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吏》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几乎完全背离。清代，小说日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所作，他们厌弃流行的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吴敬梓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认识，目光变得敏锐。同时，他以他的朋友和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为创作原型，用讽刺的笔触现实地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意在将小说从流行宗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此前的《西游补》《醒世姻缘》皆系纯粹虚构之作，它们的作者仍然用职业说书人的惯用文辞。相反，《儒林外史》则极少这样做，在这部小说里，多运用口语化的散文笔调，使得描绘的片段第一次与叙述的正文有机结合起来，让那种运用诗词和骈文进行的雕琢描写明显消失。作者有意避免那些公式化的诗词描绘用语，从而证明他已根据自己对不同人物和地点的观察来描写。南京、杭州等江南城市中的美丽风光和丰富的日常生活在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再现。此外，方言和俚语已很少使用，他已自觉地使用“国语”或民族的白话写作，这种纯净和富有表现力的叙述文体，成为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竟相模仿的对象。

    吴敬梓写作的时代，正值乾隆年间，满族统治达到极盛阶段。他的小说写的是先朝明代事情，他对于退出官场的正直性格的褒奖经常被认为是对满族统治的间接批评。但是在他现存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他有意和统治者不合作的例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假托在明代不仅是便利的缘故，而是他对明代历史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并予以尖锐深刻的评论。

    （节选自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有删改）

    赋是一种韵散结合的新文体，它始于先秦，鼎盛于两汉，风靡于六朝，革新于唐宋，延至于明清。可以说赋一出世，就以其特有的生命活力，丰富发展着自己，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夭折，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赋最早是作为诵读诗歌的意思出现的，即“不歌而诵谓之赋”，实际上是指与配乐演唱相对的诵读。此类现象在《国语·周语上》《左传》均有记载，绝大多数是诵读现成的作品，如僖公二十三年，秦穆公宴享晋公子重耳，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真正把赋作为诗学概念提出来的，那已是到了战国时代了，它作为“六诗”之一出现在《周礼·春官宗伯·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人经过比较研究，又把“风雅颂”看成诗的体裁，把“赋比兴”看成诗的作法。唐代孔颖达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篇之弄辞也。”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由此赋的概念逐渐演进为“铺陈其事”的创作技巧。到了战国中后期，作为一种文体的赋开始产生了。屈原的大量作品虽主体为楚辞，但注入了鲜明的赋之特征，班固则把屈原的作品称之为赋。到了宋玉之时，公开以赋为篇名作文。《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由此，赋之创作历代不息。

    赋，就其内容起源于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在文体上则受楚辞的影响。它以内容的铺陈夸张和辞藻绮丽纷繁为其基本特征，它既有散文之形，又有诗歌之韵。

    汉赋乃一代之文学，赋家群起，赋作林立。既有歌功颂德之辞，又有园林宫殿美化之语；既有铺采摛文、排比事类、穷极声貌的长篇宏制，又有声色犬马、游宴畋猎、睹物兴情的抒情短篇。在赋的创作上形成了空前绝后的盛况，尽管大多数作品为帝王将相而作，但也表现了一代文人的横溢才华。

    到了魏晋六朝，抒情小赋风靡文坛，虽然对统治者还有美化歌颂之词，但更多是对江海山岳等自然景物的描写了，借自然景物来抒发心志，表现出一代文人的心境和处境，记录了那个朝代的社会现实。到了唐宋之际，赋作风格为之一变，律赋便代表了这一时代，那些意精辞美，声情并茂的佳品一直延至明清，致使明清赋家，不得不拿起笔，挥毫作赋，言志抒情，佳品辈出。

    赋作为一种文体，始终没有享受与诗词相等的待遇，在后代研究者中，常常处于冷落的境地。这除了它自身难读不易懂之外，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明欣赏者的文学素养和文化水平不高。随着当今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的提高，赋的欣赏者和研究者增加，我们理应让它享有与诗词相同的待遇。

一生成一事

袁芳

    “凡是伟大的，必定简单。”列夫·托尔斯泰如是说。对于李德才而言，爱上磁性液体，理由很简单，但是把磁性液体研究明白，并且站到这一研究领域的世界前沿，使其应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这应该是伟大的。——题记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来京讲学，随身带着一小瓶被列为高度机密的磁性液体。在这名学者演示磁性液体时，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研究生的李德才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静止时平凡无奇的液体，在磁铁的作用下，竟变成一朵朵形状各异的莲花，似柔实刚，能伸能屈。

    这种充满神秘力量的材料让李德才着迷：“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必须研究它。”

