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盆兰花

 季明

    老安是一个憨厚朴实的山民。

    老安住在大山里，几间石墙、瓦顶的小屋，屋后是绿浪翻滚的千顷竹海，屋前是一池水波荡漾的山间湖泊，竹海的绿浪跌印在湖泊里，把清可见底的湖水，染成一池温润的碧玉。

    老安非常爱这峰青水秀的大山。

    老安也爱花，每当上山采药时，看见喜欢的花草，就挖回来，栽在自家那用竹篱笆圈成的小院里，有杜鹃、茶花、迎春、野玫瑰、山百合……最多的是兰花，老安栽了二十多盆的兰花。因此，一到春天，老安院子里的花，就开得姹紫嫣红、芳香四溢。

    这年春天，省城一位画家到山里写生，路过老安的家时，眼睛倏地被满院五彩缤纷的花点亮，背着画夹，推开篱笆门，走了进去。

    画家陶醉在花香扑鼻的世界里。

    “你也喜欢花？”正在侍弄花草的老安问。

    “是呵。尤其喜爱兰花呢！”画家在那二十多盆兰花前蹲下来，很夸张地吸吸鼻子，仿佛要把花香全都吸进腹中。

    兰花有的已经开了，有的长满嫩绿的花箭，正含苞待放。

    画家忽然问：“老乡，你这花卖不卖？”

    老安憨憨地一笑，说：“卖啥卖？这些花儿不金贵，都是俺在山里挖的，你要是喜欢，尽管拿去！”

    画家掏出钱，说：“一定得给你钱。”

    老安急忙用手挡住，说：“啥钱不钱的，你也太小看俺山里人了！”

    俩人拉扯了半天，最后，画家被老安的朴实所感动，从画夹里取出刚画好的画，说：“我用这幅画换你一盆花，行吗？”

    老安接过画，一看，画的正是他们山乡的风景。

    画家说：“我是个画家，我叫李致宁。”

    画家选了一盆兰花，抱在怀里，欢喜地走了。

    老安不知道这李致宁是何方神圣，把那幅画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它究竟好在哪里，便随手扔在桌上。

    没几天，画家从老安那儿抱走一盆兰花的事，传遍了小山村。这天，几个外出打工刚回乡的年轻人，急匆匆地来找老安。

    一个人说：“老安叔，你被骗啦，那盆兰花肯定非常值钱！”

    “值啥钱？”老安不解地问。

    另一个人说：“我打工的那个城市，一盆兰花最贵卖到五千多块钱呢！”

    “五千多块？”老安的手开始抖动起来。

    又一个说：“五千多块算啥？在花卉超市里，有一盆兰花，竟然卖了三万块！”

    “三万块？那是啥兰花？”三万块，老安就是卖好些年的草药，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呢！

    老安的手快速抖动起来。

    那人来到院子里，仔细地看了看，指着其中的一盆说：“好像就是这样的！”

    画家抱走的正是这种兰花！

    老安的手剧烈地抖动起来。

    临走时，几个年轻人说：“老安叔，你真傻，一幅破画就骗了你三万块，打水漂啦，响都不响呢！”

    老安的手飞快地抖啊抖，然后，抱起头，蹲在地上。

    半响，老安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这个狗日的画家！”站起身，冲进屋里，找到那幅画，咬牙切齿地撕了个粉碎。

    又是一年春天，一个来山里游玩的城里人，走进老安的院子。这个人也非常喜爱兰花。

    城里人指着其中的一盆，问：“老乡，这盆兰花卖不卖？”

老安斜着眼睛，说：“你给啥价？”

    “一百块。”

    老安重重地哼了声，说：“你骗不了俺，这盆少了三万块钱不卖！”

那人惊叫一声：“这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盆兰花，顶多值一百块，真的，我不骗你！卖三万，你脑子有病啊？”

老安的眼里冒出火星，说：“别以为俺啥都不懂，去年，一个画家就用一幅画骗走了俺的一盆兰花，值三万块哩，狗日的！”

    “画家？叫啥名字？”那人疑惑地问。

    老安想了想，说：“他叫李致宁！”

    那人睁大了眼睛，问：“李致宁？那幅画呢？”

    老安愕然地看着他：“干啥？”

    那人急急地说：“如果真是李致宁的画，我给你五万块钱，买下它！”那人知道，李致宁是位著名画家，市场上他的一幅画，最少也值十万块钱。

    “五万块！”老安惊叫一声。

    老安的手又剧烈地抖动起来。

    老安的双手剧烈地抖啊抖……然后，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响亮的耳光。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失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选择

