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哟哟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一个悲情的殉道者：马克斯•普朗克

董理

    1858年4月，普朗克出生在德国基尔城的一家书香门第。普朗克从小有音乐天赋，他准备攻读音乐，但数学家米勒的启发引起了普朗克对数理的兴趣。从米勒那儿，普朗克学到了能量守恒定律。然而当普朗克想去大学进修物理学时，米勒却劝他放弃物理学，因为这门学科中的一切都已经被研究了。“我并不期望发现新大陆，只希望理解已经存在的物理学基础，或许能将其加深。”普朗克这样说。

    普朗克对物理学的执着造就了这位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同时为人类开启了现代物理学的大门。他曾说：“外部世界是独立于我们的绝对存在，而探索这种绝对存在所适用的规律，我认为就是最崇高的科学研究任务。”一个青年能置著名数学家之劝于不顾，说明了普朗克当时对科学的热爱。爱因斯坦在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发表演讲说：“在科学的庙堂里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有许多人只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另外还有许多人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除去这两类人，那么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他是一名物理学最虔诚的信徒。

    如果说19世纪的物理学大厦出自牛顿等人之手，那么震颤整个以经典物理学为根基的大厦始于普朗克对黑体辐射的研究。黑体辐射的问题在于长波段和短波段，不同的波段都采取近似值的方式分别用不同的公式表达，并没有人能一起推出符合整个波段的公式。作为一名热力学家，普朗克最大的信念之一就是能量守恒定律。然而当普朗克希望借助传统热力学知识，通过一次一次实验解决黑体辐射问题时，万金油般的能量守恒定律没能帮助他通向成功。他不得不转而求助于统计学观点。他引入量子，也就是一份份的能量，推出了符合全波段的公式。在当时，科学家都相信能量是连续可变的，怎么可能是一份的量子呢？这无疑令整座物理学大厦都开始动摇。哪怕是亲自得出这一公式的普朗克，也难以相信这一结论。普朗克迷茫了，作为经典物理学的忠实信徒，他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量子假说是物理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为现代物理学基本理论的建立奠定了新的基础。尽管普朗克面对自己提出的量子假说时而彷徨时而迷茫，但作为一名伟大的物理学家却不失崇高的科学品质和精神。普朗克信奉科学，却并非迷信科学，就在提出量子假说之后，他甚至预言了未来将会出现量子力学。在刚刚提出量子假说后，普朗克对他6岁的孩子解释其中的意义时，说道：“今天，我做出了一个发现，它和牛顿的发现一样重要！”然而，受过严格经典物理学训练的普朗克对他所提出的量子假说对经典物理学理论造成的“破坏”，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从而限制了他进一步超越经典物理学理论的界限。

    普朗克虽然在量子假说的提出上表现保守，却有独到的科学眼光和前瞻性。1905年6月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当时在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人能真正理解相对论，而物理学界支持相对论的第一位权威人士就是普朗克。普朗克还给予爱因斯坦其他方面的帮助和爱护。1913年夏，普朗克身赴伯尔尼聘请爱因斯坦到柏林成为科学院院士。没有德高望重的普朗克的支持和宣传，爱因斯坦和他创立的相对论不会那样快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并确立其在现代物理学中的地位。

    一战开始，德国学者们发表臭名昭著的《告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的罪恶战争辩解，普朗克赫然在列。一战结束，德国败降，普朗克等众多学者公开为《告文明世界宣言》道歉。不满十年，纳粹法西斯席卷德国，德国学者集体失忆，忘却前朝旧事再次紧跟“元首”。当爱因斯坦挺身反击纳粹时，许多科学家居然微词他“过激”。或许是普朗克盲目的爱国情怀，致使他作为德国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却没有发出正确的声音。正如德国物理学家埃瓦德所言：“普朗克是个悲情角色……”

    即使如此，普朗克为人类科学所做的贡献却不容置疑。1958年4月25日，在庆祝普朗克诞生100周年纪念会上，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说：“以前许多领域都给人们以一种非常混乱的感觉，但在普朗克一生的工作领域里，却表现出来一种单纯和莹澈的光明。”

（选自《科学家》2014年第10期）

相关链接：普朗克经历了德国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面对希特勒的排犹政策，曾为他的同事向希特勒求情，希特勒勃然大怒。后来，普朗克个人遭到厄运，长子和两个女儿死于战争，次子被纳粹处死。他的住宅被炸毁，丰富的藏书和成果也毁于一炬。

