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我向曙光顶礼，忠诚如同希腊人。我起身很早，在湖中洗澡；这是个宗教意味的运动。黎明带回来了英雄时代。在最早的黎明中，我坐着，门窗大开，一只看不到也想象不到的蚊虫在我的房中飞，它那微弱的吟声都能感动我，就像我听到了宣扬美名的金属喇叭声一样。此中大有宇宙本体之感，宣告着世界的无穷精力与生生不息。黎明啊，一天之中最值得纪念的时节，是觉醒的时辰。那时候，我们的昏沉欲睡的感觉是最少的了。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是给我们自己的禀赋所唤醒，而是给什么仆人机械地用肘子推醒的；如果并不是由我们内心的新生力量和内心的要求来唤醒我们，既没有那空中的芬香，也没有回荡的天籁的音乐，而是工厂的汽笛唤醒了我们的，﹣﹣如果我们醒时，并没有比睡前有了更崇高的生命，那末这样的白天，即便能称之为白天，也不会有什么希望可言。感官的生活在休息了一夜之后，人的灵魂，或者就说是人的官能吧，每天都重新精力弥漫一次，而他的禀赋又可以去试探他能完成何等崇高的生活了。可以纪念的一切事，我敢说，都在黎明时间的氛围中发生。诗歌与艺术，人类行为中最美丽最值得纪念的事都出发于这一个时刻。所有的诗人和英雄都像曼依，那曙光之神的儿子，在日出时他播送竖琴音乐。早晨是我醒来时内心有黎明感觉的一个时候。改良德性就是为了把昏沉的睡眠抛弃。几百万人清醒得足以从事体力劳动，但是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才清醒得足以有效地服役于智慧；一亿人中，才能有一个人，生活得诗意而神圣。清醒就是生活。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非常清醒的人。要是见到了他，我怎敢凝视他呢？

    我们必须学会再苏醒，更须学会保持清醒而不再昏睡，但不能用机械的方法，而应寄托无穷的期望于黎明，就在最沉的沉睡中，黎明也不会抛弃我们的。我没有看到过更使人振奋的事实了，人类无疑是有能力来有意识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能画出某一张画，雕塑出某一个肖像，美化某几个对象，是很了不起的；但更加荣耀的事是能够塑造或画出那种氛围与媒介来，从中能使我们发现，而且能使我们正当地有所为。能影响当代的本质的，是最高的艺术。每人都应该把最崇高的和紧急时刻内他所考虑到的做到，使他的生命配得上他所想的，甚至小节上也配得上。如果我们拒绝了，或者说虚耗了我们得到的这一点微不足道的思想，神示自会清清楚楚地把如何做到这一点告诉我们的。

    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 ， 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划出一块刈割的面积来，细细地刈割或修剪，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隅里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如果它被证明是卑微的，那末就把那真正的卑微全部认识到，并把它的卑微之处公布于世界；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经历来体会它，在我下一次远游时，也可以作出一个真实的报道。因为，我看，大多数人还确定不了他们的生活是属于魔鬼的，还是属于上帝的呢，然而又多少有点轻率地下了判断，认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是“归荣耀于神，并永远从神那里得到喜悦”。

﹣﹣选自梭罗《瓦尔登湖》

宝物

    他的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母亲告诉他医院催着交钱。他说，知道了，并叫母亲不要着急。

    他坐车来到市区的一个叫着“王记”的古董行。

    你们这里收古董吗？顾林低声问正在电脑上忙着的一个男人。你有什么古董？王经理问。

    家中有一个宝物，顾林在8岁那年就知道了。宝物是一个瓷瓶。瓷瓶上画着一幅仕女图，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他用手机对着瓷瓶各个角度拍了照片。

    顾林把手机上的照片翻给王经理看。

    瓷瓶现在在哪里？王经理问。

    在家里。

    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王经理自言自语。

    应该是真品。顾林说。他有点心虚，其实他也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母亲常对他说，那是你父亲一直为之骄傲的东西……

    王经理打了一个电话，一个穿着唐装的60多岁的老人从楼上下来。人们都喊他“老教授”，他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

