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书生曹聚仁

    曹聚仁常说自己要远离政治，可他忧国忧民的意识，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曹聚仁就任学生自治会主席。1919年5月4日，“五 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爱国火焰很快烧遍全国。20岁不到的曹聚仁当时就在杭州领导“一师”同学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1935年上海各界组织抗日救国会时，曹聚仁被推选为11名常务委员之一，在会上他慷慨陈词：“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全国抗战爆发后，曹聚仁换上了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勇敢地奔向抗战的第一线。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88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 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等报刊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曹聚仁受聘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 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长篇报道，于9日又在全国各报刊出。后来，他将这些身临其境的一切写入了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为国人留下了极其重要的史料。

    解放前夕，《前线日报》社社长马树礼为曹聚仁全家已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最后他还是 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并没有去台湾。1950年7月，他只身前往香港写作。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他这一去，结果羁留港澳就是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在澳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曹聚仁为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那些日子，他不辞辛劳，奔走于海峡两岸，为“国共第三次合作”牵线不遗余力。正如曹聚仁在家书中坦言，他是站在前哨的海外“哨兵”。

    曹聚仁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后，周总理亲自安排料理他的后事，亲拟墓碑碑文， 并以“爱国人士”概括其一生，这是知者之言。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称赞曹聚仁“为 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曹聚仁喜欢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曹聚仁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最不喜欢仰人鼻息，人云亦云。他是独立思想者，在其学术著作中，最能体现这一 点。1926年出版《国故学大纲》，他整理国故，不是一味地盲目照搬，而是在批判中吸收古代的思想精髓。直到他在生命最后写成的《国学十二讲》，仍处处闪耀着他治史之真知灼见。

    曹聚仁是位传记作家，力求“说实话”，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位传主，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他写的传记有《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字数在500万左右。这些传记都反映了曹聚仁“说实话”的风格。

一个学者，要有自己的思想不容易。近一个世纪以来，特立独行的自由学者又有几人？在这方面，曹聚仁也是今天知识分子的楷模！

（摘编自柳哲《曹聚仁的“三不朽”》等）

相关链接

①曾聚仁（1900 -1972），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记者。1915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到上海教书，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等刊物。1937年抗战开始，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大学任教，同时从事新闻工作。1950年到香港，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一生著述逾四千万言，生前出版成书约七十多种。

②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态度，谣诼纷集。在此背景下，著名作 家、学者曹聚仁以新闻记者身份，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陈国军《曹聚仁的三重境界》）

③纵观曹聚仁一生，他为现代中国做出的最大文化贡献，首推对国学的普及以及对历史人 物的评介上面，其代表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与《鲁迅评传》。（韩三洲《晚年曹聚仁》）

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悼夏丏尊先生

丰子恺

    犹忆二十六年秋，“芦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像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夏先生与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这好比一尊佛像，有灵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他也是博学多能，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都懂得。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他们，这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他听到请愿，也许喑呜叱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你设法了。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嬉皮笑脸，同他亲近。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夏先生后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这不是偶然的事。

    自我离开夏先生的绛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优店，忧国，忧世。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天籁之声  赤子之心

    ①在很多场合胡德夫被称为“台湾民谣之父”，三十多年前，他曾以一首自己创作的民谣《美丽的稻穗》唱响整个台湾。1973年，胡德夫举办了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首唱《乡愁四韵》……他以歌唱参与了台湾那个动荡的时代，并成为那个时代标志性的人物。

    ②1950年，胡德夫出生在台湾台东的一个原住民家庭，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胡德夫外文名叫Ara-Kimbo，Ara是胡德夫排湾族语名字的简称，意思是带领勇士们的人。Kimbo是胡德夫的自取名。太麻里溪、大武山、嘉兰部落，这几个地方勾勒出了胡德夫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也是胡德夫的音乐与生命之源。

    ③20世纪70年代，当台湾人都在学唱美国歌曲时，胡德夫却与李双泽、杨弦等人一起收集整理台湾原住居民音乐，开始谱自己的曲，写自己的词，表达自己的感情，在台湾掀起了一股本土音乐创作热潮，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为“台湾民歌运动”。

    ④“台湾民歌运动”影响了台湾乃至整个华语乐坛，促使台湾一直稳居华语流行音乐的中心，很多音乐人都是受此启蒙而开始歌唱历程的，包括罗大佑、李宗盛等人。发起这场运动的李双泽、胡德夫、杨弦，三个人里面，李双泽英年早逝，杨弦旅居美国，只有胡德夫唱到了现在。

    ⑤有乐评人曾这样评价胡德夫：他是天生的歌唱家，他的音乐大多建立在对大自然的礼赞上，淡化了风花雪月、情爱缠绵的流行音乐元素，更多的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并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饱含对社会的情感关怀、对土地深沉的爱意以及对人生的深刻省思。

    ⑥除了歌唱家，胡德夫还有一个身份，“台湾原住民运动先驱”。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只会感叹的歌手。作为一名台东卑排族人，他目睹了原住民所遭受的种种不公，便着力为他们争取平等与权益。