    从1992年入校攻读博士学位起，李德才一直在北京交通大学深居简出、潜心研究，要知道，在以交通信息为优势学科的北交大，磁性液体的研究基础薄弱，在学校可谓是冷门领域。然而，对于李德才来说，这冷板凳一坐就是十年。导师袁祖贻教授说：“德才憨厚朴实，待得住，很刻苦，很好学，能干成大事！”

    袁祖贻很看好李德才，最初给他定了一个方向，研究青岛铁路局的火车轴承密封件。内行都明白，导师推荐的研究方向，意味着有前途，好毕业，多少学生求之不得。然而李德才却摇头拒绝了：“我还是想搞我的磁性液体，更有挑战，更有意义！”

    磁性液体当时在国内的研究尚属前沿，所以一切实验条件和实验方法都需自己去摸索，更谈不上团队传承、团队合作。最初，李德才的实验开展得异常艰难，他把省下的钱买原料和书籍，常常到了月底还要向同事甚至学生借饭票。

    北交大有着相对宽松的治学环境，也鼓励新兴学科异军突起，允许部分设备相互借用。只是主人白天用，李德才只能晚上用，那几年，他成为夜猫子，昼伏夜出，甚至熬至深夜，静静地等候着实验结果出炉。

    “做实验时正值夏天，李老师在那儿做试验，外面三十六七摄氏度，把烘箱从零上三十六七摄氏度降到零下四十摄氏度，需要七八个小时，测试器件还需要在箱内待四个小时，基本上，一次实验就是一个通宵。”曾经与李德才并肩作战的学生王长有说。

    关于如何制备磁性液体，当时美、日等国都进行了技术封锁，能拿到手里的资料非常有限。李德才至今仍保存着当年从导师那里复印的原始材料，当年，他就是从这些珍贵却有限的资料中“沙里淘金”的。

    2013年，李德才站在人民大会堂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的领奖台上，以第一获奖人身份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他花费20年时间，成功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研制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性液体。

    近三十年来，李德才把自己的光与热全部奉献给了磁性液体这一研究领域，如今，李德才创立的磁性液体研究中心已研制出多种可与国际同类产品相媲美的磁性液体，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成功地将磁性液体应用到国防科工的诸多领域，节约经费和创造产值达数百亿元。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这样评价李德才——

    “李教授常说，我做某件事的时候，总是觉得这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的事，只有做完做好这一件，我才会去做下一件。他的执着看起来有些迂腐，有些落后，但正是他无视困难，拒绝外界诱惑和不必要的消耗，把欲望和算计抛在脑后，才能保持头脑的清醒和活跃，才有静得下来，愿意付出十年成一事的努力和耐心，才能享受梦想成真的大快乐。”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方寸之间中国印

卢浪沙

    ①“印”，别称玺、节、宝、章、记、信、押、戳、图章、关防和篆刻等。中国的“印文化”，发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且历经数千年不曾中断。“印”，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②中国印文化源远流长。最早的实物见于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等，如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陶拍，这是一种在陶坯上抑印纹饰和标识的器具，这一文化征象或早于文字。因天赋的权信功能，“印”很快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商务和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主角。从安阳殷墟出土的“亚罗示”、“翼子”和“奇字”玺等实物看，当时的玺印形制已经相当成熟。中国古籍对“印”的诠释为：“印，信也”、“执政所持信也”和“王者信也”等。较早的文字记载有《春秋运斗枢》：“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春秋合诚图》：“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逸周书·殷祝篇》：“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从诸侯之位。”以上文字虽无实物可据，有可能是春秋战国甚或秦汉之后人所编，却间接反映了春秋战国之后，“印”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作为法统凭信的特殊功用，是其他凭信工具所无法替代的法器。

    ③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为儒、释、道和帝王文化四大体系，那么帝王文化影响最大，乃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秦王朝统一后，“玺印”也“正式”被选定为帝王文化的物化精髓和表征，成为极权制度的管理工具。

    ④秦王朝虽二世而亡，然其所奠定的玺印体制，已成为中国官僚政体与社稷存废的象征。御玺的转递也成为皇权禅让的标志。

    ⑤随着纸的发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字载体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竹木简牍逐渐被纸所取代，用印方式及规制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至隋唐完成了印史上的一次大转变，官员任命逐渐和职官印相分离，官署公章替代了职官印，印章使用方式亦以钤朱取代封泥。

