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

袁济喜

    中国传统美学的生生不息，是因为其中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以人为中心，将人与自然，人与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研究传统美学，就不能不研究它与人文的内在关系。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首先体现在对于人生解放和人生意义的不懈追寻中。审美活动作为人的个体生命意义的体认，在特定年代往往获得直接的表现。汉魏以来，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动乱分裂之中，在各种哲学思潮展开对于天道人事重新思考的同时，审美活动也成为人们重铸精神人格的创造活动，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融入美学思想之中。当时虽然佛教活动开始兴盛，然而在现实人生痛苦的解脱、精神人格重构方面，审美活动显然更具有人文意蕴，更能契合人生需要。

    中国传统美学人文底蕴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能够代替宗教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独立承载民族文化心理的安顿。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奋斗中，形成了乐观向上的人生观，“生生之谓易”“乐天知命而不忧”，便是这种心理的表征。钱钟书先生曾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指出，六朝人认为审美具有止痛安神的作用。“长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是中国传统美学看待人生与审美关系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渗透着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这种体验融情感与认知于一体，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样的超越意识，具备丰厚的审美蕴涵。中国古代美学主张将人的价值建构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上，这种统一又以审美体验为中介。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寄托问题，使人生获得审美超越。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还表现在它的自我教育意识。人文思想不仅表现为人格的自我完善上，同时表现在运用这种成果对社会进行教育，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方面。审美活动不仅是个体的经验，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创造与普及活动，是个体与群体、自由与功利的有机融合。中国传统的“人文”是指用人类的文明成果教化人民，由自然形态的人走向文明形态的人。先秦时儒家强调“六艺之教”，道家重视“行不言之教”（老子语），后如《淮南子》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兼融儒道，将自然之教与人为之教调和起，用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生品位。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通过这种教育思想与具体实施，体现出特有的对人的关怀。

    从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看，美学人物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考察审美现象，回应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比如春秋以来，随着宗法制度向封建制度的嬗变，儒道法墨诸家围绕对礼乐文明的评价，以及由此而的天道人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对真善美问题作了不同的回答。儒家的中和为美与道家乘物游心的价值观念，既是伦理价值的判断，也是审美价值的尺度。人文意识与美学理论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传统。

    中国传统美学由于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因而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与文化心理的突出表现。它在形态上具有黑格尔在《美学》中所提出的暂时性与永恒性两方面的因素。所谓暂时性是指它的历史具体性，这些特定时代的观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而一些永恒的人文底蕴，比如追求人生的审美化，人与自然的统一等等，这些精神性的东西不但不会消逝，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生生不息，融入到民族文化与精神世界之中。

（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汉语言文字的人本精神

    就文化特质而论，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浓厚的人本主义精神。

    汉语言文字的这种人本精神从仓颉造字的传说中就可见一斑。《淮南子》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古人看来，文字的发明这一伟大创造足以使鬼神哭泣。因此，文字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神圣性。古代先人们用它来祝福，诅咒，甚至相信人的名字跟人身祸福相连，所以名字要避讳，要讲吉利。这种对文字的敬重是人们对自身创造力的肯定和喜悦，表现出人能够战胜外部未知世界的信心。正因如此，我们的古人没有让神居文字创制之功，而是由仓颉这样一位史官来完成文字的创制。汉字在它后来的发展、丰富中都是按照人的观察、需要而形成的。汉字造字近取诸身，远比诸物。从人自身身体取材，从人接触到、体验到的自然形体、动物、植物取材，从人使用的工具包括生活器具和武器取材，这就是汉字形旁的主要来源。因此，我们才说汉字具有反映先人生活和社会构造的独特人文价值。

    譬如“人”字，甲骨文写作“ ”，像一个侧立的人形。它笔画简单，却反映出古人对人的存在的观察是准确和细致的，同时也充分显示出古人自我认识的能力，而我们则通过“人”字看到远古先民意识中浓郁的人本主义精神。《说文解字》云：“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哈姆莱特也这样讴歌人类“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欧洲人通过文艺复兴奠定了人的主体地位，而我们汉民族却在它的文明伊始——文字诞生之初就确立了人在万物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仁”字，从人从二，是针对群际关系而言的，反映了古人对人的本性的认识。《礼记》《释名》等说：“仁者，人也”，“人，仁也”。二者互释现象表明我们的先人认为群际亲密的关系是人的本性。正是从此意义上，他们才热情讴歌人是天地间最尊贵最有灵性的动物，呈谦逊侧立的人形才会成为“人”的代符，并出现顺从为“从”，反从为“比”的字符。这样就从人的内在本性到外在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必然关系中建构起了“仁”的道德框架，体现了中国古代旨在建立温情脉脉、相处和睦的群际关系的道德理想。

