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过关
                                                                                                         心灯
      一只捕蟹船上住着老艄公和他的儿子。常常，他们爷俩高挂桅灯，摇着一叶扁舟到海里捕蟹，那满舱的星光，满怀的明月，是老艄公岁月里恒开不败的花朵。可惜，老艄公害上了眼疾，几乎致盲，但仍陪伴儿子下海捕蟹。
      一夜，艄公父子正在捕蟹，突然阴云乱滚，恶浪汹涌，狂烈的风哗啦一声就拍碎了桅灯，顿时他们被卷入了黑色的漩涡，覆舟在即。“爸爸，我辨不出方向啦。”儿子绝望地喊。老艄公踉踉跄跄从船舱里摸出来，推开儿子，自己操起舵。
      终于，蟹船劈开风浪，靠向灯光闪烁的码头。
    “您视力不好，怎么还能辨出方向？”儿子不解地问。
    “我的心里装盏灯呢。”老艄公悠悠地答。
      人可能平淡，可能暗淡，甚至可能遁入黑夜，但是惟独不能心中缺少一盏灯。只要心中装盏灯，踩到哪里不是光明？

      ①堂妹小樱和我一起下夜班回家，她一直嚷嚷太冷了，都被冻成核桃了。二叔洗了几根蒜，细细密密地切成了碎末，打开砂锅，把蒜碎撒进去，牛肉汤的浓香被蒜的清香一拨，边上的俩“核桃”胃口全醒了。

      ②二叔是我们农场的土厨子，当年还是大集体的时候也曾风光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农场还没完全实现机械化，耕作主要依靠水牛。在那个边搞运动边生产且产量极低的时代，农场除了完成上交国家的粮食指标，还要填饱场里百余口人的肚子，牛是我们的大功臣。

      ③牛跟人一样，会老。老牛跟老人一样，寒冷的冬天是它们的一道坎。牛在熬不过去的日子里是悲苦的，人却是兴奋的。场长让人在牛咽气之前将它宰杀掉，顿时，农场跟过节似的，争相传说宰牛的喜讯。农场最大的一口锅被吊在晒谷场上，周围早有人用砖垒砌了一个大灶台，有人搬炭有人生火 ， 二叔把牛肉块丢进大锅中，还有半盆一劈为二的姜块。巨大的锅盖将一锅美食遮挡起来，但是它盖不住喜悦，人们使劲嗅着鼻子，笑容像花儿一样盛开着。

      ④白天人们要干活，牛肉都是晚上做。二叔说，得熬四个小时以上。在这等待的四个多小时里，二叔可没闲着，他细细密密地切着青蒜，拿出大袋的盐和胡椒粉出来备用。灶台边上是各家的盆、碗、瓷缸子，二叔抓起青蒜碎，挨个器皿撒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二叔的手上，那样的夜晚，二叔是一个明星。

      ⑤记得童年时有好几次半夜里被叫醒，窗外北风呼号，有树枝折断的声音，有飞沙打在玻璃上的声音。我迷迷糊糊半睁着眼睛，母亲飞快地拉我坐起来，给我披上棉袄，然后端起碗，夹一块牛肉塞进我的嘴巴里，那个香啊，这边还没来得及细细回味，一勺汤又灌进嘴巴里。寒冷的冬夜里，一碗汤牛肉的味道美好到让人沉醉。

      ⑥堂妹小樱比我小一岁，奇怪的是，她每次都能精气神十足地等到牛肉熟了。还有一件事情让她比我更开心，那就是给我们带来巨大喜悦的汤牛肉是她爹做的。小樱说，大人都不吃牛肉。我大惊，为什么？小樱巨智慧地说，牛帮大人们干活，他们不忍心吃。

      ⑦后来，农场里的拖拉机不断增多，牛渐渐退出了农耕的舞台。到了九十年代，农场里一头牛都没有了，听说全卖了。

      ⑧后来的农场日渐富裕，时不时换来山东的牛肉分给各家各户。在分牛肉的日子里，农场到处弥漫着汤牛肉的味道，那味道像是祭祀一样深刻在人们虔诚的味觉里。大人们也可以敞开肚皮享受汤牛肉的美味了，除了二叔。