罗伯特·库克

    “有钱是多么快活！”坐在茶几旁的肖夫人，当她拿起古色古香的精细的银茶壶倒茶时，心里也许是这样想的。她身上的穿戴，屋里的陈设，无不显示出家财万贯的气派。她满面春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然而，由此而认定她是个轻浮的人，却是不公平的。

    “你喜欢这幅画，我很高兴，”她对面前那位正襟危坐的年轻艺术家说，“我一直想得到一幅布吕高尔的名作，这是我丈夫上星期给我买的。”

    “美极了！”年轻人赞许地说，“你真幸运。”肖夫人笑了，那两条动人的柳眉扬了扬。她的双手细嫩而白，犹如用粉红色的蜡铸成似的，把那只金光灿灿的戒指衬得更加耀人眼目。她举止娴静，既不抚发整衣，也不摆弄小狗或者茶杯。她深深懂得，文雅能给予人一种感染力。

    “幸运？”她说，“我并不相信这套东西，选择才是决定一切的。”年轻人大概觉得，她将富有归于选择两字，未免过于牵强。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很有分寸地点点头，让肖夫人继续说下去。

    “我的情况就是个明证。”

    “你是自己选择当有钱人的啰？”年轻人多少带点揶揄的口吻。

    “你也可以这样说。十五年前，我还是一个拙笨的学生……”肖夫人略微停停，故意给对方说点恭维话的机会。但年轻人正在暗暗计算她在学校里呆的时间。

    “你看。”肖夫人继续说，“我那时只知道玩，身上又有一种叫什么自然美的东西，但却有两个年轻人同时爱上了我。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爱上我。”

    年轻人似乎已横下心不说任何恭维的话，但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烦躁的神色，虽然一直在考虑如何将谈话引到有意义的话题上去。他太固执了，怎么也不肯逢迎。

    “两个当中，一个是穷得叮当响的学艺术的学生，”肖夫人说，“他是个浪漫可爱的青年。他没有从商的本领，也没有亲戚的接济。但他爱我，我也爱他。另外的一个是一位财力显赫的商人的儿子。他处事精明，看来前程未可限量。如果从体格这个角度去衡量，也可称得上健美。他也像那位学艺术的学生一样倾心于我。”

    靠在扶手椅上的年轻人赶忙接住话茬，免得自己打呵欠。

    “这选择是够难的。”他说。

    “是的。要么是家中一贫如洗，生活凄苦，接触的尽是些蓬头垢面的人。但这是罗曼蒂克的爱情，是真正的爱情；要么是住宅富丽堂皇，生活无忧无虑，服饰时髦，嘉宾盈门，还可到世界各地旅游，一切都应有尽有……要是能两全其美就好了。”

    肖夫人的声调渐渐变得有点伤感。

    “我在犹豫不决的痛苦中煎熬了一年，始终想不出其他办法。很清楚，我必须在两人当中作出选择，但不管怎样，都难免使人感到惋惜。最后……”肖夫人环视了一下她那曾为一家名叫《雅致居室》的杂志提供过不少照片的华丽的客厅。“最后，我决定了。”

    就在肖夫人要说出她如何选择的这相当戏剧性的时刻，外面进来了一位仪表堂堂的先生，谈话被打断了。这位先生，不但像一位时装展览的模特儿，而且像一幅名画里的人物，他同这里的环境十分协调。他吻了一下肖夫人，肖夫人继而将年轻人介绍给她的丈夫。

    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谈了十五分钟。肖先生说，他今天碰见了“可怜的老迪克·罗杰斯”，还借给他一些钱。

    “你真好，亲爱的。”肖夫人漫不经心地说。

    肖先生稍坐了一会儿就出去了。

    “可怜的迪克·罗杰斯，”肖夫人喟然叹道，“我料你已猜到了，那就是另外的一个。我丈夫经常周济他。”

    “令人钦佩。”年轻人略略地说，他想不出更好的回答。他该走了。

    “我丈夫经常关照他的朋友，我不明白他哪来这么多时间。他工作够忙的。他给海军上将画的那幅肖像……”

    “肖像？”年轻人十分惊讶，猛然从扶手椅上坐直了身子。

    “是的，肖像。”肖夫人说，“哦，我没有说清楚吧？我丈夫就是那位原来学艺术的穷学生。我们现在喝点东西，怎么样？”

