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侯仁之：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赵婀娜

    在北大师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侯仁之暮年的故事：

    1999年冬夜的一晚，狮子座流星雨爆发，为寻找开阔的观看地带，一些北大师生自发聚集到未名湖南岸、慈济寺遗址旁。这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已静静地仰望天空多时。当得知老先生就是已88岁高龄的侯仁之，师生们自发地围拢到先生周围，听他讲夜空的广袤、流星的璀璨，还有有关燕园、北京的那些人、那些事……

半个多世纪前，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作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但从那时起，侯仁之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已经从传统的沿革地理渐渐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发生转变。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此时他在学术思想上已完成质的飞跃——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写道：“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学中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讲授，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这些问题在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看来，也许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地理有关系的方面，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

    尽管文章很短，但却影响深远，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在远渡重洋之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求，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寻常的城砖，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强烈的兴趣?

    一边是视为寻常物，一边却被视为宝贝，城砖的不同际遇令侯仁之陷入沉思。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回国后，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

    有关侯仁之，还有许多故事，有关他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有关他的求学经历、赤子之心。

    晚年，先生长居燕园。95岁之前，燕园的师生还能经常看见先生的身影。近些年来，先生已久卧病榻。

    如今，尽管先生已驾鹤西去，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未名湖畔那尊石碑，提醒着后人，爱脚下一方土地，珍视一段历史和过往，不能让一座城市失去记忆……

【相关链接】

①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1932年～1936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本科四年学习期间，先后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的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②侯仁之被誉为“活北京”。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北京城市发展中，他大声疾呼：首要问题是水源的开发。他珍爱老北京风土人情的“根源”，一次又一次去什刹海、汇通祠、钟楼、鼓楼、后门桥一带，对这一地区的改造深切关注。

③侯仁之是中国“申遗”第一人，1980年，在一次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中，他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情况。回国后，他立即为我国加入这个公约而多方奔走。1987年起，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他的第一任夫人李蕙仙因病离世，而丧事初了，爱子又远行留学。因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他称小儿子“老baby（老白鼻），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病逝时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有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注】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

报业奇女子，建海外第一座抗战纪念馆

张忆耕

    2015年8月15日，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在旧金山唐人街落成。这个坐落在中心地段的二层白色小楼，看似寻常，却注定承载着不寻常的历史记忆。

    这里曾是《美洲国民日报》的所在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中国土地被战火硝烟所笼罩时，1万公里外，这家报馆大声疾呼，积极宣传抗战，号召海外华人解囊捐助，共赴国难。斗转星移，70多年后的今天，它成为海外首座抗日战争纪念馆，带领世人回望那段屈辱与抗争并存的历史。

    纪念馆落成当天，80岁的方李邦琴特意穿上藏青色花纹旗袍，盘起发髻，神情庄重肃穆。多年前，美国媒体曾送给她一个称号——“钢铁花木兰”，当年她靠200美元起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英文主流媒体的华人。今天，站在这座华人华侨捐资300万美元建起的纪念馆前，性格坚毅的她难掩激动之情，几度哽咽。

    纪念馆建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分为战争综述厅、华侨助战厅、中美友谊厅以及飞虎队等展厅，借助实物展品、文字展板以及电子、影视手段，呈现中国抗战全貌以及美国华人助战和中国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浴血的历史。展品除了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以及飞虎队后人捐赠的在美国本土收集的抗战文物，还有湖北武汉市捐赠的在“武汉会战”中被日军炸沉的“中山舰”的模型，以及建川博物馆提供的127件珍贵文物。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将设立一个口述历史保存室。

    方李邦琴说，纪念不是为了诉苦，而是要告诉世界，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如何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纪念馆的筹建远没有想象中简单。筹款网站曾遭“黑客”入侵，留下“支那猪”的字样；改建施工期间，纪念馆窗户玻璃遭人砸碎；一位日裔人士发起网络“请愿”，要求封杀纪念馆……

    对方李邦琴来讲，那场战争是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痛楚。“我亲历了抗日战争，还记得它有多么残酷。”1940年，方李邦琴的哥哥们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中断学业参军。至今她还记得，当时母亲拉着哥哥苦苦哀求“不要去、不要去”的情景。后来，大哥牺牲，二哥加入空军，并获得飞虎队奖章。

    方李邦琴决意筹建抗战纪念馆，还因受到另外一件事情的触动：“二战期间，600多万犹太人被屠杀，今天全球29个国家共设有167个犹太人纪念馆或纪念碑，而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了3500万中国人，在海外竟一个中国抗日纪念馆都没有，我感到心痛。”

    普通人都会有退缩的时候，但在方李邦琴身上，几乎从来都看不到软弱和妥协。她的坚毅，是从儿时就培养出来的。在旧式家庭长大的母亲喜欢儿子，为了讨母亲欢心，方李邦琴从小就表现得像男孩一样。上学时，她曾是学生自治会主席；跳舞时常常女扮男装……

    1960年，方李邦琴跟随丈夫方大川来到旧金山，用仅有的200美元在唐人街开了一家小印刷厂。丈夫方大川是学新闻出身，一直梦想在美国拥有自己的报纸王国。1979年，夫妻俩把握时机发行了《亚洲人周刊》。后来，他们又收购了《独立报》等。如今，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英文主流媒体的华人。