    顾林把手机送到老教授手里。老教授看到照片，眼睛突然睁大，后陷入深思，后又摇了摇头。

    刚才听犬子说瓷瓶在你家里？能方便去看看吗？老教授问。

    能。他说，不一定卖。

    不妨。去观赏观赏。你不卖也不妨。老教授说

    顾林啊，快点来啊，又催交钱了。母亲电话再一次打来。他连连说，知道了。

    胎骨薄匀，绘画细腻，不错。老教授看到瓷瓶说。

    老教授边看边摸。他时而嘴角露出一点微笑，时而蹙眉。

    太像了，老教授自言自语。你认识顾开庭吗？老教授问。

    是家父。他说。

    他人呢？老教授问。

    他住院了，急需要钱，不是这样我还不卖。您怎么知道家父的名字？

    有过一面之缘。你打算卖多少？

    3——30万，他说。

    老教授沉思片刻，说，好，30万就30万。

    到了古董店，老教授吩咐王经理付8万元现金给顾林，还开了一张22万元的支票，还亲自给他写了个条子。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母亲看到几捆钱后，惊奇地问。

    卖了瓷瓶。他如实说。

    也罢。你快去交钱，省得再催。重症病房花钱多。你爸还没醒转过来，这次受苦了。母亲说时眼里含着泪。那个撞了他之后逃逸的人不知道能不能查出来？

    应该能。顾林安慰母亲。

    两天后，父亲醒了过来。

    父亲出院后，问瓷瓶卖了多少钱。顾林说，30万元。

    父亲说，可以了。

    看过瓷瓶后，买家还提到你的名字。顾林说。

    他会认识我？不可能啊，这个瓷瓶的主人在江南啊，离这远着呢，而且又这么多年了。父亲说。

    年底的一天，顾林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约他到市黄海咖啡馆见面。

    是您？他一见面就认出老教授，陪同他的还有他的儿子王经理。

    看到你的瓷瓶，我太喜欢它了，无论是真品还是仿品，我无所谓，看到它亲切啊。老教授说，你知道你家怎么会有这个瓷瓶的？

    顾林说，我听母亲说，25年前，父亲在江南打工，在一个冬日里，他救了一个落水的孩子，还救了跳到水里救孩子的父亲。天冷，父亲自己差点送了命，这家是开古董店的，就送了这个瓷瓶，听母亲说父亲当时还不愿意要，嫌弃它不能吃，还易碎，人家开古董店的老板正好到江北有事，父亲带着瓷瓶顺便坐着人家雇的船回了家。

    你的父亲救了我和他啊。老教授指着王经理说。

    怎么这么巧？顾林笑着感叹。

    其实我那天一看到这个瓷瓶，我就感觉是以前送出去的那个瓷瓶。老教授说，当年我父亲在送瓷瓶之前，找人鉴定过的，说是后人仿造的，知道它并不值钱，可是当时我的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还是把它送给你父亲。这些年我们一直愧疚啊，你父亲救了我家两条命，我们却给他一个不值钱的东西。为了这个瓷瓶，我们才在江北开了个分店，就想找到你父亲啊。

    原来是仿造的啊，那就不值钱了！顾林说。

    不是钱的事，老教授说。我们现在就去见你的父亲，瓷瓶我们也带来了，送出去的东西我们不敢再要回来。这次我找专家鉴定过了，是清代粉彩瓷真品。

    那值多少钱？顾林问。

    最少400万。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4年第16期）

赵一曼女士

阿成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市立医院。如今仍是医院。后来得知赵一曼女士曾经在这里住过院，我便翻阅了她的一些资料。

    赵一曼女士，是一个略显瘦秀且成熟的女性，在她身上弥漫着拔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你都能看出她有别于他人的风度。

    赵一曼女士率领的抗联活动在小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那儿能够听到来自坡镇的钟声。冬夜里，钟声会传得很远很远。钟声里，抗联的士兵在深林里烤火，烤野味儿，或者唱着“烤火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战士们呦”……这些都是给躺在病床上的在赵一曼女士留下清晰的回忆。

    赵一曼女士单独一间病房，由警察昼夜看守。

    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赵一曼女士喜欢丁香花，这束丁香花，是女护士韩勇义折来摆在那里的。听说，丁香花现在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花”了。

    她是在山区中了日军的子弹后被捕的。滨江省警务厅的大野泰治对赵一曼女士进行了严刑拷问，始终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回答，他觉得很没有面子。