      ⑨农场搞大锅饭，需要一个不贪嘴的人做厨子。那时人们大都实诚，对比一下良心，觉得不大能管得住嘴巴的人不敢要求做厨子。二叔见没有人肯当，便自告奋勇站出来，在众人面前保证自己不贪吃。既然做过保证了，说到就要做到，时间久了，粗茶淡饭竟成习惯，这就是二叔对职业的交代。

      ⑩二叔这辈人，活得太累了。

      ⑪后来我一个人背井离乡在异地工作，冬天是最难熬的季节，一挨冻就想家。一年后小樱来投奔我，不久二叔来照顾我和小樱，我父母在家照顾年迈的奶奶。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二叔越冷越精神，买二三斤牛腩肉回家慢慢炖着，等我和小樱冻得上牙磕着下牙回到家，空气里都是牛肉汤锅的温暖味道。

      ⑫二叔盛出两碗汤牛肉，浓白的汤上漂着青绿的蒜碎，特别诱人。他坐在一边看着我们吃，好像比我们更幸福。我希望二叔也能品尝到我们的幸福滋味，再说现在都退休了，不吃不喝证明给谁看呢？二叔羞赧地说，那么，我喝口汤吧。

      ⑬这个冬季，好像不那么冷了。

                                                                                                                                        （2015年12月02日《北京青年报》，有改动）

与父亲抬担子

王清铭

    ①很小的时候，家里生活十分艰难，我们几个半大的孩子经常被当做“全劳力”使用。印象最深的是我与父亲抬担子。我个儿矮，走在前，父亲个儿高，在后。担子的绳子离父亲的肩膀很近。我太小，几次下来，嫩小的肩被粗糙的扁担压出一块血红，血珠子快要淤出来。扁担好像钢板一样硌得酸疼，我只好佝偻着，用上背部来支撑感觉越来越沉的重量。父亲看到了，伸手将担子的绳索又往他那边一捋，我的脚步轻而快，而劳累一天的父亲却蹒跚起来。我对父亲说：“我能行。”父亲说：“小孩子的肩嫩，压得太重，长大骨头会变弯的。”

    ②不知不觉中长大了，父亲在我眼中变矮了，读书放假时给家里帮忙，我个儿高，走在后，父亲个儿矮，在前。十多年过去了，生活的重担早压得父亲有些佝偻，父亲像我小时候一样用上背部来支撑担子的重量，看着父亲吃力的样子，我的心有点酸，但强忍着不让眼泪盈出眼眶。父亲一生最见不得眼泪。阳光下父亲的背影不再是挺直着的，而是“缩”成一团。上坡时我装成漫不经心地用手往我这边捋担绳，将担子的重量尽量往自己的肩上压。父亲没有发觉，脚步迈得更稳健了。我对父亲说：“你太累了，歇会儿。”这回轮到父亲用手背揩拭额头沁出的汗说：“我能行。”说着他脸上的皱纹拉直了，露出一个表情平板的笑容。

    ③到达目的地后，父亲才发现担子后移了许多，他上下打量我一会儿，只轻轻地说了一句，阿铭懂事了。那一天夜里，我的肩膀肿得老高，血淤成青色，痛得睡不着觉，但我不叫痛，因为我真的懂事了。

    ④工作以来回家的次数少了，父子相对，没有什么话可讲。我极少谈自己的境况，怕给他再增加心头的负担，父亲除了劳动还是劳动，也没有太多的闲话。好几年过去了，父亲的背越发佝偻。上星期回家帮父亲打煤饼，天不热，但他很快就大汗淋漓，脱掉外衣，父亲的背再一次呈现于我的眼前，这是怎样的一个背影啊。肩上的骨骼垂成两个弧形，背部佝偻成一个前倾后拱的弧形，而腰部又有点前拱后倾。背部的肌肉有点松弛，原来我以为皱纹只长在人的脸上，现在才明白，老了的人，背部甚至躯体各部都会长起皱褶。我们两人一起将袋装的煤抬到场院，父亲在前，我在后，父子身高相差10多公分，担子的重量倾向父亲那边，这一次我不再掩饰，用手直接将担绳捋到我这边。父亲看在眼里，嘴里还是那句话，我能行。但他不再推让了，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

