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与书为友的作家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与书为友的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于2015年6月14日下午突发心脏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80岁。作为文艺理论界的泰斗，童庆炳曾培养过该领域众多知名学者，莫言、余华、刘震云等知名作家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1936年12月27日，童庆炳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莒溪乡一个清贫的农家。读小学时，童庆炳常考第一名。1949年夏，童庆炳出乎父亲意料地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跨进了连城一中的校门。

    读完初一后，迫于生计压力，“家中老大”的他被父亲强令辍学回家，走上扛担挑柴之路。可他心有不甘，几次向父亲提出复学的要求，然而父亲毫无妥协之意。1950年的一天，他不顾一切拿起行李和几斤米，还有祖母给的送终钱——四块银元，离开家毅然朝通往县城的路走去，他发誓哪怕是当乞丐也要把书读完，要成为一个大写意的人。

    1952年，童庆炳初中即将毕业时，偷偷报考了邻县的龙岩师范学校，并且顺利考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战战兢兢的他一直等到一次父亲喝酒兴起的时候逼着父亲当着朋友的面写下一张字据后，才得以延续自己的读书生涯。龙岩师范学校的校风、师生关系以及教师们的修养，给童庆炳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他在这里不仅成长为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还爱上了读书和写作。

    1955年，师范毕业的童庆炳通过参加苛刻的保送大学的考试，进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遇上了黎锦熙、黄药眠、启功等一大批名师巨匠，这给了他充分深入研读经典的机会。

    1958年7月，童庆炳提前一年毕业，在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任助教。1961年开始“疯狂”地研读《红楼梦》。经过两年的潜心研究，童庆炳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论文：《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论文在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之际，刊载于1963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红楼梦研究专刊”。这篇论文发表后，童庆炳受到了学界的注意，他也被调回中文系，开始了教学研究之路。

    1963年9月，童庆炳被教育部派到越南国立河内师范大学任教，讲解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课程。教学过程中，他重新注译了屈原的《离骚》，还系统地钻研中国文学史，为学生编写了深入浅出的讲义，此外还编写了几十万字的作品注释。那段日子是紧张、劳累的，他却视之为一种精神享受。

    1967年9月，他又被派往阿尔巴尼亚的国立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任教。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告诉他，图书室就在地下室，带一把改锥和一个手电筒就可以进去了。于是，他在午休时间溜进了那个不大的地下室，顺着手电筒的光线，看到了《鲁迅全集》《诗经》《楚辞》《左传》《史记》等书籍以及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选集，还有歌德、席勒、海涅等作家的经典作品。与这些书籍为友，童庆炳觉得自己空前的“富”。

    1970年夏天，童庆炳回国。回国后，他烧了一年锅炉，“靠边站”①了一年。这又给他创造了一次自学的良机：当时，北师大图书馆已经允许借书，童庆炳基本上每周或每半个月都会借一次书。他的床头、桌上和枕头边永远摞着一尺多高的书籍和读书卡片、笔记本。

    在童庆炳的夫人曾恬看来，如果说在越南教书时，童庆炳所看的书相当于让他读了个硕士的话，那么，在“文革”期间，他等于是读了个博士。

    多年的读书、思考和探究，终于迎来了开花结果的丰收季节：1978年童庆炳发表论文《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1979年发表论文《再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童庆炳几乎是以一年一部理论作品的频率出现在文艺界，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出版了30余部著作，发表了近300篇学术论文，外加两部小说和一部散文随笔集。

    1985年，北师大文艺学开始招博士生和硕士，他竟不辞劳苦地超额带了13个，并且这些“童家军”经过他一丝不苟的调理和引领，如今基本上都成了中国文艺学界的中坚力量。教学中，他经常对学生强调，要用生命来投入，才能真正把学问做好。

    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童庆炳以提携年轻人为己任，时刻关心青年学生和教师的成长。1993年，在《东方丛刊》组织的“诗学大奖赛”中，王一川的论文得了一等奖，获奖金一万元；作为导师的童庆炳，他的论文只得了三等奖，奖金两千元。《东方丛刊》杂志社怕童庆炳不高兴，特意向他表示歉意。童庆炳在回信中说：“哪里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让我高兴的呢？三个奖，我们师生就得了两个！”

注：①“文革”这一特殊历史年代中的习惯用语，它是对当时有“问题”的领导干部采取的一种暂不撤职、免职但停止权力的内部临时性组织处理措施。

此生惟愿长报国——缅怀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记者：顾瑞珍 吴晶晶 胡浩

    经历了入秋以来最强寒流的北京，空气清冷，落叶遍地。

    31日清晨，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祖国和人民。

    巨星陨落，划过天际留下的是璀璨的光芒，钱老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的科学成就和爱国情怀却生生不息。