    大野泰治在向上司呈送的审讯报告上写道：

         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委员，在该党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她是北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通过对此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1936年初，赵一曼女士以假名“王氏”被送到医院监禁治疗。

    《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扼要地介绍了赵一曼女士从市立医院逃走和被害的情况。

    赵一曼女士是在6月28日逃走的，夜里，看守董宪勋在他叔叔的协助下，将赵一曼抬出医院的后门，一辆雇好的出租车已等在那里。几个人下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扶着赵一曼女士上来雇好的轿子，大家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赵一曼女士住院期间，发现警士董宪勋似乎可以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她觉得有把握去试一试。

    她躺在病床上，和蔼地问董警士：“董先生，您一个月的薪俸是多少？”

    董警士显得有些忸怩：“十多块钱吧……”

    赵一曼女士遗憾地笑了，说：“真没有想到，薪俸或这样少。”

    董警士更加忸怩了。

    赵一曼女士神情端庄地说：“七尺男儿，为着区区几十块钱，甘为日本人役使，不是太愚蠢了吗？”

    董警士无法再正视这位成熟女性的眼睛了，只是哆哆嗦嗦给自己点了一颗烟。

    此后，赵一曼女士经常与董警士聊抗联的战斗和生活，聊小兴安岭的风光，飞鸟走兽。她用通俗的、有吸引力的小说体记述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行，写在包药的纸上。董警士对这些纸片很有兴趣，以为这是赵一曼女士记述的一些资料，并不知道是专门写给他看的。看了这些记述，董警士非常向往“山区生活”，愿意救赵一曼女士出去，和她一道上山。

    赵一曼女士对董警士的争取，共用了20天时间。

    对女护士韩永义，赵一曼女士采取的则是“女人对女人”的攻心术。

    半年多的相处，使韩永义对赵一曼女士十分信赖，她讲述了自己幼年丧母、恋爱不幸、工作受欺负，等等。赵一曼女士向她讲述自己和其他女战士在抗日队伍中的生活，有趣的、欢乐的生活，语调是深情的、甜蜜的。

    韩护士真诚地问：“如果中国实现了共产主义，我应当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赵一曼女士说：“你到了山区，一切都能明白了。”

    南岗警察署在赵一曼女士逃走后，马上开车去追。

    追到阿什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及他的叔父，将他们逮捕。

    赵一曼女士淡淡的笑了。

    赵一曼女士是在珠河县被日本宪兵枪杀的。

    那个地方我去过，有一座纪念碑。环境十分幽静，周围种植着一些松树。

    我去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一位年迈的老人，他指着石碑说，赵一曼?我说，对，赵一曼。

    赵一曼被枪杀前，写了一份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有删改）

一个多雨的夏天

郭震海

    这似乎是一个多雨的夏天。

    不紧不慢的小雨就像生了根，断断续续下了三天，没有停的迹象。侯东升醒来后，听着外面滴滴答答的雨声，有些烦闷。

    他裹着一条毛巾被，眼睛迷茫地瞪着屋顶。简易的屋顶用横七竖八的施工模型板撑着，上面覆盖着几层黑糊糊的油毡。简易的大宿舍内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味，半碗隔了夜的剩饭放在墙角，已经变质。裸露的砖墙，湿漉漉的，似乎能挤出大把的水来。地上铺着红砖，红砖上撒了薄薄的一层白石灰。十几双黄胶鞋，没有规则地摆放在床铺下。

    “天塌了吧！”一名工友坐起来嘟哝了一句，扑腾一声又躺下了，几根木棍支撑的大床铺发出吱吱呀呀的怪叫。

    “你找死啊！”工友躺下的动作用力过猛，压住了另一位工友的胳膊，后者向他提出强烈的抗议，骂骂咧咧地抽回了胳膊。

    侯东升起身，去床铺头找自己的衣服，想出去走走。他从墙角找出一把破旧的雨伞，走出了工棚。

    外面的雨下大了，一栋高楼起了半截，无数的、长长短短的钢筋头直冲云霄，在雨中显得亮晶晶的，有点刺眼。如果不下雨，这栋起了半截的楼上肯定站满了人。无数顶安全帽，无数双劳作的手。在轰轰隆隆的机械声中，他们完全可以站在高墙上，边劳作边唱信天游。有的工友已经在城里待了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就像一群特殊的候鸟，每年开春告别妻儿老小，来到城里，冬天又会回到乡村。他们没有走进过KTV，但一步步升高的楼顶上，就是他们的乐场，他们可以怒吼，可以咆哮，可以唱着哭，也可以唱着笑。只要手不闲着，至于嘴，爱干吗就干吗，就是站在墙头上像一个英雄般的去演说，也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管。他们的声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显得异常微弱，微弱得站在楼下就完全听不到了。