（《量子物理学精神之父：马克斯•普朗克》）

108岁国画大师晏济元：工程师才是我的本行

    国画大师晏济元一生都是传奇。他和张大千齐名，一生相知相交，闯荡过上海滩。他7岁学画，作画已有百年，画作一平方尺价格达94444元，却自认搞工业才是自己的本行。晏济元住在江北一小区，邻居都以为他是个普通老头。

    兰花摇曳生香。鹤发童颜的晏老坐在窗前小桌旁，满头银丝用簪子盘成一个拳头大的发髻。他信道教？“不，头发长了，别起来方便些。”晏老说。

    “很多人都知道师傅和张大千是亲戚，穿叉叉裤时就是朋友，但很少有人知道，师傅和张大千，一起造过假画。”弟子黄伟笑着说。

    提及此事，晏老也乐了：“算起辈分，我是三儿（张大千的小名）的表叔，但三儿反倒比我大两岁。那时候，我们两个偶尔得点零花钱，老是约着一起去买字帖或买小人书。”

    世纪20年代末，两人都还不到30岁，相继去了上海，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一起，画在一起。

    那时上海画坛，帮派森严，排外性很强，外地画家要想露头角很不容易。“得过日子啊！三儿就想到用‘假画’当敲门砖，喊我一起做。”晏济元说，两人分工，张大千管画画，他负责写落款，仿的是清代名家石涛的画。

    当时上海有个叫程林森的地皮大王，酷爱石涛的画。他的新房客厅极宽敞，但没镇宅的画幅。画商把消息透露给张大千。张大千叫上晏济元，按客厅尺寸，仿了一张石涛的画，让画商拿去兜售，骗过众多行家，一拍即中，卖价很高。

    此事后来“败露”，但却传为美谈，轰动一时，张大千的画功也因此名震上海滩。

    “从幼年到成年，父亲与张大千相处几十年。日本入侵中国后，父亲和张大千到处搬家，最后来到重庆，拿出80多幅山水画举办了抗日募捐画展。”晏济元的儿子晏秉正说。

    身为一代国画宗师，晏老却笑称自己是工程师。“我这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用学到的机械工业知识让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

    “我年轻时看到，成都市面的商品都是外国生产的，有些茅房的卫生纸都是日本的。我心头很气愤，决定要学工业。”在张大千的资助下，晏济元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35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铁道讲习所、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学习工程术科。

    抗日战争爆发，晏济元回国，随着时局的动荡，颠沛流离。

    1949年底，重庆解放，他的所学终有了用武之地，当年12月进入中国民航重庆局所属的前进灭火机厂搞技术工作。

    1950年，他调至市工业局任工程师，后到重庆塑料三厂任工程师，多次被厂里返聘，直到1974年73岁时，才因病申请正式退休。

    “所以说嘛，画画只是我的爱好。”晏济元说。但在近期出炉的“当代中国书画家作品最新价格指数”中，晏老排名第五。

    晏老的画展即将在本周日举办，他在画展序言中写到，“余七岁结缘绘事，至今从艺已逾百年……中国书画艺术在于心与物通，物我两忘……只有‘学古敌古，创新破新’，这样的画家才可以说是真正的中国书画家。”

（节选自《重庆晨报》）

相关连接：①晏老喜欢大自然，他在家里种满了竹子和兰花，更喜欢登山涉水、旅游写生。2003年，102岁的晏老登泰山，一到山脚，他就兴奋得像个小孩，马上拿出纸墨开始画画，又拿照相机不停地对着山、树猛拍，还说，“树是有风格的，山是有性格的。”一到山顶，老人家更跟老小孩一样，激动得举起双手一阵挥舞。（《晏老养生秘诀》）②1957年晏先生57岁时被错划为右派，1965年65岁时腿摔坏卧床长达8年，但他从不气馁，不坠青云之志，身居陋室，绘画第一。（《走进艺术殿堂的人》）

笛声化作民族魂

乔忠延

    昆明甬道街边的聂耳故居很平常，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好在是座两层楼。严格地讲，这不是聂家的祖业，是房东杨家的房产。聂耳就出生于这里。他童年在这里度过，直到十八岁振翅远飞。

