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众所周知，中国未能自主现代化，是被人轰出中世纪的。依据目前史学界多数人的说法，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再失去历史机遇，多次与幸运之神交臂而过。第一次是明中后期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还曾感叹明朝（永乐皇帝）于1421年由南京迁都北京，认为这实际上是“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不无遗憾地说：“不论这一选择出于有意或者无意……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当他说到郑和下西洋时，“我们不妨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帆船当时向好望角以及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的南大门埃吉海角继续前进，那又会造成什么结果？”第二次是“洋务运动”。一系列外战的屈辱，终于使一些当权者意识到需要“自救”。满族旧贵不行，起用汉族士大夫，曾左李张算是遭逢时运崛起，平“洪杨”，兴“洋务”，史称“中兴名臣”。众所周知，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曾、李等人创办的“洋务工业”站在同一时间起跑线上。日本也是被西洋的炮舰“轰”着离别中世纪的，可它成功地走出来了。中国却步履艰难，一唱而三叹。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请结合相关史实，评述材料中“历史机遇延误论”。（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长期以来，“启蒙”一直是思想文化史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启蒙，是一种“内源”式、接续式的“早熟”的启蒙。在14至16世纪，西方人依靠自身的社会变革力量酝酿起早期启蒙，并层层推进演绎出18世纪启蒙。而近代中国的启蒙则是“外源”式、突变性的“晚熟”启蒙。借助于“西学东渐”的刺激与发酵，中国文化传统的逻辑发展进程才发生历史的大转折，最终在“民族复兴”的理论大框架中，标立起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价值观和伦理观，逐渐折射和透显出“西方式”启蒙的反传统含义。

——据孟广林《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思想启蒙》整理

请回答：

材料一  中国传统医学自成体系。伴随着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外国来华使团在回国时带走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和药物，甚至延请名医传医授道，效法我国建立了医事制度。郑和七下西洋，随船医生也与所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的人民进行交流，用中国的医术治病救人，并带回一些药材，丰富了中医药的内涵。中医还随着个体行医、旅行、商贸等途径对外传播。除了中外的直接交流外，中医药还经由第三国外传，惠及了更多国家的民众，获得了更多国家人民的认可。

——摘编自朱建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外传历史、途径与海外发展》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通商，西医亦随之传入。西方教会设立医院，招收华人学徒，兴办医学校，发行中文报刊以及翻译西方医学书籍等。西医由于自身的优势，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在这种背景下，李鸿章创办了北洋医学堂，成为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官方西医学校，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西医专业人才。面对西医西药的传入，名医张锡纯主张把中西医汇通思想应用于临床，中西药物并用，产生重大影响。经施今墨、程价三等名医的不断努力，天津中医药界交融互通中西医，创造了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派，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危重病等方面结出了硕果。

——摘编自谢敬《近代天津的中西医交融》

材料一 宋之不竞，始焉起于黄袍加身而上位的太祖之猜忌也。北宋自宋真宗时起，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下，大量养兵。荆公(王安石)立志改变“弋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局面，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悴者，由国民不能各连其力从事生产也。公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荆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虽颇丰，而于国民经济上所收之效滋啬(不多)，良以此也。

——梁启超《王安石传》

材料二 康有为代人草拟上疏，请废八股。光绪帝虑及各种变法的奏章多为保守大臣反对，此疏交付廷议必引起大哗，于是决定不付廷议，径下诏：自下科始，乡、会试及岁科各试，废八股，改试策论。后依张之洞建议，乡试以历代掌故为主，兼及五洲各国政艺，“会试亦如之”。 迂腐的读书人对此“惊怪不知所为”。 书商则“乘时射利，猎取中外时报，补缀成篇，标以俗名，如《三场要诀》之类，获利亡算”。

——杨松等《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

材料三 农村改革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和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困境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农业的发展状况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村存在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和分配中的严重平均主义等弊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比较缓慢。1978年，全国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亿万农民为改变农村面貌和自身命运，勇敢冲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从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