    ⑤父亲稳健地走着，我心头忽然涌起许多回忆，但很快就收住思想野马的缰绳，现实的生活是实在的，就如这脚下的路，根本就无须抒情。我跟着父亲稳健地走着……

（一）举国大迁移（节选）

    红军说到它时，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长征记》，一军团编，一九三六年八月预旺堡）……

    ①长江的尽头是荒山野岭的云南境内，流经深谷高峰，水深流急，有的地方高峰突起，形成峡谷，长达一、二英里，两岸是悬崖峭壁。少数的几个渡口早已为政府军所占领。蒋介石感到很高兴。他现在下令把所有渡船撤至北岸焚毁，然后他命自己的部队和龙云的军队开始包抄红军，希望在这条有历史意义的和险阻莫测的长江两岸一劳永逸地把红军消灭掉。

    红军好像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似的，仍继续向西面的龙街分三路急行军，那里的渡船已经焚毁，②南京的飞行员报告，红军一支先锋部队在造一条竹桥。蒋介石更加信心百倍了，造一条桥要好几星期时间。但是有一天晚上，有一营红军突然悄悄地倒过方向，强行军一天一夜，像奇迹一样，走了八十五英里，到傍晚时分到达附近其他一个唯一可以摆渡的地方——皎平渡。他们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在黄昏时分到了镇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悄悄地解除了驻军的武装。

    渡船早已撤到北岸——但没有焚毁！（红军远在好几百里外，反正不到这里来，为什么要烧掉渡船呢？政府军可能是这样想的。） 但是怎样才能弄一条船到南岸来呢？到天黑后，红军押着一个村长到河边，大声喊叫对岸的哨兵，说是有政府军开到，需要一只渡船。对岸没有起疑，派了一只渡船过来。一只“南京”部队就鱼贯上了船，不久就在北岸登陆——终于到了四川境内。他们不动声色地进了守军营地，发现守军正在高枕无忧地打麻将，枪支安然无事地靠在墙边。红军叫他们“举起手来”，收了武器，他们只得张口瞠目地瞧着，过了好久才明白，自己已成了原来以为还要三天才能到达的“土匪”的俘虏。

    与此同时，红军主力部队大举进行了反方向进军，到第二天中午先锋到达皎平渡。现在过河已不是难事了。六条大船昼夜不停地运了九天。全军运到四川境内，没有损失一兵一卒。渡江完成后，红军马上破坏了渡船，躺下来睡觉。两天后蒋军到达河边时，他们的敌军的殿后部队在北岸高兴地叫他们过去，说游泳很舒服。政府军不得不迂回二百多英里才能到最近的渡口，因此红军把尾巴甩掉了。总司令一怒之下飞到了四川，在红军的进军途上部署新的部队，希望在另外一个战略要冲——大渡河——切断他们。

（二）“红小鬼”（节选）

    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了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象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五岁，四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

    “四年！”我不信地叫道。“那么你参加红军时准是才十一岁啰？你还参加了长征？”

    “不错，”他得意洋洋有点滑稽地回答说。“我已经当了四年红军了。”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我问道。

    “有一年，红军来到漳州附近。我翻过山头，去请他们帮助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很穷。他们待我很好。他们暂时把我送到学校去读书，我吃得很饱。几个月以后，红军占领了漳州，来到我们村子上。地主、放债的和做官的都给赶跑了。我家分到了地，用不着再缴税缴租了。家里的人很高兴，都称赞我。我的两个哥哥参加了红军。”

    ③“农民喜欢红军吗？”

    “喜欢红军？他们当然喜欢。红军分地给他们，赶走了地主、收税的和剥削者。”（这些“红小鬼”都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词汇！）

    “但是说实在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喜欢红军呢？”