“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听到钱老逝世的消息，84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院士十分悲痛“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947年，庄逢甘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他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然而新中国的成立、祖国的召唤让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切优越的条件。

    1955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 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庄逢甘说，“他经常鼓励我们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在一次亲自到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授课时，钱学森发现，许多听课学生家庭贫困，连必备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于是，这1.15万元被钱老悉数捐出，用于给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在“万元户”还是绝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年代，钱老已捐款上百万元1994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100万港元；2001年，他又获得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也是100万港元这两笔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老就让他的秘书代他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在将奖金捐出时，钱老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老“不爱钱”，也不爱所谓的“名誉”“地位”和“待遇”——当年他毅然决然挥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等职，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名扬四海后，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

“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钱学森在多个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91年，他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又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

    在涂元季记忆中，钱老一生就激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老把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8226；卡门手里老师对他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老看到自己为中国人争了气，非常激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钱老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是钱老得知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也许，这三次激动时刻正是一位科学泰斗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老这么说着，也这么做着。

    涂元季说，钱老晚年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忆录，“他常说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我只考虑未来”。

（节选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09年11月）

一代史学大家朱希祖的痛与梦

    朱希祖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五四”前后的北大，“卯字号”的诸位名教授，可谓北大的台柱子。所谓”卯字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两只”大兔子”是陈独秀和朱希祖。四只”小兔子”分别是胡适、刘半农、刘文典以及林公铎。其实，陈独秀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还有一只”老兔”蔡元培。

    “中兔”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小兔”胡适。胡适初进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对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谈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叫好声一片，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朱希祖，而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当然，朱希祖这番话是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的。但另一位章门弟子黄侃就不同了，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黄侃公开讽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下部没有了。”引得学生大笑不止。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了中册，下册果然无疾而终。但这个小插曲，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

    对于学者来说，爱书、读书、购书、藏书、著书，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不与人物接，不为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可谓朱希祖为书而奔走一生的写照。

    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朱希祖那一代学人的头上。藏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几经颠沛流离，在飘摇的旅途不知何处可安身。自从1935年开始，朱希祖为他的藏书免遭兵燹而忧心奔走，寻觅安稳的、理想的藏书之所。从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一文可知朱希祖为藏书东奔西走的情形：”9月16日开始运书至徽州，暂存徽州师范学校。19日，先生返回南京处理事务，途中遭遇轰炸。20日，连夜抵宣城，督运书籍。10月2日，运书完毕，先生返回徽州。时上海战事，日趋危急，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决计迁屯溪，并由水路运书前往，存三门呈洪宅。后，先生又觉不妥，乃于18日至隆阜，与学生戴伯瑚商议，最后决定将书藏于戴震藏书楼，托戴伯瑚保管。”从朱元曙的记录来看，我们仿佛看到朱希祖先生冒着敌寇的飞机轰炸，风尘仆仆地穿行于皖南山区，忧心如焚地看护在路上的书籍，多次转移，直到认为绝对安全为止。

    1934年8月13日，朱希祖看报纸得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在陆军省被刺死，他在日记中写道：”永田为稳健派中心人物，激进派恨之入骨，故有是难。日本军人不服从命令，不守法纪，亦为中日将来之大祸，而吾国华北风云恐又将为彼激进派所掀动矣。”后来局势的发展，正如朱希祖日记中的预料。

    正是在中日战争的阴云下，朱希祖朱偰父子，开始对南京六朝陵墓进行调查。为何要调查六朝古墓？”杜外人之觊觎，扬先哲之耿光”。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六朝遗迹、石刻等，却湮没在荒草之中，无人问津。”爱国之情”加上”亡国之痛”，促使朱希祖、朱偰父子挑起调查六朝古墓的大梁。

    抗战爆发，避地巴山，客居重庆，这是朱希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日寇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严重危及学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940年5月28日，朱希祖日记六：”上午8时至国史馆筹备会办公，9时半回考选委员会，半途有空袭警报，10时半放紧急警报。敌机九十八架，分三次来袭，北碚、池溪口轰炸最烈，复旦大学在北碚，其教务长孙寒冰死焉，平民死伤二百余人……”这样的日子，是抗战时期客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

    1944年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一代史学家朱希祖遽归道山，”及身未见中原定”，他没有支撑到山河重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朱希祖的丧事“极一时之哀荣”。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各界赠送挽联三百余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余人，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实属罕见。国民政府颁发《褒扬朱逖先先生令》，赞其”生平专研历史，旁搜远绍，考证精勤。著述流传，成就甚伟。

（节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生于晚清，留学日本。作为历史学家，朱希祖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制定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②“九一八”事变后，尝恨民族败类在东北、华北、南京组织伪政权，又愤于日寇沿袭金人封张邦昌、刘豫故技，因而勾稽两宋史料，撰《伪楚录辑补》六卷、《伪齐录校补》四卷、《伪齐国志长编》十六卷，揭发敌人奸谋，揭汉奸秽迹，以昭国人，以明学以致用之旨。

