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拿

毕飞宇

    沙复明在前厅嚼药，王大夫站在“沙宗琪盲人推拿中心”的门口，大声喊了一声“沙老板”。王大夫到底走过码头，他没有喊“老同学”，而是把“沙老板”这三个字喊得格外有声势。沙复明从里头出来，一来到门口就开始和王大夫寒暄。

    沙老板和王大夫的寒暄很有节制，也就是一两分钟，沙复明就把王大夫带到休息区去了。休息区里鸦雀无声。不过王大夫感觉得出来，休息区坐满了人，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王大夫愣了一下，笑着说：“开会吧？”沙复明说：“开会一般在星期一，今天是业务学习。”王大夫说：“正好啊，我也来学习学习。”沙复明笑着说：“老同学开玩笑了——抽空你还得给他们讲讲。现在的教育马虎得很，一代不如一代，没法说，跟我们那时候没法比了。”王大夫笑出声来，同时也听出门道来了，当着全体员工的面，沙复明给了王大夫十足的脸面。王大夫没顺着杆子往上爬，而是笑着说：“沙老板客气了。沙老板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一流的。”沙复明不在意人家夸他的手艺，却在意人家夸他的“理论”。他非常在意自己是一个“有理论”的人。沙复明就笑。王大夫这样说倒也不是拍沙复明的马屁，沙老板的确有手段。短短的几分钟，王大夫已经“看”出来了，生意不论大小，沙复明拾掇得不错，有规有矩，有模有样。王大夫放心了。作为一个打工的，王大夫喜欢的事情有两样，规矩，还有模样。

    王大夫的感觉是对的。“沙宗琪盲人推拿中心”有一个特征，不只是做生意，业务培训抓得特别紧。这也是沙复明别出心裁的地方了。培训是假，管理才是真。一般来说，上午十点左右都是推拿中心生意清淡的时候。沙复明打工的那会儿，经常利用这样的机会睡个回头觉。说起上班时睡觉，盲人最方便的地方也就在这一点了。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一闭上眼别人就看出来了。可是，盲人就不一样了，只要坐下来，脑袋一靠就过去了，谁也看不出来。沙复明当年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暗地里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严要求：哪一天自己要是当上了老板，绝对不能让员工在推拿中心睡觉，这个现象必须杜绝。客人都是有眼睛的，如果员工们都在打瞌睡，他们所看到的绝不是懒散，而是生意上的萧条。反过来，利用空闲的时候开开会，探讨探讨业务，前厅的精气神就不一样，是精益求精的气象。气象很重要，它是波浪，能够一传十，十传百。沙复明是打工仔出身，知道打工生活里头的ABC，回过头来再做管理，他的手段肯定就不一样。他知道员工们的软肋在哪里。所谓管理，嗨，说白了就是抓软肋。

    沙复明带领着王大夫在推拿房里走了一遍，每一个房间都走到了。王大夫对沙复明的盘子已估摸出来了，十三四个员工，十七八张床，不算大，可也不算小了。如果王大夫的资金没有被套住，他的店差不多也能有这样的模样。这么一想王大夫就难受起来了，手指头的关节噼里啪啦又是一阵响。

    最后一个房间看完了，沙复明后退了一步，把推拉门关上了。王大夫知道，关键的时刻来到了，谈话马上就走入了正题。沙复明的语调是抒情的，意思是，老同学来助阵，他由衷的高兴，由衷的欢迎，所谈的内容却是平等。王大夫懂沙复明的意思，虽说是老同学，他王大夫在这里和别人一样，没有任何的特殊性。王大夫干脆把话挑明了，轻声说：“这个，老板放心，我打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既然王大夫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沙复明就搓了搓手，说：“那你就去添置一点东西，生活必需品什么的，我马上打电话到宿舍去，给你清理床位。”王大夫拍了拍沙复明的肩膀，沙复明也拍了拍王大夫的肩膀。沙复明提高了声音，说：“沙宗琪推拿中心欢迎你。”

