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l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₁5H₂₂O₅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千秋家国梦  百年翰墨韵

秋蕾

    蒋思豫先生在百岁时写下诗句以为纪念：“少年贫笈弃家乡，煮鹤焚琴六月霜。唾面自干腰不折，尘颜含笑看洛桑”。他还写有“士气峥嵘焉可侮，骨头如鼓作铜声”等联句。其诗其辞，也是老人百年人生，风骨铮铮的生动写照。

    1914年的春天，中国大地风起云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星火渐呈燎原之势。宜兴和桥，秀美的江南古镇。蒋思豫，就出生在这里。蒋姓是宜兴的大姓，蒋思豫的祖辈显赫不凡。蒋思豫的父亲也是饱读诗书、精于书法。蒋思豫从小便酷爱书法，读小学时临摹柳公权的书法习作便已名列学校第一。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受过良好教育的蒋思豫加入了救国行列，先后在武汉、太原等抗战前线工作，还曾与周恩来、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在一个大院共事。抗战期间，蒋思豫还身兼《中国青年》编辑，并在《益世报》等担任记者和特约撰稿人，亲身经历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有一次在重庆工作时，遇到日军飞机空袭，因为来不及躲避，两位同事被炸身亡，他们倒下的地方与蒋思豫只相距数米。那时候，蒋思豫的心中便存有一个和平与宁静的梦，哪怕完成这个梦要耗费一生，他也在所不惜、追求不止。战事紧迫，生命朝不保夕，蒋思豫依然挥毫不断，并利用机会向在重庆的沈尹默、伍蠡甫等书法大家请教，更与潘伯鹰、傅抱石频繁往来，切磋书艺。

    当年在复旦学习期间，他非常景仰于右任先生的道德文章和书法成就，将于右任编著的《标准草书》随身带了近十年，临习不断，立志端正书品，传承右公书法心得。蒋思豫的品行、书艺得到于右任的认可，经于右任外甥周伯敏的推荐，他有幸成为于右任先生的入室弟子。1947年7月的一天，在南京于右任长子于望德府邸中，33岁的蒋思豫恭恭敬敬地向这位著名的“当代草圣”，磕头行拜师礼。于先生忙拉他起身说：“行个鞠躬礼就行啦！”就这样，蒋思豫得到右公的悉心指导，并渐渐形成了朴茂厚实、简洁凝练、运转持重又大气磅礴的草书风格。

    1976年，蒋思豫回到夫人的故乡——宁波镇海，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在这近40年的时光里，蒋思豫将对书法的热爱发挥得淋漓尽致，与书法为伴的宁静岁月，让老人感到无比幸福。他经常对子女们说：“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巨大精神财富，延绵数千年的中国书法决不能在吾辈手上中断。

    蒋思豫一生研习“于体”，其草书直追于公笔韵。他还写下洋洋万言的《论于右任标准草书》一至三论，为“于体”书法传承作出了理论贡献。他的篆隶各体，也均有不俗功力：篆书质朴凝练、格调高古；隶书结字工稳、平实古雅。胸襟的开阔与心气的平和，在老人的书法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蒋思豫发挥毕生所学，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胡茂伟拜访蒋先生之前，先看到了蒋先生的一篇文章。蒋先生在文中批评了现在书风浮夸，书坛名家大师满天飞，都把自己捧得很高。书法进门容易深入难，要成名成家谈何容易，书法不是刘翔跑一百米栏，一下子就过去了，书法是马拉松，它要你用一辈子的精力去追求。“这应该是个超拔的长者，绝不会流俗。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关于蒋思豫老先生的印象，很有风骨，如同于体草而不乱，奇而中正的书风，个性卓然，而不失端直。”

    蒋思豫在艺术上认真计较，但为人处世上却随遇而安、与世无争。在镇海区的一个老小区巷子里，一间二室一厅六十平方米的旧楼房，就是蒋思豫与夫人徐敏蕾的住所。家什是旧样子，墙面有些泛黄，门板十分轻薄，有一些房间仅用旧棉布当门帘。但眼前这两位老人的风采却让这间简陋狭小的屋子增添了活力与温馨。蒋思豫几乎足不出户，曾给自己立下四条誓言：一不参加任何书画组织；二不举办个人书画展览；三不收受学生；四不出书画册集。