    ⑥六朝时印章始与书画结缘，并很快成其构成的点睛元素。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即多有记述。而唐太宗李世民自书“贞观”印，唐玄宗李隆基自书“开元”印等，更开鉴赏用印之时尚。官僚和文人雅士纷纷仿效，文人斋室、书简往来、年号、别号、世籍门族以及抒情寄意和祈福辟邪等闲章形态和功用逐渐兴盛。北宋时收藏、研究古玺印和金石文字的风气十分盛行，出现了诸多的印谱专著如杨克一的《集古印格》和王顺伯的《汉晋印章图谱》等。明清以降，众多的文人书画家，以叶蜡石等软质材料取代金、银、铜、玉等硬质材料，且直接参与刻制，扩大了印章的文化内涵和个性风貌，涌现出诸多的篆刻大师和流派。中国“印文化”的发展进入新领域，文人篆刻逐渐成为印章发展的主流，并成为一项专门的学术体系——印学（亦称篆刻学）。

    ⑦篆刻艺术，以其独特的文化艺术品质，渐成文人书斋不可或缺的物件。因其便于携带，可随时把玩自怡，而日见受宠。看似小道的篆刻，学极深邃，既兼书法、绘画和雕刻诸技艺，且蕴含丰富的文学、哲学、历史和文字学等信息，渗透着篆刻家对社会与自然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索。

草堂·诗魂

    ①细雨蒙蒙，落叶飘飘。

    ②当我来时，又是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季节。老天像有意在营造一份思古幽情，像有意让人来品味一种人生意蕴——文章憎命达！

    ③茅屋而草堂，草堂而杜甫草堂，这绝代诗圣生命的一大栖息处，这和着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伟大灵魂沉吟的处所——杜甫草堂，早已成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公园。草堂公园由大廨、诗史堂、工部祠和柴门等景观组成，给成都人一个清幽的休息场所，也给远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以精神的慰藉。设施是对过往的纪念，也是对现在的经营。只是草堂，作为一个诗人艺术生命的凝结处，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纠结点，作为一段历史的观象台，太有特点了，情绪也太浓重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读清人顾复初的“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盘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那副对联，更让人嘘唏不已。草堂的文化意义与杜甫在世时命运的反差也太大了。然而，又让人坚信只要确实灿烂过，也就注定会占有辉煌。

    ④草堂足供观赏，甬道曲折，尽可徜徉，更何况又是细雨迷蒙，黄叶铺地！草堂，草堂，此时此际的草堂在诉说什么呢？从开元到天宝，《壮游》，《三吏》《三别》，《北征》，《秋兴八首》，直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代诗史再现了一个时代，仅这些就足以彪炳青史了。这是杜甫的不朽，这是杜甫的辉煌，这也是杜甫的价值所在。舍此，我们又何以了然在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里，有一个愈老大愈清瘦愈苦寒的杜工部！这些是不必说的。但仅仅如此，就远不能了然杜甫诗歌抑郁沉雄的内在生命力，也远不能了然士人的用世之志与命运悲剧。这正是文章憎命达的命意所在，是其深层的人生意蕴所在，也是中国历史上人才的成就与命运的二律悖反。

    ⑤中华传统，士人总有一份天下之志、用世之心，更何况出身于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杜甫曾抒写人生抱负“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希望一出山就占据要津，而且充满理想色彩——要让君王赶上传说中的尧舜，要使全国民风淳朴敦厚。志莫大焉！然而，命运总是跟人开玩笑，历史也总在捉弄志士仁人。由开元而天宝，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唐王朝也已今非昔比，贤能之人想说什么做什么都已不可能了。这是国家的不幸，时代的不幸，也注定了杜甫一生宏图大志的落空。肃宗即位后，杜甫表面上拥有一官半职，比如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工部员外郎，而实际上却难有作为，薪俸也不足以养家。离开中原后，其行迹大略是同谷—锦城—夔州—潭州，同时他的生命也如一片黄叶飘到了尽头。

    ⑥可是，他的诗作却从此更加如长河激浪，深潭照物，映现出一代河山的风云、生灵的状貌。它们如钟，如鼓，回响在中华历史的长空。杜甫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杜甫的历史角色及其创作成就也就这样确定了。这时我们再吟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就会发现，个人的遭际，在诗圣眼中已不算什么了，此时他所想的只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苦寒到此已极矣，而忧患、仁慈至此亦已极矣！杜甫之胸怀，杜甫之心地足以光照日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或者说经邦济世，要的不就是这种德与才么？但是，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抛弃了杜甫，而历史却于风雨飘摇中造就了另一个杜甫。这究竟是杜甫的不幸，还是杜甫的幸运呢？历史总是把一份生命的朴素，让人咀嚼得百味丛生。

    ⑦流连一番，天色已晚，该走了。细雨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