    半夜里，无数盏大灯会将整个工地照亮，高楼一天不封顶，热闹的景象就一天不减，唯有雨能阻断这喧闹的一切。侯东升和大多工友一样，既盼雨，又恨雨。为什么呢？盼雨，是因为下雨了他们可以美美地睡个懒觉，无休止的劳作可以得到短暂休息；恨雨，是因为下雨就意味着他们会没有工，工是什么，就是钱。他们从四面八方拥进这座陌生的城市，就是想多挣点工，年底多拿点钱。

    侯东升撑着伞，不知道该去哪里，更不知道该干什么。路过一座天桥，桥下积满了水，飞驰而来的车辆迅速通过天桥，激起很高的水花。

    “你找死啊！”一个撑着小花伞的女人，被车辆激起的泥水溅了一身，她怒气冲冲地骂道。侯东升突然觉得，城里人说话和他们其实没有区别，就比如这句“找死啊！”他这样说，工友们这样说，城里人也这样说。

    在一个玻璃橱窗前他看到一则大大的广告：“家，温馨的港湾。”城市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广告。侯东升觉得每一则广告都与他们有关又无关。他们一年四季就像蚂蚁一样在钢筋与水泥的森林中不停地修筑城市里的家，城市在一天天长高变大，而他们没有家，他们的家在乡下。

    侯东升给乡下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妻子开心地说，真好，庄稼灌浆了，下了一场难得的透雨。侯东升在电话里骂，好个屁。妻子说，你个鞭打的侯东升，你个不要脸的侯东升，你变了，变得不再爱惜庄稼，变得像城里人了，变得……

    我真的变了吗？放下电话，侯东升想，我到底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他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

医心

明晓东

    街上喧闹声传来时，王仁甫正在医心堂和白忠孝对坐品茗。听着外面日本兵叽里咕噜的叫喊声和皮靴重重敲击青石板街道的声音，白忠孝的手一阵颤抖，绿莹莹的茶汤淋湿了面前摊开的医书。白忠孝长叹一声，这群蛮夷又在抢掠了，这日子啥时才是个头呢？

    王仁甫侧了身子仔细听了听，依旧低头无语。

    二更天时，急促的拍门声响起，王仁甫轻轻拉开门，闪进两个人影，其中一个受伤者被另一个人拖了进来。王仁甫扶伤者躺下，端起油灯仔细查看，白忠孝拉过王仁甫，悄悄地伏在耳边说：“师兄，怕是青龙山游击队的吧，日本人追究起来，咱俩可就没命了。”

    王仁甫看了师弟一眼说：“伤者必救，这是师父的规矩，你不记得了？”

    白忠孝就嗫嚅着退到一边，心惊胆战地听听窗外的动静，不再说话了。

    王仁甫先是取下墙上的皮囊，捻起一枚银针，在麻油灯上燎过，然后扎进伤者的穴位。片刻，汩汩流血的伤口便止住了血。王仁甫伸出一只手一点一点地捏着，把碎裂的骨头复位，再敷上草药，揩掉头上的细汗，牵出后院的骡子，套上车扶伤者躺了上去，目送两人在黑暗中离去。

    翌日，门外飘起了膏药旗，日本兵长驱直入，把医心堂翻了个底朝天，然后抓走了一旁瑟瑟发抖的白忠孝。不几日，人们经常看到白忠孝点头哈腰地围着日本鬼子大队长宫本一郎转来转去，才知道白忠孝医好了宫本的头痛病，成了日本人的军医。

    白忠孝带着宫本走进医心堂的时候，王仁甫正捻着他的宝贝银针，一枚一枚地仔细看着。宫本一郎进门就喝退了身边的随从，双手抱拳说：“久闻王先生神针大名，今日总算有幸目睹了。”王仁甫随意一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宫本也不客气，单刀直入地说：“听贵师弟白先生说，令师曾传针灸秘术于你，可否让在下看看？”