    中国古代文化属于以求善为目的的伦理型文化。譬如“善”字取意羊和悦的叫声，以类比仁人之善言。而好群居的羊又被视为有仁、义、礼之德。“群”字从羊君声，君又兼表意义，即作为人伦之英杰的君子应该像羊那样相处和睦。由羊、羊声、羊群到人群，到合乎仁、善礼仪的群体，其间融通着丰富的文化学意义。

    同时，“羊在六畜主给膳”，是难得的美食。“美”字从羊，表明它首先起源于对食的某种感受性。《广雅》中把“腆”、“甘”、“旨”等关于食味的词语同列于“美”的条下，表明我们先人曾有一种以人的享乐本能为标准的审美心态，它意味着对官能性享受的积极肯定，对现实人生的充实追求和独特的领悟，蕴涵着中国人所特有的实用理性精神。

    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现实生活，主张幸福在人间是近代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出发点。但这种人文性在我国古代的汉语言文字中就已明显凸现。当西方民族汲汲于向外探索，以征服世界、改造世界为获得自由的途径时，中国人则向内探求，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得自由的途径。这种内向型文化所显示出的独特的人文性往往是西方的科学传统眼光很难理解，也很难企及的。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意境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山水画不是地理、自然环境的说明和图解。它当然包括自然地理的准确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思想感情，见景生情，景情结合。如果片面追求自然，花、鸟都会成为死的标本，画风景也缺乏情趣，没有画意。感动不了自己，更感动不了别人。古诗里往往有很好的意境，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四句诗完全描写自然的景象，却使人深深体会诗人深厚的友情。古人说“缘物寄情”，写景就是写情。诗画有了意境，就有了灵魂。

    山水画意境的产生，有赖于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的产生，又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度有关。要深入全面地认识对象，必须身临其境，长期观察。齐白石画虾，就是在长期观察中，在不断表现的过程中，对虾的认识才逐渐深入了；也只有对事物的认识全面了，达到“全马在胸”“胸有成竹”“白纸对青天”“造化在手”的程度，才能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赋予对象以生命。对客观对象不熟悉或不太熟悉，就一定画不出好画。写景就是为了写情，这一点，在中国优秀诗人和画家心里是很明确的。无论写诗还是作画，都要求站得高于现实，这样来观察、认识现实，才可能全面深入。毛泽东《沁园春》开头两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就充分体现了诗人胸怀和思想的高度境界。山水画不强调“光”，而是注重表现长期观察的结果。拿画松树来说，在山水画家看来，早晨八点钟或中午十二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表现松树的精神实质。像五代画家荆浩在太行山上画松树，朝朝暮暮长期观察，画松“凡数万本，始得其真”。一位画家出外写生，两个礼拜就画了一百多张，这当然只能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刻认识对象，更不可能创造意境。一棵树、一座山，观其精神实质，经过画家思想感情的夸张渲染，意境会更加鲜明，木然地画画是画不出好画的。一个山水画家对所描绘的景物，一定要有强烈的、真挚的、朴素的感情，有的画家没有深刻感受，没有表达自己亲身感受的强烈愿望，总是重复别人的，就不会有意境的独创性。

    画画要有意境，否则力量无处使，但是有了意境还不够，还要有意匠；意匠即表现方法、表现手段，简单地说，就是加工手段。齐白石有一印章“老齐手段”，说明他的画是很讲究意匠的。意境和意匠是山水画的两个关键，有了意境，没有意匠，意境也就落了空。杜甫说“意匠惨淡经营中”，又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画家为了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别人，一定要苦心经营意匠，才能找到打动人心的艺术语言。