“孤傲”俞平伯

    ①俞平伯1900年生于浙江湖州，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他出身名门，早年以新诗人、散文家的身份享誉文坛。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

    ②俞平伯一生爱好昆曲，而这爱好又与他的爱情有关。1917年，俞先生与许宝钏结成秦晋之好。许家都是昆曲爱好者，许宝钏之父许引之是业余昆曲家，许宝钏的姐姐弟弟也喜爱昆曲。尤其是许宝钏，扮相漂亮，嗓音又好，唱起来字正腔圆，并且能填词谱曲。

    ③20世纪50年代中期，醉心于《红楼梦》研究的俞平伯先生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遂淡泊了政治，对昆曲的兴致愈来愈浓。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便专门请来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俞平伯与许宝钏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了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着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

    ④1956年8月，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和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人的帮助下，俞平伯第二次发起昆曲结社，这就是“北京昆曲研习社”。研习社成立大会在俞平伯的家——老君堂召开，他亲自拟订了《章程》和《同期公约》。研习社做的最有影响的工作是对《牡丹亭》的改编与排演——俞平伯与弟子精心整理校订，全体社员通力合作把《牡丹亭》推上舞台，1958年10月2日在北京试演了一场，周恩来总理亲临观看了演出。俞平伯生性耿介孤傲，不善应酬。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上台与大家合影，却找不到俞平伯，后来发现他是上台了，可是他取了自家的三弦又下去了，总理笑他书呆子。1959年10月，《牡丹亭》在长安戏院演出了两场，北京昆曲研习社也成为当年唯一参加国庆献礼演出的业余社团，这是昆曲演出史上的一件盛事。演出结束，文化部的一位高官来看望俞平伯，俞先生不说话，只抽烟。高官问：“身体好吗？”答：“嗯。”高官说：“我们走了。”答：“嗯。”既不客套，也不送客。

    ⑤“文革”开始后，一些乌合之众冲进俞平伯的家，从老君堂抄走了大量书籍和研究资料。后来又将其集中到学部的“牛棚”办学习班，把他的书挂在墙上批判。俞平伯在“牛棚”里依然从容，每天给夫人写一封信。造反派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让他敲着锣走在游街队伍的第一个，他也淡然处之。

    ⑥从“牛棚”放出来后，俞平伯全家被赶到一个小房子里居住，工资也被扣发，只有少许生活费。1971年1月，作为被特殊照顾的老知识分子，俞平伯夫妇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

    ⑦1972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有关部门不得不给俞平伯调整住房、补发工资。一天，几个人提着皮包去给俞平伯送钱。俞先生点完钱后不慌不忙地问：“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来人都很惊愕，说：“没有利息。”俞先生说：“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钱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常识。”来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俞先生说：“其实我并不在乎那几个钱，我是对有些人信不过，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担心他们从中贪污。”说得几个人面红耳赤，狼狈不堪。

（选自《名人传记》2012年1期）

步步向生，时时可死

    “我还有十年的世寿，我要全部用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2006年，叶曼老师如是说。

    北京时间2017年2月15日，叶曼老师于美国洛杉矶往生。享年103岁。大德离世，人天共悲。记得叶曼先生曾说：“唯有有智慧地度此一生，方才不辜负来人间走了一遭。”纵观先生此生经历，应当对得起“不负此生”一说。

    叶曼女士，原名刘世纶，1914年生，祖籍湖南。她6岁以《左传》开蒙，1935年，被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特别录取，就读北大法学院经济系，后曾任辅仁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世人尊她为“当今世界极少将儒、道、佛文化融会贯通的国学大师之一”，其传承国学各类经典课程数千讲，并著有多项著作文集，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

    叶曼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她却对佛教非常反感，认为它只是士大夫阶级的另外一种消遣品。8岁那一年，叶曼开始吃素，她之所以吃素是因为怜惜那些被宰杀的动物，从此下决心不再吃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她吃的并不是佛家素。这样的食素，她一坚持就是15年，直到“抗战”开始，离家出外的她才停止食素。

    对于周遭事物存在的原因和人生的来处与去向，叶曼从小就有许多疑问。但是列强入侵，国难当头，她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在一些超现实的问题上。上大学后，受到北京大学思想自由氛围的薰习，叶曼慢慢地又开始注意到超自然的问题。她开始试着用逻辑的方式，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推论人生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活的问题。但她并没有从中找到答案，于是逐渐回归到了东方思想，进而靠近宗教范围。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叶曼认识了南怀瑾。叶曼问出了她一直想知道的“人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的问题。南怀瑾告诉她这是许多人共有的问题，它的答案就在佛法里。叶曼开始跟随南怀瑾学习《楞严经》．之后的几年里，一遍又一遍地研究《楞严经》后，她才发觉，过去自己把唯识误认为是士大夫阶级的消遣品，竟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好的东西。