    王大夫侧过脑袋，不解了，明明是“沙复明推拿中心”，沙复明为什么要说“沙宗琪推拿中心”呢？

    “是这样，”沙复明解释说，“这个店是我和张宗琪两个人合资的。我一半，他一半，可不就是‘沙宗琪’了么。”

    “张宗琪是谁？”

    “我在上海认识的一朋友。”

    “他现在在哪儿？”

    “在休息厅呢。”

    “我还没去看望人家呢。”王大夫说。

    “没事，”沙复明说，“时间长着呢。什么人家我家的，我跟他一个人似的——他在开会。”

    王大夫仰起头，做了一个“哦”的动作，却没有发出声音来。心里头似乎松动一些了。

（节选自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推拿》，有删改）

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 ， 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周小胖，跟上！

麦 子

    在一个春日的黄昏，爷爷将将周小胖带回了家。看到周小胖的第一眼，我和爸爸妈妈都吓了一跳：灰黑色的皮毛，瘦骨嶙峋的身材，鼻上、身上长满发出恶臭味的癣，一条细长的尾巴则紧贴在左后腿。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周小胖。除了它瘦得可以数得清的一根又一根的肋骨外，还因为它怯怯而茫然的眼神。

    经过大半年的调养，周小胖居然慢慢“胖”了起来，皮里有了肉，骨头隐进了肉里，身上的癣疤也渐次褪去，长满光亮的毛，眼睛也变得清亮清亮。爷爷暗地里为此得意，常带着欣喜的目光，默不着声地看着周小胖，就像他曾看着我那样。

    在第三个年头，它的右眼突然蒙上了一层白翳。爷爷找来兽医，说是已经太迟，无法手术。就这样，本来就有些难看的周小胖成了一只独眼狗。

    独眼的周小胖除了像从前一样，常在房前屋后瞎转悠外，还常随在爷爷的后面，像保镖似地跟着他。

    随着年龄的增长，爷爷的记忆越来越差。一开始是忘带家里的钥匙、忘关水龙头之类的小事，但慢慢地连熟悉的路、熟悉的人也开始模糊。那时，爸爸妈妈忙着镇上新开的饭店，而我要上学，家里就常常只剩爷爷和周小胖。

    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我们回家后四处都没见着爷爷，而候在院前的周小胖看见是我们，似乎也很失望。

    “小胖，爷爷呢？”妈妈责问。周小胖茫然地看着妈妈。它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后来，李婆婆告诉我们，说看见爷爷在岭上将周小胖撵回了家。

    我们开始找，可是没有找到。

    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回到家里。“周小胖，爷爷不见啦！”回去后，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等候我们很久的周小胖狠狠地踹了一脚。

    “汪——汪。”这一次，周小胖好像听懂了，呜咽地叫了两声。过了一会儿，妈妈端食给周小胖时，却发现它不见了。

    “人不见了，连狗也跑了。”妈妈急得直掉泪。“是不是周小胖去找爹了？”爸爸猜测。于是，我们又拿上电筒，沿着大道，重新开始寻找。

    我们一路走，一路叫着爷爷和周小胖。大概过了三小时，我们借着月光、电筒光，突然发现对面的山坡上行来一人一狗。正是爷爷和周小胖！

    原来，爷爷早上准备去亲戚家，没想到遇上一熟人，唠叨了几句，就又给迷路了。因为，走的是人迹罕至的山路，所以一直没有人发现，直到周小胖将他找到。自从发生这事后，爷爷走到那里，周小胖就跟到那里，无论爷爷怎么吼它、赶它，都死乞白赖地跟着。

    那年的暑假，在炎热的八月，妈妈和我带着爷爷，还有周小胖到爸爸开的饭店。因为客人多，我和妈妈忙着招呼客人，爷爷和周小胖在门口坐着。过了一阵，突然有人叫我们，说爷爷上了一辆中巴车。“周小胖呢？”我们问。“跟在车屁股后撵着。”

