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购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来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材料二：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

阅读下面材料：

材料一：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非谓本国而外，凡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乎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内之良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呜呼！八荒以外，存而不论，乌知宇宙之大哉？

——魏源《海国图志》

材料二：夫今日当大地忽通，万国竞长之时……各国治法、文学、技艺、制造、财富、武备之盛，迥非匈奴、突厥愚犷之风。……皇上与诸臣，审时度势，图谋自强，亦固知法之不能不变矣。徒以根本未变，大制未新。少袭皮毛，未易骨髓。……狂中国之体制，而不能保中国之民，与稍变其制，而能保其民，孰为轻重？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189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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