    王仁甫正色道：“中华医术博大精深，乃我民族之瑰宝，岂容异族觊觎？先生死了这条心吧！”然后拱了拱手，算是送客。

    宫本一郎沉下脸来说：“仁甫君再好好想想吧。”说完，带着手下走了。

    过几日，白忠孝独自一人来了，劝王仁甫投靠日本人。白忠孝告诉王仁甫，宫本怀疑青龙山游击队长刘一飞当日受伤是他救的，就这一条足以杀了王仁甫全家。白忠孝还说，宫本有头痛病，一高兴或是一发怒就头痛得满地打滚，要不是念在王仁甫的神针可以救他，早就抓了王仁甫进日本人的大牢了。

    王仁甫笑了笑说：“咱俩师出同门，你就可以治他，而且可以凭着手艺尽享日本人的荣华呀！”

    白忠孝拉着王仁甫的手说：“师兄，你明知我的针灸术不如你，我只能治得了宫本一时呀！”

    王仁甫拍拍白忠孝的手说：“好吧，你坐下，我把师父的针灸术教给你，你就可以治好宫本一郎的病了。”白忠孝坐在椅子上，王仁甫捻起一排银针，悉数刺入白忠孝头顶上，片刻后取下，对白忠孝说：“这神针之妙就在于针的深浅不一，深一毫则当场毙命，浅一毫则治不了根本，师弟切记啊！”

    七日后，宫本头痛病再犯，白忠孝依着师兄传授之术，将银针一一刺入宫本的胖脑袋，片刻间宫本只觉得神清气爽，而扎完针后白忠孝却颓然倒地，再无气息。宫本挥挥手，让手下将白忠孝拖到荒野弃尸。自此，宫本的头痛病也不再犯了。

    再说白忠孝被扔在荒野，被青龙山游击队发现竟是当日救过队长的先生的师弟，就抬上了山准备找个地方掩埋，岂料一锨土下去，白忠孝却长出了一口气，醒了过来。活过来的白忠孝不敢说自己帮过日本人，就留在了游击队给伤员治病。

    几个月后，宫本一郎指挥手下围攻青龙山，游击队已经弹尽粮绝，眼看着青龙山就要被攻下。宫本手舞军刀大笑，正指挥着日本兵最后冲锋的时候，突然觉得头皮一麻，头痛病又犯了。宫本丢了军刀，捂着脑袋直挺挺地倒下去，一蹬腿死了。

    游击队乘机反攻，全歼了日本鬼子。游击队员不解，为什么没人击中宫本，宫本却自己死了。只有白忠孝不语，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医心堂再次开张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投降。王仁甫端坐在草药味弥漫的大堂里，白忠孝也进来了。白忠孝进门就跪在王仁甫面前说：“师兄，我没能遵从师父教诲，帮了日本人，害了别人也差点害了自己呀！要不是师兄扎我几针，恐怕我已是罪人了呢。”见王仁甫不语，白忠孝又说：“你扎我，我再扎宫本，一样的针法，咋就治死了宫本呢？”

    王仁甫哈哈一笑说：“宫本病在身上，一针刺进神经止住疼痛，再一针刺出脑血管微疵，欣喜若狂自会出血而死；而你身虽无病却病在心神，一针刺你灵魂出窍，再一针刺你回归正道，是为医心啊。”白忠孝跪地不起，王仁甫双手搀起白忠孝说：“心已归正，就忘记过去，我教你师父的神针绝技吧。”

    自此，医心堂名震省内外。

（节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鱼

汪曾祺

从侉奶奶家旁边向南伸出的后街到往螺蛳坝方向，拐了一个直角。庞家就在这拐角处，门朝南，正对越塘。

庞家兄弟三个，各有分工。老大经营擘划，总管一切。老二专管各处收买生猪。他们家不买现成的肥猪，都是买半大猪回来自养。老二带一个伙计，一趟能赶二三十头猪回来。因为杀的猪多，他经常要外出。杀猪是老三的事，——当然要有两个下手伙计。每天五更头，东方才现一点鱼肚白，这一带人家就听到猪尖声嚎叫，知道庞家杀猪了。猪杀得了，放了血，在杀猪盆里用开水烫透，吹气，刮毛。杀猪盆是一种特制的长圆形的木盆，盆帮很高。二百来斤的猪躺在里面，富富有余。杀几头猪，没有一定，按时令不同。少则两头，多则三头四头，到年下人家腌肉时就杀得更多了。因此庞家有四个极大的木盆，几个伙计同时动手洗刮。