    年轻人点点头，似乎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死鸟

冯骥才

    天津卫的人好戏谑，故而人多有外号。凡有外号，必有一个好笑的故事，比方贺道台这个格色的雅号——死鸟。

    贺道台相貌普通，但真人不露相，他的能耐有两样：一是伺候头儿，二是伺候鸟。

    伺候上司的事是挺特别的一功。整天跟在上司的屁股后边，跟慢跟紧全都不成。而且光是赛条小狗那样跟在后边也不成。还得善于察言观色，摸透上司脾气，知道嘛时候该说嘛，嘛时候不该说嘛；挨训时俯首贴耳，挨骂时点头称是。你要是耐不住性子，皱眉撇嘴，露出烦恼，那就官儿不是愈做愈大，而是愈做愈小——就这种不是人干的事，贺道台却得心应手，做得从容自然。人说，贺道台这些能耐都出自他的天性，说他天生是上司的撒气篓子，一条顺毛驴，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对么？

    伺候鸟的事也是另外一功。别以为把鸟关在笼子里，放点米，给点虫，再加点水，就能又蹦又跳。一种鸟有一种鸟的习惯，差一点就闭眼戗毛，耷拉翅膀；一只鸟有一只鸟的性子，不依着它就不唱不叫，动也不动，活的赛死的差不多。人说贺道台上辈子准是鸟儿。他对鸟儿们的事全懂，无论嘛鸟，经他那双手一摆弄，毛儿鲜亮，活蹦乱跳，嗓子个个赛得过在天福茶园里那个唱落子的一毛旦。

    过年立夏转天，在常关做事的一位林先生，带给他一只八哥。这八哥个大肚圆，腿粗爪硬，通身乌黑，嘴儿金黄；叫起来，站在大街上也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心里欢喜说：“公鸡的嗓门也没它大。”林先生笑道：“就是学人说话还差点。它总不好好学。怎么教也不会，可有时不留神的话，却给他学去了。不过，到您手里一调理，保准有出息。”贺道台也笑了。说道：“过三个月，我叫它能说快板书。”

    然而，这八哥好比烈马，贺道台用尽法子，它也学不会。贺道台骂它一句：“笨鸟。”第二天它却叫了一天“笨鸟”。叫它停嘴，它偏不停。前院后院都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用罩子把笼子严严实实罩了多半天，它才不叫。到了傍晚，太太怕把它闷死，叫丫鬟把罩子摘去，它一露面，竟对太太说：“太太起痱子了吧？”把太太吓了一跳。再一想，这不是前几天老爷对她说的话吗，不留神竟给它学去了。逗得太太格格地笑半天。待贺道台回来，对老爷说了。没等她去叫八哥再说一遍，八哥自己又说：“太太起痱子了吧！”

    太太说：“没想到这坏东西竟这么聪明。”

    自此，贺道台分外仔细照料它。日子一长，它倒是学会了几句什么“给大人请安”“请您坐上座”“您走好了”之类的话，只是不好好说。可是，它抽冷子蹦出几句老爷太太平时说的“起痱子”那类的话，反倒把客人逗得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

    知府大人说：“贺大人，从它身上就知道您有多聪明了。”

    贺道台得意这鸟，更得意自己。这话就暂且按下不提。

    九月初九那天，津门百姓照例都去登阁，俗称九九登高。这天直隶总督裕禄也来到了玉皇阁，兴致非常好一口气直爬到顶上的清虚阁。随同来的文武官员全都跑前跑后，贺道台自然也在其中。他指着三岔河口上的往来帆影，说些提兴致的话，直叫裕禄大人心头赛开了花。从阁上下来，贺道台便说，自己的家就在不远，希望大人赏脸，到他家去坐坐。裕大人平日决不肯屈尊到属下家中作客。但今日兴致高，竟答应了。官员跟随左右，骑龙驾虎一般去了。

    贺道台的八哥笼子就挂在客厅窗前，裕大人一进门，它就叫：“给大人请安。”声音嘹亮，一直送进裕禄的耳朵里。

    裕大人愈发兴高采烈，说道：“这东西竟然比人还灵。”

    贺道台应声便说：“还不是因为大人来了。平时怎么叫它说，它也不肯说。”

    待端茶上来，八哥忽又叫道：“这茶是明前茶。”

    裕大人一怔，扭头对那笼子里的八哥说：“这是你的错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哪还有明前茶？”

    上司打趣，下司拾笑。笑声贯满客厅，并一齐讪笑八哥是个傻瓜。

    贺道台说：“大人真是一句切中了要害。其实这话并不是我教的，这东西总是时不时蹦出来一句，不知哪来的话。”

    知府笑道：“还不是平日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想必贺大人总喝好茶，它把茶名全记住了！”

    裕禄笑道：“有什么好茶，也请裕禄我尝尝。”