    蒋思豫的人生在沧桑百年中历经坎坷，始终陪伴老先生的是他最钟爱的笔墨。唯有这件最珍贵的东西，没有在千般风雨中丢失。可以说，书法是蒋思豫一生的主调。

（节选自《宜兴日报》）

【相关链接】蒋思豫认为，目前书法界以丑、怪为革新，不问字源、字形自作“改良”，殊不知违悖书道，是一极大的陋弊。书法一门，要深研前人的法度，杜绝错字，别字。蒋思豫可以说是身体力行，甚至向权威挑战。十年前，北京的《团结报》副刊有个“大雅篇”的专栏题签，是启功先生的手笔。启老是当代书坛的领袖。可他那“雅”字的“牙”旁左撇回踢，牙的上面又分不清而变成了“稚”字。经年却无人提出疑义。蒋老为此提出矫误的意见，寄信于《团结报》责任编辑。不日收到了他们的致谢复函，并附五元钱的稿费。他们将启老的题字撤换，由北京名家萧劳先生重写正名。

（王宣民《蒋 思豫：百岁翰墨写春秋》）

中国之蒿

    1969年，屠呦呦和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几位同事一同参与到“523任务”中。那一年，屠呦呦39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谁能想到，诗句中的“野之蒿”，竟真的与屠呦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屠呦呦很快崭露头角。她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4名小组成员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时，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胡椒上。这种在中国极为常见的植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数据，但此后的深入研究却事与愿违。屠呦呦发现，胡椒只能抑制疟原虫的裂变繁殖，灭杀效果却非常不理想。放弃了胡椒，她把目光又转向了效果并不突出、却在中医药典籍治疟药方中屡屡被提及的青蒿。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抗疟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但是，当屠呦呦利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青蒿提取物的抗疟能力时，结果却并不理想，最初，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为68%，但效果极不稳定，有一次实验，它的抑制率只有12%。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为什么同样的提取物却得出千差万别的结果？屠呦呦一时找不到答案，她重新翻出古代医学典籍，一本一本仔细翻查。直到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绞汁使用的办法，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这是不是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福至心灵的一个闪念，推开了紧锁青蒿素奥秘的大门。

    此后的情节被众多的讲述者概括为，屠呦呦用沸点只有53℃的乙醚，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其实，提取青蒿素实验的真实过程是繁复冗杂的。

    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屠呦呦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这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中记载的实验过程，穿插着大量的化学分子式、专业术语和数据，在记者这样的外行人看来如同“天书”。只有几句高度概括的纲领性描述能够大致明白，读起来亦颇为艰涩：

    “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在实验数据的一份效果对比图表中，利用水浸得到的提 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低只有6%；乙醇浸膏得到的挥发油毫无效果；乙醇冷浸得到的提取物则可达到95%的抑 制率；乙醚提取物的抑制率则是100%！那是一种黑色、膏状的青蒿抗疟物质粗提物，离最终的青蒿素晶体尚有一段距离，但确定无疑的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

——（节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0月25日）

相关链接：①疟疾，又称为“打摆子”。在人类与疟疾的持久战斗中，起初最有效的治疟药物源于另一种植物—金鸡纳树。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金鸡纳霜”。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氯喹药物一度是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但是，疟原虫渐渐表现出了强大的抗药性，上世纪60年代，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蔓延到无法控制的局面。②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报业奇女子，建海外第一座抗战纪念馆

张忆耕

    2015年8月15日，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在旧金山唐人街落成。这个坐落在中心地段的二层白色小楼，看似寻常，却注定承载着不寻常的历史记忆。

    这里曾是《美洲国民日报》的所在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中国土地被战火硝烟所笼罩时，1万公里外，这家报馆大声疾呼，积极宣传抗战，号召海外华人解囊捐助，共赴国难。斗转星移，70多年后的今天，它成为海外首座抗日战争纪念馆，带领世人回望那段屈辱与抗争并存的历史。