这地方不兴叫屠户。也不叫杀猪的，大概嫌这种叫法不好听，大都叫“开肉案子的”。“开”肉案子，是掌柜老板一流，显得身份高了。庞家肉案子生意很好，因为一条东大街上只有这一家肉案子。早起人进人出，剁刀响，铜钱响，票子响。不到晌午，几片猪就卖得差不多了。这里人一天吃的肉都是上午一次买齐，很少下午来割肉的。庞家肉案到午饭后，只留一两块后臀硬肋等待某些家临时来了客人的主顾，留一个人照顾着。一天的生意已经做完，店堂闲下来了。

店堂闲下来了。别的肉案子，闲着就闲着吧。庞家的人可真会想法子。他们在肉案子的对面，设了一道栏柜，卖茶叶。茶叶和猪肉是两码事，怎么能卖到一起去呢？——可是，又为什么一定不能卖到一起去呢？东大街没有一家茶叶店，要买茶叶就得走一趟北市口。有了这样一个卖茶叶的地方，省走好多路。卖茶叶，有一个人盯着就行了。有时叫一个小伙计来支应。有时老大或老三来看一会。有时，庞家的三妯娌之一，也来店堂里坐着，包包茶叶，收收钱。这半间店堂的茶叶店生意很好。

庞家三兄弟一个是一个。老大稳重，老二干练，老三是个文武全才。

庞家这三个妯娌，一个赛似一个的漂亮，一个赛似一个的能干。她们都非常勤快。天不亮就起来，烧水，煮猪食，喂猪。白天就坐在穿堂里做针线。都是光梳头，净洗脸，穿得整整齐齐，头上戴着金簪子，手上戴着麻花银镯。人们走到庞家门前，就觉得眼前一亮。

到粥厂放粥^① ， 她们就一人拎一个木量子^②去打粥。

这不免会引起人们议论：“戴着金簪子去打粥！——侉奶奶打粥，你庞家也打粥？！”大家都知道，她们打了粥来是不吃的，——喂猪！因此，越塘、螺蛳坝一带人对庞家虽很羡慕并不亲近。

越塘边发生了从未见过的奇事。

这一年雨水特别大，臭水河的水平了岸，水都漫到后街街面上来了。地方上的居民铺户共同商议，决定挖开螺蛳坝，在淤塞的旧河槽挖一道沟，把臭水河的水引到越塘河里去。这道沟只两尺宽。臭水河的水位比越塘高得多。水在沟里流得像一枝箭。

流着，流着，一个在岸边做桶的孩子忽然惊叫起来：“鱼！”

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鲤鱼。它们戗着急水往上窜，不断地蹦到岸上。桶店家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奔到沟边来捉鱼。有人搬了脚盆放在沟边，等鲤鱼往里跳。大家约定，每家的盆，放在自己家门口，鱼跳进谁家的盆算谁的。

他们正在商议，庞家的几个人搬了四个大杀猪盆，在水沟流入越塘入口处挨排放好了。人们小声嘟囔：“真是眼尖手快啊！”但也没有办法。不是说谁家的盆放在谁家门口么？

庞家桶里的鱼最多。但是庞家这两天没有吃鱼。他家吃的是鱼籽、鱼脏。鱼呢？这妯娌三个都把来用盐揉了，肚皮里撑一根芦柴棍，一条一条挂在门口的檐下晾着，挂了一溜。

把鱼已经通通吃光了的桶匠走到庞家门前，一个对一个说：“真是鱼也有眼睛，谁家兴旺，它就往谁家盆里跳啊！”

正在穿堂里做针线的妯娌三个都听见了。三嫂子抬头看了二嫂子一眼，二嫂子看了大嫂子一眼，大嫂子又向两个弟媳妇都看了一眼。她们低下头来继续做针线。她们的嘴角都挂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是对自己的得意？是对别人的鄙夷？

(有删改)

（注）①放粥：犹施粥，政府、富人、寺院等在灾年向贫民免费供给米粥。 ② 木量子：方言，木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