    ⑦1980年，他参与创立了“原住民权益促进会”，担任会长，发动“还我土地”大游行。在经历与观察到原住民在社会边缘的悲情与苦痛之后，他全力创作，为原住民发声。海山煤矿灾变，目睹同胞受难遗骸，创作了《为什么》。

    ⑧此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参与原住民运动，并以《美丽的稻穗》《大武山美丽妈妈》等歌曲演唱与参与各种社会运动。这些被台湾各个年代的人誉为“自己的歌”的民歌，见证了30年台湾民主历程，歌中的“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承载着几代人对这片土地的复杂情感。

    ⑨胡德夫为原住民发声而屡受当局打压，迫使他重回故乡大武山嘉兰部落，沉寂了10年。2005年4月，胡德夫带着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匆匆》归来，获得台湾流行音乐百佳专辑第2名，歌曲《太平洋的风》获2006年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年度歌曲。2011年，第二张专辑《大武山蓝调》和他的原住民歌唱团队震撼了海峡彼岸的听众，在第13届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中获得了“最佳民谣专辑”和“最佳民谣歌手”两项大奖。

    ⑩从大武山山谷里牛背上的孩子到太平洋海边迎着海风歌唱的老人，胡德夫把时间长河里留在自己身上的印记一概抹除，他一边沉思一边从容地趟过这66年，最终把海浪般翻涌的时间归还给了屹立不动的大武山。就像白岩松评价的那样，胡德夫的歌声里，听得到“岁月与山河”，以及“一个男人所走过的路”，他用音乐表达自己的人生哲学，讲述沧桑的岁月与经历；他沉思着，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什么才是永恒；他诠释着，在沧桑变幻的岁月中，一个男人该怎样歌唱。

【链接出来】

    2016年12月17日，由《时代人物》杂志、时代人物研究院和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共同主办、华山论剑西凤酒总冠名的第七届时代人物年会2016年度“中国绅士、东方淑女”颁奖盛典在西安隆重举行，台湾知名音乐人胡德夫上榜2016年度“中国绅士”。其获奖颁奖词为：长得像流浪汉，唱得像吟游诗人。一曲乡愁，开辟一个时代；一腔悲悯，抚慰几代孤魂。他是歌手、导师，也是民运先驱，他的人生不仅有音乐，还有爱、情怀以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

我的父亲俞师傅

俞宁

    父亲精通旧学，骨子里却是个新式的知识分子。有人称他俞先生，有人叫他俞教授，近来还有人说他是某个领域里的“大师”、“巨匠”。只有我才知道父亲最喜欢人们怎样称呼他。

    大概是1974年，我和父亲从北师大主楼西侧往新华书店旁边的理发馆缓缓而行，迎面飞来一辆半旧的自行车，骑车的人左脚鞋跟蹭地代替刹闸停了下来。用沧州一带口音问候一声：“俞师傅，干嘛去？”嗓门之大，震得我耳鸣。父亲也用那种口音回答：“韩师傅，理发去。”说完二人点头一笑就各奔前程了。我问父亲：“这是谁呀？怎么叫您师傅？”父亲说，那是中文系的一个青年教师，“他干活有力气，是把好手。”

    大学教师、有力气、劳动好手……不知道21世纪的国人是否会觉得这事有些难解。

父亲1958年初被错划“右派”后就必须用劳动来“改造思想”。到了“文革”，父亲的工作变为打扫主楼六层走廊加男女厕所的卫生。

    1966年老舍在太平湖投水，那时父亲正在接受“疾风暴雨式的批判”和“劳动改造”。我生怕父亲会受他的启发，弃我而去。未满十一岁的我连问带摸，找到了太平庄师大的主校园，又摸上了主楼的六层，一眼看见父亲正用拖把很努力地擦拭着走廊的水磨石地面。我拉了拉他的后衣襟，他转过身，也不问我为何突然到学校来找他，指着地面说，“你看，你看！是不是跟镜子似的？嘿嘿，甑亮！”说罢还给我示范劳动程序：先在左边墙角与地面的交接处狠狠地前后擦两次，然后横抡三下，从左墙根擦到右墙根，再在右墙角与地面结合部前后狠擦两次。“横三竖四。这是我总结出来的擦地秘诀。”父亲很骄傲地告诉我。

    1971年和1972年之际，父亲参加了后勤基建科的劳动，砌院墙、盖房子。开始，后勤的师傅们让他当壮工，和泥、运砖。时间长了，父亲就从和泥搬砖的“小工”升级到上脚手架“跑大墙”的“大工”。1974年冬我到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当了一名瓦工，学徒三年，出师一年后，又升为二级瓦工。父亲的手艺不比我这个专业瓦工差，在细微的地方，甚至比我强。一次他指着一所平房的墙角说：“这个角儿，是我把的。”把角儿的“把”字有把关的意思，是“技术含量高”的工作。我瓦用工匠的眼光考察了一下父亲把的角儿，父亲的活儿干得真地道！横平竖直不说，选砖对角十分细致，外加“游丁走缝”绝没有超过一公分的，根本看不出是非专业工匠干的活计。