    大家又笑起来。但八哥听到了“裕禄”两字，忽然翅膀一抖，跟着全身黑毛全竖了起来，好赛发怒，声音又高又亮地叫道：“裕禄那王八蛋！”

    满厅的人全怔往。其实这一句众人全听到了，就在惊呆的一刻，这八哥又说一遍：“裕禄那王八蛋！”说得又清楚又干脆。裕禄忽地手一甩，把桌上的茶碗全抽在地上，怒喝一声：“太放肆了！”

    贺道台慌忙趴在地上，声音抖得快听不见：“这不是我教给它的——”话到这里，不觉卡住了。他想到，八哥的这句话，正是他每每在裕禄那里受了窝囊气后回来说的。怎么偏偏给它记住了？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他浑身全是凉气。

    等他明白过来，裕禄和众官员已经离去。只他一个人还趴在客厅地上，他突然跳起来，朝那八哥冲去，一边吼着：“你毁了我！我撕了你，你这死鸟！”

    他两手抓着笼子一扯，用力太大，笼子扯散，鸟飞出来，一把没有抓住。这八哥穿窗飞出，落在树上。居然把贺道台刚刚说的这话学会了，朝他叫道：“死鸟！”

    贺道台叫仆人们用杆子打，用砖头砍，爬上树抓，八哥在树顶上来回蹦了一会儿，还不住地叫：“死鸟！死鸟！死鸟！”最后才挥翅飞去，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自此，就得了“死鸟”的外号。而且人们传这外号的时候，还总附带着这个故事。

无爱即无忧

阿盛

    是一副对联，青花瓷字，镶在两片大板上，显得很突出，字体是草书，约是清朝中叶烧制的。问价钱，不便宜，心想以后看着办。过了半年，迁新居，又路过那家艺品店，青花瓷字对联仍置于店中壁边，我再问一次价钱，同样的老板，不同的数目。还是觉得贵了些，摸摸看看，许久才下决心离开。

    将近三个月，没有闲暇，直到休年假，整理家具时忆起那一副对联，我特地到艺品店去。

    老地方，我一眼瞧及，对联稍惹尘埃，一边拭一边问价，老板微笑着说出，我实在讶异，顺口又问：“怎么比第一次开的价钱少一半？”老板年纪大，缺几颗牙，讲话却不漏风：“你中意就拿去，不满意可以拿回来。”

    将对联带回家，挂在客厅壁面，分成左右，中间是大陆画家王鹏飞的达摩祖师画像，右联“有忍乃有济”，左联“无爱即无忧”。远看近看都庄重，我喜欢，同时以之自惕。

    于是与艺品店老板熟稔，见面谈这谈那，有时他教我鉴赏玉珮、木雕、铜器，有时随兴聊天。整一年，我没买什么，他也从未暗示要卖什么。

    有一次，我说：“古董业有行无市，胡乱开价，不大好吧？”他说：“没错，物件买卖总是如此，有人爱就有人抬——告诉你，那一副对联原价比卖给你的多一倍，为什么？”我摇头，他点头：“像你这般年纪的人，多半在赌博或玩股票，根本没有心情到这个小店坐一坐谈一谈。你，看得出来不会跟着流行起狂——78岁了，我见过很多人。那一副对联很好，清朝青花瓷的字，非常特别——你在教书吗？”

    他第一次问我的职业，我们不曾提起这方面的事。我告诉他，我在报社工作。他把话题拉回到对联：“对联很好，你觉得如何？有的商人看准了顾客的心理——一般人都有爱即有忧。唉，这个时代，爱情都买得到，何况是物件，所以啦，爱而不忍，只得花钱当冤大头；你说的有行无市，正是这样起因的……”

    “对不起，”我插话，“我想知道，为什么便宜卖给我对联？我并不特别，很平凡的一个人。”老板哈一声：“就是了，我也是平凡人。问题是，现在有太多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平凡人反而少见呢。”

    我一时无语，喝茶。老板取换茶叶，茶壶空着，眼生，以前没见过；我顺手拿来看，吃了一惊，茶壶是150年前制作的。我细细玩赏，不会错，出自清朝道光年间名家之手。老板将一捧茶叶放进茶壶，漫不经心的样子：“看出来啦？别玩茶壶，假货多，真货贵，让那些有钱人去玩吧，过几天也许就卖出去了，你不妨多看几眼——你不必问价钱。”