    纪念馆落成当天，80岁的方李邦琴特意穿上藏青色花纹旗袍，盘起发髻，神情庄重肃穆。多年前，美国媒体曾送给她一个称号——“钢铁花木兰”，当年她靠200美元起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英文主流媒体的华人。今天，站在这座华人华侨捐资300万美元建起的纪念馆前，性格坚毅的她难掩激动之情，几度哽咽。

    纪念馆建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分为战争综述厅、华侨助战厅、中美友谊厅以及飞虎队等展厅，借助实物展品、文字展板以及电子、影视手段，呈现中国抗战全貌以及美国华人助战和中国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浴血的历史。展品除了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以及飞虎队后人捐赠的在美国本土收集的抗战文物，还有湖北武汉市捐赠的在“武汉会战”中被日军炸沉的“中山舰”的模型，以及建川博物馆提供的127件珍贵文物。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将设立一个口述历史保存室。

    方李邦琴说，纪念不是为了诉苦，而是要告诉世界，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如何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纪念馆的筹建远没有想象中简单。筹款网站曾遭“黑客”入侵，留下“支那猪”的字样；改建施工期间，纪念馆窗户玻璃遭人砸碎；一位日裔人士发起网络“请愿”，要求封杀纪念馆……

    对方李邦琴来讲，那场战争是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痛楚。“我亲历了抗日战争，还记得它有多么残酷。”1940年，方李邦琴的哥哥们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中断学业参军。至今她还记得，当时母亲拉着哥哥苦苦哀求“不要去、不要去”的情景。后来，大哥牺牲，二哥加入空军，并获得飞虎队奖章。

    方李邦琴决意筹建抗战纪念馆，还因受到另外一件事情的触动：“二战期间，600多万犹太人被屠杀，今天全球29个国家共设有167个犹太人纪念馆或纪念碑，而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了3500万中国人，在海外竟一个中国抗日纪念馆都没有，我感到心痛。”

    普通人都会有退缩的时候，但在方李邦琴身上，几乎从来都看不到软弱和妥协。她的坚毅，是从儿时就培养出来的。在旧式家庭长大的母亲喜欢儿子，为了讨母亲欢心，方李邦琴从小就表现得像男孩一样。上学时，她曾是学生自治会主席；跳舞时常常女扮男装……

    1960年，方李邦琴跟随丈夫方大川来到旧金山，用仅有的200美元在唐人街开了一家小印刷厂。丈夫方大川是学新闻出身，一直梦想在美国拥有自己的报纸王国。1979年，夫妻俩把握时机发行了《亚洲人周刊》。后来，他们又收购了《独立报》等。如今，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英文主流媒体的华人。

    2000年，针对美国主流英文报《旧金山观察家报》，方李邦琴与其原来的拥有者赫斯特家族展开了一场收购大战。方李邦琴作为亚裔，受到了质疑，但她毫不退缩。赫斯特家族在鼎盛时期曾拥有95份报纸、110家公司。它的创始人老赫斯特一向排斥亚裔，这位报业大王不会想到，自己的家族有一天会被一名中国女人击败。

    收购成功这天，方李邦琴特意佩戴了一条鹰形项链，鹰是赫斯特的标志，而它如今却戴在一个中国女人胸前。她说：“成功就是看你的肩膀能够担多少，我不觉得有太大压力。我从小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从来没有。”

    在旧金山的大宅子的客厅里有两个造型奇特的工艺品：一只孔雀和抱着三只小鸡的老母鸡的标本。她说，这是她人生的写照：年轻时像一只骄傲的孔雀；到美国后，面对生活的重负，她变成了一只忘我的老母鸡。如今，更多的人将她称为“一只精明、勇敢的鹰”。

（选自《环球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方李邦琴，美籍华人，社会活动家。1935年出生于北京，11岁时随家人前往台湾，20世纪60年代定居美国旧金山。（《报业奇女子，建海外第一座抗战纪念馆》）②参加国际和平文化节的美国侨领、八十岁高龄的方李邦琴女士透露，自己计划2015年10月份搭乘一架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飞虎队的援华运输机，重飞“驼峰航线”。（《美侨领方李邦琴计划乘飞虎队战机重飞“驼峰航线”》）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来，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向来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相关链接：

    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