    后勤的师傅们称父亲是“三级教授，四级瓦工。”我当时的感想是给他当儿子，实在是窝囊。他的古汉语知识是我望尘莫及的，现在就连我的专业瓦工，他都要略胜一筹，给儿子留个饭碗行不？恢复高考以后，我报考英文系，就是想躲开他的强项，给自己找一个发展空间。没想到，多年以后我到北外读研究生，发现两位全国顶尖的英语教授，一个专文学，一个专语言，都比不上父亲那口纯正的剑桥音。

    一次父亲忽然问我：“你懂什么叫师傅吗？‘师’字好懂，‘傅’字就有点儿微妙了。”说着就开始给我细解“傅”字的来龙去脉。对于父亲拿手的训诂之学，我是一窍不通。他当时给我讲的，我似懂非懂，父亲的大意是，“傅”字原是指侍弄花草的人。侍弄之外还负责展示花木，还要认准花木的优美之处并将其展示在世人面前。所以后来古代官职有少傅、太傅，都是培养太子、向世人展示太子才能和品质的官儿。作为师傅，一个人须有见识、肯于劳动、善于劳动并且无私地把劳动对象的优秀品质展示出来，而自己甘居幕后……

    父亲嘱咐我的话，他自己完全做到了。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学生三年饥荒时期到我家来补课，父亲掰开揉碎给他讲，补课之后，还把我们十分紧张的口粮拿出一些来给他吃。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还为一个学生的书写了序。那个师傅的概念，恰好是他生命的写照。我父亲引以为傲的事，是干哪行就能成为哪行的师傅。我很幸运，我的父亲就是我的师傅。

（本文选自《文史知识》2016年第12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俞敏先生一生精研语言学，学问博大精深，治学科学严谨，著述宏富。他通晓英、德、俄、日等多种语言，对梵语和藏语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汉语方言也很有研究，在语言学的各门类诸如语言学理论、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文字学、词源学、方言学、语音学等方面卓有建树，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

（“百度百科”）

“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

郭齐勇

    熊十力的一生与世俗浮浅习气决绝，鄙弃随波逐流、追慕声誉、震慑于权威的奴才性格。他说：“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盖欲有造于学也，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甘贫贱，忍淡泊，是非至苦之事欤。虽然，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这表达了熊十力的自立之道。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先生作为民族的哲人，虽生活穷困，却凭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发愤忘食，努力著述、讲学。

    此时的熊十力潜心从事哲学研究，住在重庆北碚穷乡破庙中，老来颠沛，愈加贫困，勉力握笔，阐释、发挥中国哲学精义。在流亡困厄之中，他仍神游玄圃，对于哲学创作，情有独钟。他确乎做到了“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

    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熊十力虽长年居无定所，饱受贫困、病痛的折磨，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在抗战年代，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写作了大量书札短论外，最主要的是拿出了两部巨著：《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这是他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结晶。

    熊十力一生有一个难圆之梦，就是由他自己来主持一个哲学研究所，可惜好梦难圆，原因在于经费问题无从着落。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资助，被熊十力拒绝了。

    就在1946年这一年中，熊十力曾两次退回蒋介石资助他办哲学研究所的经费。一次发生在是年春，熊十力从后方回到湖北，住在汉口亲戚家。蒋介石曾令陶希圣打电话给时任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让他送一百万元给熊十力办研究所。万耀煌派人给熊送去，熊当场退掉。来人说如不收下，回去不好交差。熊说，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熊某对抗战既无寸功，愧不敢当。

    这年6月，徐复观将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呈送蒋介石，蒋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两百万元资助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熊十力再次拒绝。他给徐复观写信“吾生已六十有二，虽不敢曰甚高年，而数目则已不可不谓之大，不能不自爱护也。何敬之先生款，既不办研所，自须璧还，否则将成笑话也……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奉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

    这一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熊十力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名誉、自尊和学术生命，保持气节操守，坚持独立人格。虽然他非常想办哲学研究所，但因是政府最高当局资助，他宁可不办，也不能拿这笔钱。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最后由徐复观把这笔钱转赠了他处。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著名哲学家，信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在哲学家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海内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蔡元培称熊氏乃两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更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道生、玄奘、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

《熊十力：一头特立独行的熊》

②说到著述，熊十力既不是同代学人中笔耕最勤的，也不是著书最多的，但如果说用心深细、用思艰涩，则又非《新唯识论》莫属。其第一稿撰写于学佛期间，此后，1923.1926．至1928年已经有4稿写出，经过1930稿直到1932年，才形成文言文本的定本；又经过12年的磨砺，到1944年方形成语体文本的定本。说到用心，在撰写《新唯识论》时，他曾为自己题一幅联：“道之将丧也，文不在兹乎？”，由此可见其人的自负与担当；说到心不旁骛，他在北大任教的数十年中，每周只上两节课，且只在家里上，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可见其用心之专与用力之勤。

（丁为祥《熊十力与＜新唯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