    2000年，针对美国主流英文报《旧金山观察家报》，方李邦琴与其原来的拥有者赫斯特家族展开了一场收购大战。方李邦琴作为亚裔，受到了质疑，但她毫不退缩。赫斯特家族在鼎盛时期曾拥有95份报纸、110家公司。它的创始人老赫斯特一向排斥亚裔，这位报业大王不会想到，自己的家族有一天会被一名中国女人击败。

    收购成功这天，方李邦琴特意佩戴了一条鹰形项链，鹰是赫斯特的标志，而它如今却戴在一个中国女人胸前。她说：“成功就是看你的肩膀能够担多少，我不觉得有太大压力。我从小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从来没有。”

    在旧金山的大宅子的客厅里有两个造型奇特的工艺品：一只孔雀和抱着三只小鸡的老母鸡的标本。她说，这是她人生的写照：年轻时像一只骄傲的孔雀；到美国后，面对生活的重负，她变成了一只忘我的老母鸡。如今，更多的人将她称为“一只精明、勇敢的鹰”。

（选自《环球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方李邦琴，美籍华人，社会活动家。1935年出生于北京，11岁时随家人前往台湾，20世纪60年代定居美国旧金山。（《报业奇女子，建海外第一座抗战纪念馆》）②参加国际和平文化节的美国侨领、八十岁高龄的方李邦琴女士透露，自己计划2015年10月份搭乘一架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飞虎队的援华运输机，重飞“驼峰航线”。（《美侨领方李邦琴计划乘飞虎队战机重飞“驼峰航线”》）

肖培根院士：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 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下达给了年仅26 岁的肖培根。“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600 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特长，把植物室的其他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 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 年3 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 多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期间，肖培根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奉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该国的草药，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出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肖培根是新中国第一个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的技术官员，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经过不舍昼夜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上世纪50 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了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发。1978 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 期第1 至第5 页上，发表了肖培根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相关链接】自1963 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

院士申泮文：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当一辈子教书匠

    7月4日0时42分，著名教育家、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在天津逝世，享年101岁。

    直到6月28日目睹申先生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申泮文的学生、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车云霞始终觉得，先生虽年事已高，但头脑始终非常清醒，“应该没问题”。

    申先生的女儿告诉车云霞，6月27日晚申先生呼吸困难，“喘得厉害”，那是他近期出现的第四次心梗。

    即使这样，车云霞依旧没想到噩耗来得这么快，就在6月中旬，申先生还曾亲手在纸上写下两位自己最喜爱的弟子的名字，希望把她们唤到身边，其中一个就是车云霞，另一个是在上海交大任教的王文华。

    “那天先生精神非常好，他坐在床上，倚靠在床头跟我聊天，我趴在他左侧耳边大声说话。他能听清。车云霞知道，先生的心始终在教学上。他说现在学校里的事情自己都很清楚；他惦记着教学改革和自己没上完的课；在能下床的时候，他还让人把电脑搬进病房；写字台上总堆着厚厚的资料，他的头脑一刻不停地在思考。

    这位我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教师，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中，1940年毕业，从此开始了70余年的教师生涯。2005年，申泮文入选“中国十位最令人感动的教师”，那一年，他90岁。

    申泮文坚持为本科生授课。学校和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建议他静养，但他太想念讲台，年过9旬坚持重回讲台。

    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连楼道里都站满了学生，“他的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乱，衣服整整齐齐，他像时钟一样准时出现”，每一节课都精心准备，并坚持站着讲完。

    申先生像是个“越活越年轻”的传说。越是上年纪，越是活得“潮”了起来，像极了他对自己毕生研究的化学学科的理解，“没有一门科学能像化学这样创造出新的物质，所以化学是一个创造新世界的科学”。

    他像个年轻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飞速穿行，“上坡不下车，下坡不刹车”；他93岁开博客成为最高龄的博主。取名“申泮文教育家博客”。宣讲教育改革主张，还因化学本科课程的名称该叫“普通化学”还是“化学概论”的争议，在网上发千字文，认真且不失风度地与网络名人方舟子精彩过招。

    “如果不是申先生，可能我都不会去学计算机。”车云霞记得，古稀之年的中先生曾邀请美国学者到南开大学培训计算机，要为中国的化学教学引入计算机技术，“那时候整个学校都没有几台计算机。”

    80岁那年。他自学电脑，给车云霞指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把化学元素周期表‘变’到电脑里去”，要让学生们像玩游戏那样学化学。在老师的影响下，当时计算机零基础的车云霞从开关机开始学起，跟学生一起上基础课程。了解DOS操作系统的性能，学习程序代码编写。

    2001年，中国第一部化学多媒体电子教科书《化学元素周期系》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全国高校推广。主持评比的中科院院士朱时清评价这套软件说：“属国际一流先进水平，代表我国大学多媒体教学和研究的水平。”

    人生的最后几年，申泮文最关注的还是教学改革，他最后承担的项目课题是关于“化学学科教育教学体系的改革”。即使躺在病床上，他依旧不断询问改革的进展。车云霞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该怎么改，哪里需要改，还有哪些增减，先生都要一字一句跟我说，事无巨细。”

【相关链接】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申泮文，亲眼见证了祖国和母校的苦难历史。他曾在南开园内展示了自己珍藏的历史图片。以此来纪念日军轰炸南开50周年受难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他又亲自打印了13张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后一片废墟的照片，连同自己手书的“南开儿女奋起反抗”一并悬挂起来，号召学生牢记历史，报效祖国。

申泮文说：“我一生的时间就干了两件事，化学和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