    “他们亲手替我们做了一千双、一万双鞋子。妇女给我们做军服，男子侦察敌人。每户人家都送子弟参加我们红军。老百姓就是这样待我们的！”

    不用问他是不是喜欢他的同志；十三岁的孩子是不会跟着他所痛恨的军队走上六千英里的。

    红军里有许多像他一样的少年。

董家子女

殳　儆

有一天，鲍医生跟家属谈完话回来，对我长叹一声：“主任，这‘6床’，真是史上最麻烦的病人!又来了一堆子女!谈完了不算，还要再进来看看。”正在电脑前打医嘱的赵医生和正在填写病历的金医生马上一起点头：“前天值班时就是这个样子，一遍一遍有亲戚按门铃来询问病情，他家的人真多!”

接着就看见，董家的老大带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批一批进来，在老董床前站立片刻。

6床老董，是个85岁的老爷子，两天前突发脑出血，脑内的出血量非常大，根本没有机会手术，人很快进入深度昏迷状态，靠呼吸机和升压药维持生命。病人已享高寿，治疗过程中感知不到痛苦，病情又已成既定事实。此时，一般家庭都会很快接受现实，开始准备老人的后事。

董家子女却好像面临很大压力。一得知病情，就立刻提出要请上海的专家进行会诊，看看病人还有没有存活的可能。我的困惑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董家的老大和老二都知书达理，已经完全了解病情，态度也温和客气，并没有给我留下不信任医生的感觉。

既然董家强烈要求，我们就请了国内顶级脑外科专家来会诊。专家会诊得出的结论简单而肯定：病人没有存活的可能，可以让老人安静地离开了。

董家的老大和老二频频点头，接受专家的建议。但是旋即，又带了一堆子侄来看老董。董家的子侄都是扶老携幼来一大家子。一会儿是来自北京的夫妻俩，一会儿是来自广州的一家三口，第二天又是全家带着小孙子从加拿大特意回国的。

这些亲属都是远道而来，风尘仆仆，面容疲倦，估计下了飞机都没有来得及梳洗。还有从南半球回来的，冬衣都未来得及准备好。病人的确时日无多，负责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护士不断地通融，放远道而来的亲属进来探视。董家的老大，总是点头哈腰，谦逊万分，就怕打扰护士和值班的阿姨，引起工作人员的不满。老董那些远道而来的亲属，在探视完之后，会反复询问老董的主治医生，问病情，问预后，问到自己失望叹息为止。

一个星期没到，家属再次提出会诊，并且，一个“学医的女儿”借了CT片，电邮给自己广州的导师寻求帮助。

老董家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沉默地点点头，表示认可。那个“学医的女儿”开了口：“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家境富裕，一直行善积德，收养了很多穷孩子，供他们上学读书。所有这些人，都是幼年时受他恩惠的苦孩子啊。”

老董的大儿子说：“由他养大的孩子，都像他的亲生子女，跟他特别亲。所以，我们弟兄俩根本不敢擅自做主，要等他所有的‘孩子’都来了，见见他，才能决定怎么办。”

年纪比董家老大还年长一些的高个儿男人说：“我是老大，老爸既然已经这样了，我来做主，我们兄弟姐妹一起给他过85岁的寿辰……”

这个“老大”是举家从加拿大回来的，还抱着自己的小孙子，天天在监护室门口停留很久，似乎只是为了离老董更近一点。

此时，老董的“孩子们”或沉默，或点头。

这真是一个让人震惊的真相!瞬间，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原谅了这一个星期以来不胜其烦的谈话和探视。瞬间，不再有人视这一家子为“需要特殊对待的特殊病人家属”。令人敬仰的善行，让人无法割舍的养育之恩，已是最好的解释。

我们的重症监护室在角落里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墙上贴的是类似家里的杏色壁纸，有碎花被褥和真皮沙发及接近日光的照明，温馨而安静。老董的85岁生日，就是在那里过的，他的十几个儿女，拿着香槟色的玫瑰，围在他的身边，祝他生日快乐。

老董，就静静地躺在那里，躺在悲戚和感念、感恩和铭记充盈着的花香中。

(选自2022年《读者》第1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