    爸爸忙骑着摩托车朝报信人说的方向追去。

    追上周小胖时，它已经累得不行了，嘴里甚至吐出了白沫，看到爷爷下车的瞬间，它居然一下趴在了地上。过了几天，它又恢复过来，只是左后腿无缘无故就给瘸了。

    以前它总是跟在爷爷的后面，“追车事件”后周小胖就绕到了爷爷的前面。它领着爷爷去菜地，领着爷爷去看庄稼，带着爷爷去村尾的樟树下乘凉，或是岭上晒太阳。这个时候的爷爷就像一个小孩子，周小胖走到那，他就跟到那，一如从前他走到那，周小胖跟到哪。

    后来爷爷住了几次院后便卧床不起了。陪伴爷爷的除了电视、收音机，便是周小胖了。爷爷是在一个栀子花开的清晨离去的。爷爷走的最后一刻，不是爸爸妈妈，也不是我陪在他身边，而是周小胖。爷爷去世后，周小胖在他的房里整整待了三天三夜。它不吃不喝，只是呆呆地趴在地上。

    周小胖没有了从前的生气，更加木讷，更加绵沓，走路也缓缓的，而无论多么软滑的食物都会在它的嘴里停留很久。过了一段时间，周小胖不知怎么找到了山坡上爷爷的坟墓。从那以后，它就常常慢慢地踱到那里，坐在那里，躺在那里，或是趴在那里，晒太阳，听鸟叫，或是就那么呆呆地看着远处。偶尔，它会站起来，用那只独眼，凝望着爷爷放在墓碑上的相片；“汪”，偶尔，它也会叫一声，仿佛在和爷爷说着什么。

    爷爷是走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而周小胖是走在一年后的金秋。它在我们家一共待了整整11年，我们一直不知道它真实的年龄，我们只是知道它寿终正寝。

（选自《意林》，有删节）

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川续断十钱，右手去药匣抓药，放进左手的戥子里一称，正好。继续一味味抓药，骨碎补十钱、藏红花十钱……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去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我是中国人，不能坏了中国人的名声！”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4期，有改动）

鸡毛

汪曾祺

她是一个住在西南联大里的校外人，她又的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昆明大西门外有片荒地，联大盖新校舍，出几个钱，零星的几户人家便搬迁了。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可她的两间破草屋戳在宿舍旁，不成样子。联大主事的以为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跟她商量，把两间草房拆了，就近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原来的好。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个鸡窝。

宿舍旁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没觉得奇怪，都叫她文嫂。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老实，没文化，却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她的屋门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她靠给学生洗衣物、缝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两棵半大的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大太阳的天气，常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缝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为避嫌疑，她从不送衣物到学生宿舍里去，让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青草里有虫儿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集市去卖。蛋大，红润好看，卖得也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小块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她觉得这女婿人好。他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看老丈母，会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环境里，她不知道大学是什么，却隐约知道，这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尽管先生们现在并没有赚大钱、做大事、好像还越来越穷。

有个先生叫金昌焕，经济系的，算是例外。他独占宿舍北边一个凹字形单元。他怪异处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块肉。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铁丝上，领带、鞋袜、墨水瓶……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东西的下面。再穷的学生也得买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这些通告、启事总有空白处。他每天晚上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处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纸质大小、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也不顾文告是否过期。他每晚都开夜班，这伤神，需要补一补，就如期买了肉，切成大小相等的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用过鼎罐，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炉上炖熟，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功，打开坛盖，用一支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到了四年级，他在聚兴诚银行里兼了职。晚上仍是开夜班，搜罗纸片，吃肉。自从当上了会计，他添了一样毛病，每天穿好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同屋的人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金先生不在乎，他要毕业了，在重庆找好了差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隔一个星期丢一只。文嫂到处找过，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大学里不合适，便一个人叨叨：“我的鸡呢？我的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她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有点傻了。但她和女儿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毕业，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就多了。有的先生临走收拾好行李，总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叫来文嫂，随她挑拣。然后她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同屋的朱先生叫文嫂过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点值得一拣的东西。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照样替金先生打扫，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哪，我寡妇无业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我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好像把一辈子所受的委屈、不幸、孤苦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选自《汪曾祺经典小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