（摘编自李可染《山水画的意境》，有删改）

冬天记忆

张海生

    虽然时隔已经很久远了，但我却依然念念不忘。在那物质极度贫乏的冬天里，一块石头、一堆柴草、一根鸡绒毛很自然就成了我患难的伙伴。

    我记忆里的冬天是那样的寒冷，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走在上学的路上，寒风打着呼哨扑过来，刀一样地扎疼我的脸，割疼我的耳朵，顺着袖口、脖子、胸口往棉衣裤里钻。教室里没有取暖的设备，窗户上常常没有玻璃，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白塑料布或纸袼褙片儿，风刮过来嘭嚓作响，顺着缝隙往教室里钻，坐在教室里，写字的手冻得拿不住笔，把两手抄进棉袖筒里或凑到嘴上哈几口气暖暖手再写。下雪的日子，冰天雪地，树木上、老墙上、屋顶上全是雪，整个世界萧杀而苍茫。消雪的日子，更是冷得厉害，房檐上垂挂着短则几寸、长则数尺的小檊杖一样粗细的冰凌柱，哩哩啦啦的滴着水。我们用一根长长的竹竿，一根根将冰柱捣下来，小手冻得象透明的红萝卜。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最受罪的时候，脱了衣服往被窝里钻，被窝里冰凉冰凉，冻得人浑身哆嗦，大半夜也暖不热。那时候我曾想，晚上我要能有一个温暖的被窝该有多幸福呀。

    那些个冬天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寒冷。在梦一般的记忆里，我用驱寒的方式，用寻找温暖的方式，度过了一个个自由、率真、充满野趣的冬天。在学校里，下课的铃声一响，我们就跑着挤到一堵太阳光照得到的背风的墙根前，一字排开从两边往中间挤，使劲的挤，一边挤一边高声喊叫：挤挤，挤老干，挤出老干我喜欢。挤挤，挤老干，挤出老干我喜欢。如果中间的那一位被挤出来了，就迅速的跑到两端继续往中间挤，直到浑身发热，浑身出汗。我们还打皮老尖儿、迈大步、推铁环、吹鸡毛上天。

    放学了，几个同学一合计，直奔老麦场的麦秸垛，在麦垛的一方掏一个洞，再到地里偷几个白萝卜，用竹批儿剥去厚厚的一层皮儿，躺在麦秸洞里吃得津津有味，辣甜绕口。有时候，我们也会跑到大河塄的格档堆上，用自制的枪、棒做武器干中美、捉迷藏，我们常常忘记了时间，直玩得天昏地黑。麦场的小庵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我们会在小庵的朝阳背风处挖一个坑，坑沿上垒几块土坯或砖块，然后到地里去拾些树梢干柴，点上火取暖，有时还用泥包住用弹弓打来的麻雀，放到火里烧烤，等到泥烧干了的时候，剥开泥块，麻雀的羽毛也会被烧的无影无踪，烧熟了的麻雀肉热气腾腾，再撒上些从家里偷来的盐，一边烤火一边吃，香甜而温暖。

    在关于寒冷的记忆中，尤其使我难忘的是那些圆溜溜、胖乎乎的鹅卵石，不知从啥时候开始，我冬天的冷被窝里竟有了这些可爱的小伙伴。那是母亲去城河里洗衣服时捎回来的，母亲选择了这些大小适中，形状可爱的鹅卵石洗净带回家。傍晚做饭时，母亲将几块石头围在煤火口边，到了睡觉前石头已经被炕得很热，母亲又把每一块石头用一块包袱布裹住，放进我和弟弟妹妹的被窝。我钻进暖和的被窝里，脚蹬一块石头，怀抱一块石头，冬天的寒冷已躲得无影无踪。

    时光已过去了几十年，如今我的女儿已将大学毕业，当我和她谈起这些往事，她听得一脸茫然，不知所云。当然我理解女儿，在这个地球逐渐变暖，北方再也找不到大雪，空调、水暖、电暖、暖水袋随处可见的年代，让女儿去理解一块石头的作用，理解人与人挤在一起用来取暖的方法，的确愚顽可笑。但我这个从贫穷年代走过来的人，怎么能够忘记了对一颗萝卜的回味，对一块石头的怀想，对一缕阳光的感恩呢？

    随着文化的日益繁荣兴盛和文化自信的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高度重视，也成为世界打量与认识中国的窗口。作为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道门槛，汉字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楷书，不少人开始研究汉字的演变历程，试图通过汉字溯源，解开更多内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密码。

    汉字的起源与早期的图形符号有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古文字的构成规则归纳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称之为“六书”，而“六书”之首即为“象形”。因此，汉字字形从诞生起就蕴含着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国家典章制度等文化信息，还蕴涵着中国独有的思维方式及价值逻辑，它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工具，其本身就是一座文化宝藏。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对汉字进行溯源至关重要，这与汉字的特质有关。欧美国家的语言大多是拼音文字，它的意义由其所指决定，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则不同。北师大教授齐元涛认为：“词义不是汉字最核心的问题，字形和词义的关联才更重要，这是汉字本身的特点。我们今天用的是象形字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楷书和简化字，这便需要我们去溯源。”陈寅恪曾说，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汉字教育就是将字与文化整合起来。据此，齐元涛提出了“字课思维”，希望在语文课上能用汉字溯源作抓手，让孩子们在对汉字的认知基础上走向对自然的认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知。