    我没问价钱，但茶壶确实完美，多看了几眼。老板倒水入壶：“我说呢，你做个参考吧，玩古董跟做人一样。记得，无忍则无济，有爱即有忧，这是倒过来思考，不是大哲理，却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我至今仍记得他说话时的表情。每每注视家中的那一副青花瓷字对联，就会怀念那个只知姓而不知名的老板。数月前，我到艺品店去，店已不在，问隔邻人家，说是老板“刚走不久”。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说：“他啊，怪人啦！连钱都不爱，乐天乐天的，生前卖掉所有的古董，然后不久就去了。不太了解他，奇怪——问他做什么？”

（选自《中国散文鉴赏文库（现代卷）》）

奥斯维辛集中营逃狱记

    中国网1月9日讯  位于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在这里曾经关押了数百万人，成功逃脱的只有144人，波兰人卡齐米尔兹·皮乔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已91岁高龄的他讲述了70多年前成功逃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以及自己不同寻常的生活。

    1942年6月20日这一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出口处负责路障的一个党卫军士兵感到害怕，不知所措，因为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胡斯的汽车就在他的面前。车里有4个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其中一名少尉正朝他大喊大叫，骂骂咧咧。

    “清醒一下，你这个家伙！”那个军官喊道：“赶快放行，要不我打死你！”那个卫兵吓坏了，连忙升起路障，让这辆马力强大的汽车过去，开远了。

    然而，要是这个卫兵走近一点看，就会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汽车里那几个人浑身冒汗，脸色因害怕而变得灰白。原来，他们根本不是党卫军，而是穿着偷来的制服、开着偷来的汽车的波兰囚犯。而行动的策划者——那名“少尉”，就是皮乔夫斯基。

    皮乔夫斯基说：“我们是被送到那里的第二批人，被迫参与集中营的修建。”囚犯们每天必须工作12至15个小时，在隔壁建造一座大型的新营区。

    皮乔夫斯基回忆说：“在开始的3个月里，我们全都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但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从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纳粹党卫军不断地杀害囚犯——用警棍将他们殴打致死，这是解决集中营拥挤问题最简单的方法。饥饿、超乎想象的暴虐和体力劳动将集中营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所有这些如今都记录在案。但是皮乔夫斯基记忆中的细节仍然令人震惊。囚犯们每人发一把勺子和一只锡碗——不仅用于吃喝，还要在晚上当尿盆使用。“如果谁的勺子丢了，就要像狗一样就着碗吃；如果碗丢了，那就一点汤都喝不到了。”他说。

    有时候，德国卫兵们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假期而杀人。皮乔夫斯基说：“当卫兵们感到无聊时，他们会取下某个囚犯的帽子扔到远处，然后再命令他去捡回来。当囚犯跑过去时，他们就朝他开枪。然后声称该犯人试图逃跑，被他们阻止，于是为此得到三天的休假。”

    被关押在这里的囚犯如何应付这样的生活？皮乔夫斯基说：“有些人祈祷，但是那些在他们到来之前被关进集中营就曾祈祷的人会说：‘只要奥斯维辛存在，就不会有上帝。’”

    有6个星期的时间，皮乔夫斯基被分派运送处决后的尸体。“死亡墙位于10号和11号楼之间。卫兵们将囚犯们排成队，然后从背后朝他们头部开枪。”随后，就会有一堆脱光了衣服的尸体，由皮乔夫斯基抬着脚踝，另一个人抬着胳膊，扔到手推车上，再送到火葬场。“有时一天是20具，有时是100具甚至更多。这其中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他重复说：“还有孩子。”

    一天，一个名叫尤金尼厄斯·本德拉的乌克兰朋友来找皮乔夫斯基，本德拉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机械师，在集中营的汽修厂劳动。他告诉皮乔夫斯基，德国人准备处死他（本德拉），已经列入死亡名单。皮乔夫斯基说：“这一下我彻底绝望了。”于是，逃跑的计划萌发了。

    1942年6月20日，早上在仓库干活时，皮乔夫斯基暗中拧掉了一个锁门的螺栓，因此他们可以爬进去。他们来到二楼的储藏室，破门而入，换上了军官的制服。同时，本德拉用配制的钥匙进了汽修厂，开了一辆汽车过来。

    他们开着汽车前往出口，一路上党卫军向他们敬礼，并高喊“希特勒万岁”。到了路障处，由于极度紧张，汽车内的几个人浑身冒汗，脸色苍白。皮乔夫斯基说，“这是最富戏剧性的时刻，我开始叫骂。”党卫军士兵服从了命令，升起了路障，汽车向着自由驶去，他们成了逃出奥斯维辛集中营屈指可数的144人之中的4个人。

（节录自中国网军事，2014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