    进入院落，悠扬的音韵便萦绕在耳畔。不过，那并不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而是竹笛吹出的稚嫩音韵。对这笛音，小学课本中有篇文章曾有还原，“悠扬的笛声飘扬在林间小路上，许多行人被吸引了，都站在细雨中静静地听他吹笛子。”确实，聂耳能把笛子吹得优美迷人，但是，那其实是后来的事，是聂耳勤奋地拜师学习提高技艺的结晶。先前并不是这样，他吹出的声音不悠扬，也不婉转，甚至有些刺耳。教聂耳吹笛子的师傅姓邱，名字如同姓杨的房东一般，没人记得。可是，若是没有他的启蒙教导，就不会有后来响亮于神州大地的聂耳。而且，这位邱师傅还不是音乐教师，只是一位木工。吹笛子是他做木工活儿歇息时的业余爱好。

    勤奋好学，让聂耳叩开了通向音乐的门扉。不止如此，勤奋好学也让他叩开了通向知识的门扉。聂耳上学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连他的学费也没有着落。母亲卖掉心爱的八音钟才凑够学费，可还缺书钱。在学校里，聂耳长知识，长思想，随着个头的增高，眼界也更加开阔了。他看到祖国积弱积贫，时刻梦想着国家能富裕强大。他把满腔热情寄托于变革，为之呼吁奔走，并鼓动同学和自己一道呼吁奔走。然而，时局能忍受弱贫保守，却容忍不下激进变革，聂耳被列入另册，难以在昆明再待下去，只有告别昆明。

    离开昆明后，聂耳飘零到上海，靠在商号当伙计维持一日三餐。还是音乐，改变了聂耳的境遇。有一天，他看到《申报》刊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收学员的广告，身上沉睡的音乐细胞马上被激活了，便去报考。担任主考的音乐家黎锦晖，一眼看出聂耳身上潜在的音乐天赋，因此录取了他。成为歌剧社的一员后，聂耳如鱼得水，他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但是只要是歌剧社需要的事，他都主动干。时不时还上场演出，要么扮演卖臭豆腐的小贩，要么扮演一身乌黑的煤矿工人。他才华横溢，活泼可爱，大伙儿见他耳朵大，就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叫着叫着，干脆就叫成了“聂耳”——事实上，聂耳的原名是聂守信，此后称聂耳才名副其实。

    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侵犯，东北沦陷。聂耳不再只想着歌唱，他要呐喊！他结识了作家、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聂耳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明快激昂的歌曲，他要用歌声惊醒沉睡的雄狮，用歌声点燃焚烧侵略者的烽火！

    聂耳的激情在蕴积！聂耳的怒火在燃烧！

    1935年，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了。这是一部电影，更是呼唤共同抗日的呐喊。剧组在呐喊，聂耳也加入了呐喊——聂耳的呐喊声化作了这部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唱出了抗日救亡时代万众的心声，表现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后来更成为国歌，散发出永恒的魅力。曾经，这浑厚昂扬的旋律，激愤着国人，奋起抗战、抗战，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如今，这浑厚昂扬的旋律，又激励着国人，奋起建设、建设，把华夏神州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站在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里，听那悠扬的稚嫩笛音。那笛音，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怒吼出的，是民族魂，中华韵！（有删改）

相关链接：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由他创作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开拍。当时，聂耳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聂耳看过歌词后，立即要求由他进行谱曲。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幸的是，1935 年7月中下旬，《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已溺亡于日本，年仅23岁。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卡迈什瓦尔·C·瓦利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演绎。

    他总是无瑕疵地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其颜色在秋冬季变化于深黑和深灰之间，而在春夏季则变化于浅灰和棕黄色之间。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原本是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在当时，恒星的白矮星阶段被认为是一切恒星演化过程的最终阶段，但是钱德拉塞卡的计算表明，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经过在剑桥的学习，钱德拉塞卡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发现。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这个24岁的青年终于得到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年纪轻轻便将功成名就。然而，事情的发生并不如他所愿。当钱德拉塞卡在会上宣读完自己的论文时，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塞卡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塞卡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塞卡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塞卡。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塞卡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塞卡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这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因此他的一生都是谨慎、谦逊和勤奋的。每当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花费10年左右，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他总是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就不再关注这个领域，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直到60多岁，钱德拉塞卡仍能定期把精力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他的教学同样以严谨和一丝不苟著称。据说，他的板书和讲稿是那样整洁和优美，以至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塞卡每星期从叶凯士天文台驱车数百英里到芝加哥大学为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上课（另一种说法是包括费米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偶尔也来插班听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两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

    钱德拉塞卡的一生注定是孤独和寂寞的。远离自己的祖国，研究不被认可，还因肤色遭受歧视。但他不以为意，并以始终如一的优雅默默回应一切。1999年，一只以“钱德拉塞卡”命名的天文望远镜升空。尽管它经常因做出新的发现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中，钱德拉塞卡却并未因此更多地被人提及和了解。