    当下汉字溯源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因为生活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汉字形成的历史语境都已经遗失了。当然，现代融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为“字课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它使汉字教育可视化成为可能。融媒体儿童教育丛书“汉字魔方”作者李英说：“汉字动画主要通过图形呈现在书里，让孩子在图中找字，让学习成为一种游戏。”不过，需要规避的风险是，精彩和趣味背后有可能出现的不准确、不严谨。特别重要的是，广大教师要意识到，汉字溯源不是简单地将汉字和文化放在一起，而是要还原汉字和文化结合的历史的真实意境，从而理解其初始的意义。

（选自2018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国的亚热带

竺可桢

    亚热带介于热带与温带之间，是一个过渡地带。它首先有一个高气压，所以一般称为亚热带高气压带。高气压的位置冬夏有若干南北向的移动。在北半球，这高气压脊冬天在北纬30°，到夏季北移至北纬38°；在南半球，冬天在南纬28°，到夏天南移至南纬35°。亚热带高气压带的南北移动影响到风带的移动，介于亚热带与赤道之间有所谓东北信风带（北半球）或东南信风带（南半球），介于亚热带与高纬度之间有所谓西风带。信风带与西风带的气候迥然有别，在西风带经常有风暴，天气冷暖、晴雨不常；而信风带内则除少数小范围热带风暴外，天气比较稳定。但有代表性的亚热带气候实际上只限于大陆的西部或大洋的东岸。所以，单从气候学观点出发，有必要说明亚热带的范围和气候特征。

    要划分亚热带，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而最重要的是从发生观点和实用观点出发。所谓发生观点即追求亚热带气候形成的原因，如高气压的移动、风带的变迁、气团的进退等。所谓实用观点即分析亚热带地区的生物资源与温带、热带的生物资源有何不同之处，以及亚热带气候对于作物生长发育和越冬的影响等。划分亚热带最好能把这两种观点同时顾到；如不能兼顾，则从地区的经济建设出发，实用观点更为重要。

    苏联气候学家谢良尼诺夫认为：亚热带的夏天应与热带无别，但冬季较冷，最低温度常在零度以下，可以种温带作物；在亚热带，农作物一年可以二熟；以积温4000℃为其北界，但在沿海则积温可略小，北界的纬度为43°—44°。但亚洲东部为季风气候带，冬季风来自西伯利亚，气候严寒，使多年生的亚热带植物如橘子、柠檬、茶树、竹子等不但不能在北纬43°的东北或内蒙立足，即便在北纬35°的淮河流域亦难繁殖。所以从北半球看来，亚热带的北缘并不和纬度相平行，而是大陆西岸纬度较高，东岸则较低。

    中科院地球研究所的气候分区是从实用观点出发的。从实用观点看，亚热带的气候可以这样规定：冬月微寒，足使喜温的热带作物不能良好生长；每年冬季虽有冰雪，但无霜期在8个月以上，使农作物一年可有两次收获。至于干燥度，虽与温度同为气候上的重要因素，但在大面积划分气候带时暂时不必顾及，可作为亚热带内分区的指数。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定亚热带的指标为积温4500℃—8000℃，最冷月的气温为2—16℃，无霜期自240天至365天。谢良尼诺夫所定的亚热带北界的积温4000℃，在东亚似嫌过小，因为冬天西伯利亚寒潮有时可以使亚热带纬度地区温度降至零下10—15℃，使多年生长的亚热带植物冻死，所以平均积温不能不略高。北界的最低月平均温度为2℃，与波哥乡所定苏联指标相似，但在我国沿海一带，这一指标尚嫌太高，最低月平均温度接近于零度。无霜期，北界为8个月，南界则平均终年无霜，但特寒之年，则虽在海南岛也可能有霜。

    从上述指标看，我国亚热带的北界接近于北纬34°，亦即淮河、秦岭、白龙江线直至东经104°，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也靠近一年两熟的北界。亚热带的南界则横贯台湾的中部和雷州半岛的南部，即在北纬22°30′—21°30′左右。据美国气候学家勃莱尔意见，亚热带的南界应为最冷月平均温度18℃，他认为一月份平均温度到18℃时即无霜冻的危险。但我国最冷月平均温度16℃，却接近于全年无霜这条线，从地植物学着眼，热带植物的分布以北纬21°30′左右为其北界，故认为最冷月16℃等温线和积温8000℃作为我国亚热带南界比较合适。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