国大讨论。那个年代，大学生有多金贵众人皆知，于是“金子换石头，值不值”的论题就显得扎眼。“值不值得”的论调是一个逻辑倫换：把行为偷换为技能。因为在这场交换中，他们把“人”视作了可以估价交换的商品，在这场交换中，“人”的价值只表现为自身的技能，而完全罔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值不值得”论调者往往认为只有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才强调“英雄”，而西方强调个人利益至上，“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功利主义认知是“真正先进的文明”，因此对每一次个人的牺牲都持怀疑态度。一段时间以来，舆论上对很多历史上舍己为人英雄行为的“质疑”，都有这个套路的影子。

且不说功利主义思想出现后，西方学术界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其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批评，我们来看两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一是原汁原味的美国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有一个援助平民村落的任务。完成任务后，玩家会得到这样的评价：“真正的英雄不在于对战斗技能的熟稔，而是尽力去满足他人的意愿。今天，你证明了自己的英雄之心。”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英雄精神何其相似！第二个例子更为实际：最近震惊世界的佛罗里达枪击案中，出了一个少年英雄——15岁的美籍华人王孟杰。他在可以逃走的情况下为了给同学争取逃离时间留下来抵住了大门，多处中弹而牺牲。未成年人面对险境没有选择“保护好自己”，这似乎与部分人口中的“西方价值观”有背离，但美国人却给予了在他的棺木上覆盖星条旗的最高英雄待遇。

这说明，在“英雄”的定义和价值上，东西方文明并没有评价上的矛盾，舍己为人是全人类社会所推崇的美德，几千年来从未变过。“英雄"不是论价而沽的商品，而是超越物质存在的精神點合剂。所有的英雄，都具有强烈的利他主义色彩，都代表着主流价值观，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来衡量英雄的成色是可笑而鄙猥的。

现代商业社会越来越发达，由此带来的个人主义思绪越来越浓重，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成为“陌生人”，这是客观的社会现象。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象下，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怀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是把日益被物质生活割裂的人格重新黏合起来的最好办法，而英雄行为和英雄精神，正是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怀的高级表现形式。无论历史和现代，对英雄的共同纪念和推崇都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一，每个有意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国家，都将这种行为和精神视为珍宝。

当然，我们也需要强调，对英雄精神的学习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对英雄行为的机械学习。在能力达不到英雄级别的情况下，要量力而行。这也是我们近几年屡屡强调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的原因。但见义智为不是见义勇为的反面，不是见义不为，不能混淆或者有意偷换。

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是英雄，但是每个人都应该以英雄精神来培养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不光是个人修养的提升，更是因为普遍的利他主义取向最终会让社会中的自己受益。

摘编自《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