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扎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札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巡传》记载，祖邀和刘砚“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跳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攘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粉”。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乌，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凤的别名是鸭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粉丝不是万能的

    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是“急功近利”的，它使财富创造的节奏越来越快，又让耐心在这个时代显得尤为稀缺。

    比尔·盖茨用了12年才获得他的第一笔十亿美元，而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则将这个时间缩减到了3年，而同样是3年时间，雷军甚至将小米做到了百亿美元的估值，它所引领的“粉丝营销”，也成为企业营销的圣经，被大量崇拜小米神话的企业家信徒奉为圭臬。

    粉丝当然是好东西，它看上去声势浩大且整齐划一，获取廉价又不求回报。但是另一方面，粉丝文化是将传统意义上的品牌管理施以“快餐化”处理之后的产物，它抛掉了那些难啃的工作，比如对品牌资产进行可持续的扩张、建立品牌信誉的高效评估机制等内容，仅仅保留并极致浓缩了“与客户建立亲密关系”这一章节，本质上有着取巧成分。

    就像是考试前的划重点行为，如果考题恰好不在勾划范围之内，自作聪明的考生就会死得很难看。

    9月初，中国手机厂商魅族推出新一代产品魅族MX4，并改变了其一贯较为“高冷”的价格策略，将1799元作为产品销售的起步价，直接击中了它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在“性价比”上有着极大自信的小米。随之而来的，是“1799”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暗号，汹涌的淹没了小米官方微博的评论区，导致小米历史上第一次关闭了微博评论，并暗示自己遭遇了水军攻击。

    但是另一方面，有媒体梳理出了那些通过“1799”刷屏的用户构成，却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小米自家的用户在以起哄、调侃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小米定价的不满——凭什么魅族的最新款手机可以卖到1799，但是小米却还是要1999？

    换而言之，是小米精心培养出来的粉丝，参与并掀起了这场令小米极其难堪的舆论风暴，这或许就是“粉丝营销”的致命短板：粉丝基于感性诱因而产生，是一种情绪化的价值认同，在那些处于顺风口的场景里，粉丝能够表现出高度驯化的言行，然而，一旦脱离这种舒适区，粉丝在价值观上的蜕变也毫无阻力，甚至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不过，由于小米是“粉丝营销”的集大成者，所以它在很多时候也的确是被公众用放大镜观察，容易出现示范效应。除了小米之外，数量更多的企业连粉丝的运营都想偷懒，使劲把用户往微信公众账号里导入，然后觉得这就给他们贴上了“粉丝”的标签，可以无所顾忌的灌注商业推广信息，还得意于“这比发手机短信要省钱多了”，这种心态，更是虚妄。

    今年夏天，在营销领域建树颇多、被誉为快消品行业“西点军校”的宝洁集团干脆宣布将其“市场部”改为“品牌管理部”，这被认为是数字营销的新趋势，即“一切皆品牌”的未来概念。

    一个更加直白的变化是，在天猫和淘宝这样的电商平台上，卖家对于流量的依赖开始降低，用户会以“三只松鼠”、“小狗电器”这样的品牌关键词实现消费路径中的搜索抵达，而不是以前的“开心果”、“吸尘器”等商品关键词，同时，限时秒杀、团购等活动对卖家的吸引力也不及往昔。这一方面意味着企业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在品牌识别上，另一方面也说明，粉丝若是缺乏忠诚度，一切投入可能都会沦为过眼云烟，无法形成持续性的竞争力。

    苹果公司从来不做“粉丝营销”，但它却莫名成为各路奉行“粉丝营销”战略的企业的参照对象。苹果公司要求其零售店的店员将顾客视为尊敬的对象或是朋友，当顾客前来寻求服务时，要“给予一个当天就能解决的方案”，这与很多致力于让顾客滞留以接触更多的商业销售机会、以及将解决方案推卸到其他责任方（比如售后）的企业经营观念相比，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是一条重要途径，有助于克服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中容易出现的形式化倾向。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经过不断的中国化，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教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佛教文化强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既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根本追求，也为其今天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儒道佛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三家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每当谈起战争话题，总有人觉得推崇谦谦君子的中国文化缺少铁血霸气的一面。从史实上看，中华文明崛起于中原农耕地带，四面受攻。特别是北方毗邻草原游牧民族，战争频仍。然而，从黄帝北逐荤粥开始，历经夏、商、周、秦，直到汉武帝、唐太宗分别击败匈奴、突厥，中原文明始终经受住了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文化爱好和平。孔子说，“仁者，爱人”。以爱护别人为己任的仁者，当然不会热衷于剥夺别人的生命。汉传佛教强调“慈悲为怀”，主张吃素，连动物的生命都不愿意剥夺，遑论战争。老子关于战争的论述更加充分。他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武器、战争都是不吉祥的东西，也不是君子所喜欢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用它；“若美之，是乐杀人”——如果喜欢武器、推崇战争，就是以杀人为乐；“夫乐杀者，不可得意于天下”——以杀人为乐的人，不可能真正得到天下人的认可。