    大学毕业后，叶曼与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同学，当年的全科状元田宝岱结为伉俪。后随身为外交官的夫婿，作为大使夫人辗转于美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地驻外总计二十五年，后旅居美国洛杉矶。叶曼接触过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西方宗教，后并研学佛教、道家、儒家多年，对东方和西方文化、哲学与宗教有独到的见解。中年为明了生死而学佛，先后师侍南怀瑾先生、陈健民上师等。

    六十年代，叶曼为传播中国儒、道、佛三大文化在台湾成立“文贤学会”。

    七十年代，在美国洛杉矶位于哈冈的家中成立“文贤书院”，每周六免费开讲《四书》、《道德经》、佛教的故事等课程，身体力行，为海外侨胞讲说中国文化，期待能带动更多修心向学的风气。

    八十年代中，叶曼曾代表中华佛教居士学会（台湾），当选世界佛教友谊会副会长，期间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戏剧性的相识，让他们成为挚友。后经朴老邀请到北京拜访北京云居寺时，发现云居寺已在日本侵华时被毁损，当即发下宏愿，要重建云居寺。1990年，叶曼来往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共筹得三十二万美金善款。其中三十万美金捐赠用于重建云居寺，受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以及十世班禅大师的接待，朴老也特意作一条幅赞其功德。其余二万美金捐作云南以及贵州兴办希望小学，迄今为止，已建成十三所文贤希

望小学。一九九二年，叶曼获得世界佛教协会及二十七国代表参加的佛教大会赠予的金奖。

    叶曼曾任辅仁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妇女杂志主编，并以叶曼信箱为读者所称颂。其丰富的东方与西方人生经历、通达的处世态度与洞察人性的智慧，在家庭、爱情、婚姻、信仰等人生目标与问题的抉择上，为现代人传道解惑。蔼蔼学者的风范和对国学的了解，更让她成为无数海内外朋友的精神导师。叶曼传承国学各类经典课程数千讲，并著有多项著作文集，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2006年11月，叶曼先生曾接受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节目专访，回顾自己早年求学、中年向佛的经历，并说曾有大师预言自己能活到103岁，希望能把预言中的后十年过好，努力工作成就心愿。

    “人生犹如演戏，即使我是跑龙套的，也要跑好。”这是叶老的一句话。这句话背后则是她90高龄后还在做着很多事情，在为自己未了的心愿奔走。

    今天，大师离我们而去，但大师的智慧及风采长存世间。愿叶曼老师往生极乐，愿您乘愿再来。

女校长的刚烈

王开林

    民国史上，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师范大学女校长，杨荫榆是不可忽略的。

    杨荫榆出身书香门第，1907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嗣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1913年，她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她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她在获派之列，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22年，杨荫榆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究，受到章士钊的赏识。两年后，她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也许是不幸的婚姻遭遇破坏了杨荫榆的心境，这位被人咒为老孤婆灭门妇的女学究性格刻板，遇事较真，一点也不通融，总给人一种捉摸不透和格格不入的感觉，再加上他一次离婚、两次留洋的特殊经历，当时，一般男女都对她敬而远之。

    身为大学校长，杨荫榆强调校风校纪，反对女生分心于功课之外，这并无大错。但她昧于大势，不知权宜变通，办学手法欠缺灵活，独开招怨之门。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婆。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招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4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命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菜、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息公愤。

    平心而论，在安稳的时期，杨荫榆何尝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可是他身处乱世，劲敌太多，政治上歧道纷出，尤其令她无所适从。她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荒废学业，用心是好的，处理方法却是糟的，引警入校，使对抗骤然升级，尤为不妥。

    鲁迅对杨荫榆的打击绝对具有毁灭性质，使她身败名裂，从此与反动一词有了洗脱不净的干系。她羞愤出京，回苏州赋闲。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再作冯妇，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声名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更谈不上应有的尊重。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反革命分子，弄得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整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探沸汤、如坐针毡。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行累累。当时，杨荫榆居住的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冰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认为：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抗战期间，在前线杀敌与在危城斥敌，同是英勇壮烈的举动，何况杨荫榆一介妇人毫无惧色，为了争取自己正当的居住权而据理力争，正气凛然地痛斥气焰万丈的日本兽兵，丝毫也不逊色于任何一名热血男儿。她晚节无亏，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也值得敬佩。当代作家陈群写过一篇文章《杨荫榆之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抗日，有各种方式，有拿枪的，有徒手的，有杀敌的，有斥敌的，杨荫榆的行为，不愧是抗日英雄的行为。听闻此言，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的杨荫榆应该可以略感欣慰了。

（选自《读者》2013年第2期，有删改）