    因孤独而优雅。或许，只有一个物理学家，才能拥有如此优雅的美感。

（摘编自《孤独的科学之路：钱德拉塞卡传》

相关链接：钱德拉塞卡兴趣广泛，年轻时曾学习过德语，并读遍自莎士比亚到托马斯．哈代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摘自“百度百科”）

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

张再生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天，海滨某军港，一派严肃、紧张的气氛。原来这里正在进行航天事业的一项重要试验：卫星回收工程。按照测算，卫星将于2分钟后落入眼前的水域。人们一个个屏住呼吸，两眼直瞪着蔚蓝的天空。2分钟后，“飞物”突然从天而降，落入大海，水柱冲天。快艇迅速劈波斩浪，去迎接这“天外来客”。顿时，岸上、船上的官兵和群众情不自禁地又跳又叫，欢声雷动。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人们不会忘记为了测算卫星落点而熬过许多不眠之夜的首功之臣束星北教授。

    束星北出生于江苏邗江。其父束曰璐曾是南通张謇实业集团的知名人士。束星北自幼聪明好学，才智过人，童年入私塾，深得秀才老夫子魏楚翘钟爱。1924年束星北以优良成绩考取三江大学。两年后又远渡重洋，入美国拜克大学读书。身在异邦，束星北克勤克俭，矢志苦读。当时，他父亲是实业巨子，生母家是江都望族，可他却谢绝长辈们的经济资助，搬住在美国三藩市同乡会馆内，与工人们一道参加体力劳动，挣得收入以支付学费。

    束星北畅游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1929年，他对爱因斯坦相对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几近一年，他屏绝人事，埋首书斋。智慧之树骤然开放出奇葩——研究“相对论”的两篇论文脱稿了。探索神秘未知世界的热望，化开了层层坚冰，“四维时空”的科学课题又如一盏神灯在远方闪烁，导引他走向新的境界，去寻找当代物理大师爱因斯坦。

    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是如日中天，蜚声全球。他身材矮小，仪容和蔼。对于这个来自东亚的门徒，他一见如故。他们通宵达旦畅谈，大师赞誉了束星北的两篇论文。不久，大师从柏林大学替束星北争得经费，物理界的巨星和新星合作了。作为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助手，束星北工作一年，进步更快，造诣更深，硕果累累，从多方面发展了“相对论”。更大收益是，束星北继承了大师“自由平等讨论的波尔学风”。由于希特勒排犹之风日盛，爱因斯坦被迫离德，束星北经大师安排，于1929年10月转到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继续研究，在天体物理方面颇有创见，获博士学位。1930年登上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大学的讲台，开始了他漫长的物理学教学生涯。

    身为海外学人的束星北，一直萦怀祖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毅然辞聘而归，准备投笔从戎，抗日救国。回国后，束星北被浙江大学慕名求聘，请他与王淦昌教授共同研究“ 衰变”这一尖端课题。

    在浙大，束星北誉满校园。他开的课，学生爱听，教师也争相入座，他不照课本宣讲，而是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乍听似乎无章，细加揣摩却句句有着。他认为，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研究的对象，寻求其中规律，这是十分有趣的。天性率真的束星北有时跳上讲台，有时坐在椅背上，大发宏论，侃侃而谈，一条腿还下意识地晃动着。课堂上，一旦哪位学生指出他的疏漏之处，他便肃然静坐，恭听学生发言。每当学生讲出新的见解，束星北就会情不自禁地捶他一拳，连呼：“妙！”就是这种“波尔”学风，造就了一批物理人才。其中最负盛誉的便是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当年，束星北特别器重这位学生。李政道一度想辍学参军，是束星北切意挽留；李政道因车祸伤腿，束星北又特意把他接到重庆，精心安排治疗调养。难怪，数十年后，李政道仍念念不忘乃师之恩，曾致书问候：“我物理的基础……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的时候，束星北教授心潮澎湃。他夜以继日，勤奋科研。1952年到山东大学任物理系教授，除了正常教学研究外，还兼研气象学，曾在《中国气象学报》上发表多篇具有灼见的文章，成了竺可桢、赵如章的好朋友，被聘到中国气象学会青岛研究所负责科研。1980年，他又为航天工业的卫星回收试验立下了赫赫功劳。直到他生命最后一息，还在指导他的学生做“海洋内波研究”。

    一代大物理学家束星北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英名却永戴史册。诚如其学生李政道的唁函所说：束老师是中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国际闻名，桃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