    中国文化重视精神，追求正义，有重义轻死的一面。比如，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文天祥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体现在战争上，就是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一般的征服者战争，能胜则愿战，不胜则愿降；必胜则必战，必败则必降。而中国文化更推崇的却是：无关正义，必胜亦不战——不打不正义的战争，不欺凌弱小；正义所在，必败亦必战——即便敌强我弱，明知必败，也会勇于亮剑、绝不屈服，甘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恃武力强大而敢于言战，不是真正的勇敢；重义轻死，明知必败亦必战，才是真正的勇敢，也是中华文明不灭的关键之一。

    虽然不推崇战争，但是中国文化对于战争的研究非常深入。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是什么？中国文化很早就对此做出了明确论述——民心。《尚书·泰誓》说，商纣王“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商纣王虽然有亿万臣民，但人人离心离德；周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周武王虽然只有三千臣民，却是众人一心，因此周武王就有能力战胜商纣王。《孙子兵法》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包括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其中，道是居于首位的决定要素。道是什么呢？就是得民心。“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也就是说执政者能够让老百姓与自己同心同德、同生共死，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0日）

    新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在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拓展人的行为能力以及提供各种超感官体验时，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每天各种无用信息占据人们的大量时间，使人们非理性冲动增多，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淡薄，也更容易产生紧张和焦虑情绪。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媒体与受众两方面入手，积极寻求对策。

    从媒体角度看，媒体可以利用信息智能匹配技术降低受众的信息接收成本。这项技术以数据分析为依托，使信息更加智能化、个性化，从而与受众的需求相匹配。比如，一些媒体机构根据用户个人需求方面的关键词、以往浏览的相关数据以及学历、职业、爱好等特征信息，进行汇集、整理、跟踪和分析，并根据用户充值、消费、反馈等数据信息，了解和掌握不同用户的个性化潜在需求，进行精准的信息推送。虽然公司主要以推广自己服务项目为目的，但这种技术更注重用户的体验和选择，会大大减少许多有意无意强加于受众的信息，从而降低了受众进行信息处理的时间成本，使其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中接收自己需要的各种信息。这样的智能匹配模式会越来越精细化、个性化和特色化。比如，有的技术可以根据手机定位，确定用户是在办公场所、家里还是旅途中来推送合适的视听内容；还可以根据用户手机的睡眠模式、工作模式等确定推送时间，以及根据某一信息关注度的高低确定是否推送。

    从信息受众角度看，受众需要提高理性使用新媒介的能力。受众首先要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即对媒介本身带来的危害及个人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保持清醒认识的能力。任何时候，受众都要保持对新媒介的主动权、选择权，不能被媒介技术左右，而要学会组织与控制信息和技术。这种主动选择权是建立在一定的媒介素养基础上的。除此之外，受众还需要加强法律、伦理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素养，能够准确判断信息的是非利弊，并掌握好在新媒介上的话语行为的规范和尺度，从而将媒介信息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既要推动媒介的技术革新，又要提升受众对信息的批判思考能力。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使媒介技术真正为我所用，形成媒介与受众的良性互动。

（摘编自马慧茹 冶进海《理性面对新媒介的信息海洋》）

    “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也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汉字形态逐渐由线条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转向点画顿挫、笔性丰富、渐趋平直的隶书，变得更容易辨识。一般认为，隶变始于秦国文字，是俗体流行所推动的结果。然而，隶变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我认为，从战国楚简中亦可追寻到部分“隶变”的踪迹以及书法艺术的自觉演变。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在秦朝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楚文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楚文的消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书同文”所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同一的，因此楚文的融合、转化、演进具备一定可能性。

    从现有文献、文物来看，楚简的书体、字体和笔法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具备了毛笔书写、多面出锋、用墨自然、笔性灵动、点画多样、提按顿挫、平直折转等书法艺术元素。这些包含篆、草、隶、楷、行点画的楚简文字，极富人文笔性，其点画的多样性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楚国简帛文字的多样性亦造就了不同书风，各个篇目，自成系统。仅以部分郭店楚墓竹简为例，《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关于楚帛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可以推断，至少在楚国简帛文字中可能存在与隶变相似的形变现象，楚文字书法艺术的“今文”趋势，不仅彰显了其笔理墨妙，更蕴含着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

    对于隶变的探讨，离不开关于书法正体和俗体问题的研究。《说文解字·序》有“著于竹帛谓之书”。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史官，而不像汉代简牍更多来自佣书和刀笔小吏，他们抄写大量经典所使用的应为官方通行文字。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史官“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文字中凝结着各自的人文特质，使得多种新形体出现。这些形体均可视作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产物。所以，我认为“隶变”是在大量古书经典的创作、研究、传抄中发生的，所谓俗体的推动仅是促成汉字形体演变的动因之一。

    追寻隶变之踪，可以一窥中国书法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体味汉字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更加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选自孟鸿声《追寻隶书演变之踪》，《人民日报》2019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